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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六日。今天是6个遇难学生的生日,他们是:安岗,陈诚,任莉,刘庆文,罗凤娇,杨璇。 #512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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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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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06月 18日 08:01
美国腐败吗?中纪委说看《纸牌屋》吧

正在史无前例调查中国腐败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纪检机构本周稍事歇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谈滥用权力现象:从热播美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看待美国政府的腐败。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周二发表了一篇篇幅很长的文章,文章似乎论证了西方国家影视作品中戏剧化的腐败情节就是事实。中国很多网友驳斥说,要拍腐败方面的电视节目,以北京做原型似乎比华盛顿更合适。

中纪委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中国反腐机构相关学术团体的赵林。赵林在文章中写道:《纸牌屋》和电影《美国黑帮》(American Gangster)等美剧中的滥用权力情节是真的吗?文章说,这些美剧让中国观众大感意外,因为这些故事情节跟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清廉政府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章写道:那些情节是真的吗?美国真有那么腐败吗?事实上,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依然普遍。

这篇文章称,他们并不像自己所标榜的那么清廉。

这篇文章周二在网上颇受关注。在中纪委网站每日滚动的要闻栏中,这篇文章赫然在列,而其它要闻都是无法核实的中国各地宣称在反腐斗争中堵住了新的漏洞以及最新的受处理干部名单。如今,中央开展反腐败运动已有18个多月的时间,这场运动已经越来越缺乏戏剧性事件。

与在美国一样,《纸牌屋》令中国观众受到震撼。中国的评论人士称,一些情节能让人们深入了解华盛顿的运作方式,而就另一些情节而言,这只是一部好戏。

事实上,此前已有多个中国国家机关提及该剧,包括强调最新一季中出现的中国元素。

不过,对于这篇文章所暗示的外国电视剧情节等同于当地现实的观点,以及这篇文章在政府网站上被安排的突出位置,许多评论人士周二都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了那种认为其他国家的肮脏政治可以减轻中国自身官员腐败问题的想法。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资深研究员范建平也是对此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士之一。范建平在新浪微博认证账户上提到了清朝一位有名的贪官。他说,和 的腐败与西方有关吗?他还说,和 并没有把老婆和子女弄到西方国家。

另一个被广泛转载的帖子说,中国官员对西方现象的指责类似于一个三年没洗澡的乞丐嘲笑一个饭前没洗手的白领。还有一位网友写道:我们只能通过美国电视剧看到他们国家的腐败,但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却能实时感受到自己国家的腐败。

中国政府似乎越来越担心中国影视观众冷落中国国内制作并由政府指导的影视产品,并去观看《纸牌屋》等制作没有受到政府控制的进口娱乐内容。

知名私募股权公司易凯资本(eCapital Corp.)的首席执行长王冉在新浪微博上对《纸牌屋》相关争议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评论:“(两个国家)还是有一点显著不同,《纸牌屋》这样的剧只能在其中一个国家拍出来和播出来。”

James T. Areddy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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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日。今天是9个遇难学生的生日,他们是:苟中琴,李显荣,刘赵琳,毛艺颖,王世均,吴亮,薛嵩,余剑,刘千。 #512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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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牌(一):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
张洁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6月18日


一、

三十年前,香港漫画家尊子画过一幅漫画:盛装的新娘蒙着头巾,正在大婚的仪式中叩拜父母。父亲的样子是邓小平,母亲是撒切尔夫人,而她身边的新郎只是一卷纸,纸上写着《中英联合声明》。

一场新娘做不得主的盲婚哑嫁。

与中国熟悉的“孩子回到亲生母亲怀抱”、以及西方常说的“东方明珠落入共产政权”都不同,这是香港人眼中的“回归”故事,留下不少香港人对那命运改写时刻的真实记忆:惊慌、茫然、还有隐隐的屈辱。

那是1982年到1984年的中英谈判,前途问题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起在每个人头顶,而530万香港人坐在家里,等待宣判。他们甚至没有资格说点什么。有香港代表去到北京,希望向邓小平当面表达港人的意愿。1984年6月,邓小平回应了他们那句著名的话:“中英谈判不是三角凳。”

