中國興漢革命黨綱領
制訂人:漢瑞
(本黨綱修訂於2017年6月4日。)

本黨定名為中國興漢革命黨。
中國興漢革命黨是中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革命政黨。
中國興漢革命黨是中國主體民族和中產階級的舵手,代表中國主體民族和廣大中產階級的利益,我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推翻現存專制政權。
本黨自首任總裁羅漢瑞創立以來,全黨同袍在實現民族國家的理想下,無時無刻不以致力於民族復興為奮鬥目標。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本黨雖曾遭遇過諸多挫折,但在全黨同袍們同心同德,團結一心的努力下,本黨都能絕處逢生。
當前中國局勢正在發生巨大變動,中國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空前的社會矛盾及民族危機,共產勢力已經沒落,這是本黨實現理想,恢復民族國家的機會。
本黨結合國內及海外具有漢本位思想的熱血同胞為黨員,致力於復興漢族、復興漢文化,致力於聯省自治運動。
本黨鑒於民主政治的觀念,改造中國為民族(主權在漢)、民治(民主自治)、民享(言論自由)的文明社會。
本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分裂國土,共同為漢民族整體利益而奮鬥!
中國自古是以漢民族為主導地位的國家,中國歷史應當以漢族為中心,否定蒙元、滿清的合法性,蒙元和滿清是中國的亡國史。蒙元、滿清對漢族進行奴役,建立殖民政權,他們對中國的侵略,奴役和破壞是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原因。
本黨的最高理想是改造中國為民族社會主義社會,在那個社會裏,人們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平等的,不會有人壓迫人的現象和貧富不均的情況,也不會有現在正橫行於市作威作福,危害民眾人身財產安全的黑惡勢力,那時社會上所側重研究的不是如何制造毀滅性的殺人機器,而是如何改善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如何延長人們的壽命。
本黨采取群眾運動和軍事運動相結合,將群眾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漢本位主義,以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為我黨的首要政策。
凡是接受本黨的綱領和政策,願意忠於黨,不分性別、民族,經兩名黨員介紹,均可成為我們的同袍,但在加入我黨之前,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綱領之任何黨派的關系。

我們要達到上述目的,首先必須完成下列任務。
一、出版宣傳黨的政治思想和路線政策的報紙及書籍,以便吸收更多仁人誌士加入我黨革命陣營。
二、加強組織工作,大力發展黨員,發展外圍組織,擴大本黨的影響力與健全黨組織。
三、通過和平或暴動的方式推翻現存的專制國家,建立全新的民主國家。
四、共黨內那些盤踞著要津,騎在民眾頭上無惡不作的黨首和他的心腹爪牙是我們革命的對象。
五、全社會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的人們,都是我們革命的動力,其中我們尤為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積極作用。
基本綱領,我們的基本主張如下:
一、建立華夏民國,結束一黨專制,貫徹政治民主化,實行聯省自治,建立聯省制國家。
二、漢民族是中國的創建者,領導者和絕對主體,其他民族只應當以少數族裔形式在中國存在,推翻多元中國論和偽中華民族論,改造中國為一個漢族主導的民族國家,各少數民族有接受漢文化的義務。
三、廢除西藏內蒙新疆寧夏廣西民族自治區,改為正常省份,取消少數民族優惠政策,這種民族自治區只能使各少數民族與漢族從聯合走向分裂,只能使各少數民族只有自我意識而沒有統一的國家意識。
四、全面復興漢服,再造衣冠上國,將漢服作為華夏民國國服,並復興漢族傳統的建築、禮儀、節日、 藝術、婚禮、風俗。
五、將本土道教定為國教,反對外來宗教對華夏的入侵,尤其是基督教、伊斯蘭教。
六、反對買賣婚姻,反對墮胎、同性戀反傳統倫理的行為,恢復妓女行業合法化制度,使妓女行業成為社會正當職業,妓女行業應受法律保護!
七、原則上反對移民,但對於以婚姻為目的移民中國的外國女子或男子,以及對華夏提供資金、技術等或有特殊貢獻的外國人可接受歸化。
八、整個東亞與東南亞是中國傳統勢力的範圍,在此區域內中國應當取得領導地位。
九、在世界範圍內加強漢文化的對外輸出,擴大漢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推動漢學普世化。
十、嚴禁黑人無限制的遷居中國本土,反對漢族男女與其通婚,漢族男女需保持血統的純正。
十一、鏟除表決機器似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有名無實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建立真正能夠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權力機構。
十二、堅決反對中共把馬列主義強加給青年洗腦的所謂指導思想,開放青年思想。
十三、解除報禁,保障民眾言論開放,保障新聞、學術、媒體、言論出版、秘密通訊、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的自由權利。
十四、取消戶籍,國民身份一律平等,不受戶籍限制。保障民眾的遷移自由及人身和住處不受侵犯權利,保障民眾選舉權和其他政治參與權利。
十五、實行十二年義務教育,高中初中小學生完全免費。
十六、廢除高速費、旅遊門票費。實施八小時雙休工作制及保障工人利益的勞動法。
十七、反對任何形式的全盤西化,但不反對政治民主化,堅持漢本位的基礎上對西方借鑒。
十八、廢除計劃生育,改為鼓勵生育,施行人性化的正常生育,維持漢族人口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
十九、實行聯省自治,容許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憲,依照省憲自組省政府治理本省。並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議院,制定聯省憲法,建立聯省制民主國家。
二十、實行司法獨立,懲治營私舞弊瀆職怠政,法院不被任何政黨或政府官員所領導,任何人貪汙受賄,均要受到法院逮捕。司法不獨立,官官相護,貪汙受賄鏟除不盡。
二十一、實行立法民主,省長、市長沒有市政建設和辦公物品采購的決定權,涉及財政支出的所有項目均由省、市議院集體討論、審議和決定。省長、市長只有執行權而沒有決定權。
二十二、實行新聞自由,政府官員由媒體監督和制約。
二十三、實行軍隊國家化,貫徹軍政分離原則,軍人應保持政治中立,不得幹涉政治,不得參與黨爭,軍人職責在於保衛國防,並確立國民和政府對軍隊的控制權。
二十四、鑒於中共三年大災荒期間,人民手裏沒有槍支武器而無法反抗暴政,幾千萬底層人民被活活餓死,於是本黨要求開放槍禁,底層人民有持槍推翻暴政的自由,有持槍抵禦外敵入侵的使命,更有合法維護自己不受黑惡勢力欺壓的權利。
二十五、開放黨禁,結束中共一黨政治,允許民眾自由結社,允許民眾自由組黨。
二十六、肅清貪官,沒收其財產,以救濟社會底層窮困民眾。
本黨的領導者,誓為完成上述目的而奮鬥!


目录



第一篇 中国兴汉革命党
第二篇 世界共产主义的崩溃
第三篇 在农村得到的感悟
第四篇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第五篇 民族社会主义宣言
第六篇 中国兴汉革命党宣言
第七篇 中国兴汉革命党革命方略
第八篇 民本论
第九篇 毫无人性的计生恶政
第十篇 中国需要打造中产阶级
第十一篇 汉本位论
第十二篇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
第十三篇 中共是后清论
第十四篇 漫谈中国的民族问题
第十五篇 揭露中共残暴的发家史
第十六篇 揭露中共长征是逃跑还是北上抗日
第十七篇 大一统思想的危害
第十八篇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的千年噩梦




第一篇 中国兴汉革命党


当前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较量,社会的各个阶级在酝酿革命的火种!
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戴假面具,满口为人民服务一肚子自私自利的百万贪官,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看风头不对,就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合家欢乐去了。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一群贫贱不能移的人民。
当今中共和满清非常的类似,第一点是思想控制、舆论钳制、有经济改革无政治改革,中共大肆吹捧满清的历史功绩和成就,将旗袍马褂当做中国传统服饰(甚至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公开穿着),用满清的方式祭天祭孔,还有电视里一波又一波的辫子戏。中共非常让人不爽的民族政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再加上中共的种种弊政、官场的腐败与满清腐朽的政权非常相似。
第二点,是隐藏的比较深的原因,也是如今中共想要极力淡化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共不仅得国不正,而且其来源和其思想纲领都是来源于前苏联。中共的起源,来自于前苏联的马列主义,其根本的文化思想乃是马列之道而绝非源自中国汉文化。1949年后,中共对汉文化的破坏程度比当年的满人更甚,华夏文明遭受到了近乎灭顶的灾难。之前蒙元满清和小日本没做到的事,中共统统都做到了,而且比他们更彻底。烧了你家谱族谱,砸掉你祖宗的宗祠,毁掉你老家的孔庙,废弃传统道德礼仪,破除所谓的“四旧”。其篡改历史的功力也丝毫不逊于满清,尤其是对1911年之后这段历史的的篡改程度,令人发指。
蒋介石说过:“若亡于日本,则尚可做亡国奴。亡于共匪,则做亡国奴而不得。”
事实证明,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汉文化的受破坏程度,没有比中共严重的。但如今的汉人正在被外来政权所统治而不自知,这是汉人的悲哀!
古人说胡虏无百年之运,要理解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先得理解什么叫胡虏,胡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外来的不是本土的。这句话可以这么解释——外来的文化和政治在中国是存活不了多久的。
看看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是德国的马克思等人所“创造”,它本来就不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所以共产文化被称为“胡虏文化”这一点也不为过。纵观马克思其人一生,他只知道看书写著作,既没有到码头当过小工,也没接触过下等人,所以他根本就不了解穷人的真实感受!其次,他也没有研究过人性,一个富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的与一个陌生的穷人共享他的地位和财富呢?这也就是当年希特勒特别仇视共产主义的原因。因为,希特勒他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下等人,他是从父母早死的少年成长为街头卖画的青年饱尝人间疾苦,最终才发奋成为国家元首的。所以像希特勒这种从小饱受疾苦,长大对权力疯狂追求的人灌输共产的思想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就不知道马克思的这种共产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现在来叙述我党发展的初期,并且再根据我得到的见解来说明“祖国”和“国家”的区别!
祖国,简而言之的讲,“祖国是指我们的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有着共同文化认可和生生不息的传宗接代繁衍至今而形成的一片固定疆土”。因此,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理念中,人们通常就把“一片固定疆土”称之为祖国,并赋予这片疆土生生不息和传宗接代的特殊含义予以崇拜、爱惜和捍卫。更具深意的是,人们又把祖国比喻为母亲,而母亲又恰恰是繁衍生命最直接的载体寓意。所以,“祖国阿母亲”的比拟情感流露,就是人们对祖国热爱的一种表现形式,通俗地讲,爱祖国是一种没有政治含义的人性本能主张。爱国主义的对象是“国”,国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祖国,二是国家。祖国和国家是有区别的,祖国是一个地域、文化、历史、宗教,有时是民族及人种的概念;而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机构。 从行为上对待祖国应是无条件的建设她、美化他、富饶她、丰富她;对待国家就应该是有条件的,如果他好,就支持他、改良他、完善他;如果他不好、很糟,就改造他、对抗他、推翻他。这就是祖国与国家的认识和区别。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机构。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在人类学意义上,可以把国家分为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 在政治学意义上,可以将国家分为君主专制国家、君主立宪制国家、民主共和制国家。国家领土,在现在世界中是三维的:领土、领海、领空。
祖国是永恒的,而国家是暂时的!祖国是蕴藏着美好的可能性的,而国家往往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扼杀了祖国的美好可能性的。
几年前,我就向别人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国家和祖国不是一个概念。特别在一个没有民主的集权专制国家里,国家往往成为少数执政者操控的工具,被国家的执政者用来压迫剥削人民百姓。国家是可以通过改朝换代实行更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经过了无数次更迭,出现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并且一直过度到今天的国家。而祖国就不同了,他是人民百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域概念,具有长期的生命依存关系。比方说,今天生活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华裔,他们只能说中国是他们的祖国,却不可以说中国是他们的国家。因此,祖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中国人的祖国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以说,祖国毫无疑问属于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于这块土地人民百姓。
解释完了祖国和国家的区别,接下来谈论一下革命。
在一个革命事业的开始之时,起初都是由一个人勇往直前的做先行者,而后逐渐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同行者。
一场革命的政治意图,都潜伏在数百万人的心坎中,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才一步步崛起!
我们要恢复我汉民族的政治势力,第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应当先唤醒我们的民族观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唤起汉人的民族观念觉醒,必须要发动一场民族革命,以革命的方式惊醒那些正在沉睡中的同胞。
在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看清楚了我们的未来,就是必须唤醒汉人群众的民族意识。
(一)要使兴汉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就应当不惜任何重大的社会牺牲。
(二)要使群众民族化,决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和平手段表示所能成功的,只有毅然决然地全力集中在宣传上和行动上。
一个凡是要想得到民众拥护的政党,就必须知道用哪一种宣传才可以去争取民众的响应。
(三)如果我们为了目的,积极的指挥着政治斗争同时再努力于消灭民众仇视的敌人,则我们必定能够获得群众拥护。
(四)要使现在的商人工人,去接近民族主义的政党,其中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阶层的利益,而是政党领袖的态度。 那些工人商人对于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的话。那么可以使无数的工人商人转变为民族中的主力军。
兴汉运动,要使中国的工人商人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并且对虚伪的共产主义进行批判和厌弃。我们初期目的,是要使那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人们,改变他们视民族主义为极端的态度,来信奉我们的主张。
整个兴汉运动的方针,就是要结合群众,在群众的集会之中,通过演说的方式去说服他们,赢得他们的支持,要使政治达到兴汉运动的目的,唯一的方式,就在于武装夺取政权。
在党员增加的时候。必须要健全各级党部组织,这党部便是将来我党控制各地细胞组织。
我党的内部组织,应当依照下列的纲领;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于南方一地。
发展忠实党员,并建立实训基地,以便为革命做准备。
在南方站稳脚跟。党中央的权威已经得到了社会公认之后,于是再来成立地方党部。
一种运动的将来,是有赖于从事运动者的热血。他们把这运动当作正义的运动,并反对那些性质与我们相似的其他组织。
当前,除了少数的党员和极少数的汉本位者以外,都没有人知道我党名称。因此,要扩充当前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组织,吸收新的党员,使我党的名称在社会上乃至世界上有声望和影响力,就要走群众路线。




第二篇 世界共产主义的崩溃

在上个世纪1989年至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膛目结舌。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主,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垮台。伴随着共产主义政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四国的变革情况,四国在剧变过程中所具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①因经济困难导致政治危机;②面对动荡的政局,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妥协退让,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使反对派得以扩大势力;③反对派最终得逞,取得了政权。反对派夺权的方式有所不同。波兰等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民主德国是通过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而罗马尼亚则是通过流血冲突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替。东欧各国政权更替之后,德国统一,而南斯拉夫则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奇维那、南斯拉夫联盟五个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即捷克和斯洛伐克。东欧国家的剧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各国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转眼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0多年了。时至今日,真正导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内部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窃以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沦丧!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信仰的抛弃,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抛弃!
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企业、劳动者和地方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然而,被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们奉为经典的“斯大林模式”是早被列宁所摒弃的战时共产主义思路。自十月革命后,列宁开始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从1918 年到1920 年,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依靠自己创建的红军,在同白军和协约国干涉军的三年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同时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实验。列宁发现这种按照马、恩设想“试图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在实践中碰壁之后,就果断地坚持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的原则,从1921年开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两种思路:一是战时共产主义;另一是新经济政策。从列宁当时的论述来看,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否定。而且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就一种思路而言,并非权宜之计。它不仅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基本点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列宁1924 年逝世后,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没有沿着新经济政策思路继续前进,而是错误地延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思路,进而产生、形成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在半个多世纪的优胜劣汰中,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显露出来,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有人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有人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也有人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还有人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无论是斯大林搞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好,还是苏联上层“自我政变”也罢,归根结底是“和平年代”的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信仰”的抛弃,进而成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主要表现在:
一是党员队伍庞大鱼龙混杂。因为执政党,入党是做官的资本,许多不够条件的人纷纷进入党内。党员人数增加以后,党员的政治教育也放松了,甚至取消了。党员被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有许多党员入党以后甚至不如老百姓,党的形象被严重破坏了。
二是党的领导人的选择也降低了标准性,素质大大下降。从苏东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党的领导人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而主张实行多党制的。
三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享受特权,不断腐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破坏了党的自身建设。如原民德党最高领导人昂纳克,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子、女儿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一人当道,鸡犬升天。匈牙利的卡达尔虽然自己清廉,但周围的人都搞特权,腐化现象严重,从未得到过纠正。
四是一些国家高级领导层中,家长作风,专制主义十分严重。民德的物价问题早已暴露出来,上下一致要求改革,但昂纳克只说了一句“物价问题不能动”,一切再好的设想和建议都没有用。结果酿成了大祸。波兰许多老党员评价他们历届领导人是“有不同的优点”,但“有共同的缺点”,都是“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罗马尼亚更为严重,齐奥塞斯库任人唯亲,自己是党的总书记,夫人是政治局常委,二把手,子女亲友把持了重要部门,夫妻政治,家天下。大搞一言堂,独裁专断,一意孤行。1989年12月22日,齐召开党政军领导人会议,决意镇压群众,因国防部长拒绝执行命令而被枪决,结果参谋长和一批军官转而反齐,把他枪毙了,彻底反了。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抛弃,也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推手。对于宗教信仰,在全球范围内有两种共识:一种看法是,只要有人,宗教就不会消失。另一种看法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思想变得自由和独立,总有那么一天,宗教的历史使命将会结束,最终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然而,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人类,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一时半时离不开宗教信仰,尤其是现代社会,大家的思想都很空虚,没有信仰,有些人可能会患神经病或者精神病。铁的事实表明,天主教势力在东欧部分国家有着长期的历史影响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就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变质腐化、大搞独裁和个人崇拜,甚至禁止人民自由信仰宗教,这种僵化的宗教政策也是引发东欧国家产生尖锐矛盾,走向“剧变”和“解体”的根源。
信仰缺失,国家必然崩溃!
信仰沦丧,民族必然灭亡!








第三篇 在农村得到的感悟


一提起农村,一说到农民,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贫穷、落后、没素质,记得不久看到很多文章,说许多城里大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时,他们也感慨万千:农民做牛做马一样的劳动,还是那样的穷,谁叫你们要生在农村!你们没有读书,没有受教育,所以要贫困,中国的农村人口应该超过了八亿人,不可否认,中国至少有一亿左右的农民,可以说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他们的收入来源除了卖土地,租土地,还有是主要来自工厂的收入,他们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从某种意义来讲,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了,也不是靠种田种地来富裕,在大部分农村,因为贫穷,大部分青壮年都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破烂的道路,空旷的田野,田地荒芜,畜少人稀,大都只留下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中国内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农民在家种地,连维持生计都困难,一个年轻人如果留在家里,会被认为绝顶没有出息,农民宁愿进血汗工厂打工,也不愿在家耕耘家乡肥沃的土地,这只是说明农业是比血汗工厂更血汗的血汗农业,虽然说外出要受到岐视,各种乱收费,在血汗工厂打工,要忍受长时间的劳动,一般没有节假日,只有血和汗。但是总比农村要好,没有办法,农民只能认命!谁叫生在农村,谁叫你不去读书,但是每个农村人就算读了很多书,也很难改变贫困的局面,作为父母,每个人都愿意希望儿女读多点书,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多少人可以读得起书?农民虽然近来不要交农业税,国家还有一点点补贴,但是农资等猛涨,各种乱摊派,乱收费有增无减,结果是农民还是那么贫穷,改革以来,粮食涨价不到7倍,而农资成几十倍涨价,医疗成几百倍的涨价,教育成几千倍的涨价,微薄收入的农民能够让儿女读书吗?就算读得起,大多都是倾家荡产,农民就是把儿女培养出来,等儿女安排工作,要还债,儿女要结婚生子,要买房,农民等到有回报的那时候,农民已进入古稀之年了。可能有些农民还等不到享受的那一天!现在大学生不包分配工作的制度对农民更加的不公平,(我主张取消大学生不包分配工作的制度,取消公务员招聘的户籍限制)在包分配工作的年代,农村的大学生还能分配到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农村大学生由于受到地域和户口的因素,能当上公务员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说谁叫你生在农村!中国几千来到现在社会,对待农民都是岐视性的!孔夫子教导弟子就说,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现在的老师或是农民教育儿女大多都是这样说,你们一定要发愤读书,考上大学,否则会象农民一样没有出息。就是能连我们的公务员也是这样认为,你看看省,市电台,报纸,甚至电视台都是那样报道,某某贫困学生,艰苦努力,终于脱离了苦海,园了脱贫致富梦。某某困难学生,考上名牌大学的状元,终于飞出了农村!说明白一点:那是脱离了农村苦海,飞离了农村地狱!就是我们主流社会也是这样认为,回想以前的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说城市青年在农村浪费十年青春,我们先不说这句话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了,农民就低人一等.。农村就是地狱吗?可以说中国的农村当农民是一种无奈!中国的那些公仆一年不是花很多钱(听说一年花费3700亿)出国考察学先进技术和韩国建设新农村的经验,美国总统布什也是一个大农场主,他们的农业技术很先进,几个人可以种几千几万亩田,他们国家对农业投入很大,对农业的补贴也很重,很多农民都是大学生,他们当农民一点都不感到自卑,所以这些,我们的公仆都不知道学会没有?理会没有?记得美国有位前总统的母亲,一次她在家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赞扬她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但是这位总统母亲回答说,我还有一位伟大的儿子现在正在地里种土豆,从这件事来看,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要抱着那陈旧的观念?为什么要搞那么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什么把人民分成三六九的阶级?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计划,我认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我想解决农村问题,最主要是让农民真正增加收入,我想,有三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中央到地方干部的真心实意度和廉洁度,这也包含改变观念,就象前美国总统的母亲一样,不能把农村看作是低人一等。二、加大农村的科学和文化的投入,也要支持农村的乡镇企业建设,中国农民当粮食增产时,农民反而不能增加收入,美国是一个工业强国,也是一个农业强国,他们的科技化程度很高,美国的农民也有很多高技术人才,在美国,农民种出粮食,除了自给和出口,还利用高科学技术把剩余的粮食转变为酒精等环保能源,如果中国也这样的投入,农民还会有粮食卖不掉的结局吗?三、要给农民市场主体地位,农民没有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农村能致富发展吗?从中国的八亿件服装出口,只能换回一架空中客机。从电视机出口利润不到几元钱,从中国手机制造大国只有联想营利,其他都是亏损,核心技术全部控制在人家外国手里,我们的国家是否需要反思?我们的阶级观念是否需要改变?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多么深奥的古语,假如一个素质高的高官或者千万富翁,有一天他们沦落街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饥寒交迫,他会不会乞讨或者抢食物吃?













第四篇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度后,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采用中央集权的模式治国。这种治国模式是西方媒体,也是众多亲西方的人士不断诟病中国的材料。而且,很多国人都认为中国在最近200年来落后于西方就是拜这种模式所赐。
本人却以为,中央集权遭受诟病,却是中国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其它文明古国基本灰飞烟灭了,只有中国还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中央集权下产生的华夏文明使得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国家必须认同华夏文明,否则,很快就会被驱逐。
中央集权的特点是,地方必须对中央负责,中央可以对地方发布行政命令,对地方长官进行考核、任免等。中央通过对地方的控制让中国成为一个整体,就算是在国力衰弱时,地方想分裂出去,中央也会拼尽全力的来实现统一。
而西方采取的选举模式其实质是地方相对自治,因为,中央已经丧失了地方的人事权,更别说能高效的对地方发布行政命令了!一旦国家地区发展不均衡,或出现不同区域内百姓因种族、民族产生了矛盾,这种模式很容易使得国家分裂。
所以,中国还得保留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有利于抵御灾祸,这在过去是肯定的;因为它可以举全国之力。一定时期内,它也有利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因为,地方的权力来自中央,谁不听话闹别扭就不让他干了。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维护和加强这种制度。中央牢牢掌握着各级各类官员的人事任免权,设置各种分权牵制和监督的机构,甚至在行政区划上也费尽心机。
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有点严重的。尽管有的帝王知道“民贵君轻”“水载舟覆舟”,也告戒僚属关心人民从根本上是对统治有益处的,但各级官员多数只顾眼前的现实利益,唯上级是从,哪会把百姓放在眼里?百姓无权,人民的利益遭到漠视,必然产生矛盾;积累多了,便使社会不稳定,统治根基动摇。
古代帝王似乎觉得统治不能稳定久远只是因为中央集权得不够;除了加强之外,很少换个角度思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能只是特例。而且,中央集权往往跟君主专制结合,中央集权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基础,君主专制则必有中央集权,使全国各样权力最后集中到君主一人手中。
地方自治,则是地方有权。权力何来,一是来自地方割据,尚未形成中央集权而军阀在地方割据。这种军阀的权力就是土皇帝、军阀自己挣的、自己享受,这就是属于专制自治而已。二是来自当地人民:主权在民,人民赋予。这则与中央集权、更与君主专制根本对立,属于民主自治政体了。
民主自治政体的国家,认为主权在民,官为民选,而非自上任命。当然,如果片面强调民主、民选,个人权力就会不受限制、就会太大,就会别人无权、政府无权、中央无权。所以,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设计,既有地方分权,又有中央集权;既有民选(主要领导),也有任命(次要行政官员);既讲民主,又讲效率:最终体现为以法行事。
中国当代地方(包括中央)领导人虽为选举产生,但这种选举,谁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实质上还是官自党来。不仅如此,为维护一党天下,结果便成了有人所说的党主专制了。这是与民主相背离的,无法实现真正民主的。要民主,必民选,必须扩大地方自治,一扩大地方自治,问题似乎就来了:一怕乱,二怕分。当局舆论也一直以此来吓阻民主的推进。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如俄、美之大,仍为一统。只要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以法分配适当就行了。






















第五篇 民族社会主义宣言

要想了解我所提出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得要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开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相对消除贫富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均富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下不是没有贫富差距!社会主义也不能绝对消灭私有财产!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公有。在社会主义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自然会有贫富差距,但是这种贫富差距是通过劳动得来的,不是通过剥削得来的,在现实世界,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区别是,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均富,而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扩大贫富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雇佣关系,另一种是殖民榨取。不管其形式怎样,最终都会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垄断。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也很民主,那我会说,只顾个人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就是伪民主。
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公有制,这就是天下为公,但中共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大错误,这种错误在前苏联就犯了,就是没根据国家民族情况而实施公有制。由于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差距很大,就成了分配不公。而且还给予少数民族特权、各种特权政策,所以就成了牺牲主体民族的利益来满足少数民族的利益。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是大错特错,不顾主体民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是相当不符合现实的,也还是停留在那个空想阶段。苏联就是因为没平等分配、不顾主体民族的利益而最终灭亡,若中共还是不顾主体民族利益,打压汉本位主义,也等着赴前苏联共产党的后尘吧!
在国与国之间,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存在无界限的民主,始终都要以国家和主体民族利益为本。幻想什么民主,盲目的迷信民主是不务实的,前提是要以主体民族利益为根本,不顾主体民族利益的民主选举都是荒谬的,愚蠢的。把主体民族搞垮了,把中流砥柱搞垮了,什么民主制度都将维持不下去,国家必然衰落,继而大乱。
有人问我民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吗?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社会主义主张消灭资本,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我提出的民族社会主义则保护个人、企业劳动及经营而产生的私有财产,并不废除从事劳动和谋取财富的渠道。
民族社会主义对于经济制度的制定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之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的任何政策必须以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为基础,以政权的强力措施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得到体面的工资、优厚的福利、荣誉的地位,并捍卫其通过劳动获得的神圣财产。这一立场也决定了民族社会主义对于资本的独特处理。民族社会主义在经济问题上,保护个人、企业劳动及经营而产生的私有财产,并不废除从事劳动和谋取财富的渠道。资本拥有者因为其投资的风险性,进行经济活动谋取财富的合理性,理应得到相应的利润。
马克思社会主义主张消灭资本,从如今的实事证明,这一点明显是无法实现的,从各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统统变成官僚资本统治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张的荒谬。所谓消灭资本,只是马克思主义用来煽动贫苦工农暴力革命的借口,在那些马克思主义政党上台之后,原属资本家的资本又到了他们的手里,那些委员们过的要比资本家们还要滋润,这明显是一场骗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缺乏实际的操作性,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人民生活的贫穷及物资的极度匮乏,因为人民劳动的财富被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剥削殆尽。
当前中国,靠改革不行,改良更不行。只有革命。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官员腐败日益严重,治国要治本。只制约民众,不制约贪官的法律,是不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的,更不能阻止革命的发生!因为人民更向往财富的平等,哪怕是相对的平等,而不是天地的落差。中共几十年的积重难返,已经无法阻止暴力革命的发生!
我所提出的民族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高度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是民族文化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坚持带领本民族人民合理争取生存发展空间。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代表着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我们需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民主集权的民族国家,国家的所有人民必须要有民族至上的意识,把民族看成高于一切。民族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单一民族国家或主体民族代表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民族自决权,民族决定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利。要求本国民族才能取得居民资格,国外族胞想回国永久居住也可取得居民资格,要求非本国民族应视为侨民,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要求本国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供给工作及生活,要求少数民族不许损害主体民族利益,而受主体民族制约,对于少数民族搞分裂犯罪直接采取武力镇压,要求每个人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合理分配国营大企业利润,大规模改善民生设施和物质生活,施行适合民族的土地改革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全面推行汉文化,制定奖励体育运动的法律,禁止对国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文学。以“先民族后个人”为原则,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长治不衰,随着时间的前进永存于世界。总之国家主权在于民族,以主体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和不平等分配的特色社会主义远不能及的。

