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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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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3 用shadowsocks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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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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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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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清朝的混合所有制为什么会失败
雪珥:清朝的混合所有制为什么会失败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昆仑岩按语】借鉴历史是有益的。但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亦变。无论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些代表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有经济”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所谓“国有经济”(实为真正的民有经济)与代表中外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所谓“民间经济”(实为少数人的私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性质、地位和作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一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和发展经济,只能服从一定社会基本制度所规定的经济发展目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判断改革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说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之目的不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分析问题的方法、道理以及得出的教益,自然也就会不同。


  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15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存在,也一直在探索。
  从历史来看,近代中国尤其晚清在混合所有制实践当中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今天来说可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前人曾经付出的学费,我们不该继续支付下去。

  顶层设计的困境  中国传统所有制形态主要有两种:业主制和合伙制。
  业主制主要指个体户独资经营。
  合伙制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合作,一种是非资本合作。后者比较少,较典型的就是晋商的“顶身股”,给职业经理人干股。
  近代的混合所有制,主要指的是“官督商办”,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
  这种混合所有制,并非晚清的发明,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那就是食盐的“官督商卖”。从管仲开始,盐都是国有的,但未必都是国营的,政府往往授权一些民营。到了明清两代,政府基本退出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具体运营,从开采一直到销售全部都交给私人去做,这种经营权叫作“引权”。政府把这个引权交给商人,对商人们进行严格监管,给予优待政策,甚至连盐商子弟在考公务员时可以享受的优惠都考虑到了。盐商权利与政府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这种混合所有制,产权的边界其实是模糊的,埋下了很多隐患,不过也因为其“模糊”,避免了明晰产权本身带来的成本,历朝历代用起来方便,也就基本没去费神考量如何建立明晰的产权。  晚清开始第一轮改革开放时,西方的所有制形式,已经发展到了以公司为“主体”的阶段,从特许主义原则(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向准则主义原则迈进。1837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推出了《公司法》,随后英国在1844年颁布《股份公司法》,法国在1870年颁布《法国商法典》,德国在1892年推出了公司法。中国的公司法则是在1904年,从年代来讲,中国并不比人家落后多少,我们的问题是在全面推开的时候比人家慢,并且走形,这是无论制度建设还是器物建设方面的一大中国特色。
  即使在颁布了公司法之后,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没有推行有限责任的法人制度,所有制上无论形式如何,都是无限责任。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当中所推行的各种制度设计,虽然看上去是学习西方的,但跟西方还是有很大区别。
  我们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非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关系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变化,而是我们人为加快了这种进程,目的是为了通过商业、通过资本来救国。
  中国近代企业刚起步的时候,主要是军工,尤其是四大纯国有的军工企业:江南机械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大力推行民用工业。当时李鸿章等人大力呼吁发展民用工业,以此获利,推动国家的财政能有更大的增长,更能从容应对中国的国防危机。  如何发展民用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这是当时摆在顶层设计者面前的难题,他们最终放弃了“纯国有”和“纯民营”两种选择。
  此前实践已经证明,纯国有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效率非常低。当时的国有企业,包括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些大型企业,巨额投资并未产生相应的回报,浪费、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到了造军舰不如买军舰便宜的地步。这背后,除了技术原因之外,就是在漫长的制造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在寻租。
  民间自发的制度变迁  当时的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洋商的竞争。以当时最主要的行业航运业为例,外资轮船公司在中国多到十几家,大的就有四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航运市场。面对竞争,中国传统的航运业者,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请求政府给予特殊的政策庇护,希望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获得某些垄断特权,同时提高运费获得利润。这样的请求最终没有获准,因为有西方国家盯着政府呢,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的力量是政府绝对不敢忽视的。  19世纪60年代,中国商人们最为起劲的,就是要求特殊政策的保护,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商人们对短平快政策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法制的向往,几乎没有人提出来说我们要在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建立统一的规则,讨论的几乎都是如何借助行政权力对自己进行扶持、对外商进行限制。这种对政策工具的过度依赖,对法律工具的过度忽视,可能正是贯穿国史一二百年至今的关键问题所在。  指望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垄断,此路不通,中国的企业家们怎么办?他们自发地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相当具有中国特色,主要就是“诡寄经营”和“华商附股”。
  “诡寄经营”有两种,一是雇佣或承包西方公司的船,二是将自己的船挂靠到外资名下,以后者居多。1865年,到牛庄(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岸)的274条外籍船只,就有237条是中国实际拥有的,占86%,“诡寄经营”的规模相当大。
  什么叫“华资附股”?就是中国人向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包括航运公司在内,在华外资企业都有大量的“华资附股”。比如,1862~1873年上海有5家外资轮船公司,实际上除了英资的太古公司之外,其他四家如美资旗昌、英资公正、北青、华海,实际上都是中资占了主流。在这样的风气下,老外到中国生意特别好做,他只要带点启动资金过来就可以在中国就地筹集资本。这种“假外资”的比例到什么地步?根据学者统计,涉及外商附股的外资企业资本金的总额是4000万银元,华资占股40%以上,也就是1600万银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在某些外企公司,比如说中国玻璃公司、大东会通银行,华资高达80%。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中国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不畅通,社会信用度和信任度都很低;另一方面是外资的身份可起到两种保护作用:一种是避免遭到公权力的伤害,对于外资企业,大清国的官吏还是不敢敲诈勒索的;二是节省税负开支,外企只要缴纳5%的关税及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流转了,不必担心到处林立的厘金关卡,这就意味着比内资企业要节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税负。
  当然,“华资附股”中,中国商人也容易处在被外商们宰割、盘剥的地步,李鸿章他们在推行“官督商办”这种混合所有制时,就考虑到了要把那些被外商盘剥的“华资附股”释放出来、吸纳过来,当然,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家们要在外资盘剥之害与政府盘剥之害这两害中,取其轻者而从。从清末的实践看,中国企业家们似乎更对政府盘剥感到恐惧和没有信心。  大清特色混合所有制  权力在中国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最初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也是必须的。
  中国资本主义起步时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资本稀缺和平台稀缺。资本稀缺表现为资本少而散,投资工商业意愿低。平台稀缺表现为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的稀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失。  权力第一起到了信贷的功能,财政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提供担保;第二搭建了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信用和社会信任不足的问题。  权力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资源呢?  第一是提供资本。  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落后,开始改革时,根本难以吸纳足够资本发展企业,大多数大型企业起步时,都依靠政府提供的直接融资。比如轮船招商局起步的时候,筹集不到资金,政府拿出了20万军费,否则难以启动。其他不少企业,如上海电报局、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都是靠财政的投入才得以诞生、得以维持。
  政府投入了这些钱,其性质如何界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混合所有制实践中,清政府坚持了一点:即便投资额巨大,也尽量不在企业占股,所投资金则作为贷款,并且是低息甚至无息的。这个原则,清政府基本能坚持得很稳定,无论在这些企业经营顺利时还是坎坷时。政府有这么多钱投在其中,要派人进行监管,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当然,监管的模式、方式、效率如何,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后世大多数研究者,仅仅从产权登记的角度,认为政府既然不占股份,就不应干预企业,对“官督”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却回避了如何监管国资安全的实际问题,显然是片面的。
