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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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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昨天早晨開始,不能用了,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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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8开始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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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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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题目下方米国生活,一键关注本账号. 老外们已经在“懒”的路上越走越远了!我们必须承认,只是把这些神器买回家玩玩也是很让人激动的事情。这才是人类的智慧设计啊~~. ■ 这样既不会切到手,又能够控制好食物. ■ 这个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 方便快速获取原料,同时还可以定量! ■ 缓释的调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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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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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清朝的混合所有制为什么会失败
雪珥:清朝的混合所有制为什么会失败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昆仑岩按语】借鉴历史是有益的。但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亦变。无论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些代表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有经济”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所谓“国有经济”(实为真正的民有经济)与代表中外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所谓“民间经济”(实为少数人的私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性质、地位和作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一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和发展经济,只能服从一定社会基本制度所规定的经济发展目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判断改革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说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人”之目的不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分析问题的方法、道理以及得出的教益,自然也就会不同。


  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15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存在,也一直在探索。
  从历史来看,近代中国尤其晚清在混合所有制实践当中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今天来说可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前人曾经付出的学费,我们不该继续支付下去。

  顶层设计的困境  中国传统所有制形态主要有两种:业主制和合伙制。
  业主制主要指个体户独资经营。
  合伙制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合作,一种是非资本合作。后者比较少,较典型的就是晋商的“顶身股”,给职业经理人干股。
  近代的混合所有制,主要指的是“官督商办”,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
  这种混合所有制,并非晚清的发明,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那就是食盐的“官督商卖”。从管仲开始,盐都是国有的,但未必都是国营的,政府往往授权一些民营。到了明清两代,政府基本退出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具体运营,从开采一直到销售全部都交给私人去做,这种经营权叫作“引权”。政府把这个引权交给商人,对商人们进行严格监管,给予优待政策,甚至连盐商子弟在考公务员时可以享受的优惠都考虑到了。盐商权利与政府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这种混合所有制,产权的边界其实是模糊的,埋下了很多隐患,不过也因为其“模糊”,避免了明晰产权本身带来的成本,历朝历代用起来方便,也就基本没去费神考量如何建立明晰的产权。  晚清开始第一轮改革开放时,西方的所有制形式,已经发展到了以公司为“主体”的阶段,从特许主义原则(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向准则主义原则迈进。1837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推出了《公司法》,随后英国在1844年颁布《股份公司法》,法国在1870年颁布《法国商法典》,德国在1892年推出了公司法。中国的公司法则是在1904年,从年代来讲,中国并不比人家落后多少,我们的问题是在全面推开的时候比人家慢,并且走形,这是无论制度建设还是器物建设方面的一大中国特色。
  即使在颁布了公司法之后,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没有推行有限责任的法人制度,所有制上无论形式如何,都是无限责任。  中国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当中所推行的各种制度设计,虽然看上去是学习西方的,但跟西方还是有很大区别。
  我们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非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关系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变化,而是我们人为加快了这种进程,目的是为了通过商业、通过资本来救国。