民族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社会,各得其所指每一个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规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加强劳动者积极性,得其所应得。各得其所主要包括一个社会能使社会成员各得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则、各得其位和各享其成。各得其岗,就是人有其岗,而且使人的能力与岗位相匹配,得到合理配置,各司其职,就是社会成员要具有职业精神,能够认同并恰当地承担自己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在其职尽其责,做好本职工作;各守其则,就是每个社会成员要具有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自觉遵循社会规则、角色规范和规章制度,以及合法的公共秩序;各得其位,就是社会成员应根据能力和贡献来获得相应的职位和社会地位;各享其成,就是社会成员既能合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使其付出能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回报,又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民族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即人与人之间在人格、权利、机会、规则和分配上平等,而机会、规则和分配上的平等是核心。
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发展的过程中,最终总是无法避免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 部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可以不用工作而获益,而劳动者的成果却不能完全属于自己, 这不仅不公平,而且当这种情况极端化时,就连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无从谈起。 因此,生产资料公有的要求,也就成为必然。 只有在一个公有制的社会里,生产资料为社会公共所有,凭借生产私有权的剥削现象消失,人们付出的劳动才能转化为个人的财富。同时,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劳动也将成为带来合法个人收入的唯一途径。 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社会结构的巨变。原有的剥削阶级结构将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中产阶层”的阶层。整个社会都将由这个阶层构成。 因此,在一切劳动成果归劳动者所有的激励下,社会生产力就可以突破私有制的局限,跳出生产力过剩的怪圈。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 而且由于剥削制度的消失,这一增长将不会再限于停滞和倒退。 这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最终战胜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推动整个中国社会进入到新的阶段。 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公有制不可能一夜间完全实现,而是一个曲折艰辛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两极分化。 然而在资产阶层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阶层的竞争,一方面使得失败者落入无产者的队伍,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的部分资产者,通过家族的形式进行数百年的积累,也必然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本着追求更多私有财产的目的,这部分资产阶级将会选择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式,即金融业。并且通过获得一国的经济权利,干预政治决策,使这个国家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围绕自己的利益运行。当被控制的国家连成网时,金融市场的控制权,也就落到了这些人手中。 这部分资产阶层,被称为权贵资产阶层。他们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存在也被历史所证实。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权贵资产阶层,无疑就是塔尖。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剥削制度,与皇权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对应关系。而权贵资产阶层,对应的就是皇权社会中的皇权。后者通过世俗权力控制社会财富,而前者通过对货币本身的拥有,也就相当于拥有了商品经济中货币所能购买的一切实物,同样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垄断地位。 而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皇权。相应的,若要迎来社会主义的曙光,就必须驱散权贵资产阶层的阴霾。 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统治阶层心甘情愿把自身权利交给比自己更进步的阶层。因此,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必然要从资本主义的统治阶层和资产阶层手中夺回国家权力,特别是经济权利,并且要让这些权力牢牢掌握在为民做主的政府手中,使政府成为社会绝对权力和最高财富的拥有者。 如此才能保证权力的集中,才能压制资本主义利益系统的极端自我倾向,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组织体的发展也对权力的集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然界中,低级生命体向高级生命体的进化过程,就是生命的组织模式由分散向集权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体的个体,即细胞,通过对自身部分功能的放弃,来形成具有专门功能的器官;生物的进化越高级,器官越多,就必然需要更发达的神经组织来协调各个器官的运行。最高级的生物——人,其大脑的发达程度,也是所有生物中最高的。 社会组织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正是组织模式由自由分权向集权垄断的发展过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也就必然要求更高程度的集权,来更好地协调社会各生产部门的工作,使得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权力的集中,还是实现公有制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当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集权便使得人民得以通过国家机器掌控最主要和最关键的生产部门,并推行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制度和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极端利己倾向被否定,剩余价值的取得也将受到极大限制,劳动要素将在分配过程中取得主体地位。通过劳动的付出,个体劳动者不再是纯粹的无产者,而是拥有实在的财富的中产阶层。当这些财富被投入再生产时,劳动者也就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尽管这些生产资料不一定服务于自己所在的生产部门。 这时的劳动者虽占有生产资料,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后者是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社会分化尚不明显的阶段性存在,而前者本身即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便是这一过程在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下的具体实现方式。它们的推行,使得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开始变化,劳动者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比例将逐渐上升。而当这一比例超过一半时,公有制在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便开始取得主导地位。 因此,集权的组织模式,不仅是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的手段,更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生产力的提升和公有制的实现的必经之路。 而集体的产生,则意味着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个体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原则组成集体,为实现这一原则却不得不放弃自身利益而成就集体利益,个体通过自我否定以建立集体是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高级博弈的必然结果。个体对自身权利放弃得越多,集体的集权垄断程度也就越高,就更能适应进一步的社会化大生产,个体也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为保障集权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从而保证个体的利益,必然要求个体遵循集体主义的原则,即听从集体的指挥,遵循集体的纪律,为维护集体利益不惜一切代价。集体主义,即是组织模式上的集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而当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时,集体主义就表现为民族至上主义。民族至上主义者认为,民族是永恒的,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暂时的,民族是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民族集体。
我们提出的民族社会主义区别于德国纳粹党希特勒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纳粹党极力宣扬种族优秀论、扩张主义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复仇主义,宣扬国家社会主义与反犹主义,为其国土扩张和战争政策制造理论根据。
纳粹党可耻的偷换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操纵病态的民族主义,演变成极端化的民族主义。纳粹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却与社会主义“开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背道而驰,主张通过对内独裁和对外侵略谋求发展,事实证明纳粹党是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终德国纳粹党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
自中共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妄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结果搞出了人民公社,让人民集体吃大锅饭,压抑人民各得其所各享其成的积极性!剥夺农民人身自由,牢牢把农民捆绑在生产队所谓的集体土地上进行强迫劳动。作为监工的队长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农民几点下地干活、几点收工吃饭,完全听命于队长。队长让你上午开工你就得上午去,队长让你半夜开紧急会议会,你就不准睡觉。农民只管像奴隶一样劳作,何时开工、何时收工,不知道,今年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公社委派的效忠于毛万岁的生产队长们说了算。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就是一个奴隶,它符合奴隶的所有条件:没有人身自由,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世代不能改变身份(农业户口),如果他逃出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流浪他乡或外出讨饭)则会被饿死或被关起来,或被当成坏人打死。受其荼毒和残害的是占国民大多数的几亿农民。人民公社制度就是野蛮罪恶的国家奴隶制。你们认为共产主义能实现吗?我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是马列主义空想的谎言。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在前苏联亡国亡党之前说过:“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而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
共产主义模式的人民公社曾经在中国实验了二十年,后来共产党由邓小平掌权,邓小平终于良心发现人民公社是开历史倒车,是不适应现实社会的,人民公社完全调动不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因为人性本就是自私的,只有各得其所才能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于是废除了人民公社,从此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便实行改革开放,高举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美其名曰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当,从当下社会现状中看,官员贪污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已经腐蚀着整个社会,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在目前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底层老百姓流行一句让人震惊的口头禅:“现在的贪官比当年国民党官还要坏100倍,以后革命算我一个”!这折射出底层人民群众无奈而又绝望的愤怒!他们感觉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付出,都与官僚阶层相差十万八千里。毕竟中国是有暴力立国的优良传统历史,失去民心者必然失天下。
年轻的有志气的同胞们,为了民族,前进吧!















第六篇 中国兴汉革命党宣言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政治上垄断权力,变相实行世袭制度,导致中国已经形成阶级固化,造成社会底层群体上升的通道狭窄。
经济上固守落后的打工经济,摧残民营企业和民族实业,使中国沦为悲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殖民地。
外交政策上外民优先,外民至上,出卖民族利益,给予外民(非洲黑人)在中国定居的特殊待遇。
文化上独尊马列那一套歪理邪说,束缚青年思想。文革期间毁灭华夏文明,颠倒历史是非,
够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革命不得不发动,改良与改革是没有用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在中国依然没有消失,现在愈发严重和加深。共党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世界各国的共产势力也都走到了尽头。革命是不朽的!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所有害人虫在我们怒吼的面前发抖,我们必胜!直到永恒!全中国的同胞们,为了我们更好的生存下去,团结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十三亿汉族同胞崛起,从今往后要用尽我们一切力量驱除胡虏,光复华夏,重建民国,还政于民。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唤醒汉人同胞的民族意识。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惩治贪官,要求司法独立。我们要深入群众,壮大反腐力量,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人民战争,让中国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完全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我们要开创一个河清海晏、乾坤朗朗的新时代!
已经觉醒的汉族同胞们,不愿受共党贪官奴役和欺压的人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消灭腐朽没落的共产势力,团结起来建立我们自已的政府,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只有团结才能消灭一切敌人,才能真正创造我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全国受欺压的中产阶级赶快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推翻当局权贵的腐朽统治,建立起一个民族民选民享的华夏民国。动员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同敌人奋战到底。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平等,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打击徇私舞弊渎职殆政的腐败官员,反对拆迁暴力强拆,反对城管暴力执法,废除计划生育等社会上存在的所有暴政,施行与民休息的合理政策,施行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取消户籍限制,控制房价物价,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福利,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捍卫中国领土的统一,保持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取消中共对人民施行的苛捐杂税,积极号召青年们踊跃参加华夏光复军,拥护我党的领导,推翻腐朽没落的共产势力。
我们坚决要消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反人类的毒瘤,以前很多人认为中东的伊斯兰国是极端的伊斯兰宗教组织是对伊斯兰教的曲解,但是后来我们都发现了事实,他们是彻彻底底的贯彻了伊斯兰教法,这一点,全世界的媒体基于所谓的政治正确而没有写出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温和穆斯林,只不过在中国这种集权的国家伊斯兰教才变得温和一点,而历史上的各个国家始终牢记一条千年来的教训:国有难,回必乱!而且这无数次被证明了。
















第七篇 中国兴汉革命党革命方略

华夏光复军宗旨《光复以汉本位为史观的华夏祖国,建立以汉民族为主导的民主共和国》
一、驱除胡虏
我们汉人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将马列、伊教、满遗、黑鬼等外来胡虏一并驱除消灭,马列即是共党,它原本是外来货,并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我们汉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党用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邪说批判并压制了汉民族近百年之久,用批判的宣传来离间汉人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想在汉人的心中把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明消灭掉,用外来的马列主义给我们汉人洗脑,强迫我们汉人信仰外来的马列主义,把我们汉族的传统文化和骨子里的民族主义思想阉割掉,由外来的马列主义取代,用它来控制我们汉人的思想、言论、行为,风俗。外来的马列主义沾满我们汉人的血,计生恶政欠下我们汉人无数血债!十年文革导致了我们民族的本土传统文化被消灭和文明衰落,现在我们汉人不过是外来马列主义文化的奴隶,是行尸走肉。所以我们驱除胡虏,光复华夏。
二、光复华夏
当今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日本的民族服装是和服,韩国的民族服装是韩服,我们汉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有13亿人口。中国有56个民族,其他55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但很多汉族人却连自己的民族服装都不知道,这说明汉族是一个民族意识的民族,我们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去唤醒自己的民族,我们祖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古就是衣冠上国,礼仪之邦。汉服贯穿了五千年历史的每个汉人朝代,距今370年前,满清入主中国,为了对汉族进行奴役统治,实行剃发易服政策,强制性的将我们祖先剃发留辫,让我们祖先穿上满族旗袍,使汉服自此消灭。如今到了21世纪,我们皇汉已经觉醒,我们必须要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文明,包括衣冠、风俗、历法、节日、婚礼等。
三、重建民国
我们革命的政治目的是重建民国,国号定为华夏民国,凡是支持我们革命的民众,居住在华夏民国的民众,都享有居住、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 享有迁徙、选择职业的自由。享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的自由。享有学术、艺术的自由。享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享有秘密通讯、集会及结社的自由。享有请愿、诉愿及诉讼的权利。享有参政议政、应考试服公职的权利。参政院由民众选举的各省代表组成,制定华夏民国宪法,人人遵守。各省议会由民众选举的议员组成,制定省内法律,人人遵守。
四、还政于民
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言论自由,贪官必将受到司法的严惩,废除计生恶政,禁止拆迁强拆,禁止城管暴力执法,取消户籍限制,控制房价物价,减轻老百姓生活负担。革命成功后全面实行教育免费,设立医疗免费的制度。
还政于民并不是不需要党来领导,而是要让人民,底层的人民更多的参与国家、政府的行政工作。首先要实行联省自治,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治理本省,地方政府的首脑,不再单独由中央政府一方任命,而是由各省选民选举,由选民按自己的意志选择政府首脑,受选民的监督。
我们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社会结构就是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富人和穷人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一小部分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
华夏光复军之军纪《十杀五罚》
十杀
一、不听军令者杀
二、私通敌方反间者杀
三、造谣生事者杀
四、降敌被获者杀
五、泄露军情者杀
六、临阵退缩者杀
七、作战溃逃者杀
八、任意掳掠者杀
九、强奸妇女者杀
十、滥杀无辜者杀
五罚
一、获敌军械藏匿者罚
二、扰乱民众生活者罚
三、纵酒行凶者罚
四、赌博盗窃者罚
五、嫖娼吸毒者罚

中国兴汉革命党历数中共十大罪状
一大罪,大跃进期间,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无辜人民。
二大罪,十年文革,破坏华夏千年传统,疯狂砸孔庙残害知识分子。
三大罪,六四学潮,动用军队血腥屠杀数千名大学生。
四大罪,假借改革开放,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巨大。
五大罪,对少数民族优惠照顾,对主体民族施行计生恶政,欠下汉族百姓无数血债。
六大罪,苛捐杂税压榨农民血汗,官员贪污中饱私囊,移民海外。
七大罪,禁止游行示威剥夺言论自由。
八大罪,实行党化教育束缚青年思想。
九大罪,捏造伪中华民族论,出卖汉民族利益。
十大罪,官员贪污,制造民怨,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第八篇 民本论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原句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康之弟劝诫夏康而作的诗歌。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民本主义依据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这一宗旨而主张的一系列统治阶级的治世思想。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但“民本”思想中却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其一,顺应了民意、约束了专制权力。其二,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稳定。其三,加强了文化认同、巩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
儒家民本主义认为,应该让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
2、民权:
儒家的民是全民,讲民权是不分地位和贵贱高低的,民权首要是生存权,其次是人格权。
3、民主
儒家的“民主”是为民作主,是公正地为民作主。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这是民本主义的特点。不同于今天的民主,但是远比自由派鼓吹的“民主”有意义。
儒学以民本主义为指导,想的是民生、民权,想的是为民当好家,作好主,光武中兴,民本主义关怀贯穿执政兴国之始终。
在《后汉书·岑彭传》里光武给岑彭去信感慨道:“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是考虑到百姓生存之难,怀不忍之心,所以当天下统一后,他坚决反对对匈奴开战的冒进方案。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出发点还是考虑民生,害怕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国家虚耗大半的现象重演。

光武帝俭约治国治家。生活节俭。“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后汉书·循吏列传》)。严禁献异味,提倡薄葬。在遗诏中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光武帝纪》),临死仍然念念不忘百姓,这样的人百姓怎能不怀念,老百姓怎能不欢迎这样的人作民之主。
4、开民议
只有从人民哪里听到真话,实话,才能实现为民作主。所以民本主义从不反对民议,而且还鼓励。 孔子和以及后代儒家一直反对塞民之口,“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早就成为中国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成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既如此,塞民之口又如何知民之好恶呢?
古代民本主义
(一)贤人是民意代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秦穆公薨将三大臣殉葬,秦人作挽歌哀之,其中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显然百姓把贤者当作了自己利益代表,要用一百人换他一人之命。(《诗经·黄鸟》)
武王伐纣,一大理由就是纣王“剥丧元良,贼虐谏辅。”,“剖贤人之心”,“囚奴正士”(《泰誓》)。
以上例子说明一点,古代的贤人不光是个人品德高尚,更要紧的是作为民意代表而出现的,因此一直被人民敬仰。
儒家讲天命,天命又取决于民心,但民意难以直接正确地表达。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盲目的,感性的、民粹的、是眼前利益。“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西门豹治邺》),即便是在美国也同样,美国开国之初,共和党人受够了国会议员民主的叫嚣,回答道:“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如何使用民权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
两汉之交,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只要竖起刘姓大旗,就立刻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响应。王郎就是利用民粹兴风作浪的典型。所以必须有人来正确表达民意,这就是贤士大夫的作用,老百姓相信贤人会替他们说话办事,贤人就是民意代表,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何谓得民心,就是得天下贤士之心。所谓“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这点一直被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所忽视。
贤人是民意代表,他们背后都是大片大片的民心。尊贤、用贤意味着取得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所以自古圣君都尚贤下士,千方百计的要贤士、隐士出山。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 ),方孝儒在《逊志斋集》卷二,《释统》中说:“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
《后汉书·逸民列传》讲:“隐士逢萌在光武即位后,在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名,派遣官吏聘请他出山,然而逢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人捕之。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贤人代表真正的民意,这点被历来思想家忽略,批判者总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没有民意,只有独裁。这是不对的。古代中国没有的是“民粹”,而不是没有民主。
光武中兴,举贤任能贯穿于光武执政的始终。
(二)民本主义指导下的君臣关系
家臣和社稷臣:
贤人入朝则为官,那么满脑子民本主义思想的贤士大夫如何处理君与臣,臣与社稷的关系呢?
孟子曾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明末黄宗羲在《原臣》中继承孟子思想,阐述了为臣之道。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与君一样,臣也应是为万民服务的,“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就这类进步的思想,其实并非只明末才出现,社稷之臣和家臣的区别在春秋战国就被人认识到了。
《战国策》记载:吴、楚战于柏举,吴师入郢。蒙谷奔入宫,负离次之典,浮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蒙谷怒曰:“谷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弃于历山也。
社稷之臣不在意国君的安危、封赏,而在意国家的存亡,文化典籍的兴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 仁义是本体, 道是道理,义是实现仁的是规则。君子没有专主,惟道适从。这就是儒家民本主义的君臣观。而到了满清时代,大臣则是皇帝的奴才,必须要死忠。从此没有社稷之臣之说了。可悲的是满清时期的君臣关系却被人误解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
儒家何以如此处理君臣关系,在于儒家把圣贤当作了天下人的老师。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尽心下》 ),贤人既然是师,君王当然要敬重之。
“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说:王者必须“学焉而后臣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 可见儒家在承认君主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时,更突出儒者在道德、哲学上的独尊地位。这也是严子陵等只想当隐士,不愿为帝王谋的原因。儒者为帝王师,而非帝王友。“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三)如何举贤:
举贤、选贤并非易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这段话反映出孔子已经认识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就这点难道今天的自由派不知道吗?
孟子提出的选贤和刑杀方式,是非常“民主化”的,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天命也好,为民谋利的贤人也好,被人民理解和接受要有一个过程,要有艰苦的考验。革命是一个老百姓从不理解到积极 参与的过程,共 产 党也是一样,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和拥护,甚至到盲从。从王莽篡位、王郎诈子舆、农民起义抢掠形成游民部落到刘秀政权最终被人民接受,不难看到这点。
但到了“盲从”这一阶段就不好了。正因为有这一现象存在,于是被自由派猛烈攻击,他们否定贤能政治的存在,否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存在。既而他们主张民粹主义和宣扬极端利己主义思想。
现代民主主义
(一)民主:
有人说,“民主的目的是约束权力而不是获取权力的原则。专制思维中是没有人权观念的,人们一者不明了自身权利的界限,二者总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倾向。因为不明了自己权利的界限,所以习惯于以道德、情感、好奇心等方式无限扩张自身权利,而扩张自身权利的代价就是侵犯他人权利。”
约束政权权力滥用,这并不是人们知道人权自由才有的事情,这点古人早就有类似的表达了。“无为而治”甚至成为汉初的国策。而自称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却从来不肯将这类人权、自由分享给殖民地的被征服者。作为自然人、法人在扩张的同时,往往造成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和人权。而他们却从来没有希望自己的权利被束缚,20世纪初,美国出现反垄断法,能想象没有这种约束,洛克菲勒家族会放弃石油垄断。所以这类论调说穿了,是骗人的鬼话,同样是用假设的民主者有道德自律来批判专制者没有道德自律。
关于民主[2],现在左派、右派定义竟然不同。左派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容。右派认为民主是形式,是选举。
左派认为民主是实质,民主摆脱不了阶级性和集团性。而右派认为民主是程序,没有阶级性,有普世性与终极性。
现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分权”、“选举”、“政党”、“表决”等现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民主”了。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等于“选举”, 等于“投票”,等同于“三权分立”。这种联系很明显这是把民主异化了,是把形式当作内容,把表象当作实质,把民主越来越等同于选“秀” ,这就是古人说的:“买椟还珠”,滥用这种民主的结果就是台湾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异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得利。
五四时期,说要请“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应该请,但是“德先生”如何请,至今人们并没有弄通。如果公认“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权力。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学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
人民的意志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民的具体意见并不一定正确,选举、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达,实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权力和决策一定是要代为行使的,决策总是领袖所为,决策民主化不是决策表决化。人民领袖的知识、智慧、专业能力必须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根本。“贤能政治”正是为了实现民主。儒学经典《尚书》通篇讲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和专制制度的演变在历史上是一个循环,不能说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优越。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最终形式。在历史上民主被专制取代过。民主被专制取代总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腊-罗马-中世纪是这一过程,法国大革命也是从民主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称帝独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转化为独裁的过程。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制。
独裁如何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集体的福祉,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来行使绝对权力。在西方,富勒说:“坎尼会战的意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瓦解,罗马帝国的萌生”。但是独裁者以后的昏庸、残暴,使得后来的人们又以为“民主”有永恒不变的人类价值。
人们在看清独裁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后,却看不到民主制度也会走向腐朽。
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总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被这部分人充分运用和把持,具有明显的不当得利性和排他性,成为“形式得利者”。这时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形式变成了内容,内容变成了形式,就需要变法和革命了。列宁说:“内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古代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理念,欧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没有将“民主”制度化,法规化,无法确保真正实现,汉代察举制度到汉末就出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这些人品评还算中肯,但离民举已经隔了一层,时间长了难免不出问题。到了三国,则变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说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几年来,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选村长出现的贿选民主,台湾的民粹民主,美国的选秀民主等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宿命,是不可改变的轨迹。民主-民粹-独裁-专制-民主,过去的历史就是历经这样的循环。说民主是历史必然的归宿是没有看清历史的全貌,思想史总是反复出现重复和扬弃,旧话重提,屡见不鲜。
(二)“形式民主”解决不了腐败和黑暗
任何外部监督都代替不了内心自觉,善恶良心的发现。政府行政,法院判案,乃至企业、事业单位总有权力灰色地带,现在的腐败也不是只有金钱贿赂。名人字画,土特产,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有出人意料的价值,今天也许一文不值,明天就身价百倍。权利滥用也许仅仅是一个眼色或者一言不发和不予关注,制度和舆论根本抓不住任何把柄。这一切只有靠人的良心去判断,去内省。国有银行的老总们稍稍有点私心杂念,一个“决策失误”就能造成国家百亿资产的流失。腐败不光是政府部门,任何处于垄断或者局部垄断的企业、事业、公司都可能出现,最近暴露出的家乐福收受供货商黑钱被北京警方抓捕,暴露出跨国企业大量的行贿受贿犯罪问题。这说明西方社会也避免不了商业贿赂。再比如医院的高药价问题,医药代表问题,这些东西各国都存在,你有新政策他有新对策,靠外部监督不能保证消灭贪腐。自由派所谓的以宪政民主治理权利滥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宪政也好规章制度也罢,总是人来监督的,而人总是有弱点的,所以总有聪明人首先发现有空子可钻,也总会出现监督不及时不到位,该管不管的情况,久了就成了潜规则和行规,封闭的圈子形成封闭的规矩,赚取封闭的利润。医药市场行规大家清楚了,没有被揭露的行规又有多少?舆论媒体又怎能时时发现并监督呢?知情者愿意透露吗?愿意曝光吗?监督者能承受得了黑恶势力的压力吗?意识品质不硬,更多的是串伙同案。自由派主张人性恶,允许恶,说人人懂得保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就会得到清廉公正的世界,靠舆论和监督就能解决腐败,这是自由派理论上的空想,是拙劣的欺骗。
民主加法制也解决不了奴隶制。六月份,山西黑砖窑厂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决这类丑恶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权、法制。可惜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黑窑厂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当地人讲民主、法制、人权。这些做得再好,也轮不到关心矿奴,没人同情关心他们。当年到美洲开发新大陆的西方人不都抱着人权、自由的理想去的吗?但是对于黑人、华人却从不讲人权,而今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奴隶在欧美也同样存在。
1、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内容,“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
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看看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就可以想象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精英民主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溅卖流失,社会不公,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的风气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地区都想方设法的巧立项目搞钱,之后则是大操大办想方设法地把钱化光用尽,所以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吃喝旅游,中石化宁肯用2亿多赞助上海F1大奖赛,也不会为社会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区门票举办听证,八成听证会代表赞成峨眉山景区票价涨50元。
2、民粹
民粹代表不了民意,群众需要民族主义引导。
历来民族复兴是从寻找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开始,既而找到一条振兴民族之路,“民本主义”是华夏文明之宗旨,正本清源,打通古今。
建设民本主义现代化中国
 我不喜欢讲主义,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讲主义讲得太多,早已让人非常厌烦。而且,一个文明先进的国家不会天天讲主义,天天讲主义的国家往往不文明不先进。但本文为了表达我的一个想法,不得不讲讲我很不想讲的所谓主义。
  一、所谓主义,名实相悖知多少
  一直以来,中国人受到的教育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这是一个并不正确的认知。
  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看是不是由共产主义党执政,也不是看是一党长期执政还是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更不是看国名中是不是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而是看这个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否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简言之,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执政并不能划等号。
  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是什么?简单讲,主要是公正和平等,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能受到较好的保护和照顾。做到了这一点,管你是什么党执政,是一个党执政还是几个党执政,你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你浑身上下贴上多少社会主义的形式化标签,你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以此标准来衡量,欧洲那些高福利国家基本上都可算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的比重相当大。就连最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和讲究效率的美国,也有着不少社会主义因素。
  反过来,朝鲜这种天天自诩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国家的公正在哪里?平等在哪里?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底层得到什么保护和照顾了?没有,通通没有。因此这个国家不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完全是一个现代奴隶制国家,全民都是大小奴隶,加上一小部分奴才,最高的奴隶主就是金大胖金二胖金三胖。
  奴隶制的特点是什么?人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统统受奴隶主支配和予取予夺。
  皇权专制的特点是什么?皇帝说了算,但人民还有财产权,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权。
  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什么?私有制、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法无禁止,人们即可为,资本即可自由流动。但早期资本主义在保障劳工权益和确保社会分配公平上做得不够好,这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拿来攻击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诞生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东西。
  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前面已说了,主要是公正、平等、没有明显的两极分化、人民福利水平高等。如果社会主义真比资本主义好,那社会主义还应该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自由,法治水平更高,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
  放眼当今世界200个国家,大家把这几种主义的价值内涵搞清过后,再拿把尺子去量量,就能一目了然的看出:哪些是真社会主义,哪些是假社会主义,还有没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哪些还是蒙昧时期的奴隶主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婆卖瓜是没用的,因为客观上有标准,世人有眼睛。
  三、简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几种主义
  迄今为止,中国人对很多“主义”有不少模糊的理解和错误的认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的理解能力差,而是肇于历来受到的教育。对各种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评判,从苏联成立就开始了,从列宁时代就开始了,以至全世界半个地球的人都一度没搞清楚,有些国家的人至今没搞清楚。
  我们经常说要达成共识,但仅仅在“主义”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就从未达成过共识。但我希望对这些大家最熟悉的“主义”,能达成如下共识:
  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指称是错的。自秦实行郡县制以后,中国就没怎么搞“分封建国”了。秦到清,应称为皇权专制主义,或君主专制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反正叫封建主义不妥,这也是很多学者都指出来了的。
  四、建设一个民本主义的现代化新中国
  按照过去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阐释不清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因为封建主义社会的指称是错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融合,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
  那么可不可以用更简单的称谓来概括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呢?我觉得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主要是三种社会形态,一是权本(官本)主义社会,二是资本主义社会,三是民本主义社会。形象的说:
  权本主义,即掌权的、当官的说了算,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资本主义,即有钱的说了算,资本说了算。
  民本主义,即广大民众是国家主人。
  除了原始社会,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进程,大部分时间处于权本主义社会,权力说了算;小部分时间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说了算;而自从有了民主选举,各个国家就越来越变成民众说了算,成为了民本主义社会——这也是各国共同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的归途。
  无论权本还是资本,在人类长河中都是短暂的,甚至是昙花一现的;而唯有民本,才是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
  审视全球,现在基本上就两种社会形态:大部分是民本主义国家,或者半民本主义国家。这类国家全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一切施政纲领唯老百姓是从,全体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你不好说它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好说它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在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法治、资本权和劳工权、少数人权益和多数人意见上,都平衡得比较好甚至非常好,这就是民本主义国家。
在小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没有实行民本主义,人民都是为资本家服务。在这样的国家,就等级地位而言,是金钱第一、权力第二、人民第三。权力为资本服务,甚至充当资本的打手,权力和资本合谋起来对付人民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
  民本主义,要义在“民本”二字,它既接续了中国古代的“民为贵”思想,也契合了一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更与“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普世价值完全一致。民本主义,撷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是在两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融合与提升。一个国家能否落实“民本”,是衡量这个国家是先进文明国家还是野蛮落后国家的标尺。而落实“民本”的第一步是落实“权为民所授”;没有“权为民所授”,绝不会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民本的价值原则是:国以民为本,社会要公平正义,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享有自由选择和监督官员的权利,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生存的尊严。
  民本的实现途径是:财产私有,权力公有,推行宪政,民主立法,依法治国,言论自由。
  因此我认为:
  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本主义的现代化新社会,其基础将建立在民本主义的制度文明之上。