  对于政府所投的这些款项,如何认定其性质?政府既然不断强调这并非股份,显然不能将其当作资本金;同时,政府又因此为“官督”找到了合法性,显然也不能简单地当作财政贷款,否则贷款方亦没有理由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最为合理的定位,或许是“股份化债券”。国资在“官督商办”中的“股份化债券”定位,正是造成“官督商办”是实际上的混合所有制的根本原因——尽管国资基本上并不直接持有股权。  第二是提供市场。  那就是所谓的“专利”,这并非我们当下讲的“发明专利”,而是基于一定时空的市场垄断的“专享利益”。比如办一家企业,就规定在方圆多少范围内、多少年限内,不再批准第二家,以确保这家企业的市场地位。如招商局作为航运企业,就享受了垄断政府运输业务的“专利”,比如漕粮。招商局的运费大大高于外资航运公司,但政府要扶持它,还是选用它。这种扶持,起步的时候的确有极大的帮助,但扶得久了,企业对此也形成了依赖,对自己的发展就缺乏压力和动力了,最后还是害了这个企业。这种专利是双刃剑,有保护培育的作用,也造成新的垄断和不公,既迟滞了这家企业本身的发展,也压制了其他企业的发展。  第三是提供身份。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企业家的扶持,就包括基于企业家一定的政治身份。这对于企业家与官场打交道时,的确是一种极好的保护,可有效减少摩擦力。
  政治身份的授予或者获取,主要的渠道就是“捐纳”,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卖官”。其实,“卖官”的说法并不确切,自秦代开始,中国各王朝都有捐纳,但一般是只“鬻爵”不“卖官”,捐纳者获得的仅仅是政治身份和礼遇,并不实际掌握权力,这是底线。晚清的后期,底线总是被突破,捐纳者能够获得实职,这就加剧了官僚机器的腐烂和政权的崩溃。
  提升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另一种路径,是官员们带着“救生圈”下海。这些官员企业家一身两制,最初固然有率先垂范、鼓励工商的作用,但后来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与民争利”。  总之,在推行“官督商办”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初期,权力对资本的扶持作用,是显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权力的扶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法起步的。  但是,权力与资本的这种关系,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弊端,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先天就带着强烈的病毒性。  第一,权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令资本市场的发育受到极大的关联影响,而资本市场本来是可以作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主要杠杆的。官督商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也能上市,但几乎所有股票都是记名制的,转让成本十分高昂。同时,权力的过度介入,令这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化倾向和内幕交易现象,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极低,暗箱操作居多。如此依赖,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难以建立。  第二,作为企业内部治理最为重要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基本虚置。尤其是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政府监管部门手中,股东包括大股东,对企业的核心问题缺乏发言权。政府所任命的高管,与股东们的主流利益未必一致,导致日后严峻的委托代理失控问题。  正是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上的机制缺失,造成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腐败横生。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事腐败,高管们在企业内部任用私人,拉帮结派。
  第二个问题是营私舞弊,因为在这类混合所有制之下,实际出资人在企业中的权利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受委托的管理人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时人所谓“正如肥肉自天而将,虫蚁聚食,不尽不止”,何况,这块肥肉的一大部分还是政府投资,“虫蚁聚食”更是没有心理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的摊派。在政府看来,给了你企业这么大的支持,在政府需要的时候,企业做些贡献,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摊派、摊派多少,都没有明确的规则。规则的缺乏,导致了政府与企业双方博弈成本的升高,也给主事的官员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那个时代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应该建立规则、可以建立规则的时候、地方,没有建立规则,可以把水澄清的时候没有去澄清,最终,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浑水取代了清水,时间一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潜规则、习惯了在浑水中游泳,后世对此更形成路径依赖,导致中国的政商关系长期地陷在潜规则的浑水泥沼中无法自拔。  伪民营化:混合所有制的终结  甲午战争战败,中国开始全面反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我们与日本相比,在民营经济的扶持上大有欠缺,这导致了所有制形态上的巨大变化:那就是混合所有制的“官督商办”开始逐渐让位与纯民营企业。
  此时,在混合所有制的推行上,还有过短暂的其他尝试:比如刘坤一、张之洞等,试图推出“官商合办”企业,这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持股的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但这种尝试基本被中央叫停,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大清中央坚信经济的发展最终要靠民营,对国营的效率坚定地表示不信任,并坚信政府不应该在企业中持股。李鸿章说过:“事可归商办者,深忌改归官办,”能够放给市场、放给民营企业去做的,千万别由政府来做。这样的思想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甲午之后,尤其是戊戌之后,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不仅“空前”,甚至有些“绝后”。与戊戌年在政治上的不断折腾相反,以推进民营为主线的经济改革丝毫没有停滞。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又一次工业化浪潮,所有制方面也从混合所有制大踏步转向纯民营,但在操作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伪民营”现象。
  第一,原先大批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改制成了所谓的民营企业,此前作为“股权化债券”的国有资本,有的退出了,有的则被就地“消化”进了私人的腰包,改制进程普遍出现了原先的国资代理人瓜分资产的现象,这些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力、信息方面的优势,将国资演变为私人资本,并进而攫取了这些企业的控股权。
  第二,则是大量的官员,带着强大的政府关系支持,直接下海,将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而且是所谓的民营资本。这一时期创业者中,大多数都有官方身份,有的固然是企业家捐纳而获得的乌纱帽,有的则是官员通过旋转门直接成为商人。
  更为典型的,是当时最大的产业铁路业,在推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之后,因为民资依然薄弱,无法应对资金密集型行业的需求,结果,他们获得了一个堪称全球奇葩的政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向民众摊派征收资本金,这被称为“租股”。在一些工商欠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租股”在铁路建设资本金中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100%,而那些“被股东”的民众,却无法行使股东的应有权利。
  如此一来,大清国迅速崛起的这群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正是户部一直批判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将大清国的民营资本主义实际上转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在晚清的企业中,真正靠自己打拼而成长的草根企业,很少,更无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获得发言权。这样的民营企业,一方面因为所有制的改变,不再如混合所有制那样,还要接受政府纪检监察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因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缺失,其经营者实际上也脱离了股东的监督。  实际上,到晚清最后时期,在表面上大力推行的民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游戏,改革已经被他们彻底绑架。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而是在“官民”之间上下起手,最后成功地“离间官民”,而推动了清政权的灭亡,并令晚清50年的改革开放彻底走向绝路。当然,在这种大棋局之下,无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纯粹的私有制,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殉葬品。  大清混合所有制实践对今天的借鉴  回顾历史,我个人有如下一些认识:
  1、混合所有制的尝试,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过,并非当下创新,因此,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尤其是从“技术”层面进行总结,十分必要和重要;
  2、在晚清推行的“官督商办”混合所有制同时,日本也有同样的实践,但中日两国的实践却又不同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的“官督商办”,在制度和规则设计上,比中国的要精细得多,而规则的明晰,令政府的权力边界得以明晰,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避免了中国式的问题;
  3、自近代改革以来,前人一直在探索所有制问题,这种探索在长达68年的革命时期(1911~1979年)被日渐僵化,如今再次面对。而探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技术化、去意识形态化,无论朝野都不应将其政治化,否则难以探索尝试;
  4、所有制改革绝非万能神药,它需要各种配套,尤其是法制的配套。因此,这一改革时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有大跃进心态;
  5、如何试水、以及如何保护试水者?试水者又如何自保?或许,试水者应该首先尽可能地推进相关法规、至少是相关政策的完善,而不是先摸了石头再说。改革开放到了新阶段,不能再一味地依靠胆大者的试错,而应该在同步推进制度上进行探索,否则试水者们往往会从“先驱”变为“先烈”,这种前景会令试水者们裹足犹豫——毕竟如今的试水者作为“有产者”,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那些一无所有的试水者了。
  6、法制是关键,没有对罪与非罪的严格标界,尤其是没有“审判独立”,则混合所有制的推行很难避免政治化的摇摆,容易陷入丛林状态。
  7、政府信用是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如何实现并巩固政府职能的转换,由法律来划定公权力的边界是基本前提,在这个转型期,如果没有对越界的政府行为作出一系列标志性的司法惩处,政府信用的重建将非常艰难。
  8、国资委目前推出的四项改革(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实权化、纪检组试点),其实是一个整体,尤其是董事会实权化,对混合所有制十分关键,不可割裂。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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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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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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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于丹的浪漫吹牛
赵楚:于丹的浪漫吹牛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自从有了社交网络,人们得以看到太多奇怪的事。比如,今天在新浪微博上,看到CCTV的中秋节目视频片段,在此段视频中,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论语》出名发财的于丹教授讲了一个深情款款、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段子。
在说到现代人的情怀之类话题时,于丹教授一脸深沉地说,现代人并非没有浪漫情怀,然后她就举了一位她的友人做例证。大概是说,该友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而他们拒绝使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他们选择在每月月圆之夜,彼此相约在同一时间,凝视月亮三分钟,以此传达对彼此的思念和深情。