  中国近代企业刚起步的时候,主要是军工,尤其是四大纯国有的军工企业:江南机械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大力推行民用工业。当时李鸿章等人大力呼吁发展民用工业,以此获利,推动国家的财政能有更大的增长,更能从容应对中国的国防危机。  如何发展民用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这是当时摆在顶层设计者面前的难题,他们最终放弃了“纯国有”和“纯民营”两种选择。
  此前实践已经证明,纯国有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效率非常低。当时的国有企业,包括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些大型企业,巨额投资并未产生相应的回报,浪费、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到了造军舰不如买军舰便宜的地步。这背后,除了技术原因之外,就是在漫长的制造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在寻租。
  民间自发的制度变迁  当时的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洋商的竞争。以当时最主要的行业航运业为例,外资轮船公司在中国多到十几家,大的就有四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航运市场。面对竞争,中国传统的航运业者,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请求政府给予特殊的政策庇护,希望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获得某些垄断特权,同时提高运费获得利润。这样的请求最终没有获准,因为有西方国家盯着政府呢,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的力量是政府绝对不敢忽视的。  19世纪60年代,中国商人们最为起劲的,就是要求特殊政策的保护,这是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商人们对短平快政策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法制的向往,几乎没有人提出来说我们要在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建立统一的规则,讨论的几乎都是如何借助行政权力对自己进行扶持、对外商进行限制。这种对政策工具的过度依赖,对法律工具的过度忽视,可能正是贯穿国史一二百年至今的关键问题所在。  指望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垄断,此路不通,中国的企业家们怎么办?他们自发地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相当具有中国特色,主要就是“诡寄经营”和“华商附股”。
  “诡寄经营”有两种,一是雇佣或承包西方公司的船,二是将自己的船挂靠到外资名下,以后者居多。1865年,到牛庄(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岸)的274条外籍船只,就有237条是中国实际拥有的,占86%,“诡寄经营”的规模相当大。
  什么叫“华资附股”?就是中国人向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包括航运公司在内,在华外资企业都有大量的“华资附股”。比如,1862~1873年上海有5家外资轮船公司,实际上除了英资的太古公司之外,其他四家如美资旗昌、英资公正、北青、华海,实际上都是中资占了主流。在这样的风气下,老外到中国生意特别好做,他只要带点启动资金过来就可以在中国就地筹集资本。这种“假外资”的比例到什么地步?根据学者统计,涉及外商附股的外资企业资本金的总额是4000万银元,华资占股40%以上,也就是1600万银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在某些外企公司,比如说中国玻璃公司、大东会通银行,华资高达80%。  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中国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不畅通,社会信用度和信任度都很低;另一方面是外资的身份可起到两种保护作用:一种是避免遭到公权力的伤害,对于外资企业,大清国的官吏还是不敢敲诈勒索的;二是节省税负开支,外企只要缴纳5%的关税及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流转了,不必担心到处林立的厘金关卡,这就意味着比内资企业要节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税负。
  当然,“华资附股”中,中国商人也容易处在被外商们宰割、盘剥的地步,李鸿章他们在推行“官督商办”这种混合所有制时,就考虑到了要把那些被外商盘剥的“华资附股”释放出来、吸纳过来,当然,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家们要在外资盘剥之害与政府盘剥之害这两害中,取其轻者而从。从清末的实践看,中国企业家们似乎更对政府盘剥感到恐惧和没有信心。  大清特色混合所有制  权力在中国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最初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也是必须的。
  中国资本主义起步时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资本稀缺和平台稀缺。资本稀缺表现为资本少而散,投资工商业意愿低。平台稀缺表现为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的稀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失。  权力第一起到了信贷的功能,财政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提供担保;第二搭建了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信用和社会信任不足的问题。  权力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资源呢?  第一是提供资本。  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落后,开始改革时,根本难以吸纳足够资本发展企业,大多数大型企业起步时,都依靠政府提供的直接融资。比如轮船招商局起步的时候,筹集不到资金,政府拿出了20万军费,否则难以启动。其他不少企业,如上海电报局、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都是靠财政的投入才得以诞生、得以维持。
  政府投入了这些钱,其性质如何界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混合所有制实践中,清政府坚持了一点:即便投资额巨大,也尽量不在企业占股,所投资金则作为贷款,并且是低息甚至无息的。这个原则,清政府基本能坚持得很稳定,无论在这些企业经营顺利时还是坎坷时。政府有这么多钱投在其中,要派人进行监管,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当然,监管的模式、方式、效率如何,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后世大多数研究者,仅仅从产权登记的角度,认为政府既然不占股份,就不应干预企业,对“官督”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却回避了如何监管国资安全的实际问题,显然是片面的。