第九篇 毫无人性的计生恶政

生育是人类的自然现象,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强行控制人口生育,这充分反映出中国计划
生育政策的反自然和没人性。韩国也曾实行过计划生育,不过人家没有强制,而是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自觉自愿选择。即便这样,韩国还是很快发现了计划生育的弊端,于是改而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是强制的,而且在政策恶果不断显现的今天依然在一意孤行,这才是最可怕最可悲的地方。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强横的时候有“打死人不偿命”之说,被计划生育机构及其干部专政了的超生者或其父母亲属,如果不幸被折磨致死,不仅不用偿人命,而且不负其它刑事责任,而且连那些肇事干部的官位和待遇都会继续稳如泰山。在很多农村就发生过数起这样的案例。倒不是中国有专门的法律条文来维护这一残暴行为,而是被致死者的亲属根本就求告无门,没有任何司法机构或干部会为他们主持正义。
最近几年,虽然因超生而被致死的消息很难听闻了,但因此被抓被专政的依然比比皆是。为何被抓?因为你超生了,不仅要强制绝育,而且要缴纳天价罚款。很多人普遍缴不上罚款,就会遭到长期的非法囚禁,直到你凑齐罚款为止。囚禁的地方偶然会听说有“水牢”,这可是很久以前人为编撰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里才有的酷刑!
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击队”的故事一直就在现实中存在,只不过其主旋律的主题思想与现实大相径庭而已。这种超生“游击”不仅仅是背井离乡,很多还就是在当地计生机构的眼皮底下上演着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毫无疑问,在强横的计划生育专政铁拳之下,所有超生者都需要有过人的智慧和强悍的心志,不仅要四处躲避计生干部们的围追堵截和各种拉网式围剿,更要做好被抓获后面临非法折磨的心理准备。很不幸我的一位远亲超生了一个孩子,起初还信誓旦旦告诉我们他不怕被抓的亲戚,在遭受了几次拉网式围剿后心理便日趋脆弱和敏感,终日里胆颤心惊慌张不安,甚至晚上都会经常在噩梦中惊醒。终于有一天他倒在家里不省人事,所幸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可康复过来的他更加胆小了,终于有一天在梦中大叫一声后又人事不省了,这回再也没有抢救过来。唉,一个大活人居然因为超生了一个孩子而被活活吓死,这恐怕只有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发生的奇迹啊!
执行了30多年的计生恶政,这毫无疑问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行为。在民智未开的20世纪80年代,少生快富成为千千万万底层百姓响应的理由,然而30年过去了,那些只生一个的民众富了吗?显然没有,相反,因为计生恶政,创造了千千万万的空巢老人,在教育、医疗、就业不公盛行的社会,独生子女自顾不暇,许许多多农村老人和城市下岗失业工人沦为极贫人群,他们不仅没有从少生之中得到致富,反而陷入老无所依的境地。更可怜的是,因为中老年时期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导致千千万万家庭晚景凄凉,孤寡老人在孤寂落寞贫困交加中毫无尊严的死去!
中国计划生育的没人性不仅在于超生后的残酷惩罚,更在于为预防超生的各种强制措施,强制“带环”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对全世界妇女进行臀部区域的扫描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妇女的生殖器深处都镶嵌着一个金属环,这可是一旦戴上就几乎伴随终生金属环,同时也是中国妇女区别于世界妇女的最显着特征。这个金属环是政府对其统治下的妇女强制带上的,虽然不是几个人强行摁翻强行安装进去,但是不带环的妇女将在就业问题上面临强悍的惩罚,这一惩罚还株连到她的丈夫,甚至父母。就算你是自由业者或无业者,所在区域的计生管理部门也会强制你带环,否则的话就会面临从政治到经济的一系列惩戒。虽曰强制带环,可这环也不是免费的,有单位的单位负责,无单位的就要自行掏腰包。饶是如此也就罢了,更让人难以平衡的是强制带环仅限于广大普通妇女,体制内的女性公务员根本不用带环,其他上流社会的妇女也能免受此难!
每年两次的强制进站检查是计划生育预防措施的另一重大举措,举凡育龄妇女,无论少女、处女、为人母的妇女还是未婚女青年和离婚丧偶的单身妇女,都无一例外地要接受强制进站检查。当然,检查的名称很美妙,美其名曰“健康体检”,可最终的检查区域也仅局限于以臀部为中心的一小块区域,检查的主要项目也仅仅是“是否怀孕”、“是否带环”、“是否有新近生育痕迹”,当然乳房是否有奶以及是否新近哺乳过也是检查的重要目标,真正涉及到健康的项目很少或几乎没有。当然进站也不是免费的,有单位的单位出资集体组织进站检查,没单位的就只能在所在地政府基层机构组织下自掏腰包过堂。每次进站检查都轰轰烈烈要求极严,不管你家的女性眷属在别的城市打工还是出国了,要么必须回来进站,要么就必须由所在地计生部门出具管理证明或查体证明。在百草止水生活的地方,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宣传口号是“哪怕你人在韩国也要回来进站检查”。既然进展如此隆重要求又如此严格,逃避检查的不仅会受到所在单位的计生管理机构的处罚,而且还会荣列政府计生部门的黑名单。显然,同带环一样,接受强制进站检查的只是广大普通育龄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不在强制之列。女性公务员或事业编吃皇粮者虽然每年也组织体检,但人家的体检不仅不是进站而是在正规医院,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全面健康体格检查,真正涉及到计生方面的检查很少,且费用一概公费支出!
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没人性,而且严重存在双重标准。不仅包括女性公务员在内的上流社会妇女同广大普通妇女区别对待,而且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待遇也千差万别。似乎就是,计划生育政策是专门针对汉族的,其他少数民族要么执行宽松,要么根本就不执行。呜呼,这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
















第十篇 中国需要打造中产阶级

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白什么是中产阶级?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现实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阶层,生活在社会高层的人群为资产阶层或权贵阶级,生活在社会中层的人群为中产阶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为农民阶级。在现代社会,拥有一定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工资待遇的工作,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能起很大的作用,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中位于社会中间收入却不高的人群。包括学者、知识分子,大企业、公营机构、政府部门的中级管理层,中小型企业老板,中学、小学、幼儿园校长、教师、社工和医生护士等有稳定中等收入的人群都是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应该是工作稳定的职业白领,如教师、医生、科研人员、普通公务员、大企业中层管理者、小企业主等。具备上述特征的中产阶级,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强的道德意识和文化素养,因而他们往往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中二代,是世界各发达国家高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但对于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人们曾寄予厚望,希望它的成长与壮大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并成为推进中国国富民强的坚定力量。但这些年过去了,这些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完全显露了金字塔型社会的本质,高涨房价物价日益在掏空那些本来属于中产阶级的腰包,中产阶级本身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谈何社会稳定?
我们评价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要看在这个社会中中产阶级占有的比重。中产阶级所占比重较高的所谓“橄榄型结构”是最为理想的。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公平,发展和创新的能力也最强。
可以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中产阶级。当时符合中产阶级职业标准的教师等群体的收入都很低,基本上和城市蓝领阶层没有差别。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都是在近三十年中培育、成长起来的。在近三十年中,符合中产阶级职业标准的教师等群体,其经济收入较普通工农大众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政府对人在思想与行为上的控制也有些许放松。这从而也使得教师等群体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并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但是,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处境非常艰难,甚至随时都有被分化、肢解、消灭的危险。甚至重回赤贫的担忧。虽然在表面上,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有一点在近三十多年中却一直没有变,那就是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力。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有制度保障的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可以随意渗透、干预和操纵的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中,中产阶级的收入以及财产安全都是缺乏保障的。比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降薪的办法降低教师等工薪阶层的收入,可以借助于物价上涨与低利息政策剥夺居民的财富,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房产税的办法瓜分中产阶级的财产,可以通过提高税费等手段让中小企业破产,甚至还可以利用不断推高的房价来消灭中产阶级。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已经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一旦跌落下来,许多近年内买了房子的中产阶级都会沦为赤贫。
对传统道德的坚守与维护,是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的共同特征。但是,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一特征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其往往要依附于政府而存在,要唯权势者马首是瞻。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中产阶级要经常讨好权贵的性质,另一方面官场上的卖官鬻爵以及贪腐之风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与决定着中产阶级的行为。在中国,不仅官场腐败,学场、医场、科研机构、企业也都腐败。学术界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比官场上弄虚作假的事情少,学生给老师送礼和病人给医生送红包的频率甚至还要超过官场。此外,像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出入色情场所、养情人、赌博等不良行为,在中产阶级圈内也并不少见。
做太平犬,还是做离乱人,是统治者编造出来吓唬人民的说辞,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成为中国中产阶级一个难以排解的心结。维稳是所有中国近代统治者的根本目标。其所倡导的改革,也是在维稳的前提下进行的。只要有碍维稳,他们就会立即停止改革甚至会开改革的倒车。目前,中国社会矛盾重重,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之多。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似乎也早已不是表层的改革所能够完成的事情。而要将改革引向深入,中产阶级就会面临做太平犬还是做离乱人的选择问题,尤其是在权势者放弃改革甚至阻碍改革的情况下。在遭遇顽固势力拼死抵抗之时,改革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而放弃改革,维护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做太平犬,对于明白事理的中产阶级来说,滋味也并不好受。我知道,在中国的成语中,有关太平犬与离乱人的准确表述是:“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要如此选择吗?在做出决定之前,我想提醒他们,要参见十年前在印尼排华的事件中,印尼华侨最后的选择。当印尼华侨乘坐美国护卫舰逃离已经变成人间地狱的印尼之时,他们打出的标语是:“宁做美国犬,不做中国人!”
说爱国,很沉重。从理论上说,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中产阶级应该是最爱国的,因为中产阶级在历史传承上的责任最重,受传统的影响最深,对文化的批判与反省意识也最强。但是,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爱国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首先,爱国中的“国”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代表“国”的有政府,有党,有人民,有土地,有文化,等等。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可能会认同应该由人民来代表国家的说法,但是人民是一个集合性名词,由谁来代表人民也是极易混淆的概念。其次,在现实中打着人民的旗号行反人民之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令人难以分辨。近几十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几乎无不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再次,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招募了一大批为其统治唱赞歌的文人,这些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模糊是非的作用。在具体做法上,中产阶级往往左右摇摆:他们中有的人也想离开这个国家,却不想完全阻断归国的路;他们对权势者的做法不满,却又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他们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却又不愿为之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未来的恐惧。由于命运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也由于他们从来就没有取得过稳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很难把握未来,更谈不上设计和影响未来。相反,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却是多方面的。他们担心政治生态越来越坏,政府越来越腐败;他们担心人际关系日益紧张,社会安全感下降;他们担心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他们憧憬自由民主的生活,却又害怕由此而引起的混乱;他们担心子女上不了好学校,上了好学校毕业了还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担心物价上涨,他们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资产会迅速贬值;他们中没买房的担心房价继续上涨从此无法实现他们的住房梦,买了房的担心房价暴跌让他们再次沦为赤贫。最最可怕的,还是他们有着上述担惊受怕的心理却又无法逃避,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
一般说来,欲了解一个国家的民情,首先要看这个国家中产阶级的状况。应该说,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处境非常糟糕。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体制上的,有文化上的,而更多的还是出在中产阶级自己身上。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许多方面的先天不足,目前又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要走好今后的路,非常不容易。但是,处在今天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必须要有浴火重生的勇气,担当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大任。
历史走到今天,我觉得,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似乎只剩下这唯一的选择:不是永存,就是灭亡!
西方列强经济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社会财富占有的结构合理,中产阶级的比例占70%以上,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以下的比例都相对很小,这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正常。

中国人口有14亿,现阶段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的人群大约有4000万,年收入在15000到25000之间的人群为3亿左右,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高达10亿,这样的结构是极不合理的。长期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社会动乱或经济危机。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因此我们必须打造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怎样打造呢?
第一,10亿低收入人群有7亿多住在农村,因此,扩大中产阶级首先要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小城镇规模,转移农村人口,当然是最重要的措施;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种养殖业,规模化经营,是必不可少的;精简农村政权编制,切实减低农民负担,休养生息一定要下大力气。

第二,向大中企业贷款,刺激商业;建立专门机构,对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和就业机会,要关心下岗职工,鼓励他们创业。要给贷款,5年可以不纳税。对于明星、官员,特别是官商要加大税利的征管力度,用以扶持中小企业。中国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极少数人口袋里去了,一定要加强监管。在成熟的时候可以学习俄罗斯实行光明正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而不是肥了少数,坑了多数。

壮大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平稳发展、政治走向民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将此作为最首要的事来抓!





第十一篇 汉本位论

汉本位主义思想,简称汉本位,是一种以汉族为本位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汉族是中国的根本,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主张汉人应当建立对传统汉文化的自尊、自信,肯定汉文化的价值,同时积极吸收外族文化的优点,以丰富汉文化的内涵。
汉本位,汉即是华夏,华夏即是汉。汉族是中国最重要的民族,汉族是中国历史的开拓者,汉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所以中国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历史、经济等都以汉族为核心为主导,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政治原则。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很会歌舞,但大型晚会还是汉族居多,就是因为这是客观事实。外国要侵略中国,汉族必然是首当其冲,伤亡最惨重的更是汉族,经济危机暴发,影响最大的也是汉族,汉字就是中国字,汉语就是国语,汉史就是中国史。汉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中国的代表,各少数民族都必须无条件的接受汉族的领导,才有资格同汉族共享中国的资源,汉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就是中国民族英雄,汉奸就是背叛和出卖汉族整体利益的无耻之徒,这是因为汉族占中国主体地位所引申的意义。
我们汉本位者为什么主张复兴汉服?就是为了唤醒汉人的汉本位民族意识,汉服不单单是一件衣服,如若一群人只是穿上了衣服,而不认同和不具备汉本位民族理念,甚至站在反对汉本位和出卖民族立场的位置上,那只是一群秀衣者。脱离汉本位民族理念的汉服复兴也将只是一场缘木求鱼的闹剧。
汉本位者否定中国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各蛮族政权作为中国历史的合法性,认为这些蛮族政权的历史是中国亡国史,并认为北方蛮族对中国的侵略,奴役和破坏是中国文明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汉本位者否定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西方中心论,版图中国论,多元一体论,中国历史停滞论,二千年专制黑暗论,中国文化劣根论等等歪理邪说为基础形成的自虐史观,主张以理性的方式,自尊自信的态度重新审视和研究汉民族的历史,建立合乎事实和逻辑的汉本位史观。