这个故事真是奇怪到了透顶!首先,从她的讲述看,似乎该夫妻是长期分居,这本不合情理。就算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不分居好了,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大问题:以古今人之常情而言,感情深厚的夫妻或恋人,总要以各种尽可能的工具联络,以寄托相思,表达爱怜与关切,工具随时代而演变,何以证明相约凝视月亮就比每日得空时尽量交流联系更浪漫呢?当然,人家夫妻自然有选择他们喜爱的方式寄托感情的自由,但以这个月亮的应景故事来表示现代社会依然有人保持古典的浪漫情怀,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古人平民很难有通信的自由和方便,因为官方的邮传系统本是公务而设,私人的两地通信只能依靠好心人捎带;而且,古人离开故乡,或者是因为宦游,或者是因为商旅,更多的则是公家的征发徭役,生离往往意味着死别,因此,借千里明月寄托相思,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什么故意置方便的通讯工具不用的“浪漫”。“身无彩蝶双飞翼”,只是恨没有航班,没有高铁,没有准许,也没有视频而已!可见于教授对于所谓古人的浪漫、现代人的浪漫,以及浪漫本身都并无真切的了解。

其次,这个临时编造色彩非常浓厚的“浪漫”故事自身的细节也很成问题。分居两地的夫妻要凝视月亮的浪漫,自然需要各种方式精细的约定,能同步凝视月亮,除了有神秘的心灵感应技术,现实中只则只能采取现代化通讯工具的约定。假设就如于丹所说,不使用视屏及QQ,SKYPE一类工具,那总要使用手机。而技术上来说,要能够同时凝视圆月,则必须保持手机处于通话状态,两人边说边等,然后,约定时间到,一方再发令说:“凝视时间倒计时:”5、4、3、2、1,凝视开始!”同时,双方挂断手机,盯着手表或手机上的计时器。且不说这样子的浪漫实在不知道浪漫在哪里,关键是,这种搞怪行为一点也没有古人的范儿,谁可以设想李清照、赵明诚、杜十娘、李香君、林黛玉、贾宝玉们这么干?那会是什么效果?

其三,于教授可能对基本的地理、历法和气象知识也毫无基础。她故事里说的每个月圆之夜,也就是每个农历月的十五日,或者十六日。问题是,在目前普遍采用公历的情况下,要确定每月的月圆之夜,实在是有点麻烦的计划作业。就算山寨手机有万年历好了,计划好月圆之夜,更大的问题是,古人自己说了,月有阴晴,我国地理广大,即使近距离如北京和石家庄,很可能月圆之夜,石家庄倾盆大雨,而北京雾霾正隆,那么,这对浪漫夫妻本月的凝视寄深情活动肯定是泡汤了,只好两人拿着电话煲粥,又或者干脆微信。无论哪种,于丹的古典浪漫造型肯定是没有了。

所以,总结起来说,百家讲坛名师的这个浪漫故事不仅概念错误,而且本身细节漏洞百出。这件事情中,很可能这对所谓古怪的浪漫夫妻并不存在,而这个粗糙的小故事只是教授随口瞎编的浪漫的吹牛。这显示了于教授一贯的没话找话、一知半解和信口开河言风,她讲《论语》是这样,讲浪漫也是这样;也表明她虽浮名满天下,却既不了解古代的浪漫,也无关心现代的浪漫,实在是一个一点也不浪漫,而且随时敢于在公众面前不过大脑胡说八道的人。当然,可能这也是她能够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深受央视欢迎的原因吧。

好了,打住,我该去凝视下几点,该睡了。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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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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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郭树清的旅欧笔记:剧变前夜东欧苏联旅行纪实
27年前郭树清的旅欧笔记:剧变前夜东欧苏联旅行纪实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本文作者是原证监会主席、现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和苏联,正是剧变的前夜。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的郭树清,利用从英国访学回国的机会,对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苏联四国进行了实地探访。原文刊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06期。

在这篇长达万字的游记中,作者客观描绘了 80 年代末民主德国(东德)、匈牙利、南斯拉夫、苏联四国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改革状况,也又让人感到了苏东剧变之前四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紧张感。文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在今天看来颇具现实意义:民主德国由于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当局对于改革浪潮有点不以为然”,但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匈牙利精英界对于 “改革需要改革吗?” 的讨论和争鸣;波兰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如何配套推进;以及苏联没有类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传统体制的迷信或信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摇动”,导致改革前景并不被人看好;包括文章最后提出的建议,“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当然,其中给人触动最大的,或许是作者在南斯拉夫的所见所闻。谁又能想到,当时正处于 “十字路口” 的南斯拉夫,在短短的四年之后,就彻底分崩瓦解,并成为二战之后欧洲最为残酷的战场?改革是经济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与国家乃至每个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这也许就是苏联及东欧国家所经历的对我们的启示。】

从西德进入东欧后高速公路突然变得狭窄起来。但车辆减少,汽车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大雨使路面上泛起白烟— 1987年8月3日,我终于踏上东欧的土地,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在随后的四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困惑紧紧纠缠着我,一切好像是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好像是在预料之外。我庆幸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因而能够走到任何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角落。所见所闻自然零散而且片面,但因其是亲身体验,又显得生动、具体和富有力量。

民主德国:德国没有 “童话”

按照朋友的建议,我们先去西柏林。从英国过来,西柏林显得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就城市建筑而言多少还有点破旧之感。次日,我们从西柏林乘地铁到东柏林—民主德国的首都。

根据官方估计,民主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劳动生产率超过英国和意大利。1963 年曾提出 “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新经济体制。” 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是 60 年代东欧改革中动手最早的国家。分散化导致经济混乱,加之外来压力增强,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全面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那时以来,只谈完善,不提改革。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它的现行经济体制是改进了的传统模式。经济近十年来似乎不错。这个事实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解释传统体制和合理性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西方研究东欧经济改革的专家们一时也无像样的分析论证。

然而,现实对我的这些知识和了解简直是一个嘲弄。出国以来我第一次在东柏林感到 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即使一年前从中国到英国时也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差别是意料之中的。之所以震撼,恐怕还和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本是同一民族,东柏林、西柏林本是同一座城市。

城市建筑,除少数门面之地外,比西柏林破旧得多,环境卫生也很差。马路街道平淡得出奇。市场、商店的货物品种、色彩和样式,都显得单调平庸,缺少变化。尽管多数商品价格还便宜。如有什么新鲜物品(特别是进口商品),要么价格高的无人问津。要么柜台前就排起长龙。奶制品和肉制品都有出售,但是品种质量无法和西欧相比。我们买到了巧克力,但一口下去,竟然撕出一团羊毛。香肠则又咸又硬。买到一条高级香烟(据说是民主德国最好的),但包装不如中国的一般香烟。在一家中档餐馆进餐,菜单上看到 “牛排”,叫了一个,得到的回答是 “牛排无货,要不要换成猪排?” 猪排很不新鲜,但邻桌一个 12 岁左右的小朋友却比我更感兴趣。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的盘子,以致于他的母亲不得不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糖果,这也无济于事。他的母亲只好匆匆喝完杯中的饮料,起身带他离去。

人们都知道民主德国机电工业发达。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去工厂参观。但我们乘坐的火车和汽车都显得非常原始和落后。马路上也有不少小汽车,样式统一,没有光泽,个个喷吐出团团黑烟。我知道这样的汽车在西欧是不允许开的。出租汽车能够看见,但却是坐不上的。

汇率不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确定的。但是黑市汇率高过官价七八倍,大概是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差距的一种标志。看到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头像的粉红色民主德国马克,在西柏林银行和东柏林的车站、墙角被人廉价拍卖。不能说不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更糟糕的是,街上的行人一律面无表情。大家似乎都若有所思,又似乎若无所思。然而没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比英国要好一些。我们问路,总是能得到礼貌的回答。德国人不愧是有纪律有教养的民族。

不应该从这些表面现象引出过多的结论。但是,人民生活水平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极不相称的。1976-1980 年,1981 年-1985 年,这个国家的净物质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4.1% 和 4.5%,而同期匈牙利的数字分别是 2.8% 和 1.4%。南斯拉夫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的状态。而且,后两个国家一直在忍受着通货膨胀的折磨。据此对比,东西方都会有人赞成这样的话:“经济改革不是出路。小改小问题,大改大问题,不改反倒没问题” 然而,后来的考察表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民主德国。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恐怕更高一些,至少就市场消费品供应而言是如此。

民主德国当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很有点不以为然。据说他们自认为是 “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样板”。这颇有点我们当年夜郎自大的劲头。民主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恐怕与以下因素有密切关系:(1)联邦德国的存在,使得民主德国始终在特殊的压力之下,这会产生特殊效应,加速经济增长。(2)民主德国与苏联分工合作较好,经济专业化程度也高。(3)联邦德国在技术和贸易上大力扶持民主德国。(4)国内经济政策特别重视 “加速技术进步” 战略。(5)集中计划体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和强化,因而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长处。民主德国之所以不接受改革,可能也与这些因素有关。面对日益激烈的内外局面,民主德国能否继续沿着以往的道路走下去,恐怖也是值得怀疑的。

诚然,并非宣布改革或者着手改革就能很快解决全部问题。恰恰相反,改革中还有一系列麻烦和困难,处理不当,还会出大的乱子。有些国家的改革政策协调注意得不够,没改革的国家可能还做得好一点,例如民主德国在结构和技术进步方面颇有一些成就。然而,民主德国并没有创造出不改革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

匈牙利:改革需要改革吗?

