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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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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经济学家:中国半数农村娃智力发育迟缓】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郑州考察美国苹果公司的代工厂时发现,那里的招工人员喜欢学历不高,智商也不太高的工人。

“他们喜欢低智商的高中辍学生,”他说,“招工时,他们给申请者做智商测试,如果你的成绩太高,他们不会录用你。”

罗斯高说,因为工厂的工作太无聊,只花12分钟就可以培训好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智商高的人很快就会厌倦这样的重复劳动。工厂不希望工人换得太勤。

而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劳动力。

中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所有劳动力中只有24%的人高中毕业。这个数字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为最低,落后于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在经合组织国家,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为74%。

罗斯高指出,2013年,中国城市高中入学率为93%,比美国还高出一个百分点,但农村的高中入学率只有37%。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农村特有的现象,”他说。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的三岁幼童生活在贫困的农村,还有约25%成长在城市农民工社区。

过去30年来,罗斯高每年有1/3的时间在中国考察。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中国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

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再是校舍、课本、师资,而是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

在对中国近20个省份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后,研究人员发现:27%的孩子贫血,33%有寄生虫,25%视力得不到矫正。

“今天,中国农村2/3的孩子生病了!难怪他们学不好。”罗斯高教授痛心疾首地说。

问题的种子早在孩子们入学前便埋下。

从2014年起,罗斯高的团队开始在中国农村给0-3岁的婴幼儿做智商测试。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

结果触目惊心:陕西、河北、云南农村地区18-30个月的婴幼儿样本中,45%到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于正常水平。

今年夏天,他们又在北京、陕西、河南的乡镇、农民工社区的婴幼儿中做了同样的测试,结果大同小异。

罗斯高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除基因和营养不足外,还有难以刺激大脑发育的不当育儿方式。

当研究人员问家长:“你们昨天有没有给孩子读书时”,他们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惊讶,然后咯咯地笑起来。

参与调查的家庭中,只有10%的家长头一天和孩子说过话;3%给孩子读过书;70%的家庭有0-1本书。

“放眼望去,中国农村约半数的婴幼儿智力发育迟缓,这意味着未来4到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障碍,”罗斯高说。

这样的结果让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忧心。等到所有的低端工作消失了,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时,这些智力低于正常标准的人能去哪呢?

解决方法并不困难。罗斯高的团队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每天花15美分给孩子吃一颗维生素;每年花1美元给孩子四片抗寄生虫的药;每两年花20美元给需要矫正视力的孩子配一副眼镜,就可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经由他们培训的母亲照顾的幼儿智商都有明显提高。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提出,在孩童年纪越小时对他们投入,潜在回报越大。对0-3岁的婴幼儿每投入1美元,未来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可达18美元。

“中国政府对0-3岁的孩童投入是多少呢?”罗斯高教授说,“零。”

他忘不了自己在中国一个县城看过的一座宝塔。到了晚上宝塔亮起灯来,闪闪发光,美轮美奂。那是当地主管农业的政府部门办公的地方。他问地方官员,为什么不能给这里的孩子提供营养午餐呢?这个问题他曾问过中国很多地方官员,也从他们每个人的口中听到过同样的回答:“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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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 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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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从房产税摆上台面看中国大势

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拥有房产。在城市,购房成了资产保值升值的主要手段;在中小城镇,农村户籍的家庭也纷纷购房居住;而在乡村,建新房已经成为进城打工混得好的象征。户户有房,本来代表着民殷国富,但是,这时候对房产征税,就变成了国取民财;而在中国大城市房价接近纽约、东京的时候,对收入仅及世界中等水平的城市家庭普征房产税,就会一下子把许多中产家庭逼入财务窘境。今天在中国,如果有一项政策的推出,可以轻而易举地撼动千家万户,同时影响整个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势,那就是酝酿已久的房产税。这一举动将震动千万家庭,进而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兴衰大势。

房产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房产税以房屋市价为征税基础,在房价高企而居民收入有限的状态下开征房产税,可想而知,必然会阻力重重。早在2011年,上海和重庆市政府就奉命开始试点房产税,但目的主要不是“取民财用于官中”,而是为了遏制炒房热,所以征税范围窄、税率低,对沪、渝两地乃至全国的炒房大潮,几乎毫无影响。此后,来自北京中央政府各部门关于增加房产税试点城市的传言,虽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还是政府自开始房产税试点以来,始终把房产税当作限购房产的调节手段来用,上海、重庆的试点表明,试点后效果有限;而在习惯于行政命令的中国政府手中,有的是种种简单易行的房产限购令,不必求诸复杂麻烦的房产税。

当然,房产税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取民财以补政府岁入之不足;假如各地纷纷开征房产税,且税率较高,无异于宣布政府钱袋空了,不到万不得已,政府其实不愿意展示其财政困境。只要各地方政府还能继续大量卖地,各地财政收入还在大幅度增长,全面开征房产税这种政策就只会存而不用;不过,为全面开征房产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却丝毫不曾放松,近两年来,在房产税立法和建立全国统一的房产信息数据平台方面,官方一直在稳步推进,一旦就绪,全面开征便无阻滞。