  对于政府所投的这些款项,如何认定其性质?政府既然不断强调这并非股份,显然不能将其当作资本金;同时,政府又因此为“官督”找到了合法性,显然也不能简单地当作财政贷款,否则贷款方亦没有理由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最为合理的定位,或许是“股份化债券”。国资在“官督商办”中的“股份化债券”定位,正是造成“官督商办”是实际上的混合所有制的根本原因——尽管国资基本上并不直接持有股权。  第二是提供市场。  那就是所谓的“专利”,这并非我们当下讲的“发明专利”,而是基于一定时空的市场垄断的“专享利益”。比如办一家企业,就规定在方圆多少范围内、多少年限内,不再批准第二家,以确保这家企业的市场地位。如招商局作为航运企业,就享受了垄断政府运输业务的“专利”,比如漕粮。招商局的运费大大高于外资航运公司,但政府要扶持它,还是选用它。这种扶持,起步的时候的确有极大的帮助,但扶得久了,企业对此也形成了依赖,对自己的发展就缺乏压力和动力了,最后还是害了这个企业。这种专利是双刃剑,有保护培育的作用,也造成新的垄断和不公,既迟滞了这家企业本身的发展,也压制了其他企业的发展。  第三是提供身份。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企业家的扶持,就包括基于企业家一定的政治身份。这对于企业家与官场打交道时,的确是一种极好的保护,可有效减少摩擦力。
  政治身份的授予或者获取,主要的渠道就是“捐纳”,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卖官”。其实,“卖官”的说法并不确切,自秦代开始,中国各王朝都有捐纳,但一般是只“鬻爵”不“卖官”,捐纳者获得的仅仅是政治身份和礼遇,并不实际掌握权力,这是底线。晚清的后期,底线总是被突破,捐纳者能够获得实职,这就加剧了官僚机器的腐烂和政权的崩溃。
  提升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另一种路径,是官员们带着“救生圈”下海。这些官员企业家一身两制,最初固然有率先垂范、鼓励工商的作用,但后来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与民争利”。  总之,在推行“官督商办”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初期,权力对资本的扶持作用,是显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权力的扶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法起步的。  但是,权力与资本的这种关系,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弊端,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先天就带着强烈的病毒性。  第一,权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令资本市场的发育受到极大的关联影响,而资本市场本来是可以作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主要杠杆的。官督商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也能上市,但几乎所有股票都是记名制的,转让成本十分高昂。同时,权力的过度介入,令这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化倾向和内幕交易现象,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极低,暗箱操作居多。如此依赖,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难以建立。  第二,作为企业内部治理最为重要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基本虚置。尤其是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政府监管部门手中,股东包括大股东,对企业的核心问题缺乏发言权。政府所任命的高管,与股东们的主流利益未必一致,导致日后严峻的委托代理失控问题。  正是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上的机制缺失,造成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腐败横生。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事腐败,高管们在企业内部任用私人,拉帮结派。
  第二个问题是营私舞弊,因为在这类混合所有制之下,实际出资人在企业中的权利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受委托的管理人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时人所谓“正如肥肉自天而将,虫蚁聚食,不尽不止”,何况,这块肥肉的一大部分还是政府投资,“虫蚁聚食”更是没有心理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的摊派。在政府看来,给了你企业这么大的支持,在政府需要的时候,企业做些贡献,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摊派、摊派多少,都没有明确的规则。规则的缺乏,导致了政府与企业双方博弈成本的升高,也给主事的官员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那个时代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应该建立规则、可以建立规则的时候、地方,没有建立规则,可以把水澄清的时候没有去澄清,最终,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浑水取代了清水,时间一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潜规则、习惯了在浑水中游泳,后世对此更形成路径依赖,导致中国的政商关系长期地陷在潜规则的浑水泥沼中无法自拔。  伪民营化:混合所有制的终结  甲午战争战败,中国开始全面反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我们与日本相比,在民营经济的扶持上大有欠缺,这导致了所有制形态上的巨大变化:那就是混合所有制的“官督商办”开始逐渐让位与纯民营企业。
  此时,在混合所有制的推行上,还有过短暂的其他尝试:比如刘坤一、张之洞等,试图推出“官商合办”企业,这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持股的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但这种尝试基本被中央叫停,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大清中央坚信经济的发展最终要靠民营,对国营的效率坚定地表示不信任,并坚信政府不应该在企业中持股。李鸿章说过:“事可归商办者,深忌改归官办,”能够放给市场、放给民营企业去做的,千万别由政府来做。这样的思想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  甲午之后,尤其是戊戌之后,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不仅“空前”,甚至有些“绝后”。与戊戌年在政治上的不断折腾相反,以推进民营为主线的经济改革丝毫没有停滞。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又一次工业化浪潮,所有制方面也从混合所有制大踏步转向纯民营,但在操作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伪民营”现象。