我们从民主德国乘火车穿过捷克斯洛伐克,直抵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确实名不虚传,美的让人惊奇。多瑙河上的桥使布达和佩斯两座古城连在一起。上个世纪这里显然有过一段繁荣的历史。城市中最古老的一条地铁,据说也是欧洲大陆最早的地铁。站立在布达一座小山上的解放女神塑像是这个城市的标志。

从市面上看,很难把这个国家的经济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却提供 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通货膨胀率正在持续上升,积累率已下降到 9% 左右,平均名义工资增长持续多年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居民实际工资呈现下降趋势,外债高达 200 亿,等等。

我的匈牙利朋友带我们在城里转了几圈,介绍了各种情况。对于自己的国家和首都,他无疑有骄傲感,然而他的批评似乎更多一些。在我看来,市场很丰富,东西也很便宜(西欧相比),他却说物价一直在上涨,他的妻子每天都要去采购,听说物价还要大涨。正当我 对漂亮的旅馆、酒吧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却说,匈牙利人享受的不多,多半是为了外国人开的。我很欣赏前几年建起的高层住宅区,然而他告诉我布达佩斯的建设资金现在还不够 维修老房屋。我们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因而也看到了他们及其邻居的实际生活水平,我告诉他这是很不错的,他却说,匈牙利人十年来没有提高。有一点他是同意的,布达佩斯的交通大概是欧洲最好的,至少也是最好的之一。其实,他或许知道,匈牙利的官方汇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接近市场汇率的。

我和几个青年人(大学教师和学生)谈天,他们都十分坦率而真诚。我问到改革,他们 “改革” 这个词在匈牙利己经用滥了。政府总是在说 “改革”,可是多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后来见到的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鲍威尔也告诉我,他认为匈牙利只有过一次真正的改革,那就是在 1968 年。我提起生活水平,他们承认,在东欧匈牙利恐怕是最好的。但与西欧相比,差距仍在扩大。关于前景,大家都表示不容乐观。首先是世界市场保护主 义抬头,其次是国内成本上升,再次是争取不到外资和先进技术。政府已经告知百姓,准备好应付更严峻的困难,经济好转最快也要七八年时间。党的第一书记这次也公开发表讲话,要人民采取理解和合作的态度。明年起,要实行更紧的货币财政政策。

早在英国,就听说匈牙利正在开展一场 “对于改革进行改革” 的全民大讨论。争论之激烈,意见分歧之大是多年末有的。党内思想不统一,爱国民主阵线与党中央看法也不一致。其中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的是财政部所属研究所几名青年经济学家有关改革和转折的报告。此报告迟至今年 6 月才公开发表,同时也传出研究所行将解散的消息。按照报告作者的意见,匈牙利以往的改革是不彻底不完全的改革。现在,进行全面彻底民主放权和市场性质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只有将经济改革与社会、政治、组织、机构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他们认为,坦率现实的改革政策在短期内不可能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暂时倒退,但却是有前途的,要通过加强公开性,增加劳动者发表意见的机会,以及实行利益代表的多元化和民主,使社会成员能对市场经济和国家的活动进行监督。

然而,党和政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制定出一份 《经济一社会振兴计划》。尽管仍有不少批评,但是向纵深推进改革却是这个计划的基调。9 月,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明年的具体改革方案。

我第二次到布达佩斯多住了几天,这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了专门研究和实施匈牙利改革的专家们。

这些知情者们对于过去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1968 年的改革没有能依照预想进行下去。改革事实上多年来处于停顿和倒退的状态。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国际市场的波动是次要因素。1980 年的价格改革,预期很高,但现在证明是失败了。主要问题是:所谓 “竞争价格”,虽然与国际市场挂钩,但并不反映国内的供求和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一开始就设立在人为的繁琐的税收和补贴制度之上,对买得起的企业征税,对买不起的企业补贴,即使价格水平再接近国际市场,制度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变化。1983 年对建筑业实行招标的合同制度,然而却没有出现竞争。据说投标单位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招标单位,因而工程造价依然持续上升。其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似乎都不太有效。

现行经济体制并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巢臼。虽然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但是行政协调顽强地保存着主导地位。用科尔内教授的术语,改革前是直接行政协调,改革后是间接行政协调。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近年来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企业领导人的努力方向不是提高效率,而是去与上级机关谈判、争吵,讨价还价。行政协调阻碍了市场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自身发育的条件也没有创造出来。中国人常说的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统” 的规律,看来在匈牙利也存在着。现行体制不断地再生产出收入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结果来。与此不无关系的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和个人收入差别的不合理扩大。制度和政策优惠使得私营工商业者的收入比国营工业部门的职工高出许多倍 (最高达 20 倍 )。职工第二职业常常比第一职业赚钱更容易,私人出租房屋、别墅所得租金很可能高过工资。近些年来,政府面对消费膨胀的现实,不得不靠降低投资积累的办法来尽可能地维持总供求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经济发展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不紧缩投资,那势必出现与南斯拉夫别无二致的局面。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

出路只能是继续推进改革。以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政策。然而理论家们对于目标模式的 设想却是不尽相同的。如果简单归纳可以说有两大派别。一派强调劳动者集体自治,一派强调市场竞争关系。社会、政治方面改革的必要性是无人怀疑的,公开性、民主化等一般口号也是易于被大家所接受的。至于具体的构想,则存在许多争论,而且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1986年11月,匈党召开全会,做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具体内容有价格、税收政策、银行金融改革、工资补贴改革、鼓励竞争、实行破产法,完善企业委员会制度,党政分开,发扬民主,实行广泛的 “社会参政” 等等。按照规定,1987 年推出银行信贷改革,实行企业破产制度。评价这些改革的成效,半年多的时间恐怕不够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预想的效果现在是没有可能出现的。国家银行和科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对我解释了原因。概括起来, 主要是经济体制其他方面没有相应变化,这两项改革是无法展开的。企业亏损,责任不一定在企业,价格、税收、补贴等多重经济关系没有理顺,盈不盈利又能说明什么问题。破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只能有行政性的 “关闭”。迄今为止,只有一家国营企业被关闭了,或者也可以说是 “破产” 了。银行体制方面,将原有的国家银行分成两级银行(即中央银行和数家商业银行),这在机构上无疑是早该做的事情。但要中央银行统一管理调节货币供应,遇到了根本性的障碍—财政部自然有权决定贷款和透支(弥补赤字)。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虽然不再接受部门、地区干预,但是都直接受财政部控制。几家大的商业银行,董事会里都有财政部的一名代表,发放贷款或为企业代发债券、股票都要财政部点头,因为信贷原则是,企业告贷必须有财政部作保。糟糕的是,这种约束,在现在还很难说没有道理。对于银行信贷政策,科学院的托马斯?鲍维尔教授说,或许过些时候还能看出一点成效,但是国家银行的经济顾问克拉罗?乔尔女士则完全不抱希望。

也许有一个趋向值得观察,股份化已经开始悄然起步。金融改革的设想提出了资金市场建设的任务,允许企业之间互相购买对方的股票。银行改革也与此结合起来,新成立的几家国家商业银行就是以股份公司名义注册的,而且有进一步扩大非国家持股比例的可能。

对于此次新的改革,有人明确表示没有信心。无论如何,晚后两年才是关键时期。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我倾向于不早作结论。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十字路口