到了2016年7月,在成都召开的G20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遗憾的是,房地产税制目前还没推出来,除了信息收集困难,还有利益调整的阻碍;我们下一步会义无反顾去做。他所说的信息收集困难,是指各地的房产数据平台尚未建成;另外,过去各城市政府不能过问中央各部门以及军队在当地的房产,这种状况也阻挠了全国房产统一数据平台的数据完整性。楼继伟所说的利益调整方面的阻碍,当然首先来自官员们,因为他们多半设法获得了多套房产,自然会尽量用各种方法推迟全国房产数据的整合和房产税的实施。作为财政部长的楼继伟所说的这番话当中,“义无反顾”四个字,意味深长。显然,真正掌握全国各地财政状况的财政部长很清楚,当各地房地产泡沫逐渐冷却之时,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必然萎缩,为政府计,唯有“取民财以补岁入之不足”。其实,政府卖地、然后百姓高价买房(其中地价占大头),本也是政府取财于民,只不过通过房地产公司拐了个弯;与此相比,房产税就是直来直去的搜刮民财了。2017年开年不久,东北三省虚报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真相被揭出来了,说明一旦经济滑坡,地方政府立刻就陷入财政困境。或许,这既是经济落后省份未来可能面临问题的先兆,也是前财政部长对实施房产税义无反顾的原因。

谁不怕房产税?

“无恒产者无恒心”;然而,有恒产者亦有护产之忧。房产税一旦开征,城市居民中许多家庭都必须全家“开会”,仔细商量家庭长期财务规划并慎重决策。城市家庭若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随着这几年房价飙涨,账面财富猛增,如果是在京沪广深,两套住房的价值动辄超过千万,俨然就是富裕家庭了。虽然目前看来,开征房产税后主要是针对第二套房,因此只波及多套房家庭,但这些家庭恰恰是中产家庭里自诩为家财殷实之户,也是今天消费市场上非必需品的主力购买者。房产税对这些家庭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家庭现金流立刻变得十分紧绌,哪怕只缴房价的百分之一,也得每年拿出白花花的十万“现银”,怎能让人泰然不惊?第二,不管这些家庭能否从容支付房产税而不必动用银行储蓄,至少他们的消费会大受影响,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手大脚了。

多套房家庭面临房产税压力,也有两个对策:其一是赶紧出售;其二是把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提高租金,把房产税负担转嫁给租户。这又将产生两个宏观经济的结果:首先,如果许多家庭都把房产挂到市场上,意欲脱手求现,那必然会造成一段时期里房价趋跌,导致房地产泡沫开始萎缩,甚至破灭;其次,房产税的沉重负担能否如数转嫁给租户,大成疑问,以现在百平米单元月租七千计,如果让租户全部承担按每年1%房价征收的房产税,则房价5万一平米的住房,其房租必须上涨60%,如此必因生活费用急剧上升,拉动服务行业的成本快速上涨而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多套房房主无法让租客完全承担房产税造成的负担,租客会退出较大面积的住宅,改租小套房或合租小房间,以便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继续生存,结果是房主仍然必须承受相当部分的房产税负担。

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破灭,还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出现,其经济后果都不是短期内可以自然消化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将导致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巨额坏账,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又会逼着当地政府用房产税来弥补财政收入,由此便将经济拖入下行空间;严重通货膨胀则迫使政府增大社保支付,同时不得不收紧银根,这同样会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财政短绌,以致于出现上述结果。

政府为何犹豫不决?

对地方政府来说,开征房产税,是最后的手段,一旦开征,本地的经济繁荣就会很快消失;所以,地方政府并没有积极性主动开征,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中央财政给钱上,指望中央财政给本地增加转移支付,也就是,本地财政亏空,让中央买单。但是,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省市自治区靠中央财政补贴过活,僧多粥少,平常年份或可维持,倘各地纷纷要求大量增加补贴,中央势必难以为继,只能放手让地方开征房产税。现在中央为开征房产税所作的种种准备,其实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可能的局面。

自从中国经济走上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支柱的经济增长轨道之后,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局面是必然到来的。新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不可能成为百年不衰的事业;一旦供过于求,炒作过度,房地产泡沫就护不住了。当中国的工业形成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过剩之时,也就是地方财政的房地产依赖症破灭之日。而开征房产税,其实是无奈之中的最后选择:不全面开征房产税,中央财政只能向央行大幅度扩大透支,迅速引发通货膨胀;开征房产税,把中产家庭的金融资产逐步收入国库,虽能解财政的一时之困,也同时扼杀了消费潜力和经济增长,刺破了房地产泡沫,还诱发通货膨胀。

在全面开征房产税之前,中央政府仍然寄希望于第二次引进外资高潮,或者再出现一个当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出口大潮,至于能否实现,谁也不知道。但是,中央政府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旦开征房产税,犹如走上了永无终点的独木桥,房产税征得少,难以弥补地方财政亏空;房产税征得够地方政府用,经济就再难振兴。在维持经济不坠和地方政府运转之间随时保持平衡,就比如走独木桥;更难的是,看不到独木桥的终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中国从这个独木桥上掉下来;但是,此时此刻,世界各国却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看清,中国正步向这样一座独木桥。

http://www.botanwang.com/node/79884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何清涟
#中国经济 #房产税 #财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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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数字 中国国情深度报告(图)

中国人口13.4亿,60岁以上1.78亿占13.26%,其中一半无子女空巢,最大问题是心灵孤独;3亿人失业;2亿人口流动;1.8亿单身;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危机;97%公民不具基本科学素养。...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17/05/10/8225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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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犹太教育的差别!捅破那层纸有多难???