  第一,原先大批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改制成了所谓的民营企业,此前作为“股权化债券”的国有资本,有的退出了,有的则被就地“消化”进了私人的腰包,改制进程普遍出现了原先的国资代理人瓜分资产的现象,这些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力、信息方面的优势,将国资演变为私人资本,并进而攫取了这些企业的控股权。
  第二,则是大量的官员,带着强大的政府关系支持,直接下海,将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而且是所谓的民营资本。这一时期创业者中,大多数都有官方身份,有的固然是企业家捐纳而获得的乌纱帽,有的则是官员通过旋转门直接成为商人。
  更为典型的,是当时最大的产业铁路业,在推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之后,因为民资依然薄弱,无法应对资金密集型行业的需求,结果,他们获得了一个堪称全球奇葩的政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向民众摊派征收资本金,这被称为“租股”。在一些工商欠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租股”在铁路建设资本金中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100%,而那些“被股东”的民众,却无法行使股东的应有权利。
  如此一来,大清国迅速崛起的这群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正是户部一直批判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将大清国的民营资本主义实际上转变为了权贵资本主义。在晚清的企业中,真正靠自己打拼而成长的草根企业,很少,更无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获得发言权。这样的民营企业,一方面因为所有制的改变,不再如混合所有制那样,还要接受政府纪检监察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因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缺失,其经营者实际上也脱离了股东的监督。  实际上,到晚清最后时期,在表面上大力推行的民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游戏,改革已经被他们彻底绑架。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而是在“官民”之间上下起手,最后成功地“离间官民”,而推动了清政权的灭亡,并令晚清50年的改革开放彻底走向绝路。当然,在这种大棋局之下,无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纯粹的私有制,也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殉葬品。  大清混合所有制实践对今天的借鉴  回顾历史,我个人有如下一些认识:
  1、混合所有制的尝试,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过,并非当下创新,因此,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尤其是从“技术”层面进行总结,十分必要和重要;
  2、在晚清推行的“官督商办”混合所有制同时,日本也有同样的实践,但中日两国的实践却又不同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的“官督商办”,在制度和规则设计上,比中国的要精细得多,而规则的明晰,令政府的权力边界得以明晰,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避免了中国式的问题;
  3、自近代改革以来,前人一直在探索所有制问题,这种探索在长达68年的革命时期(1911~1979年)被日渐僵化,如今再次面对。而探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技术化、去意识形态化,无论朝野都不应将其政治化,否则难以探索尝试;
  4、所有制改革绝非万能神药,它需要各种配套,尤其是法制的配套。因此,这一改革时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有大跃进心态;
  5、如何试水、以及如何保护试水者?试水者又如何自保?或许,试水者应该首先尽可能地推进相关法规、至少是相关政策的完善,而不是先摸了石头再说。改革开放到了新阶段,不能再一味地依靠胆大者的试错,而应该在同步推进制度上进行探索,否则试水者们往往会从“先驱”变为“先烈”,这种前景会令试水者们裹足犹豫——毕竟如今的试水者作为“有产者”,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那些一无所有的试水者了。
  6、法制是关键,没有对罪与非罪的严格标界,尤其是没有“审判独立”,则混合所有制的推行很难避免政治化的摇摆,容易陷入丛林状态。
  7、政府信用是基础,而这恰恰是中国改革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如何实现并巩固政府职能的转换,由法律来划定公权力的边界是基本前提,在这个转型期,如果没有对越界的政府行为作出一系列标志性的司法惩处,政府信用的重建将非常艰难。
  8、国资委目前推出的四项改革(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实权化、纪检组试点),其实是一个整体,尤其是董事会实权化,对混合所有制十分关键,不可割裂。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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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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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去年在北大演讲时,谈到毒黄鳝问题。他说,当年七月,他到苏州参加会议用餐时,一位科学院环境研究所知名学者对他说:“你们知道如今的黄鳝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吗?就是因为饲养者用了激素,人吃了黄鳝,这些激素在人体内七、八年还要发挥作用。”陈志武说,听到这话之後,吓得那些与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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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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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进入中国或被高层否决 触犯中国两大底线
Facebook进入中国或被高层否决 触犯中国两大底线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9月10日,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对于Facebook即将进入中国的传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严肃地对记者表示:不可以。