汉服因为满清剃发易服而彻底消亡,满清灭亡后,民国政府由于内忧外患以及当时汉族民智未开,不重视对满清遗毒的肃清,导致没有恢复汉服的系统性行为,而在21世纪初,由于国力上升,以及汉族人民重新对自己的历史开始了解,民众终于意识到了恢复汉服的必要性,汉服运动在晚了92年后终于姗姗来迟,但这标志着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在满清之后的第一次真正觉醒,代表着汉族人民终于开始要恢复被满清暴力消灭的民族特征,这是追求民族平等权利的正义行为!是正义的汉民族主义的运动!
可现在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汉服爱好者,阴谋篡夺汉服运动 的解释权,故意把汉服和汉民族主义割裂开,无视历史,无视剃发易服,利用新人的无知想继续给汉族洗脑,奴化汉族的精神,借此彻底毁掉汉服运动。
这群人恬不知耻的谩骂坚持汉民族主义的汉服复兴者为“蝗汉”,孰不知皇汉就是汉服运动的发起者,汉民族意识的觉醒伴随着汉服运动,汉服运动也是汉民族意识觉醒的最鲜明的体现,这群人说这种话,不是数典忘祖,就是想彻底剥去汉服运动的精神内核,重新达到消灭刚刚恢复的汉民族意识的阴险目的,而没有了汉本位主义的汉服,其生命力不会持久,顶多作为赏玩的玩物让别人把玩些时间,绝不会真正重新成为汉民族的民族服饰,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这些真正的汉服复兴者不能有一天正式郑重的宣布汉服在满清剃发易服后重新成为汉族的民族服饰,他们不允许你们对满清有任何批判和正式的反击,要把汉服运动的民族主义内核从根本上剥去,否则他们就会害怕,他们害怕汉服运动的真正成功会引起汉族人民的广泛觉醒和对他们一直吹捧的满清产生质疑。
大家不要小看满清余孽,辛亥革命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肃清,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可以伪装成各种势力进行渗透,对皇汉进行各方面的攻击和诋毁,妖魔化
恶名化皇汉,某些一边穿着汉服一边骂着皇汉的人,就是满清余孽的卧底,因为他们知道以前几年通过扣大汉族主义帽子来反对汉服运动的方法已经不得人心,只有打入其内部,伪装成其中一份子,从内部对兴汉团体进行分化瓦解挑拨离间才能摧垮汉服运动。
希望大家都对此保持警惕!!坚持汉本位主义,坚持汉服运动,一定要让皇汉重新成为汉服运动的主导者!
很多人会给汉本位主义扣上狭隘,分裂,极端等帽子,似乎汉本位主义等同于邪恶。那么民族主义如果是狭隘的,什么是不狭隘的?从某些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狭隘的。爱自己的民族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爱自己的老婆是不是就是狭隘的爱情主义?难道说爱别人的女朋友和爱自己的女朋友一样?那可就真成了共产共妻了。爱自己的孩子,就成了狭隘的父子或者母子主义,为什么不爱别的孩子和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呢?为什么不给别的孩子提供一样的资金、教育、抚养、感情等呢?这么说来,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了,以血统来区别远近。由此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爱,都是区分层次的;不存在绝对的“博爱”。有一些人提倡国际主义或者全人类主义,似乎这些就不狭隘了,这不然;现在有一些动物保护协会提倡一些动物应该享有一些和人类一样的权利,佛教也提出“众生平等”,意思是动物和人是平等的;恐怕全人类主义和这些动物主义比起来,就又显得狭隘了。 只要用一双刻薄的眼睛来看世界,那么一切都是狭隘的;爱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汉种十几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族群,这难道还狭隘吗?汉民族主义恰恰是不狭隘的,恰恰是超越党派、国家、地域、阶级等的;只不过汉民族主义有文化和血统这两项限制而已。 实际上,大多提倡普世主义的人,从实际行动上来看并不“普世”。一些普世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要宣传他们之前批判的“狭隘”的思想了。共产主义高尚吗?很高尚,其中的国际主义,更是主张不要区分国界的限制,国家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嘛!要建立无压迫、无阶级、无国家界限、无民族之别的理想社会;可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人类之中,从来就是要区分不同的竞争集团的。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当时发誓建立无剥削,无阶级压迫,超越国界等理想世界的人;他们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逐渐的成了剥削阶级,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成了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宣传者。 共产主义是如此,自由平等主义也是如此,自由平等从来都是个口号;因为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个相对的概念;什么是绝对的自由?可以说自从人出生的那一天,我就和别人不是绝对平等自由的。平等和自由只是建立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产物。美国现在是宣传自由平等的主力军,但美国平等吗?有没有美国国籍,有没有美国绿卡,则在就业、升学、选举等方面大不一样,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搞狭隘的国籍主义呢?并且,有些不同的国家的公民去美国,加入美国国籍,难度什么的还不一样。 当今一般提倡爱国,即是国家主义,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只是政权+统治下的地域和人口而已,爱一个政权+地域能比爱一个几千年文明的民族更心胸宽广?一般而言,民族远远比国家要长久,国家那就太多了;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来说吧,满清被推翻之后,各省纷纷独立,实际上很多省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出现过袁世凯建立的中华帝国;出现过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出现过广州、南京、重庆等中华民国;还有其他。国家是个主权+地域及其统治下人口的概念。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挑起民族纷争,那么以爱国为口号的纷争、战争、屠杀还少吗?以其他宗教,甚至以民主自由为口号的战争、纷争、都太多了。不能因此而推责于民族主义。现今民族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比较典型的一个是以色列,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希特勒二战的失败,似乎需要民族主义背黑锅;可是,那个宣称建立无阶级之分、无民族之别、无国界之限的苏维埃大联盟,在二战时入侵波兰,入侵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等,就是正义的解放吗?波兰后来也多次纪念苏联入侵的屠杀。苏联肃反运动,更是无数人因为政治问题掉脑袋,百万人死于大清洗。大英帝国扩张的时候,西班牙扩张的时候,对美洲原住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从某种程度来说,美国是建立在欧洲殖民者消灭印第安人的基础上的,这个国家经常打出民主自由等口号,但在韩战和越战以及其他战争中,也多有对平民的屠杀。相比较大英帝国的“传播文明的使命”,美利坚的“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以及苏联的“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希特勒直接说“我就是为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和面包而战”至少显的不虚伪。对于二战的问题,并不应该简单的把责任推给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更何况,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理念和本文所提倡的汉民族主义并不相同。 天下重于国家: 事实上在华夏文明中,国家主义从来就是狭隘的,而天下是大于国家的。一个天下之内可以有很多国家,在周朝,周即是“中央之国”,而下面有很多分封国,凡是华夏国者,即为诸夏,或者有夏。中国的原始意义也就是如此。《礼记-大学》中有这句话“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天下是重于国家的,最终是平天下,治国只是手段。《墨子-法仪》中也有类似的话,即:“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这说明平天下是大者,其次才是治国。《荀子-正论篇》中说道:“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明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可见国家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也不是天经地义的,而天下则重于国家。 中国是个与四方相对的概念,即中央之国,诸夏之中核心之国的含义。《诗经-民劳》里有这样一句话:“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汉本位,将不区分或者不注重国籍的区别,天下汉人既是一家;汉民族国家也要以维护全天下汉人的整体利益为重。只要是汉人,来自于汉人一脉,则不区分是什么国籍,在什么地方,将以兄弟姐妹待之。汉民族主义恰恰是要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概念。
如今的“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统称)”只是个政治概念,所谓“民族团结”也只是一种政治口号,一种维稳的手段而已,用于防止国家发生分裂!但真正的民族团结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民族团结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意识形态的不同注定了对立的发生。不可否认伊斯兰教这种极端宗教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如今的主体民族“汉族”连民族意识都没有,如继续这样下去直到主体民族完全被架空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完全被抹去,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给极端宗教民族主义在华夏大地上不断壮大提供了滋润的土壤! 中华民族就跟国家主义一起的,还有一个提法,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是指五族共和,即满汉蒙回藏,在当今国内,中华民族演变成了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这实际上是个矛盾百出的概念,中华民族里面还有俄罗斯族、朝鲜族等,你能说俄罗斯的俄罗斯族是中华民族吗?你能说朝鲜人韩国人是中华民族吗?彼得大帝、斯大林、金日成、李承晚、朴正熙等都是中华民族吗?中华民族究竟是个民族概念还是个国籍概念? 如果是国籍概念,那么黑人、白人、洋人、日耳曼人等任何外族人都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呢?中华是个什么意思?是指中土和华夏,即自中土而来的,代代相传的民族和文明;他俄罗斯族都是中华民族了,还有什么不是中华呢?中华这个词岂能乱用? 有人说中华民族概念的发明,不要强调民族差别了,这样有利于民族团结;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认识到,不同民族完全可以和而不同,而没有必要故意创造一个民族概念,民族往往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了,很多民族往往是拥有独特的历史的。 保合诸夏,协和万邦: 保合诸夏既是合一诸夏,保证诸夏不分裂,即团结汉人。周朝的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左传·闵公元年》有:“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而协和万邦则是指携领其他非汉族。 保合诸夏与协和万邦,“合”与“和”大不相同,合是指相同之间的合一,而“和”则是指不同之间的和谐,《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首先,要保证汉族内部不要分裂和斗争,找回汉族的基础文化认同,从而使汉族凝聚起来;其次,才是带领其他的民族。在《尚书·尧典》中有“协和万邦”。有人认为汉民族主义一旦兴起,境内少数民族则无生存空间,这是错误的;其他民族完全有生存,保留其文化(只要不危害其他的文化),保留其民族认同的权利。历史上的汉族政权,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少数民族则在汉族政权之下持续性的生存,甚至可以高度自治。 保合诸夏与协和万邦的思想,远比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伪概念要高明;实际上这个伪概念不见得能够团结住那少数的,文化各不相同的其他民族;有一些少数民族反而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概念反感,他们有他们的传承,他们有他们的文化,凭什么安给他一个中华民族的帽子呢?我就见过一个蒙古人曾经说过:“别给我提什么中华民族,那无非是搞民族消亡政策的。”民族主义不同于国家主义,即便是国家如何强大,如果民族被虚无化,那也是无意义的。但即便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提倡汉民族主义也是合适的。汉种当今的人口比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占百分之90以上,那么找回汉人的认同基础文化,才是最为重要的。汉人强则中国强,汉人弱则中国弱。汉人有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血统传承,有着几千年的汉文化,有着独特的文化,那么这样的团结将超越一切。可是中华民族内部那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又有多少团结的基础呢?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最多追叙到满清时期,所谓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也最多追叙到满清。有一个理论是,既然各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了,那么历史上汉人与鞑靼系民族的千年战争都是内战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都是在和中华民族的另一成员打仗,还是什么民族英雄呢?这种理论是有害的,不可接受的。 制造中华民族的概念来弱化汉人,甚至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正是中国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方面将汉人弱化,另一方面,其他的很多少数民族根本不吃你“中华民族”的那一套。 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根本目的是消灭汉人的民族认同;当今在宣传界,在媒体,大量弱化汉人的书籍、媒体、电视等频繁出现;大量歌颂满清的东西大量出现;这个理论是有他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并非完全是当今中国政府考虑“民族团结”而暂时制定的国策。 现代伪中华理论的鼻祖-满清: 辛亥革命的基本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理念,在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陆续建立了很多国家,都带有“中华”二字, 比如中华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要把满清看成是中华呢?如果满清是中华,那么革命党们,那么我们的祖先恢复中华,岂不是傻子一群?难道推翻满清这样一个中华再建立个假中华? 中华的意义是什么呢?中既是指中央、中土、中原;华和夏则代表发源于中土的汉民族以及辉煌的汉文明。满清又如何可以是中华呢?满族起源于俄罗斯通古斯河流域,属于通古斯人,和中原汉人完全是不同的发源地,又如何可以称之为中华?满人的满语,是从蒙古语改造过来的,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族人穿旗袍马褂以及崇拜鹰等,是渔猎民族,属于鞑靼系民族,和中原定居型的汉文明又有什么关系?满清入关之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屠杀,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其惨烈程度和屠杀的人数,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至少排前三,连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望尘莫及。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而满清禁止汉服,强迫汉人改变服饰,又如何和华字沾边?满清修订《四库全书》,凡是不利于满清民族压迫统治的内容,就要做手脚,尤其是针对夏夷之辩等思想进行歪曲和篡改,岳飞的满江红,其中“壮士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改为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拒学者统计,《四库全书》共禁毁书3000多种,15万部以上,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如此千方百计的篡改华夏文明,为了实现一个民族压迫统治另一个民族的目的,称之为中华岂不荒唐?《四库全书》被篡改的内容有些已经被还原了,有些还很难被还原。 满清政府是个彻底的种族主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又如何可以是中华?这如果也是中华,那还有什么不是中华呢?西方殖民者、日本殖民者都可以是中华了,他们至少没有像满清那样强迫汉人改变服饰。 对于满清非中国论,有人会这样反驳,明朝实际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地域范围设立了努尔干都司,实际上控制过东北,关外女真各部承认明朝的中央政权。努尔干都司是个军政机构,不是行政机构,是军事编制。中国是个和四方相对的概念,明代并没有把努尔干都司划到中国的范围之内。历史上汉族政权强大的时候,控制的地方就很多,比如朝鲜这块地方,在汉朝就是汉朝的版图范围,也是后来魏国的版图范围。明朝的时候,朝鲜、越南国王受大明的册封,也承认明朝的中央政府;日本的一些幕府将军,比如足利义满、足利义持等足利家族成员,也接受明朝的“日本国王”的册封,承认大明的中央政府。一个民族强大的时候,就可以控制更多的地方,弱小的时候则会丢失更多的地盘,不能说某个朝代曾经控制过某个地方,所以他独立建国,后来又与该朝发生的战争就是内战。假如满人所建立的后金国/清国和明朝的战争是内战,以此为逻辑,就可以承认越南、朝鲜、日本等攻击中国也是内战。 虽然满清一方面对汉人实行种族隔离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另一方面,满清政府害怕汉人的反抗,就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和汉人一样同文同种的民族,甚至宣称自己也是炎黄子孙,开始宣传所谓的民族团结和民族一体,为的是打消汉人对满人的敌对意识。这比较有讽刺意味,一个彻底的种族主义政府,实行种族隔离的政府,确成了民族大融合理论的缔造者。满洲皇帝雍正,曾经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夏夷之辩进行歪曲,对吕留良等反清士人进行污蔑,他反驳吕留良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别”,并认为“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在《大清会典》中记载,乾隆也有类似的观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他说的没错,当时的夷戎蛮狄,确实不是指特定的民族,只不过是不同方位的一些不同的原始部落而已,这和汉族与异族之别,又不一样。另外,即无分别,即满汉一家,又如何搞出民族压迫政策?如何搞出满洲人高人一等的政策?满洲鞑子皇帝岂不是自打嘴巴? 让汉人变的没有民族意识,但满人继续保留他们严格的民族认同,这才是满洲统治者的真实想法。 后来的保皇党人梁启超,发明了中华民族一词,更是将伪中华的观点上升了一个层次。辛亥革命成功了,因为推翻了满洲政府,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因为在文化上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这些伪中华论者,逐步的占据了文化思想的上风,虽然在保皇上这些人失败了,但这些人的思想影响了辛亥之后的民族观。康梁等人的主要观点就是满汉一体,满汉同源以及平满汉之界,还有批判汉族主义为小民族主义而要提倡大民族主义。 当今的主流历史观的荒谬之处在于以今天来定义昨天,今天是晴天那么昨天也是晴天。先不说中华民族是否可以算一个民族,因为中华民族里面各民族文化各不相同;就算他是个民族,那么也只能追叙到满清,所以中华民族最多只有300年以下的历史,而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是华夏历史,是汉人历史。 在事实上,满清入关是极大的倒退,是野蛮灭亡文明。满清入关残忍至极,从辽东半岛对汉人进行种族清洗,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杀等,造成了中国大约一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保守统计6000万以上,这迄今为止在世界屠杀史上是登峰造极的,能够与之媲美的,可能只有蒙古帝国扩张的屠杀了。仅满清为了剃发易服,保守统计杀了几百万人,为了改变一个民族的衣冠发型而大肆屠杀,在世界史上也是令人膛目结舌的。 推翻满清之后,很多人错误的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了传统文化,比如五四运动的那些人,基本上对于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历史局限性所致,因为满清绑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满清文化不等于传承千年的汉文化。 本质上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不是华夏文化,也不是华夏体制,而是满清的殖民统治。这不难理解,满人是少数的,这极少数的人口来统治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千方百计的对汉人进行打压,防汉治汉,形成了一种奴隶制,那么能不落后吗?不落后还有天理吗?
有人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20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实行的封建社会不适应世界发展潮流了,所以中国就落后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就没有搞清楚封建制是什么意思,封建制是分封建国,基于一种天下理念的体制,我在本文“天下重于国家”部分有所论述;比如周朝,有核心之国-周,也有其他的分封国,有诸夏国,有万邦国。中国是个与分封国相对的概念,即中央之国。封建制又和什么专制啊,愚昧啊,落后啊等字眼又有什么关系?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并华夏天下于一国,那秦始皇才是反封建的第一人。 有人说华夏历史几千年都是专制,这是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华夏历史中很难找到所谓的集权专制制度,皇权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周以前的分封制,以及后来不占据主流的分封制,就是对王权的一种有效的限制。周王虽贵为天子,但诸侯国的权利也很大,中央之国和分封国是一种制约关系,封建远远谈不上专制。 民主是现今的流行词汇,如果民主等于现今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一些体制,那么中国古代确实没有民主;如果民主等于为民做主,尊重人民意见,选贤与能,对于不同的言论持宽容态度,那么中国古代的民主就太多了。 民在华夏文化中,属于三大阶层之一,即王、士、民之一。民一般是指七十二行,平民百姓,为了生活美满幸福而奋斗的生产者。士一般是指公务人员,士既不等于各级高官(王)也不等于庶民。王则是统治阶层或者权贵阶层。 所谓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先秦的制度,主体上实行的是以血亲贵族为纽带的统治体制,并分封建侯,这可以归纳为王制。秦之后,无论是三公九卿制也好,三省六部制也好,还是明朝的内阁制也好,可以归纳为王士共制。 宋朝有句名言即: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周朝的时候,士属于比平民高,但在统治贵族中属于等级最低的阶层,属于公利人员,无需参与农业劳动,士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战国至秦汉以后,逐步的形成了“王士共制”。宰相的出现,致使王权和相权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成为了一种二元结构。宰相或者明朝的内阁官员,他们所代表的正是千千万万的士人。 察举,是结合了推荐、选举、考试、提拔等多种方式的一种制度,平民可通过察举成为官员。在察举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即被举之人如果执政极差,那么推荐者也要负责任,所以察举制就要求官员进行提拔的时候慎之又慎。所谓的举孝廉,就是根据民众的口碑而选贤任能,在一定数量的户之中选拔。一般而言,察举先是要举士,举出来的士就是政府各级部门的公务人员,公务人员经过一定的锻炼之后,可以被推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王)。士活动在政府各个部门,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各种决策,这就是一种王士共制。 华夏文化中有大量的篇幅对士这一阶层进行论述,《国语-齐语》中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士有很多种,比如文士、武士、公士、吏士、隐士、死士等。对于士阶层,华夏文化中有着至高的道德要求,比如“士可杀而不可辱”,“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唯能!” 若明朝没有被满清入关所打断,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民这一阶层的逐渐强大,很可能会出现“王士民共制”。王士民共制相比较王士共制,民权得到了加强;王士民共制的讲法,我最早是从宋豫人那里听来的。王和士的产生可经过选举、推荐、提拔等多种方式。当资本和权力相结合,或者官商勾结的时候,则会产生严重的腐败;要么是掠夺本国人民,造成极大的贫富悬殊,就像当今红朝(中共)一样;要么是掠夺外国人民,就像资本主义列强一样,通过输出资本企业,发行货币等种种手段,掠夺外国的资源或廉价劳动力。故士不许经商,我暂认为王及其直系和一代以内的旁系亦不允许经商。 王士民共制,适合于定居型的土黄色华夏文明。王士民共制并无任何朝代实践过,而是根据华夏自古的体制框架:王制-王与士大夫共制,由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推论而出的。 西方民主制度从根本上,适用于蓝色的、海洋型的商业文明,而不适用于土黄色的、定居型的华夏文明。西方民主制度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有道理的,何谓资本主义精神?说白了就是一种赚钱精神,对财富的一种追求和渴望精神。媒体往往是趋利的,媒体是完全可以被资本买通的,进而为资本的代言人宣传,以达到忽悠百姓赢得选票的结果;这就是财团政治。亚、非、拉等很多国家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确长期搞不好,国内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实行民主制度的结果就是外国资本的涌入,最终沦落为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殖民地。 华夏官员体制一般只到县这一级,七品芝麻官那就是指县官,县以下则是家族自治。汉家的传统是以家族为单位,家族不是指现在所说的父母子女,父母子女只能算是户,而不能称之为家,家是有包含了父系的直系和旁系很多人。家族一般拥有土地等资源,有句俗话是“天高皇帝远”,政府在多数的情况下是不怎么干涉百姓的;县级以下的单位是各个家族自行管理,政府没有太多的行政事务。反观今天,政府系统庞大,各个乡、各个镇、村、区、各个单位、各个厅、各个所等都有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与民争利,致使百姓怨声载道;据说,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千万不要把汉家自古的体制都说成是封建专制,难道汉人自古都是傻子?吸收自古政治体制的优点,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制度,并结合自己的文化,这才是王道。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等都有关系;外族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自己。民主和专制不能理解为二元对立,现今所说的民主只是西方的一种民选制,来源于古希腊。有人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致使国富民强,这未免想的太简单了,亚非拉很多国家都实行民主制度,大部分并没有国富民强。举个比较近的例子,菲律宾是亚洲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但直至目前依然是腐败丛生、政局动荡。有人说亚非拉那些国家很腐败,不是真正的民主,那么他们宪法规定实行民主制度,并在现实中也进行选举投票等实践,为什么就老是出问题呢?是不是说明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 华夏文明是定居型的土黄色文明,崇尚定居;经常所说的“安居乐业”就是如此,安居才乐业。反观现今中国,各种人群到处的流浪,为了务工、经商等往全国各地奔波的人群很庞大,今年住在北国,明年就可能住在江南;应该说现在华夏民族重新被打回到了游牧民族的状态。士、农、工、商是华夏自古的社会划分,农应该是根本,而反观现在,大量的耕地被占据,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而进城务工;相反,社会普遍崇拜赚了很多钱的富商巨贾,各种社会舆论和成功学普遍在推崇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现在的社会划分是商、士、工、农;士也完全堕落为了钱士。近些日子国家逐步的引入了转基因主粮,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耕地不断减少,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转基因主粮是美国公司孟山都控制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专利;粮食如果被外国资本控制,那么他随时可以制裁你。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无论是周,还是汉、唐、宋、明;那时候世界和华夏的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无论是造船、纺织、制造铁器、火器等,还是农业产量、工业产量,华夏都要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试问,如果华夏几千年来的文化都是封建糟粕,何以维持千年的强盛?不应该把蛮族入侵带来的种种问题归于华夏文明。 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说实话,明朝是个不太尽人意的朝代,但即便是如此,明朝也是人才辈出的朝代,比如出现了无数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和李时珍等。其中方以智则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显著贡献,徐光启则编著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牵扯到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并非一个封闭和黑暗的朝代,现在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打开,中国人才初步的接受西方科学技术,这实属一种误解;明朝时期,就已经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 在上面“现代伪中华的鼻祖-满清”部分中说到,拒学者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10几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更为可恶的是,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而言就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得以使之重现中华大地。《天工开物》还算幸运,很多书籍就没有这种运气了。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在汉人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上一段说过的满清禁书《军器图说》,实际上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船就是最为先进的,西方造不出来。有郑和所乘的船和哥伦布的船复原模型的对比,哥伦布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 桐城方氏作为一个思想家和科学家,曾完成过《物理小识》,后来满清入关,方氏对其研究的领域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敏感词汇,即使是这样,在戴氏的《南山集》案中牵扯到了方氏,两家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其著作也就随着迫害而被淹没了。可以看得出来,满清为了防汉治汉,甚至防治汉人接触科技类的著作。 对于华夏文明,满清有三个主要原则,凡是不利于满洲殖民统治的书籍,如若是比较生疏的,知道的人不多的,一律销毁;如若是知名度一般的,则进行篡改;如若是人人皆知的,那么满洲政府就进行私自解读,就是说按照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方向进行解释;这就是所谓的满清最为发达的“训诂学”。 从文字狱和编纂《四库全书》可以看出来满清为了防汉治汉干了什么,在满清时期,满洲人不用从事劳动直接发俸禄,是一大批游手好闲的寄生虫;而内务府等满清的后勤部门,则为这些旗人吃喝嫖赌提供资金,当然要搜刮汉人百姓的民脂民膏。在太平天国之前,满清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汉族势力,满清几乎完全只提拔满洲人,只有在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方势力上升,满清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提拔了少数汉人进入中央。满人和汉人犯同样的法处理也不一样,就是《大清律》规定的同罪不同刑,并且满人有自己专门的司法机关。 官员方面,先说地方,地方总督在满清统治前期汉种的数量“十中无一二”,后来逐渐的对半,但管理军事等实权的官员,还是满人为主体。在中央,满清表面上继承明朝的体制,实际上是实行民族压迫统治,满清前期权利很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几乎全是满人;无太大实权的内阁,首揆由满人担任,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满汉对半。后来雍正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满汉对半但满人为首。这些满汉对半看似公平,实则是民族压迫,因为汉人的人口数量远多于满人,并且汉人几乎当的是无实权的官员。官缺也是满人能担任汉缺,而汉人则不能担任满缺。总之,满清保持满人在中央的绝对统治地位一直到灭亡,满清不得不立宪的时候,还整出个皇族内阁(满9人,汉4人),这就致使一些保皇派也对满清失去了希望。 其余的政策,比如迁地禁海,就是指汉人必须内迁若干里地,不得靠近沿海;比如禁止东北地区,而事实上早在周朝,东三省的辽东半岛就是汉人的传统居住范围,后来遭到了努尔哈赤的种族清洗。 在防汉治汉,在民族压迫统治下,那么满清的落后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答案很明显了,那就是:因为中国被满清灭了,汉人当了奴隶了。 明朝末期经历了饥荒、瘟疫和内战,那正是小冰河期,气候寒冷不利于农耕作息。在这种情况下满清长驱直入的灭亡了华夏,造成了几百年的黑暗。有人说汉族需要反省,否则怎么会亡国呢?确实需要反省,因为汉人抵抗满清还不够,团结还不够,对满清的痛恨还不够,汉奸又出现的太多;汉人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民族意识的弱化。现在的兴汉运动就是一种反省。 在抵抗上明还不如宋,宋至少在蒙古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坚持抵抗了半个多世纪,拼掉了其主力。 野蛮常常会灭亡文明,因为文明过度往往会让人享受生活而忘了血性,故回归汉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思想,发扬尚武精神,温文尔雅也需要一些野性。 辛亥革命的主旨是汉人的复国运动: 辛亥革命,主要核心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汉人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首要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次才是“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鞑虏就是指的满洲人。在《孙中山选集-上卷》有这样一句话:“(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讲到:“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非孙中山首次提出,在朱元璋奉天讨元檄文中有这样的话:“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记,救济斯民。”又写道:“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很显然,在当时朱元璋这些人看来,蒙古统治者并非中国人,而是外来殖民者。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文中写道:“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这说明,在太平天国看来,满清肯定不是中国的朝代。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他当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诗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在岳飞庙有一个巨匾,上面写着:“还我河山”。 革命家,也是汉学大师章太炎在《新广东》中论述满洲朝廷的性质,即:“今所谓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应以土地还之中国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很显然,满清朝廷是个异族朝廷。青年革命英雄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我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很显然,满清灭明是中华灭亡。同盟会之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 当然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国人可以有两个含义,从民族角度来讲,中国人就是汉人;从国籍角度讲,现今中国人是指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公民。 同盟会和他们所参与的辛亥革命,核心部分并非如很多人所说,主因并非是一些留学生看到了先进的制度和科技,想要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有一种恢复中华的思想的历史传承。实际上革命党在推翻满清以前,对于恢复中华以后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并无统一的看法;说辛亥革命仅仅是一场民主革命,实在是说不过去。 在近代,日本是一个和中国恩恩怨怨不断的国家;实际上在汉族政权之下,日本大多数情况是很崇拜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汉族政权多次册封日本国王,日本长期作为华夏的附庸身份存在。日本历史上学习汉文化和汉族经典很多;应该说从文化上,和族是最接近汉族的一个。 日语的本身,就是在吸收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日文有平假名、片假名和汉字;平假名则是来自于汉字的草书,片假名则是来自于汉字的偏旁部首。日语中汉字的发音还被称为汉语语音的活化石,现在的普通话,则受满语的语音影响很大。日本的和服,来自于吴服,属于汉服的一类,只是对吴服稍加改变而已;日本还保留着华夏人正坐等平面式的生活方式,席地而坐,不用床,用很低的桌子;而椅子、床之类的则被称为胡床,是从胡人传播进来的。满清时期的建筑、音乐等都与明朝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明朝优雅的音乐风格变成了吵闹的风格,明朝朴素端庄的建筑和家居模式,变成了满清的堆砌美,变成了花哨的风格。而日本则相反,如若想看唐式的建筑,则推荐去京都奈良。 当时的革命党人普遍认为:中华已灭,而中华正统在日本;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在文化上,日本确实比满清更加中华。 自宋灭亡,华夏第一次亡于外族,日本可谓是举国吊丧,上至天皇下至百姓;因中华已亡于夷狄。尤其是明朝亡于满清之后,中国人的那种留着辫子,戴着皮瓜帽、穿着马褂等的这种形象,多多少少是被人看不起的,正可谓是上国衣冠沦于夷狄。满清对华夏文明大动手术,大肆篡改,而日本确更好的保留了汉文明;这就是为什么现今有一些人穿汉服被误以为是和服。更有甚者,有一次成都反日游行集会,一些愤青们看见一个女孩穿着汉服,指责其为和服并强行脱掉烧毁;这算是爱的哪门子国呢?爱国就是对“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华字进行大肆侮辱吗?相反,有人把旗袍马褂等供起来,当做爱国的服装,那么这些人爱的是鞑清国文化。 孙中山等人的同盟会,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同盟会是在日本黑龙会的总部成立,现在有这样的照片,当时黑龙会的大佬-内田良平也在现场。当时的日本和族,是支持汉人复国运动的,孙中山也通过其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等人,与日本军政界的人士来往。满清称孙中山为孙文乱党,也有一些人称孙中山卖国,你勾结外国出卖本国如何不是卖国呢?这不错,可是孙中山卖的不是中国,乱的也不是中国,而是鞑清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满清这个国家的利益是与汉人的利益相反的,满清这个政权越稳定,越有利于清政府虚无化汉人。 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作为大明的附庸,可谓是忠心耿耿,一直不愿意承认满清这样的政府;明朝灭亡后朝鲜继续保留崇祯皇帝的年号,并秘密集合部队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计划联合日本,台湾的明郑王朝等;可最终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 无论从任何角度讲,辛亥革命的主旨都是汉人的一场民族革命。在明朝灭亡之后,出现了让满清头疼到死的组织-洪门,关于洪门名称来源的传说很多,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即繁体字漢字,中间有个中土,漢失中土既是洪字。很多反清复明组织对内宣称洪门,对外则宣称天地会、三合会、袍哥等各种名称。满清入关几乎灭尽汉人的士人阶级,那么就转而在民间发展力量,目的是重新将中土填入洪字内,变成漢。 关于洪门的创始,有很多传说,其中之一是郑成功创洪门;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最主要不是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而是郑成功占据台湾,并且以台湾为基地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郑成功的政权称之为明郑王朝。本质上洪门并不实体存在,洪门只存在于反清复明人士的心中,只要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则皆可自称洪门。无论是朱一贵起义,还是太平天国、白莲教、小刀会等,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皆有深刻的洪门背景。比如天平天国得到过三合会的帮助,另外太平天国内部本身也有很多洪门中人。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黄兴是哥老会龙头,而孙中山则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党这个洪门组织,被封为洪棍。满清到死也无法灭掉洪门这个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梦魇,因为洪门在反清复明者的心里。洪门的斗争史是一部血泪史,千万的人被杀头、诛族、凌迟。 反清复明运动并不仅仅是复明,这里的复明更深刻的意义是恢复中华。整个反清复明运动贯穿满清统治的始终,是一场极其伟大的运动;其参与者包括海内海外的华人,南洋的,日本的留学生,美国的等等,反清复明运动甚至有朝鲜的朝鲜族,日本的和族等外族参与。反清复明与辛亥革命是息息相关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孙中山携同盟会众人参与了祭拜明太祖的仪式,在祭明孝陵文中这样说到;“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明,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孙中山在这里赞美了朱元璋推翻蒙元异族统治,恢复中华的丰功伟业。同样的,这次辛亥革命,推翻了另一个异族政权-满洲殖民政权。 辛亥成功推翻满清,是南北和谈的结果。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当上了大总统。国共两党传统上对袁世凯没太多好评,认为他是窃国大盗,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在推翻满清方面,袁世凯也是大功一件。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也是南北双方都认同的结果。清帝虽然退位,但尊号仍存不废,皇室成员依然居住在紫禁城,与满清入关不断追杀明朝皇室成员相比,这体现了汉人的博大胸襟。值得注意的是,《清室优待条件》第一条:“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很显然满清朝廷不是中国朝廷,否则怎么会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呢?袁世凯在祭天的时候以及准备称帝之中,和他的文武百官穿上了汉服,这说明他也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当皇帝这个事情遭到了举国很多人的反对,但皇帝并不代表罪恶,华夏几千年来都有皇帝,有了皇帝民族就不能复兴了吗?更何况袁世凯当时实行的还是君主立宪。袁公和孙公都在恢复中华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矛盾就是在政治体制方面。 袁世凯的北洋系,和后来在苏联扶持下崛起的国共两党,成为了日后汉种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承认孙中山及其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的,都尊孙中山为国父,孙中山为恢复中华而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革命在世界各地奔波,被称国父是名副其实。只可惜的是,后来国共两党都没有坚持同盟会所提倡的汉民族主义思想,而是接受了不同程度的伪中华观点。国共两党都是西化的政党,只是西化的方向不一样,一个支持美法式民主思想,一个支持马列主义,而忽略了同盟会所进行的汉族革命;两党陷入了内战,最终共产党在大陆胜出,而国民党占有台湾和周边等一些岛屿,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国对峙的时期。 何谓满遗? 虽然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满清,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满清一手所制造的伪中华思想影响太大,因为当时对满清朝廷存在好感的人太多,革命党的力量还很有限。辛亥革命也是各派妥协的结果。因为满清最后立宪改革弄出了皇族内阁,致使很多立宪派和保皇派也对满清失去了希望。当时各个独立的省份,也有相当的一部分控制在旧保皇派的手里。因为满族人以及汉八旗等汉奸长期垄断了文化的解释权,而满清被推翻之后,这些满清文化人继续存在,宣传伪中华和赞美满清,打压汉人的民族意识,成为了这些人经常干的事情。 满遗是什么?首先满遗不是指满族,满遗也不一定是满族;满遗是指那些为满清歌功颂德,拼命打压汉人民族意识,千方百计的要虚无化和分化汉人的人,他们很多人的祖上是八旗后代,他们活跃在文化界、宣传界等。比如北洋政府修订《清史稿》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满清遗老遗少参与,对满清进行了大量歌颂并对辛亥革命进行刻意贬低。 在毛泽东时期,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毛泽东本人也是对满清持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毛时代的满遗暂时被打压了下去。但是文革之后,由于共产主义理想的逐步破灭,国家需要找传统文化以凝聚人心;这时候,满清文化的大规模复辟就开始了。 清宫戏、辫子戏、歌颂满清的电视剧和电影、书籍、讲座等开始层出不穷,对汉人政权进行了刻意的贬低,用各种方法瓦解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比如书籍和电视剧《努尔哈赤》,《雍正王朝》和《康熙大帝》的出现;书籍《清康乾盛世》以及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等,这些均是在歌颂满清的所谓“丰功伟业”;比较典型的是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的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以及《明亡清兴六十年》,更是将满清的民族压迫统治歌颂到了顶点,据有人查证,阎崇年的祖上为镶白旗旗人,怪不得此人要“梦回大清”。 满遗利用文化上的真空,妄图以满清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置于国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满清文化则是建立在对汉人打压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满汉文化。我前面说了,中华民族是个逻辑矛盾的概念,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还包含俄罗斯族、朝鲜族等,能说俄罗斯语言、朝鲜字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吗?当今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并不是56个民族的文化组合,而是指满清文化。 满遗打压汉人民族意识有几个方法,其一就是宣传历史的融合论,认为汉人历史上就是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形成的,认为汉人并没有稳固的血统传承,现今汉人大多是古代各种胡人的后代等等,这当然是错误的。很多汉人也接受这种说法,继而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既然是胡人后代了,还认同什么汉族呢?首先这种融合论忽略了胡汉人口的比例,汉人周边的其他民族人口数目,相对于汉人是绝对少数,并不足以影响汉人的主体父系血统。而且汉人注重家族传承,相比于周边任何民族都更能清晰的记住自己的祖先。北方胡族弱势的时候一般北逃,而汉人一般南逃,大量融合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历史上基本消失的民族,大多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人口枯竭或者逃亡,而非融入汉族,汉人周边其他民族很少的人口数量以及全民皆兵的特点,致使他们经不起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汉人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千年一脉。














第十二篇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


当今世界和未来的历史潮流,都必将是民族主义的天下,而二战之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分裂出越来越多的国家,这已经告诉了我们民族国家才是世界的主流!
不谈海外华侨华裔,国内汉族人口有13亿之多,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文化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唯一民族!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吧?俄罗斯幅员辽阔,国内有100多个民族,可是人家只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虽然国内民族众多可是一直都采取十分强硬的民族政策,即使有反叛,中央也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果断措施,并且坚决打击少民分裂势力。对外也是如此,占据着日本的北方四岛,却傲然的对世界说道:我们欢迎日本的领导人来欣赏我们美丽的国土,虽然北方有这样一个恶邻不是我们的幸事,但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实在令国内的百姓羡慕不已!
如果中国再长期以往,我们的汉民族将会被我们自己消灭在历史中,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汉民族的历史,也只能在古籍中寻找了。
兴汉运动,民族复兴之始!
近年来,中国复兴呼之欲出,但如何复兴?恐怕光光是谈经济还是不够的。
怎样复兴?缺乏一个聪明能干的领导者也是不行的,而兴汉运动正是为我们国家彻底实行民族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中国的复兴就是汉民族的复兴,缺少强硬有力的民族主义是不行的,汉本位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思想精神!无数的历史和事实证明,只有在汉民族的团结奋斗下中国才能走向辉煌,只有在汉民族的领导下中国才能走向辉煌,只有倡导汉本位的理论武器,才能彻底摆脱异族留给我们奴役的痕迹和精神枷锁,才能真正的做一个炎黄子孙。
在当今21世纪,除了中共压制中国主体民族意识,世界各国都是主体民族至上。汉族作为世界第一大族群,拥有13亿的人口,汉本位的民族意识觉醒是不可阻挡的。

所谓的“大汉族主义”,是强加在汉族人民头上的一道铁链,是对汉族人民的莫须有之定性,作为分化和瓦解汉族人民的一道工具,网上有诸多批判。现结合个人的意见,将网上的一些论述整理,供广大汉族同胞参考。

1、所谓“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自秦汉统一中国,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则为两千两百多年。在这此历史期间,约有35%的岁月是非汉族对中国全境或部份实行民族统治。汉民族,尤其是汉族普通民众遭受着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自不待言,那么另外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岁月又如何呢?