“三角凳”一度在香港成为流行词。人们反覆咀嚼它的意思:香港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回归与否、怎么回归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的主权谈判,跟香港民意无关,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在中方看来,这是外交上果决的大智慧;而对没来得及有真正“解殖”过程的香港来说,则划下一道隐秘伤口。“这伤口至今还在,没有好,甚至刚刚开始被意识到,”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说。

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讲了另一个故事,几乎像是当年尊子漫画的平行版本:

女儿18岁前,父母说不能谈恋爱。18岁生日那天,父母又说,时机还不成熟,5年后才考虑让她自由恋爱,女儿默默接受。23岁生日前夕,父母说在考虑了“循序渐进”和“实际情况”两大因素后,决定女儿可在28岁自由恋爱……万万没想到,当她28岁生日快要来临时,父母突然对“自由恋爱”作出解释:你的恋爱对象需要让我们先挑,他必须不与我们对抗。一直沉默的女儿听后,问道:自由恋爱,难道不就是全凭个人意志去选择吗?

这是陈健民对1997回归以来,香港人争取《基本法》中所承诺的民主之路的比喻。“女儿”是香港,“父母”是北京,“自由恋爱”是民主普选,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女儿”和“父母”之间都因为争取“自由恋爱”爆发激烈争吵;而如今,正是“28岁生日快要来临时”。

根据2007年12月全国人大的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谁说了算?公开的激烈争论从去年开始,席卷全城。

民主派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根据历年立法会中直选议席的得票统计,约占选民6成)坚持,香港要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而北京主管港澳问题的各级官员则明确表态,邓小平早在中英谈判期间就提出的“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以及遵守《基本法》才是谈普选的基础。《基本法》与国际标准未必矛盾,但“爱国爱港”的政治表述,则令民主派强烈担心会成为筛选候选人的门槛,让北京不喜欢的人物无法参选行政长官。他们担心,争取了十几年的“普选”,最后只有“假普选”。

时隔三十年,香港再次走到了政治上命运攸关的时刻。这一次,很多香港人不甘心呆在谈判桌外了。

一场可能是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激进社会运动“占领中环”正在酝酿。运动的方式很直接──如果没有“真普选”,就“公民抗命”,不惜以违法(而后伏法)的牺牲手段“占领中环”,瘫痪政经中心;试图凭这张蓄势未发的底牌强行登上谈判桌,逼迫中央妥协,落实“真普选”。

而另一边,一直通过港澳事务官员“放风”的北京,则直接摊牌。6月10日,国务院首次发布针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全面宣示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内涵与边界的立场。

像是三十年前那句针对主权谈判的“三角凳”,2014年的白皮书,针对民主治权,字字句句仿佛又在提示香港人:认清自己的位置。

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这份《“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长达2.3万字的文件,系统回顾了“一国两制”的诞生过程、回归17年以来它在香港各个领域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宣示了北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立场。

作为官方正式文件,白皮书虽没有法律效力,但常被中国政府用于发布重要政策或权威表态。1992年至今,在“地区”问题上,国务院发布过关于西藏的白皮书9次,台湾的2次,新疆的2次。而此次,是国务院首次针对香港问题发布白皮书,并同时翻译成七国文字,向国际社会发送。

白皮书提出,目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而这些观点与“一些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有关,因此,是时候“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

白皮书起草的主要参与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白皮书的起草开始于一年多前,选择此时发布,不可回避的正是目前争议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

强世功说,跟以往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表述明显不同的是,白皮书还“特别强调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白皮书中写:“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并详细列出了“全面管治权”所包括的内容。在强世功看来,用“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概括基本法赋予中央在香港实行的权力,“强化了中央治港的理论基础”。

自2003年北京在香港强推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引爆了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抗议、50万人上街游行之后,强世功认为,中央治港政策一直在不断微调,从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不干预政策,调整至重视“沟通”、“对话”的话语权,再到普选前夜,强调全面管治权,白皮书展现了这种思路的调整。

更引人注目的是,白皮书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和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表述在白皮书文本中反覆出现达6次之多,并放置在传统的“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前,声明这是对“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的基本要求。