这篇文章太值得我们借鉴了,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 。

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时生下了我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

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 ,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

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 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 。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

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

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 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看着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

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 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 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

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 ,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 ,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 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 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中所有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于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卷,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 间,以前只会黏着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为没有奉献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逃走?”对于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赞赏老师说的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

然后,老大跟我说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于决定把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 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

尽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它人不做的、无须花钱和投资的工作。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着,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 ,竟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 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 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 大30%、老二20%、老三10%。

当我们家的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有了中国孩子作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在回国之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产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

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 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着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太法则的产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随后的高考中,老大进入了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他说他要成为专业的旅游人才,然后去以色列开办自己的旅游公司,垄断经营中国游;第二年,老二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 ,在不需任何投资和奉献的前提下赚取利润;老三说她会去学中国厨艺,当一个顶级的糕点师,然后去开办全以色列最好的糕点店…

回国以后,我发觉很多中国父母都活在一种左右摇摆的矛盾心态中,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大富翁,却又似乎害怕孩子过早地沉迷于金钱。就好像,既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幸福的家庭,却又害怕孩子现在会早恋一样。

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犹太人用敲击金币的声音迎接孩子的出世,赚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至于教育、学习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中国的父母,哪怕心中憧憬无比,但却从来不肯挑明这个话题。这句话很难说吗?

其实只是简单的一句:“孩子,我想当一个富豪的妈妈…”

人生的每个抉择都像是一个赌局,输赢都是自己的。不管你压的赌注大与小,选择了就没有反悔的机会。
输不起的人,往往也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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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哭!有办法对付“想哭”电脑勒索病毒了!

全球近百个国家都有电脑系统遭受一个名为WannaCry(意思是“想哭”)的病毒攻击之际,一名网络安全研究员声称他找到方法能停止这个病毒扩散,但警告这只是暂时性质。

这名研究员在他的推特帐户发文,指他登记了使用一个网址,“意外地”破坏了这个病毒自我扩散的功能。

他对法新社表示,他认为病毒主要依靠那个网址来运作,但是该网址之前未有人登记使用。而他登记了那个网址并取得它的控制权后,病毒就停止了扩散。

但是他警告,黑客只要更改病毒的程式码,那个病毒就能继续扩散,感染更多的电脑系统。他呼吁使用者和系统管理员要尽快更新系统。

这个名为“想哭”的电脑病毒主要针对运行微软视窗系统的电脑。电脑受感染后,会显示一个讯息指系统内的档案已被加密,而使用者必须向黑客支付价值约300美元的比特币,赎回档案。

据报,病毒是针对一个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四月在视窗系统内发现的一个弱点。在四月在黑客团队声称已从国家安全局偷取了关于那个弱点的资料,并把它公开上载到网络上。

微软公司称在三月已经向视窗使用者发出补丁,修复那个弱点,但全球可能有许多电脑尚未安装。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4911
来源:BBC
#电脑病毒 #时事见解



不哭!有办法对付“想哭”电脑勒索病毒了!

全球近百个国家都有电脑系统遭受一个名为WannaCry(意思是“想哭”)的病毒攻击之际,一名网络安全研究员声称他找到方法能停止这个病毒扩散,但警告这只是暂时性质。

这名研究员在他的推特帐户发文,指他登记了使用一个网址,“意外地”破坏了这个病毒自我扩散的功能。

他对法新社表示,他认为病毒主要依靠那个网址来运作,但是该网址之前未有人登记使用。而他登记了那个网址并取得它的控制权后,病毒就停止了扩散。

但是他警告,黑客只要更改病毒的程式码,那个病毒就能继续扩散,感染更多的电脑系统。他呼吁使用者和系统管理员要尽快更新系统。

这个名为“想哭”的电脑病毒主要针对运行微软视窗系统的电脑。电脑受感染后,会显示一个讯息指系统内的档案已被加密,而使用者必须向黑客支付价值约300美元的比特币,赎回档案。

据报,病毒是针对一个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四月在视窗系统内发现的一个弱点。在四月在黑客团队声称已从国家安全局偷取了关于那个弱点的资料,并把它公开上载到网络上。

微软公司称在三月已经向视窗使用者发出补丁,修复那个弱点,但全球可能有许多电脑尚未安装。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4911
来源:BBC
#电脑病毒 #时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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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的坚持吗?



中国将来可能连晚清都不如!

宪政之争的实质

犀利公

04.09 08:50
​​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 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
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
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
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
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我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
(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
(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
(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
(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
(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
(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
(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
(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
(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
(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
(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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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们今年整体流行趋势:乾隆皇帝的鞋,洪七公的发型,赵四的西装,光头强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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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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