汉族的中原王朝对境内外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去考察。一是中原王朝弱势期,二是局势相对稳定期,三是中原王朝强势期。


第一,在中原王朝时期。中原王朝弱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比重,汉初、晚唐、两宋、明末均属此类。弱势期的中原王朝对咄咄逼人的塞外游牧民族大都采取割地、赔款、和亲等方法以取苟安。两宋最为典型,而晚明却较另类。由于明朝有宋亡之鉴,士大夫阶级中主战派成为主流,再加上崇祯帝刚强的个性,使弱势的晚明仍对强敌采取抵抗态度。但无论如何,弱势的中原王朝,亦即弱势的汉民族与“大汉族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中原王朝为支付巨额的赔款、岁币必然向汉族民众征收更繁重的税赋。正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从而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

第二,在局势相对稳定期。局势相对稳定时期,两汉的大部、中唐、中明均可属之。这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不至割地赔款但大多也以柔性方式取得安宁。主要作法有和亲及进贡回赏、开边马市。把公主或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番王,构建姻亲关系以消弥或减轻、延缓游牧民族的入寇。进贡回赏亦以此为目的。让少数民族的酋长带少量土特产进京纳贡,然后回以重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也可使强悍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中获取物质利益,使并无入主中原大志,只以攫取财富为欲的酋长们乐乎其中。为了让更多的游牧民族中的一般民众获得所缺的生活用品,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办一些榷场马市。此举也使汉地得到所需的马匹、井盐之类。进贡回赏的花费终究还是会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尽管它不及赔款岁币那样沉重。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唐局势相对稳定。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获大掠京都作酬劳的回纥,在肆意欺侮、压榨唐王朝几十年后终究因内乱和黠戛斯十万精骑的攻击而崩溃。当回纥部众解体衰微之时,唐王朝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反而以德报怨伸以援手。回纥散众分几支逃亡迁徙。奔西域的一支便成为当今维吾尔族之先民。南下唐境的两支得到唐王朝的善待。一支唐安置他们在振武、天德一带。给米二万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支迁居河西甘州一带。唐送其绢一万匹。由此可见唐汉民族的宽厚淳良,哪有“大汉族主义”的行事迹象?

第三,在中原王朝强势期。中原王朝的强势期当数又如何呢?检视史册可知,这个强势期相当短暂。散布在两汉、盛唐、明初的强势期相加也只占中国信史的十分之一左右。其所谓强势,是中原王朝对寇边的游牧民族出击并能取胜。这似乎有点“大汉族主义”的嫌疑,颇须探讨之。首先应弄清的是中原王朝的出击是什么性质?中外历史上民族、部族、国家的出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部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东征直至纳粹德国的东征,从大流士的西征到成吉思汉的西征直至大和武士的西征,都是以侵略征服的形态出现。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王朝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出击则截然不同,它不是以侵略征服为动力,而是自卫反 击。是在以岁币和亲等方式都不能获得安宁后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所谓“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两汉击破匈奴、盛唐打败突厥的由来与经过都为稍懂中国古代史的人们所熟知。明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恢复华夏后对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穷追。朱棣经“靖难之役”即位后亦无伐北之心。他致书元主说“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元主竟将明使斩杀,朱棣大怒之余,忆及两宋惨祸。深知塞外游牧者终为华夏大患。委曲不能求,长痛不如短痛。遂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时毅然举兵北击。十四年之中,朱棣五次率兵亲征漠北。最终病逝征途。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有明之初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由此可知,无论两汉袭匈奴盛唐破突厥、明初击残元都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大汉族主义”无缘。

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又如何对待呢?无论是两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还是盛唐内附的东突厥,中原王朝都善待之。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汉和帝时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初唐灭东突厥后,得降众十多万。如何安置这些昔日烧杀掳掠的人群,唐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一种主张是使回漠北。因“留之中国,有损无益”,“他日将成心腹之患”。另一种看法是,驱回原处,于情理有悖。而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如善待归降之众,晓以教化经年,则可变唐民,何患之有?故亦宜徙于中国边境各州。游牧农耕任其所愿。唐太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如此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入寇得势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疯狂掳掠真有天渊之别!这哪有丝毫“大汉族主义”的影子?

由历史可以知道,汉族正式形成后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中,汉族民众从来没有拥有过象金国猛安、谋克户的女真全民统治权、元蒙四等人制的蒙古全民统治权,和满清八旗的满洲全民统治权。中原汉王朝奉行的是以怀柔驭蛮荒的国策,并无以大汉族去强行压服少数民族。更与满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企图以血腥手段同化汉族的政策有天壤之别。

因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是从不存在的。

2、现在中国是否存在“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是指在民族关系中,强调汉民族的素质、地位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谋求汉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特权乃至统治权。显然,它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以实现汉民族踞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法律法令政策;二是支撑这些法律法令政策的观点理论和现实表象。前者可视为“大汉族主义”的硬件,后者可视为软件。

上面对历史上所谓的“大汉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说明中国古代是没有“大汉族主义”的。那么,现在中国是否真有“大汉族主义”存在?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综观中国的民族政策,几乎所有法律法规都是优待少数民族的,而只有汉族被排除在优待政策之外。大致一查,主要有:

第一,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哪怕是汉族人占多数,也要搞少数民族自治。既然创造了一个上位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包括了56个民族,又何来民族自治?既然自治,为何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人也是少数民族,汉族为何在区内不能自治?有人说,现在政权是汉族的,可是政权领导层中也有少数民族,既然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国都是中华民族的,何来民族自治区?

第二,少数民族可以享受优待的生育、就学、就业、升迁等机会和权利。现行的民族政策,汉族必须处在最底层。(历史上,在蒙元,汉人、南人处在最底层;满清,汉人处在奴才的地位)。在中国,汉人的生育得到限制,作为人的基本权益,汉人不如其他民族的人。对犯罪者,汉族的罪犯必须得到最严厉的惩处,而少数民族的就可以从轻发落,甚至杀了汉人可以不用偿命。(在蒙元,蒙古人杀了汉人只需缴几头牛的罚款就可了事)。汉人不能携带凶器,而少数民族则可以。(在蒙元,汉人4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在少数民族地区,汉人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在汉人地区,汉人还是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但汉族人的生活习俗却没有必要得到尊重。汉族人必须火葬,少数民族可以随便。(在满清,汉人必须穿满族衣服,剃满族发式,不然就砍头。以致现在汉族连民族服装都没有)。

第三,人为分化汉族,把“大汉族主义”作为借口永远强奸汉族人民。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很多汉人想方设法成为少数民族。这个政策,最大的作用,就是强化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差异性,让各民族在56年后还是无法融合。这个政策,对政 府要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雄心”,是最大的打击。再看汉族自虐,看遍世界各国,没有哪个民族象汉族人这样,会顿足垂胸地竭力证明历史上他们的祖先被屠杀是多么地合理、多么地应该。杀人凶手是多么地伟大、多么地代表了先进的潮流。也没有哪个民族象汉族这样,堂而皇之地宣扬投降、宣扬背叛、宣扬和人类普遍的礼仪廉耻相背离的哲学。看遍世界各国,没有哪个民族象汉族人这样,在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充满了浮躁的实用主义,毫无思想的深度,毫无理性的思考。当今社会的学术腐败,危害之大,涉及面之广,令人惊愕,这难道是偶然的?

第四,“大汉族主义”成为永远奴役汉族人民的一个禁区。对汉族的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把汉族争取平等的权利诉求解读为“大汉族主义”,刻意弱化汉族的民族意识,人为造成汉族分裂,使汉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没有民族特性的民族,没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向心力。汉族的这种思维特点决定了,这样的民族不会奋发图强,它只会沉醉在自我解脱和被人奴役中,它只会自我把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每隔一定的时期,这个民族一定会遇到危机,就会被五胡屠杀、被辽人屠杀、被金人屠杀、被蒙古人屠杀、被满族人屠杀、被八国联军屠杀、被日本人屠杀。以后还会被谁屠杀?汉族是一个意淫的民族,自己被人杀得屁滚尿流、血流成河,几千万人头落地,在世界各民族的被屠杀史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还恬不知耻地叫喊什么不要犯“大汉族主义”。试问,一千年以来,有过“大汉族主义”吗?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它给谁造成了危害?撒泡尿照照自己,命都保不住,有能力去搞什么主义吗?

3、对所谓“大汉族主义”种种现实表现的疑问

批评“大汉族主义”者认为,“大汉族主义”有如下表现: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不信任甚至歧视少数民族,不尊重他们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民族差别、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看不到少数民族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不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漠视少数民族的困难和疾苦;不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等。

事实是,汉族不能享受生育、就学、就业等方面与少数民族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汉族争取与少数民族平等的生育、就学、就业机会和权利就是“大汉族主义”,如此一来,汉族只有永远“做二等公民”,排除在法律的平等之外,才不是“大汉族主义”。有人说,现在少部分汉人在宣传汉服,这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对此,就更不可思议了!在中国,哪一个少数民族没有权利穿自己民族服装?为何汉族人找回自己因为非正常因素丢了的传统文化包括汉服就是大汉族主义?汉族难道没有恢复和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吗?汉族因为有人说了几声汉文化和汉民族就要被斥为“大汉族主义”,那么在某些人的意识深处,汉族还应不应存在呢?

中国是56个民族的,但也是汉族的,汉族有权力保护自己的传统,同时从来也没有忘记保护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兄弟民族担心汉民族的排外是有理由的,因为相对兄弟民族,汉族太强大了,但是强大是罪过吗?因为强大就要阉割自己取信于人吗?汉文化的传统就是主张仁爱的,在中国的土地上,连一些因为入侵才加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汉族也是宽而对之,从没有主张报复,倒是优惠也没有少一点,这样一个心胸的民族,人们还要因为他的大而要夺取他恢复自己传统的权力吗?难道汉民族没有自己的感情和认同吗?如果汉族没有了,那么五千年的文化又有多少呢?

4、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沙文主义

回朔历史,可知历史上不仅没有“大汉族主义”,反而某大少数民族主义最为猖狂。古代最典型的“大蒙古民族主义”出现在十三世纪的蒙元帝国。它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人)第四等。蒙元帝国法律规定“国家官制,率以国人居班首部”。“国人”即为蒙古族人,从而确定了蒙古族的民族统治地位。在司法制度上,规定“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付“烧埋银”(埋葬费)了事。对汉人、南人实行严厉的全面管制。不准汉人南人制造、收藏、持有武器。不准打猎,不准集会,不准练武,甚至不准夜行点灯等等。政 府“括马”(即征用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其三分之二,汉人南人全取。通观中外历史,蒙元帝国所创大蒙古族主义居古往今来之首。

5、“大汉族主义”——种种概念偷换的批判

对于“大汉族主义”,主要有两种概念位移和偷换,对此,一些所谓的“历史、民族、文学精英们”最喜爱,把汉族同胞玩得眼花乱坠。

一是把汉族的人数众多当成“大汉族主义”。有些人认为汉族人数众多,想当然地认为大汉族主义存在。其实,人数众多只是一种自然属性,大汉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属性和状态,把自然属性当然地等同于社会属性,是一种常见的错误。试问,一个高个子必然就会对一个矮个子用粗吗,一个高个子对自己矮的人就有侵犯意图和行为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把汉族人口减少到1000人左右,比中国的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还要少,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大汉族主义。

二是认为历史上汉族比较强盛,汉族建立过强大的国家,有“大汉族主义”存在。对此,前文已分析过,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大汉族主义”,反倒存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某大少数民族主义。

三是把极少部分汉族人不当的言行上纲上线为“大汉族主义”,以一概全。有人说,一些汉人不尊重少数民族,不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不尊重少当选民族的习惯等。而事实上,这只是片面现象,一些少数民族极不尊重汉族、不尊重汉族人民的习惯之现象有时比这更为严重。况且,部分人存在并不表明“大汉族主义”就存在广大汉族人当中,如果依此推断,那一个少数民族部分人不尊重汉族人,不平等对待汉族人,是否也应划为“某大少数民族主义”呢?在新疆,东突组织十分猖狂,如依此理,是否应认为存在“大维族主义”呢?

由此可见,“大汉族主义”在历史上、现实上并不存在,而是一种作为随时打压和奴化汉族的借口,是一种意志强加,是对汉族同胞的强奸,是对汉族同胞的侮辱,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在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主体民族觉醒的同时,中共却反其道行之,结果是什么?到头来只会刺激助长各自的民族心,现在看看中央台,无论哪一个栏目,无论哪一个节目,从“星光大道”到“正大综艺”,只要是少数民族,就会穿起民族服装,表明自己的民族成份,而汉族却好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没有一点民族意识!我们只有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自己是汉族啊!这种人为制造差别、过份突出民族区别性、过份强化民族意识,究竟是有利于团结还是有利于分裂?从生育政策、高考加分到很多优惠政策,汉族的民族自豪感越来越弱,归属感和集体感越来越少,很多汉族为了优待都去做少数民族去了,在内蒙,八十年代初为了民族优惠就有近30万汉族人改成了蒙古族人,而且是整村、整乡的改。在甘肃,有一个长得象所谓“意大利人”的汉族老头,突发奇想,说自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几百年前留在了甘肃,竟然留起了长胡须,学起了罗马语,还想改为“罗马族”,据说整村人都想改,正在向政府提出申请!我们的新闻媒体还觉得好奇,详细推论并介绍了其“罗马”高贵血统,却并不觉得这是汉族的悲哀和耻辱!
如土家族,直到1956年才被识别为民族,1990年的人口是1964年普查时的10倍!这些都无法用人口自然增长来解释,只能认为是“落实政策”后由于特殊优惠,而使大批汉族人又转而改变民族。极端的例子如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1982年普查时,全县40万人,只有243人报称是少数民族,而且全是外地调入的干部。但“落实政策”予以扶持后,短短两年内,就有18.5万人改变民族成分。这些极端的人为分化汉民族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一些专家学者、政府机构只注重于构建“百家争鸣”的民族人口局面,却没有看到这种问题的潜在危险性!同时,汉民族几千年来的自然发展,被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毁于一旦!为了“民族大团结”和“民族融合”,甚至不惜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毛泽东有次戏问他:“你是湘西人(按,粟是湖南怀化会同人),是不是苗族?”但粟本人至死一直都自认是汉族。他死后两年,根据相关民族识别研究,他被认定是侗族——这一点后来通过中央批准。看看:一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侗族的人,死后被追认是侗族,是不是有点别扭和滑稽!
1981年以后的民族政策为改族提供了获利的空间,相当一部分人积极寻找成为少数民族的所谓历史依据,这是许多谎言产生的动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现在的民族政策有问题!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身上没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都争着加入少数民族籍?而且他们对少数民族的认同感更甚于他们身上的汉族血统,有些人甚至以身上有汉族血统为耻。其实,在当前的少数民族中很多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混血的,但是基本上那些混血的都加入了少数民族中。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汉族在遭受歧视!根据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甚至远祖是不是少数民族来决定后代该不该享受优惠照顾的民族政策,不但是赤裸裸的血统论,也是时时刻刻地提醒各民族人士别忘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别忘了自己跟其他人是不同的民族,人为地固定、甚至扩大了民族隔阂!有隔阂,就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有民族意识,就不可避免的考虑自己民族的利益,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就不可避免的产生民族摩擦和民族冲突!在外国,如印度尼西亚,当地政府和土著在疯狂歧视华人,看看1998年的印尼反华事件。

在国内一些少数民族也认为他们的地位高汉人一等,他们无疑也看不起汉人,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会认为自己是劣等的,《狼图腾》一书不是正在兜售这种观点吗?所以中国民族政策的当务之急是要真正做到各民族的平等和尊重,努力发展经济,而不是给少数民族予小恩小惠拉拢人心!
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剧变后,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都发生了分裂。这种现象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要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














第十三篇 中共是后清论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满清政权与中共政权非常的相似:一,两者都是外来政权的性质。二、两者都是吏治腐败,专制黑暗,官员贪赃枉法已经到了无法根治的地步。三、两者都是外敌的压力愈来愈大,这点可能清末还要严重一些,但当权者以种种借口为由实行软弱无能的外交政策则是惊人地相似。四、两者都是对内强取豪夺,对外卑躬屈膝。五、两者都是靠极端残暴野蛮的暴力起家,而且都是靠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的方式夺取全国,过程相似,时间相等。