  今年7月4日,彭博社报道称,Facebook今年5月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租下了北京CBD财富金融中心一处8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地点,但尚未开始配备办公设施。

  虽然Facebook自2009年便无法在中国大陆访问,但该公司仍然通过中国香港的办事处向中国大陆的企业销售广告。该公司副总裁沃恩·史密斯(Vaughan Smith)在今年5月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他们在中国拥有数千名应用开发者。

  9月8日,一个标签为“Facebook公司”的微博账号被媒体曝光,很多人以为是Facebook开设的官方账号。9日,Facebook辟谣,证实公司并未在微博上建立任何官方账号。

  对于Facebook是否即将完成在中国的注册,鲁炜对记者表示“不可以”。

  在10日的“网络经济的未来”分论坛上,鲁炜指出,互联网全球治理非常紧迫,各国应该掌握多边、民主、透明的原则,求同存异,本着造福全人类的目的展开合作,在合作中每一方的利益都应该得到尊重。

  “应该先找共识,再谈治理空间,比如在打击恐怖主义,打击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等方面就很容易找到共识。各国人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把互联网变成能产出无穷财富的阿里巴巴的宝盒,而不是会带来灾难的潘多拉的魔盒。”鲁炜说。

  对于国外互联网企业进入中国,鲁炜表示双手欢迎,“但要掌握两个底线,一是不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二是不能损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占了中国的市场、挣了中国的钱,又来危害中国的行为,我们决不允许。”

  由此推断,Facebook在上述两个底线上并未与中国达成共识,进入中国市场将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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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 Router 支持链路均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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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茶几's profile photo
 
一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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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3 用shadowsocks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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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官关羽's profile photoguy good's profile photocharlie chan's pro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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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谢谢你,我有了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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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ndows 2008 server R2 上,ss client有能用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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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s profile photo
 
之前试过boafanx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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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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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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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决定一个人的抗病能力以及营养需要。下面,我们一起去解码血型与健康的关系,通过血型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以便养生保健。 A型血:提高免疫力注意保暖. 健康优势:身体比较灵巧,忍耐能力很强,所以平时不会经常受到疾病困扰,亚健康几率也会降低。 健康劣势: 1、血液黏稠度在各种血型中,最容易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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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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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新闻》李嘉诚王国 -- 脱离中国的一搏
《日本经济新闻》李嘉诚王国 -- 脱离中国的一搏 A:link, A:visited, A:active, A:hover {text-decoration: underline; color: FONT_COLOR;} .ui-li-thumb {float: left; max-width: 40px;} .ui-li-desc {} .ui-li-heading {padding-left: 5px; display: block;} .ui-li {margin-top: 10px;} ul#comment {list-style-type: none;}
脱离中国的一搏

统帅香港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正在加速推进业务转型。其一方面在欧美收购基础设施企业,另一方面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抛售资产。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投资家,李嘉诚在创业型企业投资和慈善活动方面备受尊敬,同时其也被视为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象征性人物。在面临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的背景下,李嘉诚王国将何去何从?