这个表述最早来自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所做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大陆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这一提法亦是之后习近平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依据。然而,压力“内”、“外”有别,白皮书首次将香港问题放在“对外”的“国家安全”层面阐述,令不少港人愕然。

在白皮书发布之前,曾有两个以上接近中央与香港高层的消息源向笔者透露,随着2017年普选的临近,香港问题更倾向于被放进“国家安全”的框架处理,而不仅仅是“一国两制”框架。这一转变让北京的知港派忧虑,也令部分开放的香港亲中派政治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忧。强世功回应这一点时十分谨慎,他承认“一派人确实更关心国家安全的问题”,“鹰派”与“鸽派”正在治港问题上博弈,但也强调中央政府到目前的取态仍然是“平衡木”。

对普选问题,白皮书的表态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爱国者治港”,这个30年来一直以领导人讲话与党报文章的形式存在的中央治港“潜规则”,至此作为普选的条件,首次正式写进官方文件。

在白皮书发表之前,香港民间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已经降至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据2014年上半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随机抽样的人士中有48%对一国两制“有信心”,45%“没信心”,净值仅有3%,是回归以来最低位。

白皮书的发表令局势雪上加霜,犹如在香港舆论投下一枚炸弹,引发社会的强烈不安与反弹。香港网友Alex Fan在主场新闻形容:“开着电视见到中国政府公布了白皮书,震撼程度可相比25年前我在电视镜头看到北京六四事件。”感叹“一国两制已死”、“假面舞会提前结束”、“唯有占领中环”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泛民主派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甚至表示,如果白皮书的论述是在1990年颁布《基本法》时发表,香港就不会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健民对媒体回应称:“香港人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尊重。其实北京越是尊重两制,香港人就越是尊重一国,但不断用一国压两制,反抗一国的力度就会越大。如果‘高度自治’受到威胁,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香港人支持民主运动。”

不过,也有不同看法。曾任律政司司长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在接受采访时便回应表示,白皮书并没有什么逾矩之处,香港社会反应过度是因为部分人过去对“一国两制”有误解,“这次中央只是系统地讲清楚”。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接受传媒集体采访时亦表示留意到关于“国家安全”的新提法,但认为在香港正进入激烈争议普选议题的时期,“中央透过白皮书讲清楚坚持的原则、忧虑、和希望的发展方向,对香港是好事。”

三、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始终绷紧着香港和北京的神经。是否及怎样达至“普选”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地方,也是后来遵照邓小平指示加入“循序渐进”原则,走到没有退路的今天,悬在眼前的最大难题。

研究了全世界15个国家民主转型经验的耶鲁大学教授林茨(Juan J. Linz)曾在1996年出版的名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断言了这个难题的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政体,无论那里的民主运动范围和力量有多大。”

去年10月刚刚去世的这位著名社会学家认为,香港正好代表了民主转型经验的特殊案例:“在非民主化的国家之中是否可能产生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亚体制?”他经过分析后判断,无论政治上还是主权结构上,都不可能做到。

这也正是香港当下困境的核心来源。

对香港来说,现实政治中,民主的发生并不像民主派所期待的那样顺理成章: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法治完善、行政高效、经济富足……种种社会基础都已具备,民主转型理应水到渠成。可惜上述只是充分条件,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是:香港有完全的能力决定自己可以怎样做。

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将香港的立宪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换言之,“自治”并不是本质性的,《基本法》的框架决定了香港特区的所有权力来自中央下放及授予。1997回归以来的政治实践,让香港人大致摸清了“一国两制”的底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岳总结为:“一般社会和经济事务决策,中央绝少干预,但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其最终决定权。”尤其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实际上中央从没有放松过主导角色。白皮书的发布,也是例证之一。

回归以来,民主派人士在谋求香港民主化改革时,反覆重申着同一个道理:如不尽早建立民主制度,香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曾在2004年的《明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香港已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批判性强的传媒和议会内外的政党政治令管治日趋困难。在这环境下必须建立民主,才能驾驭政治局势。若不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无法应付社会的政治诉求……民众或者变得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各方利用群众运动及情绪来支持其政治路线,社会会更不稳定。”十年过去了,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人在发表早日落实普选的拳拳之言。