满洲人(现称满族人)是满清政权的居于支配(特权)地位的民族,也是满清国的主流民族(别的民族主要服从其特权乃至风俗),其实际上就是女真各部族,1636年皇太极下令改其名称为满洲。女真的前身是肃慎、靺鞨,历史上曾建立渤海国,虽然在汉、唐、明等华夏王朝强盛的时候,这些东北的部族和所建政权都向华夏政权表示臣服,但其民族的信仰、语言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归化华夏文明。后金建国之前,明朝也始终未能在东北确立成熟的、牢固的统治、汉人及归化华夏的其他民族也始终没有成为后金的主流民族。努尔哈赤部族所在的建州女真,更是长期居于朝鲜半岛北部,因其不事生产,习性残虐,遭朝鲜群起攻之,实在混不下去,被迫于明中叶渡鸭绿江迁徙至辽东。从女真到满洲,其民族的信仰、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与华夏民族迥异,华夏与当时满洲的差别比朝鲜、日本之间的差别更为巨大。在明末以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真各部族对华夏民族来说,就是外来民族,就是异族。无论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还是皇太极与1636年改建的满清政权,都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异族政权。
满清政权之所以属于外来政权的性质,更在于其对华夏文化始终采取抗拒、破坏的做法,直至其蛮性衰尽,不由自主的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努尔哈赤建政后,对东北汉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汉人两百多万人,几乎将东北汉人杀光;皇太极积极启用用汉奸降臣,但他只研习华夏的谋略和帝王术,却严禁满洲人归化汉礼制,他还强迫新征服的汉人服从满洲礼制习俗,甚至连服装发饰,都要依照满洲式样:明降臣要积极学习满语,汉人不肯剃发、不肯换装者,都要杀头。
满清入关之后,面对比自己民族人数远为众多的华夏民族,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不思归化华夏民族,反而采取人类史上空前野蛮残暴的专制手段,进一步强迫关内汉人满洲化。清军南犯过程中,强迫各地汉人剃发留辫,去汉服、换满装,否则以“叛逆”论处,即行屠戮,为了强迫关内汉人满洲化,四十年当中不惜杀人数千万,有些地方(如江阴)被“满城杀尽”,有些地方(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遭反复屠杀。满州征服者妄图以这种专制到头发到衣服的空前恐怖措施,达到以野蛮征服文明的目的。
在文化上,满清政权一度企图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以满语取代汉语。早在关外,满清即强迫汉族降臣学习满语,入关之后,满洲统治者将满语定为“大清国”第一国语,在顺治年间,一度要求在清占领区全面推广满语,重点对象是未成年人,但由于满语的落后和“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而根本推行不下去。
由于深知自己在征服过程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为和历史舆论所不容,满清统治者做贼心虚,拼命毁、改史料,把自己的入关征服史乃至整部晚明史歪曲成一本糊涂帐。清帝以残杀、灭族的手法,对待直书满州发家史、屠杀征服史的戴名世等人。这些做法,对文化的保存、反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自己是侵略者,是外族征服者,满清统治者内心十分清楚(始终比广大汉人更清楚),正因为此,满清政权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一切华夏政权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就要忌讳、掩盖、扭曲、贬低蒙恬、李广、岳飞、文天祥等人事;就要摧残中华文化,编撰《四库全书》,抽、删、改、毁包括孔孟的某些言论在内的一切存有华夏民族精神、缺乏奴性的古书;在一切文章中严禁“胡”、“狄”、“夷”、“虏”、“戎”和“中华”、“中国”等字眼......此种种做法,就是要蒙骗愚弄广大被征服的老百姓,挖空心思掩盖其外来征服者殖民统治的不合法性。
因为带有强烈的外族征服者的优越感,所以有清一代,满清统治者对满汉通婚严加限制,严禁满族女子外嫁汉人,贵族尤其如此,汉族女子不得进宫。除东北以外,统治者也不真正把中国大地当作自己的故土,把广大汉人当作同胞,乾隆帝纵容荷兰人屠杀华侨;清末统治者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慈禧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好象中国是他们暂时抢到手里捞取好处的工具似的。
有糊涂混帐或不明就里之人以“赵武灵王胡胡骑射”的史迹来混淆满清的剃发易服的反人类罪行;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和唐王朝来论证满清王朝的正统性。其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满清的“剃发易服”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一,赵武灵王学习匈奴服装和骑射优点是自己主动学,并非被逼迫;二,赵武灵王的学习是技术上的学习,将“宽袍大袖”改短一些、窄一些,并非抛弃华夏服饰,照搬匈奴服饰,更非要放弃华夏的文化和体制,采用匈奴的那一套。而入主中原之初,北魏统治者采取的主动、全面的归化华夏文化的做法,与满清统治者犹如天壤之别:北魏孝文帝以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鲜卑贵族改汉名、用汉语、穿汉服、留汉发和汉族通婚、建汉式宫廷、用汉人礼制,哪里还有外来政权的特征?北魏的鲜卑族已完全归化华夏。
综上所述,明眼人可以看出,满清政权完完全全是一个外来征服政权。与之神似的事,中共政权同样具有外来政权的性质。中共政权虽然由中国汉人建立,但是这个红色邪教流氓政权的建立,从始至终离不开它的苏联老大哥(其实是老子)的一手扶持,直接组建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更是由以苏共为首的“第三国际”一手制造;在生存组织运作夺权方面,中共也是完全采用苏共式的邪教黑帮流氓方式。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几乎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是被中共政权牢牢掌控的伪共和国,是与中国人民的民意根本无关的共产党机器;而中共政权就是中共夺权后全面恶性膨胀的形式。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一样,中共的灵魂是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完全是一个外来的邪教,它借着一个颇有些歪才的德国犹太人的变态的头脑落户地球,其披着狂妄武断、纯属瞎掰的“历史规律”的迷人外衣,疯狂兜售无视人的生命、极端崇尚暴力、反对一切传统和现存文明的超级恐怖瘟疫毒药。因此,以马列主义共产邪教为灵魂的中共,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在信仰、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华夏民族格格不入的外来恐怖组织。
纵观中共的诞生史、发展史:中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由外来邪灵催生、饲养、扶持、资助、教唆,终至羽翼丰满,坐大为患的恐怖组织。
首先,中共本身,就是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红色帝国“东方路线”的产物:1919年至1920年前后,列宁因为在德奥匈等中欧国家煽动共产暴动失败,被迫中止西进路线,转而称:“通往巴黎的道路要经过北京”,开始推行“东方路线”,图谋颠覆中华民国,变其为臣属于苏联的“卫星国”。
1920年苏联操纵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指使其代表维津斯基来到中国,积极拉拢教唆李大钊、陈独秀等盲目激进的知名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
之后,在李、陈等知名品牌的积极串通下,各地狂热分子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中国,召集了中共的“一大”,中共由此成立。成立后的中共,活动经费和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全部由共产国际支付;工作报告和组织、活动、发展计划全部由共产国际审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则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掌控。可见中共完全是由苏联以中国极端狂热的盲目激进分子、野心家为原材料,一手制造出来的邪恶产品;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听命于苏联老子的外来邪恶势力的附庸组织。
中共自建党之日起,苏联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直接掌握着中共的经济命脉,和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在这些外来老子的指使下,中共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借着一系列愈演愈烈的罪恶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中共建党后不久,苏共代表马林就替中共作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狡诈决策,并且挖空心思骗取了孙中山的同意,开启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苏共老子的这一重大的措施,解决了中共在成立之初,引其影响力微小而难成气候的难题。借着国民党的资历和在中国的威望,中共邪教组织在国民党的机体内迅速的扩张起来。在苏共老子的授意下,中共在国民党体内,对国民党疯行分化瓦解的“挖心措施”,图谋从内部掏空国民党,从而化国民党为共产党。在苏共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了“蒙蔽孙中山、拉拢廖仲凯、贬逐胡汉民、收买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中共派出的天才枭雄黑道分子毛泽东一度篡夺了国民党的舆论权,超级骗子、冷血杀手周恩来则骗取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在苏共的指挥下,中共先是反对国民党北伐,反对不成,则在北伐军北上后空虚的后方疯狂煽动农民暴动,对广大北伐军的家眷实行群体灭绝,企图通过在后院纵火的方式,变北伐战争为自己夺权的暴动,乱中夺权。
因罪恶图谋暴露而遭国民党清洗之后,中共又在苏共派来的新代表的指使下,在各地策动公开反对中华民国的暴乱,妄图建立颠覆中华民国的苏维埃政权:
苏共代表罗明拉兹亲赴南昌,伙同周恩来发动“南昌暴动”,之后,在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的指令下,中共连续发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平江暴动”、“湘南暴动”、“左右江暴动”等暴乱,在全国掀起一股共产暴乱的汹涌逆流。苏共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广州暴乱。
从“别有用心”地加入国民党到公开发动暴乱、建立裂国害民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中共赖以逞凶的几乎所有经费都来自其苏共老子: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 “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苏共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共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元以上。苏共对中共的大力扶持和饲养,直至1935年中共反围剿大败,四处逃窜,双方一时联系不上,才告一段落。
天底下是难有白吃的午餐的,政治上更是如此。中共领取卢布的代价是:一切听命于苏共老子,死心塌地的为实现苏共颠覆中华民国,建立共产卫星中国的目标效劳卖命。中共认苏共的一个生动的特征是:从陈独秀至王明以下,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王明,这些中共历任总书记的立废,都出自苏共之手,20世纪30年代,苏共更是派遣德国共产党员李德为钦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全权指挥中共的军事。另一个最生动的特征是,1929年,苏共为维持其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调军八万入侵东北,大败张学良,造成了“中东路事件”。对此,中共竟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自行暴露了其外来反华势力的丑恶嘴脸。
可见,整个20世纪20到30年代,中共在南方的势力,都是听命于苏联的外来反华势力;中共在各地建立的暴乱政权,都是由苏共操纵、指挥的外来反华伪政权。
中共 逃窜到陕北之后,中共继续接受苏共的指挥。1936年,中共为了保命,煽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一度企图杀害蒋介石,但因当时国际形势突变,日本扩张的势头咄咄逼人,在远东对苏共形成重大威胁,苏共为了牵制日本,改变反蒋的策略,命令中共联蒋抗日,中共立即急忙摇身一变,由“西安事变”阴谋的总策划者,变成了西安事变的“调停人”,蒋介石的“救命恩人”。这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真正原因。正是遵照苏共的这个新策略,中共从此走上了假联蒋真反蒋、假抗日真扩张的新道路,命运发生了转折。
由西安事变可见:苏共对中共的绝对领导权不虚。
此后,因为面临德国的巨大威胁,苏联在二战中的七八年时间里无暇顾及中共。但是二战一结束,中共又是在苏共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取得了打内战巨大有利条件:
1945年8月8日,苏联在美国丢下原子弹的同一天对日宣战,乘日本被原子弹炸懵之际,出动近百万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打跛脚老虎,迅速夺得抗日果实,占领东北全境。苏联对《雅尔塔协定》阳奉阴违,竭力阻挠民国政府接收东北,同时授意中共武装假冒“东北民主联军”等民间武装之名,抢占东北。为了配合中共抢占东北,苏军把山海关至锦州的黄金通道、营口、大连等重要港口统统交给中共武装;苏军还一再拖延撤军时间,直至中共势力完全控制东北为止。
又是在苏共的帮助下,中共抢得了先机,民国政府要接收东北,只能从关外打进来,节节攻坚,费了大力气,却只夺回锦州、沈阳、长春、营口等大中城市,广大农村腹地和小县城都在中共手中,中共借之落地生根。可以说,苏共的这一关键的扶持,在东北一开始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败象已现。
东北是中国第一重要的战略区域,占据东北,进可入关席卷关内;退可割据一方。而从关内谋取东北却极不便利。蒙古、满清就是先据有东北,进而征服了整个中国;更早时候的金国也以东北为老家,夺取了宋朝的半壁江山。东北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矿产物产极为丰富,其民风凶悍、愚钝、残忍,非常适合中共掠夺、欺骗、暴力的需要。东北又与苏共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中共据有东北,获取苏联的援助极为便利,且攻守进退自如,最坏的情况无非是退往苏共(在苏共的扶持下再卷土重来),怎么弄也能够立于不灭之地。
苏共帮中共抢夺东北之后,苏共还在武器物资上给予中共东北势力巨大的扶持:根据1947年中共与苏联签订的《哈尔滨协定》,苏联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交给了中共,这些武器,足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用这些武器,林彪在东北扩军四十万,使得中共东北武装于1947年底疯长到七十万之众。苏联还将将东北由苏联控制的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
根据1948年签订的《莫斯科条约》,苏联还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元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交给中共,并帮助中共装备和训练十一个师。这些,是中共获得了在东北压倒国民党的巨大优势,获取了打下江山的本钱。可见二战结束后,苏联对中共的关键性的巨大扶持,是其成功夺取全国政权、颠覆中华民国的最重大的因素。没有苏共老子的帮助,就绝不会有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中共政权是一个典型的由外国扶上台的外来政权。 夺权上台后,中共立即冲着美国撕下了“农民民主党”的伪装,与美国兵戎相见,全盘模仿苏联的专制极权,简称比苏联体制更专制、更具欺骗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一面倒的亲苏政策。
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给了傻瓜糊涂虫、单相思亲共的杜鲁门、艾奇逊之流一记臭亮的耳光。
中共刚解放中国之初,立足未稳,毛就奉苏联太上皇斯大林之命,出动百万雄师,冲到朝鲜半岛与美国大打出手,致使百年来几乎从未红过眼的两个友好国家顿时结下血仇。
暴力夺权过程中,中共即进行杀人土改,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立即效法列宁对富农进行清洗的做法,厉行“土改”运动,屠杀农村有产者两百万人以上;厉行镇反运动,屠杀包括战俘,中华民国前政权任职人员在内的“反革命分子”数百万人。
在血腥屠杀的基础上,中共全面移植外来的苏联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一切,其附体于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医院...甚至小至街道,进行附体操纵,人大、政府、公检法系统,完全成为受党操纵的机器部件。中共的政治体制的本质,与苏联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某些形式,即中共把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八个民主党派改造成中共自己的八个特别的“支部”,让其继续挂着“民主党派”的名称,打着“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幌子,利用其装门面,欺世盗名,掩盖其专制极权的丑恶嘴脸。
在经济上,中共国全盘苏化。
建国初期,中共就把建设国有化经济体系的所有项目全部交给苏联,“一五”计划的项目几乎全由苏联援建。夺权后至1956年,中共以群体灭绝和抢夺的方式,强行将农村土地集体化,城市土地国有化,完全消灭了私有经济,摧毁了诞生于晚清、至民国时已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中共以迁徙限制、组织编制、以及稍后的户籍,将农民牢牢的捆绑在土地上,形同农奴。
在城市中,所有经营实体全部被“国有化”、“集体化”,在此基础上,中共建立起“以党凌政、以政治企”的共产极权奴隶制企业制度,与苏联如出一撤。
中共像当年布尔什维克那样,以极为残暴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统购统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权力经济。
总之,中共的体制就是中国版的苏联体制。可见中共完全不同于民国以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它是用中国外衣包装起来的另一个苏联。与历史上的外来征服政权满清一样,中共政权同样对华夏文化极尽破坏之能事,而且,其破坏的猛烈程度,比起满清的破坏,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满清完全相同,中共对华夏文化的破坏,同样是出于掩盖其夺权过程中的滔天罪恶、掩盖其政权的不合法性、维护其残暴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由于深知自己是外国一手创建、一手操纵的叛国暴乱的工具,夺权过程中罪恶弥天、无耻勾当,因此中共大肆删毁历史资料,伪造自己的发家史,进而将整个中国的近代史糟蹋成了一本糊涂帐,给文化的保存和反思造成了障碍。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就感到,华夏传统文化的天命观、家庭伦理道德系统、中庸之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理念是其散播马列邪说,暴力夺权的一大障碍,因此,乘着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激进浪潮,打着民主与科学的幌子,将“反封建”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借机兜售马列暴力摇头丸,将大批青年诱骗成仇视传统、数典忘祖、六亲不认的愤青,进而变成认祖苏联的工具和炮灰。
夺权上台后,中共认识到,传统的华夏文化,是其巩固马列邪教专政的一大障碍,因此执政初期,中共即着手阻断中国传统汉文化。中共借“反封建”、“反资本”之名,强迫老百姓去掉旗袍、长袍、西装、皮鞋、高跟鞋、礼帽等所有中华民国时期形成的衣着形式,按照中共自己的衣着式样,几乎千篇一律地改穿蓝色、灰色列宁装(中山装)、布鞋、“解放鞋”等等;中共并强迫几乎所有男性将头发剃成“劳动人民”型短发,所有女性将头发剪成齐耳类老太婆式的短发。此种做法,十分类始于满清入关之后,强迫广大汉人按照满洲人的样式“剃发易服”。中共从阻断中华民国的穿戴衣着形象入手,用专制强力打碎中华民国时期留下的多元化的社会面貌,将中国人之前多姿多彩的形象改造成单调划一、个性压抑的“灰蚂蚁、蓝蚂蚁”形像,整个社会变得如同苏联劳改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一旦失传,文化便无从维系。中共深知汉语是其阻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障碍,因此,一上台就要千方百计的改造汉字。如满清入关之初企图强行推广满语那样,中共一度抛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的全盘西化方案,企图强制推行,但因无法解决巨量的同音字等问题而根本无法实施,只好采用简化汉字的折中方案,于1956年在全国推行。中共使用字母文字彻底破坏中国文化的图谋没能得逞。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简化汉字虽然便利了书写,但由于其不是来自于语言书写的自然演进,而来自突然的人为强力干预,因此纰漏百出,很多繁体汉字,因为“不实用”、“封建主义”都被扬弃掉,对华夏文化的内涵造成了破坏;由于简化汉字对汉字的结构美造成了普遍的破坏,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废弃了繁体字(传统汉字),割裂了中国大陆与同属中国的港、澳、台的在文化上的统一,因此,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分裂了中国,还带头在文化上分裂了中国。更严重的是,由于强制推广简化字,一代代“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对繁体字愈来愈陌生,现在除了学习古汉语专业的人,大陆人民已基本不能使用繁体字,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使其诸多方面有失传的危险。
中共就是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失传。传统文化断裂得越彻底、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越无知,中共移植外来的马列共产邪教文化就越容易。
马列共产邪教的教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在革命的名义下,再残暴的事都可以做,因此邪教的成员就要克服罪恶感、“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天不怕地不怕”,要达到这样的革命境界,就必须和一切旧传统决裂。而旧传统的伦理道使人产生罪恶感,是实行专政的精神障碍,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全面毁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重点打击传统伦理道德的本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神论天命观。
所以五十年代初,中共即扶持教门的奸贼败类,先后成立基督教“三自教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以党控教,将解放前原本自由的全国宗教组织改造成披着教会外衣的特别形式的中共党组织,对于坚持教会独立的宗教人士,中共则扣“反动会道门”、“外国特务”的帽子,狠狠镇压。中共的奸恶措施,导致民间教会在大陆消亡殆尽,教会徒具形骸,“三教齐灭”。
文革期间,中共对装模作样做表面功夫都不耐烦了,干脆撕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遮羞布,赤裸裸的全面疯狂的破坏传统文化:文化传承者被批判否定、文化项目被禁止、文化成果被毁坏、文物和文化遗址遭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都被打成封建糟粕,遭到横扫。十年之中,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
可惜的是:始于辽代的洛阳白马寺十八罗汉塑像被砸毁、有一千年历史以上的山西天台寺、山东崂山道家圣地被捣毁,更可惜的是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中共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其疯狂性、彻底性、深刻性,满清实难望其项背:满清杀戮四十年,只做到了以满洲式的衣冠发服取代汉式的衣冠发服,改变了外表,关内中国人的内涵却基本未变;满人在做了统治者以后,没有“改造”汉字,也没有刻意去破坏华夏的文物、古迹。
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全盘苏化。在破坏的同时,中共全面移植马列邪教文化于中国大陆:马列的思想指导一切,禁止一切非马列主义的言论、思想;禁止一切非中共观点;取缔一切非中共领导的学术组织。
原先连体育比赛好成绩,都要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现在因为这一套在世界上太丑陋,只好缩小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一切“成就”,都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江贼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挂羊头卖狗肉下蒙汗药,貌似开明,麻翻了不少人,但其骨子里的马列邪教专制基因丝毫没有改变。
移植马列邪教文化的结果,已经使中国产生了数亿“前不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中共党文化中毒者,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中毒极深,被彻底洗脑,固守反人类的马克思邪教信仰,敌视自由民主价值观,六亲不认,人性麻木。这类原教旨主义“老古板”人数极少,但危害不小,胡锦涛暂时是其中典型。 二,缺乏罪恶感的唯物(唯物质利益)主义者。这类人占当前大多数,其中很多人一度相信共产主义,现在信仰早已崩溃,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贪污受贿,无所畏惧;造假欺诈,气定神闲、流氓下作、厚颜无耻。中共贪官队伍百分之百是这种人,江泽民是其总代表。 三,仇恨传统文化、仇视西方文化的法西斯分子。这类人俗称“粪青”,他们将中国的一切不幸都推到中国传统和西方身上,投合中共的法西斯基因,鼓吹种族灭绝、核大战。这类人人数虽少,煽动性却不小。何新、姜戎(《狼图腾》作者)是其代表。四,没有信仰的“新生代”。八九年以后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他们对传统文化近乎苍白地无知、中国的现当代史、中国社会的真相两眼一抹黑、对西方的发达眼红而又似懂非懂,对自由民主兴趣索然。他们既不愿“为党奉献”,也决不乐于助人,普遍的冷漠势利麻木,其最感兴趣的是现实物质利害关系和享乐。
不管分几类,共同的都是:中国人普遍的已经没有传统的有神论天命观;也没有西方的有神论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
经历中共五十多年的文化破坏和外来邪教文化的灌输,中国人普遍的变得不像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少,受外来邪教文化的毒害和扭曲越来越重。中国人越来越丧失了传统伦理道德标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又被中共封锁于国门之外,于是“是非对错党包办”,人们普遍价值标准混乱,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现在更是变成了漠视自由民主人权、不中不西。
综以上所述,满清是历史上的外族征服华夏民族建立的外来政权,因为满洲文化极其野蛮落后,不能取代华夏礼制,因此满清的外来化措施不能触及华夏的内涵。
中共虽然由中国汉族人组成,但却全然抛弃本民族一切传统、文化,接受外来的马列邪教文化、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移植外来的苏维埃体制于中国。中共党徒是长着中国人面孔的外来人,他们有效地破坏了传统中国的内涵,搞的中国不像中国、中国人不像中国人。
满清政权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兴于暴力、死于暴力,是十足的杀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发动部族暴乱之后,他只知杀,不能抚,身上血债累累,双手沾满无辜人的血。他不仅后来大肆屠杀汉人,对于反抗他残暴统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残施杀戮,以致于身被叶赫部首领的血咒:“我叶赫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
他一生追逐权力,但是他追逐权力只为了两件事:杀人和掠夺,至于后来的马屁汉奸和满遗史家吹捧他的什么“胸怀伟略”,纯粹荒诞扯谈。努尔哈赤学习汉语,通读《三国演义》,根本不是向往华夏的先进文化,而是为了获取杀人和掠夺的智谋、技术、手段而已,他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一种从心底蔑视和仇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心态:蔑视汉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朝在东北的存在,令他的杀人抢劫集团碍手碍脚。
不仅是杀人狂,努尔哈赤还是一个心胸极端狭隘的种族灭绝主义者。万历十一年,明朝辽东经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扰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动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爷爷),作为补偿,李成梁不仅亲自收养努尔哈赤,明朝后来还封他为“建州左指挥司”,“龙虎将军”,但是,这个努尔哈赤不仅丝毫不念李成梁和明朝对他的补偿养育之恩,反而后来反明,对明朝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东北两百万汉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尔哈赤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蒙古军西征屠城,尚有低于蒙古战车车轮者不杀(即不杀小孩)的惯例;努尔哈赤在辽东伐明,“攻一城屠一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努尔哈赤的屠杀汉人。 努尔哈赤不得好死之后,其继承者皇太极为了笼络人心,挽救危机四伏的后金政权,在杀人方面一度有所收敛,对明朝将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抚之术,如同1935年以后,逃窜到陕北的中共残余势力为了活命,暂时收起苏维埃烧杀政策,对民国政府军政人员、百姓大搞“统战工作”,在边区实行安抚士绅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极统治的末期,随着满清国力对明朝优势的显现,满清政权又露出了残虐的本性:松锦决战获胜之日,皇太极下令大肆屠杀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军民,已投降的也要杀,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极末期,入关掳掠的清军,接连制造屠城惨案,仅济南屠城,就杀死十七万老百姓。这就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随着“解放军”在内战中胜势的显现,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厉行“土改”,大肆屠杀解放区的地主、士绅、富农。
皇太极死后,其实际上的继承者多尔衮在入关征服的过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厉行“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将血腥屠杀政策推向了极致:六年中屠城几十座,杀人上千万,其野蛮残暴,远在其老爷子努尔哈赤之上,直令后来的侵华日军自叹不如。
满清政权依靠屠杀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过平安的日子,对暴恶的东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满清这个极端野蛮残暴的政权一开始就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质来说,其成大气候的可能性并不高,为什么最后能坐大为患,席卷天下?这首先是因为满清政权得到了发家崛起的最佳天时。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蠢动,时常侵扰明境,但在明朝杰出将领李成梁的打击和分化下,其势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万历后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东北没有了良将,国防大大削弱,努尔哈赤得有机会窜上历史舞台,兴兵作乱。本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朝虽衰,但在东北经营多年,也不至于跨得那么快。偏偏在努尔哈赤蠢蠢欲动的时候(1592年),日本人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又不自量力,倾尽全力去援救这个友好小国,虽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损失惨重、伤了元气、得不偿失,从此其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为满清(后金)政权在东北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
再则,满清(后金)兴起时,一家独强,周边没有可与其分庭抗礼的制衡力量,“国际环境”颇佳:经过16世纪末的朝鲜战争,明朝、朝鲜、日本三败俱伤,日本人的势力已影响不到东北,朝鲜军队更是不堪一击;原先强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经衰落;而最强大的西方势力-俄罗斯老毛子的扩张步伐虽已迈近黑龙江流域,但要伸手进东北尚需时日,其远未具备大举入侵东北的条件;英、法等西欧强国尚未完成近代化转型,更无力影响中国。
可见满清(后金)兴起的条件和时机是多么的得天独厚!若晚得数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后的俄罗斯老毛子掣肘,而无法问鼎中原!可见努尔哈赤的起家,实在是典型的乘乱发难。
在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满清政权乘明朝被陕西农民大起义弄得自顾不暇之际,频频入塞,威胁京师、烧杀掳掠、大肆破坏,掳走明朝上百万人民。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满清(后金)虽然在东北成了气候,但要入关夺取天下,却远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还存在,满清的入主就没有合法性;只要明朝政权系统不崩溃,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对抗满清的入侵。只要明朝还在,满清就无法在关内站稳脚跟,其入关“灭明”的战争就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人力、物力都远逊于明朝的满清所无法支撑的。
当年大金国的实力决不在满清之下,但却就是吞不下衰弱的南宋;后来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蒙古,进军中欧只花了几年的时间,但消灭衰弱的南宋却花了四十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宋朝政权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这个堡垒却被李自成、张献忠从内部攻破了。李自成陕西称帝,其农民大军进军北京,将北方四省的明朝政权摧毁殆尽,逼死崇祯帝,消灭了明朝的政权中枢。虚弱透顶的明朝政权被斩首,顿成瓦解之态势,张献忠势力又在湖广横加破坏,打进四川,大砍大杀,加剧了明朝的分崩离析。
最糟糕的是,李自成集团进了北京,不仅不能够迅速的稳定局面,还将明朝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队逼到了满清一方。吴三桂部队有着最丰富的抗清经验,又占据着山海关这个黄金咽喉要道。吴三桂的献关降清,等于是把当时中国这个重病虚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给满清任意处置。
多尔衮就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顷巢出动,挥师入关,以组织严密、其势如炽的新兴集权,横扫关内分崩离析、内讧腐朽涣散的各派势力,招降纳叛,各个击破,怎么能不席卷天下?满清征服中国,其实就是典型的乘虚而入。
中共起家的残暴,丝毫不在满清之下。早在1927年发动背叛中华民国的武装暴乱之前,中共就已“国共合作”为掩护,“国民革命”为借口,在南方农村大搞打砸抢烧杀运动。彭湃号召广东农民杀光所有有产者,毛泽东等人煽动农民协会自结武装,取代中华民国基层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大搞流氓地痞运动,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诬蔑混帐口号,尽情屠杀农村中稍有一些田产的富农。1927年,中共发动大规模叛国暴乱,更如一头吸血狂魔,以屠杀的腥风血雨来维系自身的生长。1927年至1934年,中共在华南、华中、华东不仅大杀有产者,对中立的群众也一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处决”。当年带头暴动的中共大佬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无一不杀人如麻:毛泽东曾亲自下令杀害地主全家,几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东方道德家楷模”周恩来杀人功夫更是了得,不仅指挥杀人,更亲自动手杀人,亲自带人将顾顺章灭门,经过中共八年的暴乱,南方数省生灵涂炭,仅江西一省,死于中共屠刀就达二百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无产阶级。
中共流窜到陕北之后,中共为了一己之生存发展而暂时改弦更张,杀人有所收敛,大搞“统一战线”骗取人心,以更顺利地夺权打江山。但是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马上露出了真面目,发动了比当年在南方暴乱时更大规模的屠杀。如满清入主中原,为强迫汉人“剔发易服”而兴起屠刀,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杀害农村有产、已放下武器的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城市有产者五百万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杀的手段抢私为公,以达到共产的目的。中共这个以血为生的反人类的邪教政权似乎不杀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镇了,产也共了,人民江山也巩固了,它还要继续杀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严打、六四,因为若是不杀人,人性就会苏醒,道义就要回归,中共的危机就要来临。
中共杀人的“伟大成就”,直接可以令“国民党反动派”鸣冤而死;中共杀人的“正大光明”,直接可以令努尔哈赤在地狱里大开眼界。
如同满清一样,中共暴发的方式也是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
中共建党之初,乘当时北洋军阀治下的民国政权失控、军阀混战,人心混乱,大肆兜售马列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动暴力。中共并掩藏祸心,加入国民党阵营,利用国民党的威望,拼命扩充邪教黑帮势力,大量散播马列邪教思想;利用当时军阀纷争的混乱,假冒国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利用孙中山的糊涂和国民党的内部混乱,对收容自己的恩师国民党大搞阴谋破坏:参沙子、插钉子、内部渗透、分化瓦解、“拉一派斗一派”,将邪灵的触角伸遍国民党全身,企图从内部将国民党绞杀、吞噬,以走捷径的方式,将国民党的地盘、势力劫夺为苏维埃势力。然而,中共的恶毒野心被国民党内蒋介石势力察觉和粉碎,阴谋败露之下,中共恼羞成怒,乘1927年中国政局群奸并起、四方割据、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之机,纠集城乡流氓无产者、土匪强盗、国民党军队附体成分,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但在民国政府军的反击下,中共土匪效仿列宁,迅速夺取城市的美梦泡汤,只得窜到井冈山,建立土匪苏维埃政权。中共的起家,是活灵活现的乘乱发难。
在南方受挫,窜至陕北之后,中共处于阎锡山和马家军的东西两面夹击之中,本已穷途末路,难成大气。但偏偏这时日本人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举入关,攻陷京津,长驱直入,北方抗共中坚大老阎老西老家被端,民国北方政权,分崩离析。日本人的疯狂入侵,为中共土匪的再度崛起创造了大好条件。这如同明末日本丰臣秀吉势力的大举侵朝,耗尽了明朝在东北的元气,为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条件。
中共乘日寇大举入侵,民国政权大衰大乱之机,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虚假幌子,骗取国民政府经费和民脂民膏,大力抢夺地盘,扩充邪教黑帮势力,“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随着实力的加倍膨胀,中共对日本越来越友好。除了抗日战争之初,林彪、彭德怀这两个一时没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对日本人小打了两仗以外,其余所有的时间,中共都在“游而不击”,暗通日寇,“专打友军”。
中共在日本侵华的战火中,不顾民族大义、抛弃民族气节,通敌卖国,损民族以利己;助日为虐,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历史,是全世界最丑恶卑劣无耻的乘火打劫史。其无耻和肮脏,连其老子苏共都感到汗颜。
由于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从部队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双方甚至暗中勾结,保持默契。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的损失:除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身亡外,其余中高级将领完好无损。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战的损失的原因。
抗日期间中共势力迅速扩张,其渗透区人口上亿,武装增至一百二十万,但就是渗透而不控制,不动日本人一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国民党军队拖垮、被美国打垮、宣布投降之际,中共急忙跳出来打死老虎,乘国民党鞭长莫及,抢夺地盘,把大片的原国统区窃夺成“解放区”。 抗战结束之际,苏共老子出兵为中共抢下东北,送给了中共全套日制现代化武器和重装备,并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东北扩军至七十万,第一次拥有了足以攻坚打天下的、除海军之外的所有兵种。
中共不仅在兵力、军备和地盘上具备了颠覆民国政权的实力,在财政和资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优势。中共因为假抗日,没有战争消耗,却又以抗日为名,不断获取民国政府的经费以扩充武装;对不择手段的中共而言,责任和道义纯属笑谈,中共不尽国家责任,也丝毫不对其占据的北方地区的民生项目尽责任,因此,几乎无需支出;相反,中共还以共产的名义打家劫舍抢田夺地掳财,视人权如粪土;最卑鄙无耻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积聚力量,中共发动“大生产运动”,大种鸦片,疯狂毒害国统区人民,赚取巨额的黑心臭钱,买枪买炮,在背后捅抗日志士的刀子,准备大打内战;以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大量苏联援助。如此的“有进没有出”,大肆贩毒发黑财,背后又有苏联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撑腰,中共能有什么经济危机?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国民党军队担负了保卫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势和不利局面中与日寇拼搏,苦苦支撑了八年之久,军队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多人,阵亡的将军就有一百多个,精锐几乎耗尽。由于国民党不可能像共产党土匪那样,以“共产”的名义杀人抢钱越货以自肥,所以,巨额的战争费用,迫使民国政府不得不大借内、外债、大发钞票,造成了战后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内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战前属于国统区的几乎整个东北、华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华东的大片地区,抗战胜利后被中共摘了“桃子”,纷纷变成了“解放区”。国民政府丧失了辽阔的、物产丰富的东北大部地区、北方的大片产粮区,并失去了优势的战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输诚”毛泽东,这时显露出最狠恶的流氓无赖嘴脸,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窑洞“一桶水都不浇”,抗战胜利后抢摘了国民党抗日的大部分胜利果实,毛却反而诬蔑浑身是伤的国民党不抗日,中共调动整齐划一的专制宣传机器,瞎说抗战胜利是共产党的功劳,国民党要摘共产党的“桃子”。共产党大钻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空子,骗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绪化的中华民族一起来围攻国民党这冤大头。
中共又大钻民国政府实施宪政诚意的空子,以和谈为掩护,秘密调动假抗日期间养精蓄锐的军队,突然袭击,大打内战,势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诬蔑国民党发动内战,煽动国统区广大糊涂粪青“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后院大肆纵火。在解放区,中共又发挥极端专制政权造假的巨大优势,精心布置、导演、热情接待美国访问团,把杜鲁门、艾奇逊等美国左派骗得神魂颠倒,在关键时候抛弃了民国政权。
民国上下官员,哪见过这般旷古未有卑鄙无耻的下作招数?国民政府的从生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后的中华民国,就像一个失血过多的巨人,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哪经得起中共这些绝世下流狠毒的内外夹攻招数,顿时经济崩溃、内乱内讧、风雨飘摇。中共权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乘机拳脚齐下,挥师入关、大举南下,马不停蹄,一举把已成瓦解之状的民国政权赶到了台湾岛。
如同满清入主中国一样,中共之夺取中国大陆,是地地道道的乘虚而入。
满清、中共二者最传神、最惊绝的相似,莫过于二者发家时间的相似:满清自努尔哈赤建政,到多尔衮入关定鼎北京,历经二十八年;中共自1921年建党,到1949年挥师入关,席卷大陆,刚好也历经二十八年!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巧合?
满清和中共都是在东北奠定胜局,由东北入关夺取全国,二者都是定都于北京。明末崇祯十多年间,满清(后金)虽然五次大规模从西线入塞攻明,但西线道路崎岖,易遭反封锁,身后又有山海关、宁远、锦州等八座军事要塞,因此每次入关皆不能生根,只能烧杀掳掠而去。这样的攻势不能够给明朝致命的打击。后来皇太极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640年发起了宁锦战役,围点打援,旨在夺取锦州等军事要塞,瓦解明朝赖以为生的宁锦防线,并借之以歼灭明军的有生力量。因为明军的西洋大炮和火器厉害,攻锦州的清军一度伤亡惨重,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术。明朝派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救援锦州,本来明军的兵力不逊于清军,火器还有很大优势,粮草和物资都很充足,如果据有海滨据点,又可以从海路补充给养,明军有充足的时间与清军慢慢周旋,经不起拖的反而是满清一方。但是明朝崇祯帝虚荣糊涂,硬逼着洪承畴速战速决,结果一败涂地,锦州、松山、塔山、杏山全部落入满清之手。松锦之战,明朝的生命线宁锦防线崩塌了一半,精锐部队大量被歼灭,关外的守备力量仅剩下驻宁远的吴三桂集团的四万人马,独木难撑,若满清再倾力来攻,宁远、山海关失陷只是时间问题。实际上,宁锦决战的失败,已造成明朝非迁都江南不能生存的势态。
更要紧的是,宁锦之役耗干了明军最后的的有生力量,使明朝再也无力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重新崛起,终于从内部土崩瓦解,将大好河山丢到了满洲人面前。
对满清来说,没有宁锦之战的胜利,就没有满清之入主中国.与之相似的是,中共在“辽沈战役”中的获胜,奠定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局。抗日战争之前,中共乘民国军阀混战之机,大力扩充势力地盘,贼势蜂拥,一度发展至四、五十万人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伪共和国。南方虽然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因为中共势力范围与苏联老子不接壤,获取饲料困难;又处于国民政府的包围之中,四面受敌,形势被动;中共的势力局限在广大丘陵乡村,没有工业基础,军备不足;再说南方养育的人民,普遍的心智发达,神经敏感,脑后有反骨,不是当炮灰的好材料。因此,中共在南方虽然杀人如麻,一再反围剿得逞,却成不了大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共武装虽然以壮大至三百万(两百万民兵)人马,但如果没有东北,仍与苏联老子不接壤,背后没有靠山,仍要遭受国民党的夹攻;靠贫瘠的陕甘宁和无遮无掩、没有工业基础的华北大平原安能夺取全国?充其量只能割据一方。
毛泽东认识了到这一点,急忙派头号心腹干将林彪赶在国民党之前抢占了东北,获取了全套的日本关东军武器和大量的苏援,装备了七十万人马,兵力上取得了对东北国军的优势。国民党在东北虽然只占少量城市,但都是战略要地,易守难攻;东北国军虽然兵力略处下风,但都是精锐之师,且有美式装备,武器上要略胜中共一筹。
在东北,国共双方实力相近,应该打得难解难分才是。但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犯的错误比当年崇祯帝范的错误还要严重。当年明清松锦之战,崇祯帝虽然瞎指挥,但起码他用洪承畴作主帅是正确的。老蒋在东北问题上却连用人都用错了,而且越来越错。东北的棋局至关重要,非国民党内头号天才“小诸葛”白崇禧不能胜任(白崇禧自己也请缨),但老蒋却以江浙人的猜忌心置之不用,改派庸才熊式辉和中规中拒的杜聿明前往主持。熊某人虽然无为,但也不帮倒忙,主持军事的杜聿明还算能干,所以打退了林彪对四平的进犯,东北时局一时还过得去;这时蒋却又派了个陈诚来负责东北,陈诚娴于政务,军事上却是个蠢才,且非常自以为是,指手划脚,处处帮倒忙,东北局势大坏;东北虽然被陈诚搞得全局败坏,但是国军有生力量尚存,只要运筹得当,还是可以全身而退,收缩至辽西与林彪周旋,挫败中共入关迅速夺天下的企图,但是危急时刻,老蒋却派了个卫立煌来接手东北。这卫立煌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迟迟不执行老蒋的将国军主力撤退至锦州的命令,坐等林彪攻克锦州,从而将近五十万东北国军交到中共手中。
卫立煌起了如同当年吴三桂开关降清的作用。
辽沈一战,中共夺得东北全境,拥有了除海军外的各兵种,拥有了超过国军的雄厚的攻坚夺天下的现代化重武器,兵力上也第一次超过了国军。上文已经介绍过:东北战略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工业基础完备、东北人普遍天庭扁平、民风愚钝、豪爽、凶悍、残忍(是中共理想的欺骗对象和炮灰材料)、背靠苏联老子。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夺取了东北,中共第一次有了打天下的本钱。
由于第一次对国军取得如此巨大的辉煌战绩,共匪武装士气高涨、气焰万丈,中共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夺天下的充分自信。 经过辽沈战役,共军近百万现代化匪军挥师入关,平津成为孤城,朝不保夕,华北平原已成沦陷之势,而苦于对付共军的粟裕集团的华东国军,陷于泰山压顶、腹背受敌的危局。
更严重的是,卫立煌当时鲜为人知的惊天叛卖行为,导致四十七万国军不到两个月就被东北共军歼灭,这个“奇迹”在广大民国军政人员中造成了一种东北共军不可战胜的假象,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军”的恐惧,就像当年明军恐惧八旗军一样。
战争中最要紧的是士气,辽沈一役后,国军士气崩溃、望风披靡,争相投诚,大陆易手就在所难免了。
如同满清一样,中共入主之后也定都于北京。满清占领北京之初,面对李自成、张献忠、南明三大集团的割据,兵力严重不足,实在不好对付。满清全力进攻李自成冒了极大的风险,要是南明乘机直捣北京,哪怕是弱旅,满清也得玩完,谁知南明竟鬼使神差地这个时候找满清讲和,让满洲人逐一把李自成他们收拾干净。清朝两百多年间,农民起义几乎没停过,但奇怪的是,就连太平天国这样大的造反,都损不到北京城一块砖。在清朝反动统治下,国力衰到极点,外国人两次攻占北京,却就是亡不了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北京城却是和平演变,国民革命军到不得城下。
中共定都北京后,68年来肆意妄为、伤天害理、坏事做绝、恶贯满盈,其政权却巍然不动。1989年北京的游行大军超百万,全国风起云涌,其声势超过了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但鬼使神差的就是不懂得和动摇的“戒严部队”联合起来,让中共缓过神、腾出手、从从容容地把民主运动剿杀在北京街头。北京,真是清、共这两个邪恶反动政权的福地。
比起满清,中共搞两次圈地运动,一则抢私为公,一则化公为私。同一个党,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进步,横竖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称义,谋财害命尽在理。同样是圈地运动,中共比满清更卑鄙、更疯狂。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后,中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经济制裁,三年内“经济滑坡”、元气大伤。内外交困中,邓急忙抛出激进的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打造市场经济,以卖国损民破坏生态环境的“优惠政策”疯狂招商引资,搞新时期的“大干快上”运动。谁料在毫无民主监督和社会公正的机制下,“市场化改革”统统黑箱作业,成为中共官僚阶级那些奸商进一步牟取暴利、剥夺广大老百姓保障和福利的更疯狂的新掠夺运动。
依赖外资,中共十多年来取得了表面的经济繁荣,但是,生态环紧严重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空前腐败、假冒伪劣泛滥、道德败坏诚信危机。三十年来,老百姓的低工资血汗储蓄已经被中共“房改”、“医改”、“城改”、劳动险保改革、股份制改革、“教育产业化”等改革掏空大半,圈钱骗子股市将广大经济动物骗得血本无归、日益凸现的通货膨胀优势的剩余储蓄大副缩水。眼见可榨民脂民膏的项目所剩不多,僵贼泯时期窜升上来的贪官奸贼干脆撕下红色道德遮羞布,诱骗农民卖血“致富”,大搞圈地运动、强迫拆迁、抢田夺地、上房揭瓦,勾结奸商,将地皮房产炒成天价,再伺机携巨款潜逃。现中共眼见在房地产肥缺所剩无多,且激发的民怨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急忙摇身一变,借口稳定房价,欲征收房地产重税,图谋新一轮掠夺。
过渡式政治小丑江贼民踏着六四大屠杀的鲜血上台,江某人的施政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政治上沿着六四后众元老圈定的强化党专制保守路线走到底;经济上沿着邓1992年再修正的官僚特权垄断市场的伪市场化改革走到底。江某人精通上海滩流氓瘪三笼络平衡术,以僵化停滞阻断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十多年来如一日。
继江某人之后,胡某人不仅不赶紧抓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时机,反而妄图加强中共专制的“执政能力”,一如载沣妄图加强满洲贵族专制的执政能力,胡某人高唱“以人为本”、“依宪治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动人曲调,却进一步加强言论信息封锁、严打异议人士、良心记者、律师、悼念赵紫阳的普通民众,纵容流氓截匪、动用公安武警特警,对合法上访的广大民众狂殴滥抓,如同对待国家敌人。胡某人没有胡耀邦的高风亮节,更没有赵紫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气魄,甚至没有江某人的流氓权术伎俩,他无能无功,却要效法毛泽东、金正日,结果加快了中共红朝瓦解的时间表。
从江某人时代到胡某人时代,中国大陆社会积压的众多的尖锐矛盾越来越具有爆炸性,整个社会如同一个被中共特权集团贪欲欲火焚烧、不断加温的大锅炉。在不断加温的情况下,中共对积攒的怨气不仅不开阀疏导,还试图将所有的出气孔统统焊死,拼了老命地力求大爆炸。现在,似乎疏导也来不及了,冲天的怨气已从挤开的裂缝中向外无序喷发,中共就像忙疯了的救火队员,只等精疲力竭倒下。除非立即除灭中共特权集团贪欲欲火,否则在水烧干之际,整个社会大锅炉将熔化、爆炸、解体,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竟不惜把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往火坑里推。
综上可见,满清末年与中共红朝末年更加相似,中共毛某人以后的历史几乎就是满清在鸦片战争后的历史重演,只不过中共比满清更邪恶、更反动。满清虽然镇压了戊戍变法,但后来还是认同了政治体制改革,准备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只是拖延而已;中共不仅镇压了六四运动,至今仍然公开拒绝接受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载沣再怎么反动,还模仿英日在中央搞了新形式的“内阁”(虽然是皇族内阁),并在各省设立了名副其实的省议会,中共却连个新形式都不搞,“六四”后的这些年来,没有一丝一毫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满清于1908年废除了弊端重重的科举制度;中共至今不愿对“当代科举”,高考制度作真正的改革。满清末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满清灭亡38年后上台的中共,反倒是迄今没有任何新闻法出台,对新闻的管控打压无法无天。
总的来看,中共政权就是满清政权的借尸还魂。中共是马列邪教与满清阴魂结合而生的红色怪物,它既具有世界各国共产邪教凶残的共性,又是世界专制之冠—满清王朝阴毒统治术的集大成者,因此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中最狡诈、最凶残的一个,所以它在苏共解体这些年之后,仍然苟延残喘,它妄图向满清那样长寿。但是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中共政权根本没有当年满清政权赖以长寿的国际环境。满清入主之际,一家独强,没有强大对手抗衡,也没有外敌的强力挑战,入主中国之后的两百年里,西方世界正处于封建君主制向近代政体的转型期,羽翼未丰,无力对满清施以压力和冲击;当时的民主自由理念也未成熟,通信远不发达,无所谓“国际舆论压力”。所以满清可以长期有效愚民,在愚民的基础上长期统治。中共自产生之初就遭到各种敌人的抗衡,上台之后一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强大西方世界的挑战,又未能像当年满清那样拿下台湾,始终处于世界上清醒正义舆论的谴责声当中。如今中共的共产世界盟友的主体阵营已全面崩溃,美国对专制国家的攻势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主化浪潮越来越迅猛,台湾的自由民主化,更是对中共挖心式的参照。由于中共的共产主义经济早已破产,被迫开放了门户,像晚清格局提前出现,毛某人时代那样的全面愚民已不可能实行。
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中共绝不可能享有满清那样的长寿,而且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第十四篇 漫谈中国的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在中国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俄罗斯人从不承认拔都和他的金帐汗国是俄罗斯性质,西亚也没有谁承认伊儿汗国是他们的本家,尽管合赞汗时期伊儿汗国皈依了伊斯兰教。原因很简单,因为蒙古人对于他们来说是外国人。
元清两代之所以不是中国正统朝代,同样因为这两个朝代的创立者以及统治阶层都不是中国人。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这是由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创造,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这种文化的传承决定了汉族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统地位。《唐律疏议》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正因为这种正统地位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才使中国人虽历经磨难,但从未尚失对自身文化的崇拜和信仰,即使灭亡了中国的异族也不得不对中华文明顶礼膜拜,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对于汉族国家的正统地位,历史上的异族也是认同的。前秦大将苻融在劝阻苻坚伐晋时,就转述已故丞相王猛关于东晋是正朔,不可为图的观点。《松漠记闻》卷上记载:“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宋元时代,宋是中国,元是外国,明清时代,明是中国,清是外国,这与民国时代,中华民国是中国,日本是外国是同样的。再过一万年,日本有可能与中国和为一家,但不能因此就说公元一九三七年时,中国和日本就是一家。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可为什么硬要用今天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去解释古代中国民族?用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或者“1840年中国版图”来限定历史上中国的国土范围?明确元清非中华性质,恰恰是历史真实的反映,而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而否认这一点,则是历史实用主义的表现,是伪中华观。鲁迅也认为这两个朝代是中国的亡国史,难到他也是“大汉族主义者”,也是“软蛋一个”?清末同盟会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今天看来是喊错了?