有这么一出发生在最终期限仅仅5天前的变局。

5月8日,长江实业集团提出以总额23.7亿澳元的现金收购澳大利亚天然气供给公司Envestra的未持有股权的方案。

Envestra是在澳大利亚南部独家向居民提供天然气的企业,拥有114万用户。其最大股东、澳大利亚天然气管线企业APA集团以控制下游领域为目的,于2013年12月提出以总额21亿澳元收购Envestra的方案。而Envestra本计划于5月13日举行股东大会,以批准该收购方案。

不过,在长江实业以高于APA的金额提出收购之后,Envestra立即推迟了股东大会,并在5月底的董事会上全体一致决定支持长江实业。APA于8月7日退出了争夺战,决定了将所持股权全部出售给长江实业的方针。

86岁的李嘉诚从制作“塑料花”起家,并依靠相关业务走上成功之路,随后一步步构建起了巨大的企业集团。其正是所谓“香港梦”的亲历者。

长江实业集团的核心是以香港房地产投资为主要业务的长江实业以及综合性企业和记黄埔2家公司,其股票总市值超过1万亿港币。业务范围涉及电力、港口、手机乃至超市,甚至可以说在香港生活几乎不可能完全脱离李嘉诚旗下企业。

而在中国大陆,李嘉诚也以“香港超人”的身份备受尊敬,但近年来,李嘉诚却正在加速脱离香港和大陆,相继收购了澳大利亚和欧美的企业。其中包括收购加拿大的机场停车场,讨论收购意大利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以及欧洲的飞机租赁公司的一部分资产。

这些都是进入今年以后透露的并购计划。“其战略是投资于监管透明度高、有望获得稳定回报率的领域”,评级公司惠誉评级新加坡公司的相关人士分析称。

另一方面,李嘉诚正在加快抛售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资产。今年1月,其将旗下电力公司香港电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3月,李嘉诚将涉足中国最大药妆连锁店“屈臣氏”等零售业务的屈臣氏集团(A.S.Watson)的约25%股权出售给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公司。此外,其还在抛售上海商用大厦等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从和记黄埔2013财年(截至2013年12月)息税前利润(EBIT)的各地区构成比来看,欧洲达到37%,创下历史新高,并首次超过了中国大陆(19%)与香港(16%)的总和。

李嘉诚此前一直被誉为“商界抄底天才”。野村国际香港的分析师本杰明•罗指出,“和记黄埔的商业模式是利用房地产及基础设施等能够带来实际现金收入的业务,为通信及零售业等增长领域筹集投资资金”。

同时,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李嘉诚的业务转移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见顶。而李嘉诚本人每次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总是表示没打算从香港撤资。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5月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提及李嘉诚旗下公司撤资的传闻,可能会对香港整体竞争力产生影响。

因为影响力巨大,因此其一举一动都将持续引起关注。

被尊敬也被仇视

在香港的高档超市,利用植物性原料“人造鸡蛋”制造的蛋黄酱可谓销售火热。虽然每瓶20港元左右的售价略显偏贵,但其卖点是胆固醇为零这一健康性。今年年内还计划在中国大陆发售。

开发该产品是美国创业企业Hampton Creek Foods。而将其与香港联系起来的正是投资者李嘉诚。据称李嘉诚对Hampton Creek Foods的管理层仅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希望他们对创办公司的理由和价值观永远保持诚实。

  作为巨大的综合性企业的领导人,李嘉诚的另一个面孔是创业企业的支持者。其以个人资产运营的创业投资公司——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投资了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企业。该公司很早就对Facebook和Skype进行了投资,其洞悉企业发展潜力的卓越能力广为人知。

 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李嘉诚个人的关注点得到明显反映。最近其对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正在增加。6月出资的美国Modern Meadow公司开发了利用动物细胞组织获得人造皮革和人造肉的技术。而另一家投资对象的以色列的卡伊玛公司则利用自主的非转基因种植技术,研究只需少量水即可生长的谷物和植物。

  李嘉诚曾表示,中国的人口占地球整体的20%,但可以耕作的土地仅占9%,能够安全饮用的水则只占6%。因此,期待对生物领域的投资能成为解决粮食和环境问题的切入点。李嘉诚往往不只是希望投资对象取得成功,而是寻求实现社会效益。

  如果有机会前往香港的书店,可以发现有关李嘉诚的书籍比比皆是。虽然主要是有关理财的书籍,但也有很多是生活方式和人生训言方面的书籍。白手起家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富豪的李嘉诚作为“香港梦”的亲历者,受到了普遍的爱戴和尊敬。