基本法中规定,1997到2007香港实行代议制选举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同时定下“最终达至普选”为宪制目标。因此从2003年开始,香港民主派人士就开始争取2007年实现普选。但全国人大三次针对《基本法》释法,将落实普选的时间表从2007年推到2012,最后推到2017。学者们眼看着理论推演中的代价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逐一变成现实,却无能为力。

对北京而言,“民主香港”同样是个意料之外的难题。

它并非“一国两制”最初的本意。无论是邓小平最初的“一国两制”构想,还是白皮书中提到的,1983年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的十二条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要义均指向经济制度,是为了保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在马岳看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思是“在主权统一的情况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国家经济发展”,其实是49年中共建政之初,对香港“长期打算、充份利用”政策的延续。而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独立、社会自由等安排也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这些配件下继续茁壮成长。换言之,北京需要,且只需要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而不是什么政治民主。

此外,在中英谈判一直到基本法起草之前的香港,主流社会也确实没有表现出“民主”意识的集体自觉。当时香港的大多数民意既不求民主,也不愿回归,而是希望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即“维持现状”;或者主权回归中国,治权留给英国。只有很少一部份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提出“民主回归”,更少数的人提议公投式的“命运自决”。

四、

在香港和北京之间,有过短暂的一瞬,“民主香港”引发了共鸣。虽然三十年后回看,这段共鸣几乎像是错置了历史时空,尽是美丽的误会与一厢情愿的天真。

那是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港元暴跌,市民到超市抢购日用品,人心惶惶。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鉴于事态严重,先后致函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信中,他们反驳主流社会对殖民统治的眷恋,支持“民族回归”,同时要求给予香港“民主自治”,来稳定香港局势。港大学生会的去信中这样表述“民主治港”的诉求:“坚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则,而中国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

学生会给赵的信件其实难以代表多数学生的意见,此事曾在港大及中大学生内部分别引起极大争议。但以论政团体“汇点”为代表的本地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站在同一立场,表态支持民族立场的回归,同时向中共换取港人自治的民主制度,形成“民主回归”派,与社会主流的“维持现状”选择相抗衡。(注:“汇点”即是民主党的前身。)

谁也没想到,四个多月后,学生们竟然收到赵的回信。

1984年3月,赵紫阳覆信中大学生会,承诺:“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5月,覆信给港大学生会:“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赵紫阳的信函在本地传媒引起轰动,“民主治港,理所当然”被视为中国政府首次以书面方式表明对香港民主化的肯定态度──英国给不了的,我们可以给──这种表态,为当时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中方,开创出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大陆,“香港大学生支持回归”则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作为港人渴盼回归的代表声音广泛报道,亦在本港亲中媒体刊登,成了抗衡主流保守舆论的重要旗帜。

“民主”承诺所换来的舆论支持,就这样给了“回归”最后一把推力。

1984年12月19日,持续了两年、长达22轮的中英谈判落幕,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五、

关于这份受国际法约束、决定香港命运的最重要文件,英方谈判小组成员卫奕信(David Wilson)有个有趣的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

最终出台的联合声明正文部份,的确只有1536个字,恰好两页A4纸。其中,关于政治体制只有两句话:“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从《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公布,到《基本法》1990年最终出台,期间经历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大陆亦经历了八十年代从最激昂到最保守的转折。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政体,北京和香港各自有了更深刻、也更警醒的理解;而《联合声明》的笼统含糊,给这些新的理解在《基本法》的最终定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强世功发表在《读书》杂志中的专文《基本法之谜》,记录了这段诡谲的历史。

“在基本法起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政治民主化讨论也如火如荼,民主普选,三权分立学说尘嚣云上。本来《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并没有规定普选产生。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普选概念很容易引入基本法。”然而,1986年的北京学潮触发了邓小平的担忧,他在大陆推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开始担心香港。“对香港而言,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会不会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地?会不会在回归之后成为导致中国政治动荡之源?……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香港民主化的关键是香港管治权是否能够掌握在爱国爱港阵营手中的问题……问题在于:‘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为此,小平主张循序渐进,不能很快普选。同时,他明确提出基本法中要赋予中央干预香港的必要权力,防止香港出现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