任何人都有民族自豪感,都会热爱自己的民族,都不会允许别人对自己的民族进行侮蔑和无端攻击,这就是民族感情,作为汉族人也是一样的。而现的情况是:对除汉族以外的中国各民族,说话必须十分小心,而对汉族则可以“畅所欲言”,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奇文,如果把其中的“大汉族”换成别的什么族,恐怕早就被删贴了,作者也会被关“封闭”。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铁血网上,也不只是在虚拟世界,现实中,这样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存在一些强调汉族利益,主张强化汉族民族意识的思潮,恰恰是对长期以来忽视甚至压抑汉族民族意识的反弹,是对狭隘少数民族主义泛滥的回击,而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

一、中国当今主流历史观之荒谬至极,把反人类大屠杀头子铁木真、努儿哈赤奉为“民族英雄”,把民族矛盾尖锐的蒙元时代说成是对中国的统一,把康熙、雍正、乾隆这样的暴君装饰成“英主明君”,把文狱盛行,万马齐暗的“康雍乾”时代被歌颂为“盛世”,把范文程、洪承畴这样早就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汉奸,吹捧为“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民族团结”的典范!而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却被一贬再贬。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但是对汉族民族感情的伤害,是对中华千古道德观和历史观的彻底颠覆,任何一个对民族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二、从中国历史进程看,凡华夏族和汉族朝代,或是创章建制、垂法后世,或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中华文明最光辉灿烂的篇章无不是在商、周、秦、汉、晋、隋、唐、宋、明时代创造,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朝代没有缺点。而五胡、蒙元、满清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清末呈现“瓜分豆剖”之势。满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到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予国之欢心”的地步,已经毫不掩饰自已的卖国求荣,如果这个政权持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现在竟有人把号召推翻这个腐朽政权的革命党人打成“大汉族主义者”!真是荒唐至极。

三、几千年的中国民族史,无不是沿着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道路发展,然而当今中国,各种优惠政策的实行,造成了重少民而轻汉族的现象。许多汉族千方百计的变成少数民族,这对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冲击是深远而消极的,有人说这些汉族改成少数民族,但他们还是认同汉族的,可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呢?“香蕉人”还少吗?近些年的“穿青人”、“铁改余”、“开封犹太人”等等,无不让人感到汉族是个吸引力如此之差的民族!与汉族民族意识淡薄,凝聚力涣散相比,某些狭隘少数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人大肆胡吹所谓的本民族血统如何高贵,历史文化如何久远灿烂并且完全有别于中华文明,对于其血统的杂乱,文化的落后,历史上的过错罪行,更是不容触及。前些时候,一个“蒙古人”不是在铁血历史版上公然声称:谁敢侮辱成吉思汗就捅谁吗!就连川岛芳子也被某些网站公然招魂!

四、共党建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前苏联式的民族政策,识别出了几十个“少数民族”,给予少数民族以各种优惠,少数民族从人口数量到政治经济地位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比如藏族人口,从刚解放时的一百万人,上升到今天的六百万,一些少数民族的总体文化层次高于汉族,大量少数民族担任各级领导。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除自身努力外,汉族的帮助、支持甚至是民族利益的牺牲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计划生育为例,这是个几乎完全针对汉族的政策,今天,汉族人口虽总体庞大,但年龄结构失衡,一旦大量老龄化人口死亡,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结构将被打破,这必然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测的问题。

五、汉族历史文化有被虚无化的倾向。从某种角度上讲,今天的汉族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因为已经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概念所代替,而且,“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又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并非汉族一家所有。但是,在此同时,我们还一再强调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立性。这种民族历史文化观上的混乱,使一些汉族人士不得不为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大声疾呼并有所行动。

六、反对子虚乌有的“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反感。凡大民族主义,无不是建立在强大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压迫与剥削之上,比如“大俄罗斯主义”、以及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蒙元“人分四等”,满清的“首崇满洲”。也就是说大民族主义要有具体制度和实际行为。现在那些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能事的人,没能举出一个现实中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存在“大汉族主义”,更不要说举出“大汉族主义”的历史、理论、代表人物和具体行动,反之,对于那些真正的狭隘少数民族主义,这些人且视而不见,从无微辞。这不但让人闻之生厌,也会让人感到其心可诛。
七、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散体使一些汉族人士产生危机感,因为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同这两个国家师出同门。这两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主体民族的过分削弱及对其他民族的过度扶持,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姑息养奸,饲虎为患的先例。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生产危机感是很正常的,也是主体民族责任感的体现,尽管有些过分言论,但与“大汉族主义”完全毫不相干。
当前有些汉族人士面对错误的主流历史观,以及现行民族政策带来的诸多问题所表现的不满和担忧,是应该被理解和适当接受的。可是,这种本来十分微弱的声音却被冠以“大汉族主义”而大加声讨,真不知有些人是何居心?不正视,不理解正常的民族情绪,动辄就挥起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大棒,这类人都是脑残!












第十五篇 揭露中共残暴的发家史
时常听到一些人说,共产党给你发工资,党培养了你,为什么要反党?这个逻辑很荒唐,只因为真相未解。到底谁养了谁?回头看一下中共起家的历史,没有钱,它能活下去?它的钱何来?一直至今天,又是谁养大了中共,是谁今天仍在养它?每个人都该反省反省了。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又让人心服口服,我们有各方面的资料可以支持说明:中共起家从靠共产国际输血到靠烧杀抢掠,又搞走私及做鸦片生意等不择手段,抗战时则靠国民政府养活。而其建政后,党附体社会,超级庞大的党政军机构全靠老百姓养活。

一、中共早期由共产国际扶养一开始就是卖国政党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政权和已解体的前苏联,均是以马列主义为宗的红色政权。因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要“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象。

2016年4月,陆媒共识网专题文章《革命经费从何而来》介绍说,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报告中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称:“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更翔实的考据,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

中共靠暴力起家,搞暴力也需要钱。根据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考证: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暴动、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

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也有所顾忌……。

靠吸苏共的奶水长大,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与中华民国对立。中共一开始已明摆是一个卖国政党。

二、与共产国际内讧后被逼筹款烧杀抢掠堪比ISIS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不妙,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中共与共产国际为此发生冲突。中共不得不自己筹款。

《革命经费从何而来》一文介绍说,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

对红军如何筹款,陈毅曾写了一篇文章有详细说明: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借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

筹款的秘诀限期三天让商人代表自行摊派;对地方豪绅的勒款,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还有就是称为“挖窖”,即将豪绅藏在地下的现款挖出,……“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蒐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而且,还会以“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方式”,常常很有效。

中共早年红军头目方志敏据说有对中共的“革命”如ISIS般的极端狂热,他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并处死了地主——亲叔叔方雨田。又曾率领红十军洗劫景德镇、两劫廿八都,杀鸡取卵的杀人的做法,恐令今天的索马里海盗相形见绌。

1930年7月,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伪装成国军,洗劫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瓷都景德镇。此行绑架多名外国商人,押往“省会”葛源,得到其家人巨额“赠款”才将其释放。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邓本人因替被抢掠的受害者讨要财产,也遭红军枪杀。

廿八都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曾是富甲一方的千年古镇。1932年6月,方志敏所部红军广丰独立团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带着大批“挑夫”奔袭廿八都,掠走数万元财物。(《衢州文史资料》)

方志敏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还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JohnStam)及妻女,索要巨额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此种匪帮暴行,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中外人士震惊。(《慷慨成仁:殉道的师达能夫妇》,1935年中文版)

笔者在1月31日发表的文章《亲历者曝“长征”秘事昭示亡共定数》,引述一位亲历中共红军“长征”的老人讲述的秘闻说,被国军围剿,红军被迫北上大逃亡的路上仍不忘搞事,暗地奸淫掳掠,并恶意栽赃嫁祸于国军。

老人回忆说,这帮人往往是明的宣传一套,暗中又指示另做一套,说人话不干人事。有一天的夜晚,连队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说“今晚有特殊任务,要搞一次政治攻势。”随后拉来一车国军装备,又经过一番动员、布置,让全连人换上国军的军装和装备,摸黑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二话不说就闯入民宅去奸淫抢夺,胡闹了一通回去了。第二天,又换回红军军装,仍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旗飘飘,歌声嘹亮。

《九评共产党》一书中也记述:“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此外,毛泽东兄弟还曾共同走私弄钱。1930年5月后,毛泽东在江西创建“国中之国”红色政权,打下漳州,缴获105万大洋。钱交给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毛泽民。毛兄弟千方百计“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革命经费从何而来》)

三、抗战期间:靠国民政府养活遭断供不择手段

据《革命经费从何而来》披露,1937年后,国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曾拨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相当数量的军饷。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向红军提供军费。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继续向红军提供军费。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但此时的经费还不是由国民政府按照军队编制和统一规定正式拨发的,而是实际由国民政府提供、形式上从地方领取的带有临时性质的“暗中接济”。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共军队提供经费。国民政府的军饷实际发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变前后。八路军每月领取军费数额不少于60万元,新四军军费每月最初约为7万元,后为13万元。除常规性经费外,国民政府还曾根据中共要求和作战需要拨发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善后费和奖励。据1938年7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八路军60万,新四军13万。据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中共73万元,八路60万,新四军13万。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停发军饷,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中共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筹款方式开始多样化,据指早期就重视筹款的周恩来,通过党产公司“以钱生钱”,上海赫赫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党产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等人创办了一批党产公司,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这些党产公司就是党的提款机,要多少给多少,不打收条不记账。”这些当年的前例,印证著今天遍布世界的央企等海内外中共机构,事实上都是中共的情报线。

中共为了筹款,还搞所谓“特货”贸易。《九评共产党》书中披露,中共早期就搞鸦片生意。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

四、建政后中共附体人民隐藏60年的秘密曝光

一直以来,被中共刻意宣传洗脑所迷惑,人们既不知道中共掩饰过的发家历史,更认为是这个“党妈”养育了自己。《九评共产党》一书已揭露中共邪灵附体社会的特征,指中共尤如吸血鬼般不劳而获。而自2016年以来,这一秘密开始由体制内人士揭开。

2016年2月,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在批“党媒姓党论”时发表言论称:“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

另外,针对号称中共接班人的共青团,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2016年3月27日发微博表示,共青团不该由纳税人供养。

在2016年3月11日的中共人大记者会上,中共首次被迫承认中共本身并不是靠党费养活。人大的发言人在回应陆媒提问有关党务部门预算何时能公开时,回应称“这个问题有点难”,并承认中央预算包括党务部门预算。这一回应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认为,这是当局公开承认,党花的也是老百姓的钱……

海外民运活动家魏京生据此指出,共产党隐藏了六十多年的秘密,就是共产党花的是老百姓纳税的钱,属于贪污,或挪用公款,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罪团伙。从反腐的角度讲,中共是中国第一贪,天下第一腐败。

魏京生指,中共党国一体公私不分,这是法西斯体制,甚至可以说是政教合一体制。但是,即使是政教合一,教会花的也是教会的钱,不是政府的钱;就是古代的皇帝,政府的公库和皇帝的私库也分得很清楚。从这一点看,中共的体制可以说是超级政教合一,超级法西斯体制。

美国之音援引评论人士章立凡认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纳税人都不会养活政党和社团”,这种社会成本远远高出封建专制时代的那种一家一姓的君主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五、“万税之国”官满为患国人当醒了

中共政权是“万税之国”,百姓还要承担举世无双的巨量官员。

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以维持政府开支。但人民赋税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官员的收入和百姓的负担。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一次演说中说过:上海菜市场2元一斤的菜,农村菜场收购价为0.1元/斤,菜贩赚0.3元/斤,余下1.6元/斤都给政府抽走了。在香港就没有这种事情。中国是世界上税种最多的国家,可称“万税之国”!

而中共官员人数之多举世无双。党政双线,两套马车,各派安插自己的人员,互不信任,互相扯皮、互相监视。因而效率奇低。这是中共制度的死结。

香港《争鸣》2016年4月号曾有数据对比,2012年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德国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7.1%,俄国7.6%,中国30%。中国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

2012年中国(未包括中央官员)地方政府供养的公职人员(包街道,村委),以2000县市为计约6000万人,从这一年起每年还要增加约250万人。

以一个人口300万的某市为例,其GDP为46亿美元,中共市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常委11人,市长1人,副市长9人,市长助理3人,人大主任1人,副主任7人,政协主席1人,副主席8人,还有20名处长级秘书长,还有计生办、维稳办、精神文明办、城管,更有许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挂名“官员”在领干薪。

而纽约人口1800万,GDP为26000亿美元,市长1人,副市长1人,议长1人。东京人口1300万,GDP为11000亿美元,市长1人,副市长1人,议长1人,副议长1人。

据此,中国每百万美元GDP要养10.8官员,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是日本的十倍,美国的七倍,德国的八倍,英国的四倍。

各国行政费用占GDP比例的比较:中国为25.6%,印度为6.3%,美国为3.4%,日本为2.8%。中印两国人口相近,行政费用却相差四倍。

以上有关中共官僚系统的数据还是保守统计,实际上中共所属的所谓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历年退休官员,待遇都很惊人,形成庞大的开支,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

看看以上对比,身为中国公民,我们还不清醒?共产党迫害同胞,你不作声,它时时刻刻都在迫害着你,你也不作声?面对中共百年来天大的秘密被揭,相信你会重新思考这一切。










第十六篇 揭露中共长征是逃跑还是北上抗日



中共长征是逃跑还是北上抗日
2017年,中共教育部将课本中的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引起舆论哗然,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这不符合史实,而且明显是中共欲为自己脸上贴金,其结果就是按照十四年抗战史,中共根本无法解释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属于什么性质,无法解释当年为何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趁机作乱。

中共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其一直高调纪念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史料表明,所谓的〝长征〞根本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是〝一次战略大转移,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的北上逃跑。而且,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共在言辞和行动上根本没有提到过抗日,其主要目地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要命的是,日军在东北,而中共红军却往南往西北逃窜,这是去打日本的样子吗?