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走出来,第一印象很难说是良好的。车站内外极其肮脏,厕所更是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旁边的旅行社却很有点现代派头,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代我们打电话与人联系)。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走过来兜揽生意,我告诉他我们想步行去找一个地方,他没有丝毫失望,反倒详细告诉我怎么走。然而,几小时后我碰到的另一个出租司机,则公然敲诈,两公里的路程要 10 美元。商店里的服装等等物品,价格比伦敦也不低,但是汉堡包等食品却又比较便宜。城市里有的地方杂乱无章,有的去处却秩序井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语言不通,给我们看了地址,一位妇女下车后还把我们送了一程。然而在现代化的斯洛文尼亚饭店的地下酒吧,我们亲眼目睹一位衣着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忽然大骂侍者并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贝尔格莱德,你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和之后都有人告诉过我,南斯拉夫有一些城市比首都要好一些,特别是海滨。我相信他们是对的。只可惜我没能去其他地方看看。然而,全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严峻是毋庸置疑的。1980 年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无从谈起,通货膨胀率却如脱缰野马不断升腾。1981 年是 39.3%,1985 年是 79.5%,1986 年是 91%,而1987 年肯定会破三位数大关。外汇收入的一半要用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借新债来还老债也成了办法。官方汇率从 70 年代后期的十几个第纳尔兑一美元,增加到目前的七百多个第纳尔,而在西方银行已经达一千第纳尔,居民生活水平还不如 70 年代中期。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南斯拉夫出现 “社会主义经济滞涨” 的表现和特征。

问题还不只限于经济。据报道,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起工人罢工,规模正在扩大。1986 年还成立了一个具有 “反对党” 色彩的政治组织—— “团结基金会”,成员数百人。民族矛盾也有激化的趋势。但是,这一切,在 1987 年 8 月的贝尔格莱德似乎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来。

南斯拉夫人生性热情、开朗,然而,对于发展的前景却少有人乐观。我的一位朋友曾在这里留学,前些时候故地重游,昔日的同窗好友们谈到自己的生活,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不懂当地语言,更无这样的知己,因而只能在马路上、公园里或快餐店和饭桌上,找会讲英文的人聊聊天。他们问我对南斯拉夫的印象,我回答说人们很友好,生活也不错,他们听后高兴得开怀大笑。过后,他们多半会补一句:过去比现在好。

经济学家不是一般民众。他们多数并不留恋过去。理论界对 70 年代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一片谴责之声。人们批评卡德尔的理想主义误国误民,批评党用发达的共产主义模式来套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批评政府奉行 “通货膨胀有利论”,不顾一切地举债外借,等等。

南斯拉夫是最早开始经济改革的。50 年代推行自治和市场化遇到困难,后来又加强了集中控制。1965 年再次放松控制,扩展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结果仍然不甚理想。70 年代的改革强调 “联合劳动”、“全面自治”,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 “契约经济”,其中既无统一强有力的行政协调,也无统一的强有力的市场协调,一切都要经过复杂的协议和商讨来解决。然而,“契约” 本身并不真正有效,互相独立的地方行政协调及其官僚主义式的控制事实上是影响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用南斯拉夫朋友的话说,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不仅在一个国家里构成了八个独立的经济,而且在一个党内形成了八个党。毫无疑问,在 “经济滞涨” 被后的投资膨胀,消费超前,外债失控,重复建设,互相封锁,是与改革所选择的过度分权自治,不重视统一市场,削弱宏观控制的模式和道路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的改革措施看来主要集中在建立破产和存量资金流动制度。已经有一家食品厂和一家银行倒闭,另有四家银行也陷入困境。股票市场即将开设。

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面临选择,但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这个经济似乎既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也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市场制约。我们衷心地助望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摆脱困境,找到出路。

波兰:三十年迈出第一步

8月19日至23日,我们停留在华沙。历史对波兰很不公平。早在 1956 年社会动乱刚刚平息,波兰就提出了系统的改革纲领,这是除南斯拉夫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与传统体制决裂的宣言书。然而直到 1980 年大危机之后,波兰才真正开始实施当年提出的改革。波兰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和改革理论家,他们的思想在东欧其他国家得到验证,在西方学术界也引人注目,然而在他们的祖国却屡屡遭到压制。1986 年 6 月波党中央全会宣布,第一阶段的改革初战告捷,三年经济恢复计划也超额完成,改革将推向第二阶段。正好是三十年,波兰终于迈出了如此艰难的第一步。但是,不能忘记,今天的经济状况还没有恢复到 1979 年的水平。

经济不景气是显而易见的。被遗弃的工程建筑,多年失修的房屋,还有心灰意懒的人,都会使人感到不轻松。不过,市场供应,除了肉和肉制品,并不比民主德国差,蔬菜、水果和服装及其他日用品好象还要好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波兰这几年多亏还有一个好的农业基础,否则经济会无法支撑。居民住房,人均占有面积不算少,但是青年工人结婚,按照现在的建房速度,据说要平均等待 15-20 年,才能分到自己的一套住宅。至少就华沙市内来看,交通和通讯仍然是落后和低效率的。整个经济在生产设备和技术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又在扩大。外债的压力非常沉重。通货膨胀并未解决,改革受到很大牵制。

如果与 1982 年的情况相比,不管怎么说,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了。当时开始的改革是在社会动乱尚未完全平息,西方对波兰实行制裁,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形势下,借助于军管而推行的。事情总是有两个方面,虽然有这些不利条件,但正因为走到死胡同,政府才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另一方面,军管虽然出于无奈,客观上却又创造了一个平常情况下改革难以如此顺利的环境。

1982 年以来的改革,确立起来企业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的基本原则。在发展过程中,对自治原则做了一些修改和限制,例如,厂长有权中止执行自治机构作出的不合法的规定,国家有权否定大型企业职工委员会作出的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决策。价格方面形成了混合价格体系,即官价、合同价、自由价各占一定比例,不断扩大后两种价格形式的比重。通过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例如石油一次提价 500%),提高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和价格,使得各种比价关系大大接近合理化。调整补贴范围,改进了补贴方法,并开始减少补贴。公布了 “国营企业改善经营及破产法”,对国营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制度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程序。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竞争,发展市场机制的同时,又强调要有 “强有力的中央管理,建立以中央计划和企业自主为基础的体制”。当然,计划不再是传统的计划,而是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这种设想,很可能是吸收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教训,借鉴了其他非社会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

波兰改革的更大特点是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在一起。首先,党政分开。除党的第一书记负全部责任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处理是独立的。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帕耶斯特卡的介绍,现在中央虽然还有一名分管经济工作的书记,但他事实上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影响。改革一开始,政府就专门任命了一位经济改革的全权代表。此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已不再同时兼任同级国家、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其次,强调三党 “联合执政”。三党即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后两个党在议会和行政机构中的作用得到扩大和加强。第三,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任免制度,发展民主。此外,在政府决策制定程序和法律制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些做法大大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外贸和外汇留成)几乎是失败的,某些方面也不如预期的那样成功(例如减少补贴),但是,改革采取的方法是值得称道的,这就是全面、配套的分阶段的做法。与此不无关系,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确定,充分尊重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波兰能这样恐怕也是由于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包括其 1973 年改革的经验总结)。

目前开展的第二阶段的改革,基本方针是在前几年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市场机制作用范围,消除垄断和行政分割,发展竞争,完善民主制度。具体方案(时间表)正在设计。

苏联:阳光和云雾

与西欧的城市相比,莫斯科的雨天不多。但是有阳光的时候也总有云雾,而且阳光和云雾是混合在一起的,分不清什么是阳光,什么是云雾。云雾从何而来,是涅瓦河的水蒸汽,还是工业区的废气,没有考证。总之,短暂的逗留使我对为什么有 “混沌世界” 这样的词汇,体会的深刻多了。

布列斯特—西部边境名城,停车 5 小时。车站内外都是一样地杂乱和肮脏。人们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衣着多样,但都不整洁。最惹人注目的是各种军人,士兵们的衣服上油渍斑斑,军官们的衣服虽然好一些,但也谈不上挺阔。很难看到一张笑脸,说话的人也不多。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我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对面长椅上并排的八九个农妇,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有的吃面包,有的喝水,更多地则看着地上活蹦乱跳的麻雀出神。城里显得干净多了,但是尘土还是不少。商店的货架比华沙似乎还不如,也许因为这是边陲小城的缘故。