1987年4月邓小平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表达指导性意见。此后,《基本法》中关于普选的条文加入“循序渐进”等限定条件,最终定为:

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第68条: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同一时期,港英政府一反常态大力进行民主化改革:1982年区议会引入选举、1983年市政局选民资格扩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发布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1985年立法局引入间接选举……民间涌现大量议政团体,连同最早支持“民主回归”的本地知识份子发展为香港的民主派。他们一面热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一面在香港民间推动民主启蒙,为97后的“港人治港”做准备。

没有人想到,更大的变数还未到来。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次急转弯,也急煞车般地中断了香港对于回归的浪漫想像。承诺“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赵紫阳被迫下台;而发生在北京的杀戮,通过电视画面一帧一帧钻进港人心里。在这之前,他们在香港游行、捐款、唱歌,热切地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认同这个青春呼唤变革的祖国;这之后,他们悲愤交加,捐血、捐款给受伤、逃亡的学生,从国语学校退学,去中国银行大规模提款希望它垮掉,然后集体移民……

八九事件让香港人明白,回归中国不只是中央领导人笑谈的“换旗换督”,在一个政治独裁的中国,必须有更具批判性的民主自觉与行动,才可能尽力维护“港人治港”。80年代“民主回归”的主要倡导者、学者罗永生回忆:“八九事件把整个香港社会都动员起来了,香港人到那时才真的知道专制是什么,通过看到民主的反面,才真的去想民主是什么,然后才大规模地去思考什么是政治。八九之后,‘民主’脱离了‘爱国’,变成了一种对中国、中共更强的批判。”

而此时,正是《基本法》草案出炉后的第二次公众咨询期(1989年2月﹣7月)。六四事件之后,排山倒海的批评投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和圣公会大主教邝广杰退出起草委员会。民主化最积极的倡导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则被中国政府撤除草委会的职务。

而北京仍然力排众议,在草案中加入新的条文: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在多数条文称得上显示了足够诚意的《基本法》里,第23条却如同埋进美丽肌肤的定时炸弹,不断刺痛着港人的神经。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承诺兑现,除了尚无民主选举之外,香港的司法独立、言论及媒体自由、游行及集会自由均得到保障。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及“一国两制”的信心也不断升高。“五十年不变”,在大多数香港人看来,邓小平这句承诺如果可以实现,五十年之后也许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然而远远没有等足50年。不过5年之后,2002年底,北京提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第23条立法,这条明显危及到香港社会自由的法令唤醒了自1989以来深藏在港人心中的焦虑。2003年的7月1日,回归纪念日,超过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为《国家安全条例》,并同时提出争普选、保自治的民主诉求。

这场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乃至文化生态。本土意识的苏醒、回归后民主运动的起点,都从这里开始。而中央治港政策的演变,北京在香港事务、包括在媒体言论自由中的现形,也从这里开始加码。为庆祝回归而特别在香港设立的公众假期7月1日,从此反而成了各界团体集体游行示威的日子,而他们共识度最高的核心诉求便是:“尽快落实真普选”。

2014年,不论有多大的争议之声,港府将就2017普选出具草案。十几天后的七月一日,恐怕是这句口号可以最后一次用上的日子。白皮书在此时出台,加之“占领中环”运动此前宣布将在7.1“誓师”,香港可能迎来97之后最愤怒躁动的“回归日”。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18/cc18zhangji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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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

发表时间:2014-06-05    来源:海疆在线手机版字体: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前苏联外交官雅科夫列夫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
 