  不过,有时也遭到一部分人的激烈攻击。2013年4月,李嘉诚控制的核心企业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持续了约40天时间,成为二战后香港时间最长的罢工。该罢工的领头者何伟航表示,他只是善于赚钱,显示出对李嘉诚的厌恶感。

  今年6月,李嘉诚在自己捐资成立的广东省汕头大学毕业典礼上表示,有3件操心事让自己夜不能眠。显示出如果对“贫富差距扩大”、“资源枯竭”和“信赖关系缺失”这3个问题放任不管,有可能导致社会基础崩溃的担忧。

  为了对解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李嘉诚一直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今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发生了大地震,次日,李嘉诚基金会便决定提供3千万元捐款。李嘉诚将个人资产的约3分之1托付给了名下的基金。其除了一直向包括东日本大地震在内的亚洲灾后重建提供帮助之外,还积极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发展。

  在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537,明显高于被视为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水平的0.4。在此背景下,对于李嘉诚的2个截然不同的评价,或许可以说同时也是折射香港日趋加剧的贫富差距的一面镜子。

(编者注: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用于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

难交的接力棒

“李泽钜将接管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两年前李嘉诚在核心企业长江实业集团和和记黄埔的例行股东大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把其毕生打造的“王国”交给长子李泽钜。


之后继续处于经营第一线的李嘉诚现在仍兼任两家公司的主席职务。在今年2月底召开的有关两家公司经营财报的记者会上,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记者提问中,李嘉诚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流畅自如地进行了回答,打消了外界对其健康状况不佳的担忧。

尽管如此,李嘉诚今年已经86岁。如何将经营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成为最大的焦点。这也被外界认为是业务不断扩大的长江实业所面临的为数不多的经营风险之一。

让今年50岁的李泽钜接管公司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李泽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此后的1985年起就一直在父亲身边学习作为企业领袖的经营之道。并从1994年和1999年开始相继担任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副主席,协助父亲一起经营公司。目前,李泽钜已经在长江基建集团和长江生命科技集团等部分主要上市企业中担任经营一把手。

与此同时,现年48岁的次子李泽楷则一直与父亲划清界限。李泽楷经营的香港通信企业电讯盈科(PCCW)等并不隶属于长江集团。尽管李嘉诚和李泽楷都予以否认,但父子不和的传闻仍不绝于耳。关于次子,李嘉诚表示将尽力对其提供帮助,打算向其独自经营的业务给予资金支持。

尽管公布了财产分配计划,但是李嘉诚在2月底的记者会上表示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毫不掩饰其希望继续经营公司的意愿。

创业的一代与下一代的经营权交接成为众多二战后兴起的香港知名企业共同面临的课题。依靠在澳门经营赌场业务的银河娱乐集团发家的吕志和以及被誉为“香港巴菲特”的房地产大王李兆基等亚洲的大富豪纷纷迈入了耄耋之年。

有关家族企业的事业继承方面,因重大贪污丑闻而受到重创的香港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新鸿基地产发展公司曾发生过家族内杠。继承经营权的兄弟3人不和,2位弟弟将哥哥赶下主席的位子。这场纠纷直到今年1月才达成和解,持续了长达7年之久。

熟悉家族企业的继承事宜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指出,李嘉诚离开经营层后,由其构建的人际关系等无形资产无法被直接继承。范教授对200多家家族企业实施的调查以及基于该调查做出的分析显示,伴随着创始人的隐退,企业价值的流失将达到60%。

正如长江实业这一公司名称,李嘉诚一直以中长远眼光来经营公司。范教授对其慎重选择培养接班人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不过,关于能否避免因改朝换代而带来的企业价值流失,范教授表示只有在实施后才能知晓。即使在不存在遗产税的香港,资产的继承也是一大难题,许多企业都为之困惑。