首都并不更好。克里姆林宫周围的街道似乎都没有人打扫,房屋像英国的农村,汽车也不多(据说只有 15% 的家庭有小汽车)。红场上买不到罐袋和瓶袋的饮料,自动售水机前泥泞不堪,而且永远只有一只杯子。商店里货架空空,售货员都没有好气。除集体农庄市场外,看不到水果和蔬菜。肉和肉制品更是奇缺。据说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大城市买肉不限量,但是很难碰上有货的时候。奶和鸡蛋供应较为充足。国家百货商场(位于红场),买进口纺织品 (袜子或乳罩)的队伍从一楼排到三楼。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他带来自用的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从衣服到鞋子,从暖水瓶到指甲刀,大家都要出大价钱买他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极低。平均工资是 190 卢布,一盒火柴一个戈比,一大块面包也才十几个戈比。但是稍好一点的衣服,价格就高的不可思议。一件晴纶毛衣三十多卢布,一条牛仔裤要一百卢布。居住面积人均十五平米左右,水电方便,房租很低,然而很多新建的房子质量却非常之差。外国游客所到之处,虽有索要外汇的人不断打扰,黑市汇率比官价高七八倍,然而,成交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在苏联很难有东西值得外国人买,而住旅馆则要有银行换汇证明。除了硬通货,外国人携带的任何东西(包括身上的衣服)都有人要买。我在英国花 30 英镑买的一架 “佳能” 照相机,有一个青年说,如果我卖,他愿意出二百卢布。一位大学教授前些时候访问中国,回去后赞叹不已。他作报告说,中国的消费品供应好得难以想象。如果把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的所有商店都搬到莫斯科,恐怖用不到一天就会被人们抢购一空。

其他地方我们没有专门去参观,但是坐火车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农村。城市大致相同,只是市场供应据说更要差一些。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位苏籍华人告诉我,他所在的伊尔库茨克,一个人定量供应的肉 (包括肉制品),只有 800 克,西红柿则三、四卢布一公斤。农村显得没有生气,除了偶尔能看到破旧的几辆 “拉达” 牌小汽车之外,黑朽的木板农舍恐怕与 70 年前相比没有多少差别。

当然,苏联毕竟是重工业大国,钢、煤、油产量均居世界之首。虽然机电产品技术落后(中国厂家都不感兴趣),基础设施还是很有成就。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几千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市内的地铁交通网也颇引人注目。

总的说来,苏联经济已陷入困境。结构矛盾,速度下降,技术落后,外汇紧缺,都表明了整个经济的积重难返。当局承认,苏联的技术水平大致落后西方 15-20 年。改革,对于新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已成为改革呼声最高的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苏共中央连篇累犊的报告,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现在已被接受为党的观点。但是,思想认识上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关于改革的文件中对于市 场作用的估价还是远远不够的,竞争的必要性也没有提起来,而且据说戈尔巴乔夫在最近一 次内部讲话中明确否定市场经济,把竞争归结为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最高领导中心的思想转变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以相对来说容易与中央政策号召产生共鸣的知识界、理论界为例,人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对于改革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改革,至少不是中央说的 “根本性改革”。

虽然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改革,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革,或 “应付” 改革。这不是苏联所特有的。但是苏联无疑是最突出的国家。对此,科学院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所长波格莫洛夫是确信不疑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首先,多年僵化停滞的政治思想环境在领导层造就了一大批官僚主义者。其次,知识分子不如其他国家那样一致地积极地欢迎改革,因为 “技术官僚集团” 的势力极大,社会影响也非常广泛。第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体制模式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得一般群众难以适应大的变化。第四,社会精神面貌几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颓靡,吸毒、酗酒、卖淫之外,更普遍的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工作,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态度。去过苏联的人都知道,人们对排队买伏特加的热情超过了其他事情。最后,高度军事化了的国民经济结构体系是与分散决策、市场导向相对立的。

戈尔巴乔夫要推行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上台几年内撤换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局大部、部长会议全部已经易人。不这样做,改革恐怕就无法起步,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必然要激化党内矛盾,会使一大批人自动地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公开性和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用以动员群众的主要武器,但是在一个长期集权封闭的系统内,走得慢了容易变成空洞的号召,走得快了又会导致紊乱,因为政治公开和民主参预的制度和习惯,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培育起来的。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改革不太相同,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措施,这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恐怕也有一些相反的效应。

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苏联对于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路子很感兴趣,准备效仿。理由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是多年沉疴,根本性的转变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群众都是用短期内生活的改善程度作为尺度来衡量改革。农业比较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农业改革成功了,其他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苏联农业改革 比中国还是要困难得多。首先是对现有的集体农庄主席等干部不知如何处置才好,他们恐怕对家庭承包持抵制态度。其次,农庄庄员们也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独立生产、经营的经验和记忆。没有集体农庄主席的指挥,他们不会工作。

苏联此次经济改革因有了 60 年代的经验和教训,没有草率行事。酝酿和准备用了数年 的时间。对于经济体制根本性转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一定的估计。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不应希望立即就从改革中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更不能只从纯消费的观点来看待和衡量改革 的成功与否。几个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新的经济机制的完全确立不是本世纪内所能达到的 目标。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长期目标和短期中期的效果之间是有矛盾的,改革如果不能较快地见效又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和热心。这个问题是需要反复考虑的。另一方面对于改革要不要全面推进,能不能设计,苏联人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一直在致力于从整体上来研究和制定改革的计划。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试验,在全面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用试错法”。可见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和不可逆性是有所体会的。

在经济改革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中,苏联领导人动员了经济学家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被调进莫斯科。《国营企业法》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专门探讨改革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最大一次有三千多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戈尔巴乔夫和 20 多名高级专家保持经常联系,互相可以直接打电话、会面,商讨和交流意见。

关于经济改革的长远设想似乎是较为合理的。耐人寻味的是,今后五、六年作为第一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商品市场(尽管没有公开明确)。计划、物资供应、价格等等方面将分部门、分产品放松直接行政控制,以引进和强化市场协调作用。方案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例如建立两级银行体系,投资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等。就企业的经营决策自主化而言,设想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企业要做到以收抵支 (简单再生产),第二步是企业可以独立筹资进行扩大再生产。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他们研究过中国的 “双轨制” 经验,认为麻烦和冲突太多,苏联希望避免这些问题。但是最初的 《国营企业法》 草案给西方学者的印象是,苏联企图搬用中国的这一经验,因为其中规定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或计划任务)之后,剩余劳动能力能自行组织生产。正式公布后的法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没有这个因素,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也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一个按指令性计划协调运转达 50 多年之久的经济,取消这种协调,产供销能否衔接得好而不出现大的漏洞,仍然是值得担忧的。

企业似乎仍然被放在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位置上。工人自治和企业所有(具体占有和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两大支柱,在理论上是很不坚实的,实践中已经有南斯拉夫的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教训。实际过程中出现的局面很可能是与目前的预期差距甚大的。

关于苏联改革的总的前途,人们说法不一。尽管当局的坚决态度在东欧和西欧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赞赏,然而,相信苏联改革能够成功的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迄今为止还不是很多。一位去过莫斯科的英国人曾经讲述起他的苏联朋友的悲观估计,理由是,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保守的静止的状态,苏联没有类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传统体制的迷信或信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摇动。这种看法我在匈牙利和波兰也听人讲起。

其他国家:间接传来的信息

我们此次旅行曾两次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一次经过蒙古。在政治地理上属于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则是没有涉足的。但是,我曾对我所拜访的专家学者和火车上的同行乘客打听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其中,在匈牙利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科斯?卡洛里教授的谈话讨论的最多。所获印象也许可以记录下来。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新的改革试验,结果尚未分明。政府已就改革问题做出一系列决议,颁布了三个法律性文件。强调的中心是转入集约化发展。当局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不冷不热的态度。估计还会采取一些措施,但在总体上跟上苏联的步伐恐怕不太可能。

保加利亚:改革正掀起热潮,行动上紧跟苏联。目前正在推行全面自治,政府的改革方案设计也遵循了全面改革的方针。早在 60 年代,保加利亚的经济学界就提出很多激进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应该说是很有基础的。如果在行动上不太冒失,这个国家的改革似乎很有可能走在前面。