  《悔悟》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回顾这段历史,对于避免走弯路与邪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在冷战时期,世界文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共赢关系,而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西方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诞片《悔悟》又名《忏悔》(Monanieba/Repentance/Pokayanie/1987)就是作为实现西方胜利的工具,撕裂了苏共意识形态阵营,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的开始。
  然而,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从整体性的层面才能有真发现。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看到局部历史真相,而忽略了整体,则会导致我们对宏观局势的误判,自然难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始于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4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撒切尔夫人后,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死亡游戏。三名苏共最高领导人接连短命去世。1982年底,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班,1984年,69岁的安德罗波夫又逝世,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可是,13个月后契尔年科又不幸接连去世。随即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领导人对苏共总书记诸如契尔年科等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处于一种何等难以自保的恶劣环境。
  契尔年科去世后,幸运之果看似自然地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今天来回顾,稍微有敏感性、不乏正确知见的战略家就不难觉察到,这看似正常死亡背后的不正常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证明了这种不正常可能存在——一张伸向苏共的血盆大口。
  他的阴谋性完全能够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不及待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大规模的人物换替可以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苏共到垮台的那一天,很多高级领导还在钓鱼或者庆贺生日或者旅游或者聚友,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历史责任感。这要归因于西方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渗透颠覆,正是丘拜斯、盖达尔们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理性人价值,宣称哪怕给强盗,只要能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就是好的,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地位,让苏共领导人为了一己利益最大化,开始侵蚀国有集体的利益,生活变得极度腐烂,导致社会见利忘义道德腐朽、青年思维异化个人权益享乐至上,乃至醉生梦死。这是西方情治系统处心积虑实施的战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味保守防御、文化创新无以超越西方文化价值,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下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停滞不前僵硬不化的状态,导致了全盘皆输。从这方面而言,中共是否也正在步其后辙呢?
  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手段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在重要岗位,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影《悔悟》1987年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
  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说,《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悔悟》是著名编导田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三部曲(《祈求》、《愿望之树》、《悔悟》)的第三部。苏联评论家指出:“《悔悟》是涉及我国历史上这一痛苦时期的第一次努力。”
  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有约束的,发表文章或者播放节目都有党的委员会审查。而戈尔巴乔夫将之取消了。法律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要有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钱,传媒把弱智捧为民意代表,把丑女捧成明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官办媒体私营化,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这些媒体标榜自由,但根本限制反资本权贵的公民舆论权力,对不同声音采取封杀。好比新浪封杀了张宏良、孔庆东的微博。事实很明白,西方鼓吹的人性私恶认知与理性人基础上的自由,本质是狼群对羊群吞噬的丛林法则的自由。缺失道德引领的自由,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悔悟》歌颂与谴责的,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以致引导苏联民众急遽地走向背弃社会主义、抛弃苏共的结局。
  就是这一阶段前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悔悟》的手法也是如此。他塑造了格鲁吉亚小城的最高统治者瓦尔拉姆•阿拉维泽这个人物。电影并没有隐瞒他是那么勤奋地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服务,。电影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冷战对峙下,社会主义控制为了整体的集体主义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了迫害。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美国执政党也一样对美国共产党采取约束迫害。这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捍卫濒危的基督教堂,以此表达了他们的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瓦尔拉姆恰恰是摧毁这个教堂,逮捕了阴谋反对者们。
  从人物造型上,编剧为瓦尔拉姆蓄上了仁丹胡的独裁者形象,非常醒目,这根本就是故意丑化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把他等同于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剧情第一个悬念是围绕瓦尔拉姆死后被在历史运动中受到迫害者的遗孤将他从墓穴里反复挖出,使之不能入土而引出另一个主人公盗墓女。当盗墓者中枪被捕发现是个女人。故事从女人的法庭申诉转入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再从个体悲情的历史镜头里拉回现实中。瓦尔拉姆的孙子曾经开枪射伤盗墓女,但听了盗墓女申诉后改变了观念立场,转为支持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对父爷辈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质疑与抨击,与由来已久的西方解构主义手法一样,他们天真的否认并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认为宏大叙事是虚伪空洞的。最后其在与父亲的价值观冲突中,用爷爷赠送的枪自杀了。这悲剧既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误导制造的灾祸,但剧本却以孙子精神“觉悟”与激烈抵触反抗社会主义价值的方式、抑或带着为爷辈赎罪的方式选择自杀。
  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应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的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但凡解构主义手法,都是倾注于以偏概全的、以黑子否定太阳光辉的手段,用局部悲剧的扩大解读,无限增加其负面力度,艺术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它也可以被好人用来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忽略这种价值倾向,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甚至以视角冲击力至上来遮蔽灵魂主体的审美功能,从而误导观众内心的价值认知,进一步蒙蔽历史运动整体的崇高属性,这种手法,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
  对于他们而言,创新蕴含对传统与历史批判的解构更能宣泄文人苦闷。他们不知道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纯粹形式主义的深渊,这是一种灵魂正遭遇的亟待救赎的深重灾难。他们的精神陷入一种尴尬中。集体主义信仰虽然美好但其发展的极端制造了抹杀个体自由的痛苦。个体主义的极端自由质疑宏大叙事与经典价值,但却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困境,找不到价值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方向,没有中心就是中心,生命的精神意义那么无助。嬉皮的、玩世不恭的、艳俗的、形而下的、杂碎的艺术表达自然而然形成滥觞。在东方阵营,历史的惯性正伴随西潮的冲刷反省不断跌落尘泥。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却因为守旧与创新无力难以走出东方影响世界。这背后折射的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对峙。
  虽然,资本主义一再改良输入了社会主义元素手段但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产权管理制度与分权宪政模式。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历市场化私有化的变革,已经丢盔弃甲。中国作为少数几个坚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虽历经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还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输出它的意识形态价值,展现它与时俱进的真理性与优越性,那么,等待的必然是前苏联的命运。
  《悔悟》因为卓越解构苏共社会主义价值有功而获得西方1987年颁给的第40届戛纳电影节三项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际评论奖和联合教会评委会奖。正是这种只有片面反思历史而缺乏价值建树的影片,苏联社会的思想被误导,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果真没出几年,苏共就亡党亡国了。但它给中国既提供了足够的警戒,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走出同类困境竖起了希望。(悔悟电影地址:http://shenma.fuyun.in/item/255.html
 