然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本历史教材里,都清楚明白的写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共的授意下,〝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

正是循着此种思想,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和电视剧《长征》被炮制出来,让民众一次一次的重温〝共产党为了民族所作的牺牲〞。可是谎言终究是谎言。让我们一个个还原长征中的谎言。

1961年问世的《十送红军》

2001年,中共央视播放了电视剧《长征》。剧中多次用唢呐吹奏《十送红军》,使得气氛显得慷慨悲壮。剧中还有这样一段情节: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乡亲们边打着火把送红军,毛泽东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红军》,这位姑娘便含着眼泪唱了起来……

据说中共空政文工团的老演员们看到此处,哑然失笑:〝《十送红军》1961年才问世,长征时(应该是慌忙逃命时)哪来的《十送红军》?〞而且要知道,中共当初逃跑,属于绝密,除了核心成员知晓之外,没人知道,怎么可能大张旗鼓高唱十送红军?

事实上,《十送红军》是根据江西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改编的,该曲调在采茶戏中叫《长歌》。原词是:〝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后改为〝一送里格红军……〞。而这样的篡改民间小调此后一再出现,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失败逃亡

中共〝长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军进行了局部抗战,同时国民政府限于自身实力,还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赢得了国际的同情和支持。

而在这期间,中共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

对于中共的作乱,中华民国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开始了对中共武装叛乱,特别是对中共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一围剿,历经五次,历时四年。如前所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虽因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断。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的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以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而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1934年,国民党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战术得当,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决定分批突围,而到处寻找生存之地。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只不过是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和撒下的弥天大谎。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

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先后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山西,所经地区大部分为天气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最后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人员由原来的八、九万之众,抵达时仅剩三千人,而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有一半之多。

逃亡前的困惑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承认:〝长征军事计画,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不久又改称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道: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画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

事实上,就连这次战略转移行动的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他们自己也都不清楚明确的目地地,也是边走边看。

逃亡前的大屠杀

在中共逃亡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的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逃亡四个阶段无抗日行为

根据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的研究,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败和逃亡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共中央红军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现代史教科书承认〝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二、六军团在川湘黔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策应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边境,正如中共承认的那样,是因为川湘黔边境〝地处边陲均距四省省会千里之外。反革命军事力量薄弱……它重峦叠嶂,江河纵横,进可以截断长江交通,退可以凭藉高山峻岭,是土家、苗、白、汉等族杂居的地方……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极不统一,有利于革命的武装割据……有利于根据地主力回旋……有利于我军在敌人矛盾交错中生存发展,有利于开辟根据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是南逃湘西,意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图谋在川湘黔边继续实行武装割据。此时哪里有〝北上抗日〞的影子?

第二阶段,在国民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被迫逃往西南企图重新建立根据地。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渡过湘江后,如果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必须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这对于只剩下三万人的中央红军,显然有覆灭的危险。这时,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钻进敌军布置好的口袋,以在敌兵力薄弱的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放弃去湘西的计画,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并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根据地。〞于是〝中共中央红军于1935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红军改向西南逃窜的目地,是为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东北新根据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长征,更谈不上是抗日。

第三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军并没有给中共喘息时间,中央红军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窜。为了不被消灭,为了能够与早已逃往川北、并建立了苏区的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曾于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辗转逃窜。一渡赤水,强渡长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义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贵州;直至四渡赤水,经会泽越金沙江,由西康东南部的会理北上德昌、越隽,过大渡河,再经天全、金兴,方于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张部会合。

上述史实说明,中共三大红军主力残部都不是长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与北上抗日完全没有关系,亦从来没有喊过一句北上抗日的口号。

第四阶段,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窜,毛部落脚陕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于逃亡途中在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毛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述说:〝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张国焘还记述道:〝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画,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

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和死亡〞,而〝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志在寻求生存之道〞。对此,中共党史专家亦说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

当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时,会再次发现,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画,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

1935年8月,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二是〝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国焘坦承说,〝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三是鉴于〝我们再停留下去,敌人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

不久,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交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张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残余,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在陕北落脚,是地理的形势所使然。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易守难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军残余势力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毛部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仍然坚持苏维埃〝国号〞,毛亲任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毛称:〝应该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注意,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到抗日。

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与毛的中央红军分裂后,决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是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后来因无法战胜国民政府军,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只好北上,并于1936年底到达陕北与毛部会合。

综合以上史实,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其时,如果有人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一类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而所谓北上,所谓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前者是为南下不成之后的〝被逼〞,后者自然是弥天大谎。

真实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结语

关于中共〝长征〞的这个历史性的谎言,在1949年后,通过报章、通过小说、戏剧、电影、话剧等宣传手段,尤其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对大、中、小学学生反覆地予以强行灌输,使得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而在中共的钳制下,知情者噤若寒蝉。

不过谎言终究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共欲盖弥彰已是有心无力了。










第十七篇 大一统思想的危害
大一统最大的危害就是思想的禁锢,言论的限制。孔子的学说在鲁国不被采纳,他可以周游列国,伍子胥在楚国有了冤屈,可以跑到吴国去,但是大一统了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边莫非王臣,封建帝王只允许一种声音,因言获罪者数不胜数,知识分子只能为统治者粉饰太平大唱赞歌了。长此以往人们思想的活力就被扼杀,民族的创造性就大打折扣。
  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四海之内尽在帝王掌握之中,统治者的权力不再有任何大的挑战,没有挑战也就没有进取心,就没有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统治者没有危机感,不需要强民御敌,愚民教育奴化民众肆无忌惮,弱智的子孙也可以继承皇权,真乃欺我天下英雄太甚。
  华夏一统之后,由于地域甚广,习俗各异,人民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谁做皇帝对老百姓都无所谓,外族统治也坏不到哪里,过去那种部落氏族甚至小国家团结起来,保家卫土,或者出去掠夺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再具有意义。象满蒙日本和族出国掠夺不团结是不能得胜利的。
  大一统的华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败者无立锥之地,只能乌江自刎,死路一条。民族内部失去了宽容,妥协,英雄不再惺惺相惜,而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民族心理对内变得冷酷,残忍,失去了与强者共存的气度。当年的霸王已经够凶残的了,坑降兵烧阿房,但对刘邦还是惺惺相惜,讲兄弟情义的,鸿门宴上并不愿从范增所谋斩尽杀绝。可惜国人竟以霸王此举为愚蠢,失去了这种情义的国家将是什么样的国家?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将是腥风血雨,民不聊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呜呼!
  大一统的国家,人民思想言论不够自由,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统一了语言文字度量衡,什么都统一了,华夏失去了多样性,同时也失去了比较,民间失去了选择和进步,到晚清中国人斤两还用十六进制,数学运算还用一二三四,人家1234用了几百年了,船小好掉头,中国太大,什么传统都变不得,变不了啦!
  大一统的国家如果中央集权,实行专制,政府权力越大,民众的自由权利就越是容易受到侵犯,管得越严,民间的创造活力就越受到抑制,管得稍松,问题又层出不穷,会天下大乱。
  大一统的国家只有实行民主自由的制度,还政于民,让人民自己选择各级政府领导人,自己决定国家事务,社会才能繁荣稳定,幅员辽阔的中国实行联省自治也许会更好。






第十八篇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的千年噩梦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大一统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排除不同思想的.其实质是绝大多数人服从极少数统治者意志的产物.任何标新立异,任何不拘一格,任何独创性是不被容忍的,容忍了它的生存和发展,无异于给大一统自掘坟墓。
历朝历代为了大一统,无一不是给大一统穿上爱国的外衣,谁反对大一统,就是不爱国,就是叛国.有哪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反对大一统呢?
历朝历代借大一统,反对奇技淫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它的统治基础。
清政府闭关锁国,反对与洋人通商,也是这一思想作祟,怕各种新奇便利的东西扰乱了民心,从而危害其大一统的政治基础。
近现代欧洲无论自由平等的思想,还是科学技术进步,均得益于没有统一的大一统思想的盛行.倘若让罗马帝国或者拿破仑帝国保持它们大一统版图至今,欧洲就不会是今天的欧洲。
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形似大一统,与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完全不是一码事.大家知道美国各洲均有自己的宪法,各洲除没有军队和外交之外,无异于就是国中之国.跟今天的欧盟有些近似。
今天,强调威权政治有其必要性,是由其国际形势逼迫所至.但要是仍存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对内打压不同思想,不同言论,不同行为,不同创意,建设创新性国家无疑只是一句口号。
地域过于辽阔的国家,在联邦制发明之前,只有两种治理模式,专制与战争,专制不下去了就战争,战争结束了,继续专制。 大一统是中国的千年噩梦,至今还在继续这个噩梦,这个噩梦扼杀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活力,
自古即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惜至今这个噩梦还是绝大部分国人津津乐道以自豪的内容。 所谓统一是什么?不是不战争--中国的内战规模一般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最近一次内战是1946-1949,双方投入的军队将近一千万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国历代内战中军队杀人,一杀几万人、几十万人都不算什么奇怪事情。 统一不仅仅是政治的统一,还是经济、生活方式,最可恨的是思想的统一,自秦以来中国人深怕思想不统一,所以搞了2000年,中国没啥思想。 中国也好,全世界也罢,现在面临的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崩溃的时代,就是中华帝国的崩溃,这个帝国不崩溃,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不可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一直都在统一的旗帜下,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日常的,实现这种统一的主要方法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手中,也就等于控制了人的基本生存依据,但是由于政权本身不可能实现对自己官吏的权力监督,所以到一定时候,腐败就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土崩瓦解一下,抖抖权力身上的泥土,再来一遍。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里断言中国的土地制度至少在1500年里都是不稳定的,这是非常到位的,帝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就是依靠剥夺农民稳定的土地权利来统治的,否则你都很难想象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依靠什么来维系。 这个庞大帝国维系的软手段主要有科举制,通过文字维系了一种相对统一的文化和思想,通过科举制也实现了政府垄断暴力的合法化、正当化;在科举制之前,这个帝国通过中央政府输出较周边地区更高的文明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汉代就开始的察举制,其所发挥的作用比科举制弱,但功能是相同的,无论如何它具有一定的民主与平等特征,而其真正的效用则是依靠伪民主、强奸民意完成的,所以最后过渡为科举制是一种更高水准的伪民主--非民主、非自由的目的通过一种看似平等的手段达成。 帝制中国直到20世纪初的第一次崩溃之前,一直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天下概念,如果抽掉其中央集权的内核,这种天下观颇有其高明之处。近代西方的殖民政治遍及全球之后,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进入中国,而孙中山的问题在于,以为把专制国家改造成民族国家只要有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分权宪政制度就OK了,他完全不明白联邦制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的错误在于认为自治等于分裂,分裂就等于战争,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他热衷于战争,因为他的战争目的是统一、是和平--所以他发动的战争似乎看上去就名正言顺、堂而煌之,就是正义之师了,他怎么就想不明白自治也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陈炯明在广东搞自治,省际关系方面他推行联省自治,可惜还来不及推广,孙中山就跟他捣乱,要武力统一中国,如果孙中山跟他一起戮力于联省自治,后来的中国会怎么样? 孙中山陈炯明之争就是大一统与联邦制之争,最后以陈炯明的失败而告终--暴力战胜了和平,这是百年中国最大悲剧之一,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国的前途再一次走向大一统。 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依然只是中国历代以来授田制的现代翻版,除了增加了地价税的构思,并无多少新意,他的主张依然是建立在国家对土地拥有最终处分权的基础上,可见,权力是多么诱人,改革家是多么不放心国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权利。 老子早就讲过小国寡民的状态比较好,大国治理需要特殊的政治安排,而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自治,不同的地方以自治为基础,为了打破贸易等交往的壁垒而实行协议联合,这样建立起来的大国才有可能给国民带来福祉,而这种多中心的联合国家就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了。没有自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同福祉--正如没有私生活的个人能有幸福吗? 把The United States翻成美利坚合众国,这是正确的,但一简化成"美国",在汉语语境下就容易导致人们的误解,把美国想象成了一个跟中国一样的大一统的单一制国家,所以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正确简化称呼应该为"美联邦"而不是美国。相应的,说美国政府也是不对的,应该说美联邦政府。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大一统观念和自由教育的理念就是冲突的,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自由教育,不可能产生大一统的观念结果,这种多样化的自然结果必然是反统一的,只有在专制状态下,大一统观念才可能通过灌输成为人们统一的观念。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这说得很到位,可惜的是,这个文化共同体所用于日常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基本上是其暴虐专制的部分(例如道家、杂家等重要思想在中国历代政治生活中便体现得不多),倘若以2000多年所谓的统一来做判断,断其为一暴虐专制的文化共同体,似无不当。 帝制中国的历史上,宋朝是文化上最辉煌的一个朝代,有趣的是,各大朝代里,宋代恰恰是疆域比较小的一个,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极高明道中庸的文化,但是真正要落实起来很费力,如中医、国画,都是两极分化的,中医大夫只有两种,就是神医和庸医,基本上没有中间状态。(画家小蝉君认为国画也是如此,只有大家和庸才,最妙的是她说女人也这么两极分化,这真是惊人的妙语。) 儒家政治也一样,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德治理想,说来动听,真正要用起来往往是穷凶极恶的,用于起草文告可以很优雅迷人,用于现实政治则必须依靠极其了不起的人格,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几乎必然堕于刻薄寡恩的法家恶道--孔子自己治理鲁国的例子就是个明证,韩非子只是撕开了儒家现实政治的虚伪面纱而已。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虽然在文化上统一于基督教思想有很长时期,但好在第一他们有各自独立的封建国家,另外文艺复兴使得希腊精神冲破阻力,而基督教的改革也与希腊精神中的自由、民主理念能够融合,于是在数百年的民族国家博弈之后,有了今天的欧盟,这种多中心的联盟是非常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如果欧洲也是如中国这样数千年都是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那就不可能走出中世纪。 大一统的王道政治,如果指望建立在剥夺地方自治基础上,那肯定是痴人说梦,只有从最小的个体独立、乡村自治、地方自治、联省自治、才可能达到大国的善治目标。



华夏民国联省宪法草案
制订者:罗汉瑞

我们华夏民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民主自治的联省,树立社会的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国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特为华夏民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

第一条    总纲 
第一款、华夏民国的国体是汉族主导的联省制民主国家。
第二款、华夏民国政体是总统制联省制。
第三款、华夏民国国土,依其固有疆域,强调华夏民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在汉、统一多民族的联省制民主国家。
第四款、具有华夏民国国籍者,一律是华夏民国国民。 
第五款、华夏民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总统制联省制民主制度,经济制度是民族社会主义制度。
第六款、各省除了没有发行货币、对外宣战,对外缔结条约、外交权之外,拥有自主的教育、选举制度,拥有制定省内宪法与法律、征收省内税务、管理省内警察、自主发展经济、招募及维持地方军队的自治权。
第七款、华夏民国实行立法民主,省长、市长没有市政建设和办公物品采购的决定权,涉及财政支出的所有项目均由省、市议院集体讨论、审议和决定。省长、市长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定权。
第八款、华夏民国实行司法独立,法院不被任何政党或政府官员所领导,任何文官军官贪污受贿,均要受到联省法院制裁。
第九款、华夏民国实行军队国家化,贯彻军政分离原则,军人应保持政治中立,不得干涉政治,不得参与党争,军人职责在于保卫国防,巩固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并确立人民和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
第十款、军队对内使用时,非依国会议决的特别条件外不得调遣,但为平叛、剿匪、救灾使用不在其列。
第十一款、华夏民国国防,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国家安全,维持国际和平为目的。
第十二款、华夏民国实行新闻自由,政府官员由媒体监督和制约。
第十三款、华夏民国解除枪禁,人民有持枪推翻暴政的自由,有持枪抵御外敌入侵的使命,更有合法维护自己不受黑恶势力欺压的权利。
第十四款、华夏民国解除报禁,保障民众言论开放。
第十五款、华夏民国取消户籍,国民身份一律平等,不受户籍限制。
第十六款、华夏民国解除党禁,归还人民组党自由的权利。

第二条  国民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七款、华夏民国国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十八款、国民享有身体自由,未经法律许可,所有国民都不受逮捕、拘束、没收、搜查或审讯,强制劳役。
第十九款、国民除颠覆国家政权罪外,除煽动民族分裂外,不受军事审判。
第二十款、国民享有居住、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之权利。 
第二十一款、国民享有迁徙、选择职业之自由。
第二十二款、国民享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言论、出版不得侵犯他人名誉、权利或公共道德、社会伦理。
第二十三款、国民享有学术、艺术之自由。
第二十四款、国民享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二十五款、国民享有秘密通讯、集会及结社之自由。
第二十六款、国民享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利。
第二十七款、国民享有参政议政、应考试服公职之权利。
第二十八款、国民享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
第二十九款、国民享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
第三十款、国民享有接受义务教育之权利。
第三条 国会
第三十一款、华夏民国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由国民议院和联省议院组成,联省议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成,每省两名。国民议院由民选代表组成。
第三十二款、国会是表达全国人民意志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联省议院设有100席,议员由各省选派代表组成。联省议员必须年满30周岁,任期六年,可连选连任。
第三十三款、联省议院有权提出和通过法案,颁布某些行政法令。国民议院通过的法案要得到联省议院的审核,总统发布戒严令、特赦令和对外宣战、缔约时,须经联省议院同意,联省议院有权批准国家预算,审查财政税收。
第三十四款、联省议院既是国会的立法机关,同时又是总统处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咨询机构,议长由副总统担任,在平时的联省议院投票中不具投票权,只有在国会两院表决时双方票数相等,副总统才可以投下关键一票,以打破僵局。
第三十五款、国民议院设有450个席位,议员由民选代表担任。议员必须年满25周岁,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
第三十六款、国会对总统、副总统及官员有弹劾权,提出弹劾之权属于联省议院,审判弹劾之权属于国民议院。任何法案都要通过两院批准,总统签字,才能生效。 
第三十七款、国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拥有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权,批准条约权、国家防卫权和批准总统对文官军官的任命权等广泛权力。
第四条 联省最高法院
第三十八款、华夏民国司法权属于联省法院,司法机关以联省最高法院为首。下设国民控诉法院、地方法院、及军事法庭。
第三十九款、 联省最高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握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惩戒。
第四十款、联省最高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 
第四十一款、联省最高法院设大法官9人,其中一人任首席大法官,大法官均由总统征得国民议院同意后任命,大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终身任职,不受国会弹劾不得免职,不通过法律,不得停职。
第四十二款、大法官依据宪法和法律及其良心,须超出任何党派以外,独立行使职权,必须大公无私,执法如山,不受任何干涉。
第四十三款、大法官年满70岁、任职满10年或年满65岁、任职满15年者,可自动提出退休,另外,大法官的工薪不得被裁减。
第四十四款、联省最高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的组织,以法律确定。 

  第五条   总统
第四十五款、华夏民国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对外代表华夏民国,对内向全国人民负责。
第四十六款、总统在开始执政前,须作如下宣誓: “本总统郑重声明,本总统定当不负国民的委托,忠实执行总统职权,竭尽全力贯彻、保护和捍卫华夏民国宪法。
第四十七款、总统依国会决议批准宪法与法律,并由国会颁布、修改及执行。
第四十八款、华夏民国官制、军职与军衔制及工资待遇,由总统规定,经国会批准。
第四十九款、总统规定武装力量的编制及常备兵额。
第五十款、总统代表国家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但经国会明确议决。 
第五十一款、总统代表国家任免官员,授与军衔、勋章,发布政令及特赦令,签署法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戒严、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战争时期总统有独裁权。
第五十二款、总统因病因事不能行使权力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
第五十三款、华夏民国的武装力量是国防军,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担任国防军总司令。
第五十四款、总统实行任期制,任期10年,不得连任。
第五十五款、总统由国会组织的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直接领导由内阁总理和内阁部门部长组成的联省政府。
  第五十六款、华夏民国设副总统,为了保持正副总统在政治上的一致,副总统由总统选定。
第五十七款、副总统是总统的第一继任人选,如果总统于任期内死亡、辞职或被撤职,副总统立刻继任。
第五十八款、华夏民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所有文官,因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和轻罪,被弹劾而判罪者,均应免职。
第六条   内阁
第五十九款、内阁总理是总统的行政助手,辅佐总统,负责统筹内阁部门的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
第六十款、内阁总理由总统任命,经国会表决同意。
第六十一款、无论何人,非本土出生之国民,一概不得成为内阁总理。凡年龄不满三十岁,在国内居住不满十五年者,不得成为内阁总理。 
第六十二款、内阁总理在开始担任职务前,须作如下宣誓: “我郑重声明,我定当忠于国家,切实执行内阁总理职责,竭尽全力贯彻、保护和捍卫华夏民国宪法。” 
第六十三款、内阁总理作为华夏民国内阁的首脑,有权向总统提名内阁部门部长人选,颁布总理令。
第六十四款、内阁总理因病因事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内阁副总理代行内阁总理职权。
第六十五款、军人不得成为内阁总理,内阁总理引起总统不满,总统可直接罢免内阁总理。
第六十六款、华夏民国的内阁行政部门设有国防部、外交部、民政部、情报部、警察部、财政部、交通部、教育部、文化部、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安全部、农业部、水利部、卫生部、铁道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劳动部、工业部、住房都市发展部、老兵部、移民和海关执法部、航空和航天部。

第七条 军务院
第六十七款、军务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负责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
第六十八款、军务院由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火箭军总司令、宪兵总司令组成。均由总统任命,经过国会表决同意。
第八条 考试院
第六十九款、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 
第七十款 、考试院设考试委员二十人,其中一人任院长、一人任副院长。
第七十一款、考试委员均由总统任命,由国会表决同意。
第七十二款、全国公务员选用,按国考、省考、市考、县考分别规定名额,全国公开统一考试。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 
第九条 监察院
第七十三款、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弹劾权、调查权,纠举权及审计权。
第七十四款、监察院设监察委员三十人,其中一人任监察院长,一人任副院长。
第七十五款、监察委员均由总统任命,由国会表决同意。


第十条 地方自治政府
第七十六款、根据本宪法规定,华夏民国实行联省制,允许各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享有较高的自治权,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议院、省政府、省法院统治本省,并由各省议院选派代表,组织国会,制定联省宪法。
第七十七款、省议院是各省的咨询和立法机关,监督省政府,对省政府建言献策,并接受省民请愿。有权制定省内法律、法令,及选举省军区督军、省政府省长。
第七十八款、省议院由省议员组成,省议员由省民选出民选代表产生。省议员任期由省宪规定。在机构上,省议院设议长和副议长各一人,由省议员互选产生,议长除在开会期间担任首席外,对外代表省议院,省议院中负责处理行政事务者,除议长副议长外,还有秘书处各职员。秘书处设秘书长,接受议长命令,掌握秘书处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
第七十九款、省议院开会时,省政府省长有向省议院提出施政报告之责;省议员有向省长及其各厅、处、局等官员质询之权。省议院开会时,省政府省长、秘书长、各厅、处、局、等官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均得列席。
第八十款、省政府是各省的行政执行机关,设省长1人,副省长1人,由省议院选任,省长任期由省议院制定省宪规定。省政府内设秘书处,秘书处设秘书长,省政府下属机构设置民政、财政、教育、文化、农业、建设、水利,警察等厅,设有秘书、交通、卫生、土地、新闻、兵役、人事等处,设粮食、公务员、监狱、工商行政、旅游、物价、住房及都市发展等局。
第八十一款、省法院是各省的司法机关,设法官九人,实行终身制,经省长任命,由省议院表决同意。
第八十二款、市是由省设立的行政管理分治区,根据省议会的意愿,市是为了向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根据市民自愿申请而设立的,市在经济上可以自主发展,在行政上享有半自治权,省对市的一切行政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和控制权。
第八十三款、市议院是各市的咨询和立法机关监督市政府,对市政府建言献策,并接受市民请愿。有权制定市内法律、法令,及选举市军区总兵、市政府市长。
第八十四款、市议院由市议员组成,市议员由市民选出民选代表产生。市议员任期由省宪规定。在机构上,市议院设议长和副议长各一人,由市议员互选产生,议长除在开会期间担任首席外,对外代表市议院,市议院中负责处理行政事务者,除议长副议长外,还有秘书处各职员。秘书处设秘书长,接受议长命令,掌握秘书处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
第八十五款、市议院开会时,市政府市长有向市议会提出施政报告之责;市议员有向市长及其各厅、处、局等官员质询之权。市议院开会时,市政府市长、秘书长、各厅、处、局、等官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均得列席。
第八十六款、市政府是各市的行政执行机关,设市长1人,副市长1人,由市议院选任,市长任期由省宪规定。
第八十七款、市法院是各市的司法机关,设法官九人,实行终身制,经省长任命,由市议院表决同意。
第八十八款、县是由市设立的行政管理分治区,根据市议会的意愿,县是为了向县民提供公共服务,根据县民自愿申请而设立的,县在经济上可以自主发展,在行政上享有半自治权,市对县的一切行政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和控制权。
第八十九款、县议院是各县的咨询和立法机关,监督县政府,对县政府建言献策,并接受县民请愿。有权制定县内法律、法令,及选举县军区参将、县政府县长。
第九十款、县议院由县议员组成,县议员由县民选出民选代表产生。县议员由省宪规定,在机构上,县议院设议长和副议长各一人,由县议员互选产生,议长除在开会期间担任首席外,对外代表县议院,县议院中负责处理行政事务者,除议长副议长外,还有秘书处各职员。秘书处设秘书长,接受议长命令,掌握秘书处事务,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
第九十一款、县议院开会时,县政府县长有向县议院提出施政报告之责;县议员有向县长及其各厅、处、局等官员质询之权。县议院开会时,县政府县长、秘书长、各厅、处、局、等官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均得列席。
第九十二款、县政府是各县的行政执行机关,设县长1人,副县长1人,由县议院选任,县长任期由省宪规定。
第九十三款、县法院是各县的司法机关,设法官九人,实行终身制,经县长任命,由县议院表决同意。

第十一条 乡村自治
第九十四款、为激发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热情,尊重农民自主发展的要求,满足农民自行管理当地乡村社会的权利,及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享受当地乡村社会福利的权利,实现符合农民意愿,满足农民利益,政府应制订乡村自治法,由村民群体自愿组成农民议会,设立乡公所、镇公所、村公所,公所由农民议会共同保举三人出任公保,负责当地乡村社会的治理。
第十二条 基本国策 
第九十五款、华夏民国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保护母性,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
第九十六款、华夏民国实行义务教育,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中小学生完全免纳学费。
第九十七款、华夏民国注重各地区教育的均衡发展,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国民文化水准。边远及贫瘠地区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 
第九十八款、国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予以适当的工作机会。 
第九十九款、国民凡老弱残废,无力生活,及受非常灾害者,政府予以适当的扶助与救济。 
第一百款、中国本土的宗教为祖先的教化。国家对信仰本土宗教不加干涉。
第一百零一款、华夏民国禁止外来宗教作为国民信仰或民族信仰,个人放弃本土信仰的终身不得担任官职。
第一百零二款、华夏民国以行政力量协助汉人重建宗族,并维护宗族的权利。
第一百零三款、宗族必须要支持国家,如国家性质有变,汉人宗族需团结起来推翻,重新建立起汉族主导的华夏民国。
第一百零四款、华夏民国保障残废军人和老兵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 
第一百零五款、华夏民国将汉服定为国服,将道教定为国教。
第一百零六款、华夏民国废除计划生育,恢复正常生育,维持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
第一百零七款、华夏民国政府有独立的国家职能,外国不得干涉,与世界各大国一律平等! 
第一百零八款、华夏民国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与利益,维护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发展的平等关系。
第一百零九款、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国民。 
第一百一十款、华夏民国体制内任何人不得以武装力量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第一百一十一款、华夏民国的武装力量属于国家。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国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国民服务。 
第一百一十二款、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政府之监督。
第一百一十三款、华夏民国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第一百一十四款、华夏民国奖励科学发明与创造,并保护有关历史文化艺术的古迹古物。

国旗、国歌、首都
第一百一十五款、华夏民国国旗待建国时确定。
第一百一十六款、华夏民国国歌待建国时确定。
第一百一十七款、华夏民国首都待建国时确定。

关于本宪法的最高解释权,在华夏民国联省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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