蒙古:改革的调子很高。正在寻求向世界开放的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蒙古人似乎更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罗马尼亚:80 年代初以来,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价格调整和国有企业向职工和干部发行股票(即所谓改国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但是传统体制的根基没有受到触及,目前已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改革。

阿尔巴尼亚: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回到北京的思考

我们一路上听到的对中国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始终生活在国内的同胞或许对于改革以来的成就是估计不足的。以各方面的条件来比较,除了经济发展基础之外,中国似乎是最好的。对此,匈牙利人和波兰人都不止一次地向我不无羡慕地论证过。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匈牙利学者同时告诉我,他们判断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改革的困难增加了,改革的成效也不再那么容易很快可以显示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也更容易停步不前了。这也许是从匈牙利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然而,所有的朋友们都期望中国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不仅为没有改革和刚刚开始改革的国家,而且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波兰的一个朋友甚至这样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通过这一次东欧苏联的实地旅行,有几个问题我想是应当引起注意的。首先,改革一定要有长远考虑长远规划,使中短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服从长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其次,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应当并重,以形成一个既有市场制约又有政策引导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再次,明确产权关系即改革法律所有制关系无疑应当提上日程,但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即经济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理论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后者,前者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后者的内涵正是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再其次,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因此我们应当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按行业调整组织中央专业经济部门,加强综合部门,努力在收益关系和机构职能等方面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范围。最后,一定要坚持宏观平衡的基本政策,坚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否则南斯拉夫的危机和困境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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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ndows 2008 server R2 上,ss client有能用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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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试过boafanx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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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题目下方米国生活,一键关注本账号. 老外们已经在“懒”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我们必须承认,只是把这些神器买回家玩玩也是很让人激动的事情。这才是人类的智慧设计啊~~. ■ 这样既不会切到手,又能够控制好食物. ■ 这个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 方便快速获取原料,同时还可以定量! ■ 缓释的调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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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决定一个人的抗病能力以及营养需要。下面,我们一起去解码血型与健康的关系,通过血型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以便养生保健。 A型血:提高免疫力注意保暖. 健康优势:身体比较灵巧,忍耐能力很强,所以平时不会经常受到疾病困扰,亚健康几率也会降低。 健康劣势: 1、血液黏稠度在各种血型中,最容易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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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Web:小米应用商店内有玄机 App被“做手脚”引香港监管部门调查
TechWeb:小米应用商店内有玄机 App被“做手脚”引香港监管部门调查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香港资讯保安专家杨和生和资讯安全公司Nexusguard对新的红米1S手机进行13天测试,结果发现如果不更新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更新包”,手机每天上午会自动把资料加密传送到北京服务器,即使安装小米公司的“更新包”,红米手机仍会每隔半小时自动上传手机资料,到新加坡一个租用的亚马逊服务器。

小米手机分中国大陆版本及香港/国际版本。中国版沒有Google Play服务,小米于是自行开发小米应用商店取代,店内有facebook、WhatsApp等热门Android Apps,还包括一些Google Play上的收费Apps,全供免费下載,吸引不少香港版用户使用。

资讯安全公司Nexusguard Consulting测试过小米应用商店内的Apps,发现这些Apps会连接中国内地伺服器。例如在Google Play下载的官方WhatsApp,用户发短讯时,资料内容只会经过Google及WhatsApp的美国服务器,再传到目标用户的手机。但在小米应用商店下载的小米版WhatsApp,则疑被人预先修改,发短讯时资料会传到九个中国服务器。

根据IP资料,九个服务器分别属于中国联通、北京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蓝讯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位处北京及广州。北京森华易腾主要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及网络安全服务,也会向其他公司提供收集大数据(Big Data)等服务。

此外,小米版Apps的档案普遍较大。以WhatsApp及facebook为例,小米版与官方的程式版本相同,但小米版的档案大小为15.3MB及13.67MB,官方则只有14.59MB及13.66MB。另现时Google play上的官方facebook App,版本为15.0;小米版却已去到17.0,比官方还要“新”。

在Nexusguard Consulting公司测试后曝出小米手机每隔半小时将手机资料上传到新加坡服务器后,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以下简称“公署”)表示会主动调查此事。

公署称近日接获9宗有关小米手机投诉,由于投诉人未能提供进一步资料,故暂将投诉个案终结。不过基于事态发展及掌握资料,公署现正主动跟进调查事件。消息称,公署方正调查小米在香港的联系公司,以收集证据;如有必要会要求境外执法部门协助调查。

---

小米刚道歉 又爆红米上传资料

大陆手机商小米公司8月才被揭发手机会擅自上传用户资料到北京伺服器,因而道歉,但港媒今天报导,经资安专家测试,发现小米公司的红米1S手机更新后,仍会每半小时上传资料到新加坡。

对此,小米公司回应,手机与伺服器连线只是替客户更新日历、天气等系统,不涉及隐私。但专家仍指,此举增加用户资料外泄风险。

香港苹果日报日前委托香港资讯保安专家杨和生和资讯安全公司Nexusguard对新的红米1S手机进行13天测试,结果发现如果不更新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更新包”,手机每天上午会自动把资料加密传送到承揽大陆政府部门和国企业务的北京蓝讯通讯技术公司伺服器。

专家发现,即使安装小米公司的“更新包”,红米手机仍会每隔半小时自动上传手机资料,到新加坡一个租用的亚马逊(Amazon)伺服器。

报导说,测试期间红米1S手机一直保持闲置,偶尔进行拍照或新增通讯录等不涉及上网的动作,也没有登记和开放任何云端或网路服务,但仍发现手机频频上传资料。

报导引述业内人士说法指出,这个亚马逊伺服器属于公开的云端伺服器,可供任何人士租用,这样的伺服器方便隐藏身分,近年吸引不少网路骇客租用。

最后,专家把红米手机原厂作业系统全数删除,重新安装第三方作业系统,再度监测手机活动,发现红米手机不会再上传资料到北京或新加坡伺服器,改每天一次把资料上传到设计者的伺服器,因此确认红米先前的传输资料动作,都是小米作业系统所造成。

虽然小米称只是替客户更新日历、天气等资料,但香港资安专家反驳,把手机资料加密上传时间如此频繁,令人怀疑是登入用户隐私资料,且传到租用伺服器,难保个人资料不会泄漏,敦促小米公司尽快说明。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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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新闻》李嘉诚王国 -- 脱离中国的一搏
《日本经济新闻》李嘉诚王国 -- 脱离中国的一搏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脱离中国的一搏

统帅香港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正在加速推进业务转型。其一方面在欧美收购基础设施企业,另一方面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抛售资产。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投资家,李嘉诚在创业型企业投资和慈善活动方面备受尊敬,同时其也被视为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象征性人物。在面临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的背景下,李嘉诚王国将何去何从?

有这么一出发生在最终期限仅仅5天前的变局。

5月8日,长江实业集团提出以总额23.7亿澳元的现金收购澳大利亚天然气供给公司Envestra的未持有股权的方案。

Envestra是在澳大利亚南部独家向居民提供天然气的企业,拥有114万用户。其最大股东、澳大利亚天然气管线企业APA集团以控制下游领域为目的,于2013年12月提出以总额21亿澳元收购Envestra的方案。而Envestra本计划于5月13日举行股东大会,以批准该收购方案。

不过,在长江实业以高于APA的金额提出收购之后,Envestra立即推迟了股东大会,并在5月底的董事会上全体一致决定支持长江实业。APA于8月7日退出了争夺战,决定了将所持股权全部出售给长江实业的方针。

86岁的李嘉诚从制作“塑料花”起家,并依靠相关业务走上成功之路,随后一步步构建起了巨大的企业集团。其正是所谓“香港梦”的亲历者。

长江实业集团的核心是以香港房地产投资为主要业务的长江实业以及综合性企业和记黄埔2家公司,其股票总市值超过1万亿港币。业务范围涉及电力、港口、手机乃至超市,甚至可以说在香港生活几乎不可能完全脱离李嘉诚旗下企业。

而在中国大陆,李嘉诚也以“香港超人”的身份备受尊敬,但近年来,李嘉诚却正在加速脱离香港和大陆,相继收购了澳大利亚和欧美的企业。其中包括收购加拿大的机场停车场,讨论收购意大利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以及欧洲的飞机租赁公司的一部分资产。