  警惕《归来》: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可以确凿地说,《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无论它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语言风格,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剧本来自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看不见手的价值诉求,还是剧本获得西方犹太血统顶级导演的叫好安排;无论是编剧与重要演员,还是相关业内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见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部署。
  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都是西方捧起来的号称第一的艺术家。
  张艺谋,中国第一导演;
  邹静之,中国第一编剧;
  巩俐,中国第一国际表演艺术家;
  陶经,中国第一录音师;
  赵小丁,中国顶级国际摄影师;
  《归来》,中国第一部IMAX文艺大片。
  2014年5月16日全国上映张艺谋导演的《归来》,是改编旅美华裔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好莱坞是西方电影工业输出意识形态价值的重镇,自然是西方共济会势力所掌控。而中国军人出身的女作家严歌苓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位女性曾经因为1988年她的剧本《避难》描述了几个女性的遭遇,从局部折射宏大的残酷战争,解构主流价值有功,博得西方亲睐。随即,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美,并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百年建校首位华人。
  而因拍莫言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获得国际大奖的张艺谋,本身是因为电影表现手法符合西方电影审美,电影语言叙事的背后符合西方隐秘解构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而受到西方追捧培植。与被西方捧起来的当代绘画艺术的大牌一样,他们被栗宪庭艺评的艳俗油画语言叙述的是对红色记忆的嘲讽,展现的是艺术家内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与玩世不恭的心态,通过画面描述局部个体至上意识进而深度歪曲解构红色的整体集体至上意识的社会主义价值。从这个方面说,《归来》的投资、策划与录制、传播,背后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它与《悔悟》是同一种解构主义手法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功用,正如莫言所评论的“我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严肃的、直指人心的好电影。”它通过描述局部的个体悲剧,并进而艺术化扩大,从而误导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弃船心理。
  就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血淋淋的圈地运动与赤裸裸的剥削一样,社会主义上升时期也因为冷战对峙陷入另一个极端。每种极端方式对个体都是一种摧残。为何在西方阵营,不允许共产党人拍摄揭露资本主义残暴虚伪的电影,通过电影再现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饿死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再现胡佛总统扬言要将之逮捕的引发危机的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客,用历史事实来教育西方呢?相反,共产党在美国的发展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受到打压限制的。历史客观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只顾效益至上不顾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自私残忍,就不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追求局部利益至上最后形成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看似一段时期内利于少数大资本家,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利的,但是分化导致整体系统的崩溃,大资本家与整个社会系统都是受害者。社会主义相反,强调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罗斯福新政援用社会主义手段缓解危机,但也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周期陷入两极分化的互损格局。