由亚洲代表性的创业者一手构建的大企业集团的前景将会如何,值得持续关注。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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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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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于丹的浪漫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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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社交网络,人们得以看到太多奇怪的事。比如,今天在新浪微博上,看到CCTV的中秋节目视频片段,在此段视频中,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论语》出名发财的于丹教授讲了一个深情款款、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段子。
在说到现代人的情怀之类话题时,于丹教授一脸深沉地说,现代人并非没有浪漫情怀,然后她就举了一位她的友人做例证。大概是说,该友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而他们拒绝使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他们选择在每月月圆之夜,彼此相约在同一时间,凝视月亮三分钟,以此传达对彼此的思念和深情。

这个故事真是奇怪到了透顶!首先,从她的讲述看,似乎该夫妻是长期分居,这本不合情理。就算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不分居好了,即使如此,依然有很大问题:以古今人之常情而言,感情深厚的夫妻或恋人,总要以各种尽可能的工具联络,以寄托相思,表达爱怜与关切,工具随时代而演变,何以证明相约凝视月亮就比每日得空时尽量交流联系更浪漫呢?当然,人家夫妻自然有选择他们喜爱的方式寄托感情的自由,但以这个月亮的应景故事来表示现代社会依然有人保持古典的浪漫情怀,那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古人平民很难有通信的自由和方便,因为官方的邮传系统本是公务而设,私人的两地通信只能依靠好心人捎带;而且,古人离开故乡,或者是因为宦游,或者是因为商旅,更多的则是公家的征发徭役,生离往往意味着死别,因此,借千里明月寄托相思,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什么故意置方便的通讯工具不用的“浪漫”。“身无彩蝶双飞翼”,只是恨没有航班,没有高铁,没有准许,也没有视频而已!可见于教授对于所谓古人的浪漫、现代人的浪漫,以及浪漫本身都并无真切的了解。

其次,这个临时编造色彩非常浓厚的“浪漫”故事自身的细节也很成问题。分居两地的夫妻要凝视月亮的浪漫,自然需要各种方式精细的约定,能同步凝视月亮,除了有神秘的心灵感应技术,现实中只则只能采取现代化通讯工具的约定。假设就如于丹所说,不使用视屏及QQ,SKYPE一类工具,那总要使用手机。而技术上来说,要能够同时凝视圆月,则必须保持手机处于通话状态,两人边说边等,然后,约定时间到,一方再发令说:“凝视时间倒计时:”5、4、3、2、1,凝视开始!”同时,双方挂断手机,盯着手表或手机上的计时器。且不说这样子的浪漫实在不知道浪漫在哪里,关键是,这种搞怪行为一点也没有古人的范儿,谁可以设想李清照、赵明诚、杜十娘、李香君、林黛玉、贾宝玉们这么干?那会是什么效果?

其三,于教授可能对基本的地理、历法和气象知识也毫无基础。她故事里说的每个月圆之夜,也就是每个农历月的十五日,或者十六日。问题是,在目前普遍采用公历的情况下,要确定每月的月圆之夜,实在是有点麻烦的计划作业。就算山寨手机有万年历好了,计划好月圆之夜,更大的问题是,古人自己说了,月有阴晴,我国地理广大,即使近距离如北京和石家庄,很可能月圆之夜,石家庄倾盆大雨,而北京雾霾正隆,那么,这对浪漫夫妻本月的凝视寄深情活动肯定是泡汤了,只好两人拿着电话煲粥,又或者干脆微信。无论哪种,于丹的古典浪漫造型肯定是没有了。

所以,总结起来说,百家讲坛名师的这个浪漫故事不仅概念错误,而且本身细节漏洞百出。这件事情中,很可能这对所谓古怪的浪漫夫妻并不存在,而这个粗糙的小故事只是教授随口瞎编的浪漫的吹牛。这显示了于教授一贯的没话找话、一知半解和信口开河言风,她讲《论语》是这样,讲浪漫也是这样;也表明她虽浮名满天下,却既不了解古代的浪漫,也无关心现代的浪漫,实在是一个一点也不浪漫,而且随时敢于在公众面前不过大脑胡说八道的人。当然,可能这也是她能够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深受央视欢迎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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