这些都是进入今年以后透露的并购计划。“其战略是投资于监管透明度高、有望获得稳定回报率的领域”,评级公司惠誉评级新加坡公司的相关人士分析称。

另一方面,李嘉诚正在加快抛售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资产。今年1月,其将旗下电力公司香港电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3月,李嘉诚将涉足中国最大药妆连锁店“屈臣氏”等零售业务的屈臣氏集团(A.S.Watson)的约25%股权出售给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公司。此外,其还在抛售上海商用大厦等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从和记黄埔2013财年(截至2013年12月)息税前利润(EBIT)的各地区构成比来看,欧洲达到37%,创下历史新高,并首次超过了中国大陆(19%)与香港(16%)的总和。

李嘉诚此前一直被誉为“商界抄底天才”。野村国际香港的分析师本杰明•罗指出,“和记黄埔的商业模式是利用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等能够带来实际现金收入的业务,为通信及零售业等增长领域筹集投资资金”。

同时,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李嘉诚的业务转移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见顶。而李嘉诚本人每次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总是表示没打算从香港撤资。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5月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提及李嘉诚旗下公司撤资的传闻,可能会对香港整体竞争力产生影响。

因为影响力巨大,因此其一举一动都将持续引起关注。

被尊敬也被仇视

在香港的高档超市,利用植物性原料“人造鸡蛋”制造的蛋黄酱可谓销售火热。虽然每瓶20港元左右的售价略显偏贵,但其卖点是胆固醇为零这一健康性。今年年内还计划在中国大陆发售。

开发该产品是美国创业企业Hampton Creek Foods。而将其与香港联系起来的正是投资者李嘉诚。据称李嘉诚对Hampton Creek Foods的管理层仅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希望他们对创办公司的理由和价值观永远保持诚实。

  作为巨大的综合性企业的领导人,李嘉诚的另一个面孔是创业企业的支持者。其以个人资产运营的创业投资公司——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投资了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企业。该公司很早就对Facebook和Skype进行了投资,其洞悉企业发展潜力的卓越能力广为人知。

 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李嘉诚个人的关注点得到明显反映。最近其对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正在增加。6月出资的美国Modern Meadow公司开发了利用动物细胞组织获得人造皮革和人造肉的技术。而另一家投资对象的以色列的卡伊玛公司则利用自主的非转基因种植技术,研究只需少量水即可生长的谷物和植物。

  李嘉诚曾表示,中国的人口占地球整体的20%,但可以耕作的土地仅占9%,能够安全饮用的水则只占6%。因此,期待对生物领域的投资能成为解决粮食和环境问题的切入点。李嘉诚往往不只是希望投资对象取得成功,而是寻求实现社会效益。

  如果有机会前往香港的书店,可以发现有关李嘉诚的书籍比比皆是。虽然主要是有关理财的书籍,但也有很多是生活方式和人生训言方面的书籍。白手起家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富豪的李嘉诚作为“香港梦”的亲历者,受到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

  不过,有时也遭到一部分人的激烈攻击。2013年4月,李嘉诚控制的核心企业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持续了约40天时间,成为二战后香港时间最长的罢工。该罢工的领头者何伟航表示,他只是善于赚钱,显示出对李嘉诚的厌恶感。

  今年6月,李嘉诚在自己捐资成立的广东省汕头大学毕业典礼上表示,有3件操心事让自己夜不能眠。显示出如果对“贫富差距扩大”、“资源枯竭”和“信赖关系缺失”这3个问题放任不管,有可能导致社会基础崩溃的担忧。

  为了对解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李嘉诚一直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今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发生了大地震,次日,李嘉诚基金会便决定提供3千万元捐款。李嘉诚将个人资产的约3分之1托付给了名下的基金。其除了一直向包括东日本大地震在内的亚洲灾后重建提供帮助之外,还积极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发展。

  在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537,明显高于被视为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水平的0.4。在此背景下,对于李嘉诚的2个截然不同的评价,或许可以说同时也是折射香港日趋加剧的贫富差距的一面镜子。

(编者注: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用于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

难交的接力棒

“李泽钜将接管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两年前李嘉诚在核心企业长江实业集团和和记黄埔的例行股东大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把其毕生打造的“王国”交给长子李泽钜。


之后继续处于经营第一线的李嘉诚现在仍兼任两家公司的主席职务。在今年2月底召开的有关两家公司经营财报的记者会上,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记者提问中,李嘉诚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流畅自如地进行了回答,打消了外界对其健康状况不佳的担忧。

尽管如此,李嘉诚今年已经86岁。如何将经营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成为最大的焦点。这也被外界认为是业务不断扩大的长江实业所面临的为数不多的经营风险之一。

让今年50岁的李泽钜接管公司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李泽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此后的1985年起就一直在父亲身边学习作为企业领袖的经营之道。并从1994年和1999年开始相继担任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副主席,协助父亲一起经营公司。目前,李泽钜已经在长江基建集团和长江生命科技集团等部分主要上市企业中担任经营一把手。

与此同时,现年48岁的次子李泽楷则一直与父亲划清界限。李泽楷经营的香港通信企业电讯盈科(PCCW)等并不隶属于长江集团。尽管李嘉诚和李泽楷都予以否认,但父子不和的传闻仍不绝于耳。关于次子,李嘉诚表示将尽力对其提供帮助,打算向其独自经营的业务给予资金支持。

尽管公布了财产分配计划,但是李嘉诚在2月底的记者会上表示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毫不掩饰其希望继续经营公司的意愿。

创业的一代与下一代的经营权交接成为众多二战后兴起的香港知名企业共同面临的课题。依靠在澳门经营赌场业务的银河娱乐集团发家的吕志和以及被誉为“香港巴菲特”的房地产大王李兆基等亚洲的大富豪纷纷迈入了耄耋之年。

有关家族企业的事业继承方面,因重大贪污丑闻而受到重创的香港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新鸿基地产发展公司曾发生过家族内杠。继承经营权的兄弟3人不和,2位弟弟将哥哥赶下主席的位子。这场纠纷直到今年1月才达成和解,持续了长达7年之久。

熟悉家族企业的继承事宜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指出,李嘉诚离开经营层后,由其构建的人际关系等无形资产无法被直接继承。范教授对200多家家族企业实施的调查以及基于该调查做出的分析显示,伴随着创始人的隐退,企业价值的流失将达到60%。

正如长江实业这一公司名称,李嘉诚一直以中长远眼光来经营公司。范教授对其慎重选择培养接班人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不过,关于能否避免因改朝换代而带来的企业价值流失,范教授表示只有在实施后才能知晓。即使在不存在遗产税的香港,资产的继承也是一大难题,许多企业都为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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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进入中国或被高层否决 触犯中国两大底线
Facebook进入中国或被高层否决 触犯中国两大底线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9月10日,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对于Facebook即将进入中国的传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严肃地对记者表示:不可以。

  今年7月4日,彭博社报道称,Facebook今年5月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租下了北京CBD财富金融中心一处8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地点,但尚未开始配备办公设施。

  虽然Facebook自2009年便无法在中国大陆访问,但该公司仍然通过中国香港的办事处向中国大陆的企业销售广告。该公司副总裁沃恩·史密斯(Vaughan Smith)在今年5月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他们在中国拥有数千名应用开发者。

  9月8日,一个标签为“Facebook公司”的微博账号被媒体曝光,很多人以为是Facebook开设的官方账号。9日,Facebook辟谣,证实公司并未在微博上建立任何官方账号。

  对于Facebook是否即将完成在中国的注册,鲁炜对记者表示“不可以”。

  在10日的“网络经济的未来”分论坛上,鲁炜指出,互联网全球治理非常紧迫,各国应该掌握多边、民主、透明的原则,求同存异,本着造福全人类的目的展开合作,在合作中每一方的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

  “应该先找共识,再谈治理空间,比如在打击恐怖主义,打击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等方面就很容易找到共识。各国人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把互联网变成能产出无穷财富的阿里巴巴的宝盒,而不是会带来灾难的潘多拉的魔盒。”鲁炜说。

  对于国外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鲁炜表示双手欢迎,“但要掌握两个底线,一是不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二是不能损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占了中国的市场、挣了中国的钱,又来危害中国的行为,我们决不允许。”

  由此推断,Facebook在上述两个底线上并未与中国达成共识,进入中国市场将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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