欧洲搞福利资本主义也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它们化解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对外扩张。贸易全球化、世贸组织、欧盟标准体系、世界银行体系、北约阵营等都是西方对外占领市场、追求利润、掠夺财富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通过外部利益输入化解内部两极分化的危机。正如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廉价优质的日用品来自中国,就是让中国牺牲自然环境与子孙后代的利益给西方打工,让他们享受。然后,挣得的天文数字的美元中国却用来买西方国债,而不是一部分增加国民智力投入与福利,彻底解决义务高等教育、全民社保、全民卫生问题。相反,改革顶层设计还要听从西方世界银行摆布,推动教育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学子读不起书,以及教育进一步背弃社会主义价值方向。医改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人看不起病,逼着医德进一步沦丧,一切向钱看。美国却拒绝中国用美金去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相反,用卖给中国国债的钱来收购中国的大多命脉性资产以及低价收购入股国有金融产业。这种可耻的掠夺仅仅是因为在体制内绑架安插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得以得逞。而苏联的垮台也是同样如此,根本是从绑架戈尔巴乔夫开始的。
  中国被西方捧起来的一些艺术家乃及所谓的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都存在哲学素养与思想境界普遍不足的问题。他们既不能全面的清楚西方文化与思维的优点与缺点在哪?也不能清楚国学与思维的优点缺点在哪?更不能辩证看待东西方文化彼此互补的关系。作为一个价值系统而言,符合事物稳定高效运行秩序的一定是整体的驾驭局部的,集体的驾驭个体的,公平正义的驾驭效益的,德政的驾驭宪政的,仁治的驾驭法治的,圣贤集权驾驭民主选举、计划经济驾驭自由经济、宏观调控驾驭市场配置等这样的辩证统一的互补结构,才符合太极图所蕴含的——所有周长面积相等的条件下圆面积球容积最大的“等周等面定理”。而西方陷入周期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系统,恰恰是哥德尔不完性定理所证明的西方形式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主导他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即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是只会制造悖论而无以化解悖论困境的,虽然能够引导事物朝精细化发展,但数理模型越精致就越局促,是无以处理复杂性系统与无穷运动系统的。哥德尔不完性定理反证了太极图所蕴含的辩证逻辑是普遍有效的、完备性的科学思维方式。这一点,对于一直致力于创建一套接纳矛盾的数学逻辑系统的西方顶级科学家而言,还有待对之慢慢启蒙。
  因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必是辩证逻辑思维驾驭形式逻辑思维,这样才能避免系统的周期崩溃。既保持系统的整体平稳高效发展,也避免系统的低效与分化崩溃。从科学发展层面而言,五六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推动器物科学发展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文化复兴推动心灵科学驾驭器物科学,德性驾驭兽性、德政驾驭宪政、仁治驾驭法治、圣贤集权驾驭民主选举、公正驾驭效益、计划驾驭市场的社会治理与科学发展模式应成为时代最强音。而由天人合一的国学大智慧驾驭的艺术,由审美主体追求天人合一驾驭后现代的形式主义艺术,完成西方艺术形式的中国化表述与中国艺术的世界性转化,从而引领世界文艺复兴的时代已经莅临。中国的文人需要从普遍有效的科学原理中找到民族牢固的文化自信,以饱满的觉醒之姿做好世界的老师,去教化西方一起建设世界大同。
  正是因为文化集体性的弱势遭遇,他们无以看清西方的文化战略阴谋而处于一种心甘情愿被作为功利工具利用的心态。显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时代匮乏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民族文化精神过于弱势所致。正是因为民族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弱势,所导致的这种集体的文化自卑心理,才有了盲目跟随西学大潮的趋向。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可以轻松的在中国培植他们价值立场的代言人。他们的各种琳琅满目的国际艺术奖项,就像英国不久前给茅于轼先生颁布排名世界前第四位的思想家奖一样,具有明确的功利目标。萨特曾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认为他是颁给西方作家与东方叛徒的荣誉。是的,这些艺术家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语言的形式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但是,他们的灵魂与价值审美却被西方片面价值主宰着,这是最要命的。
  《归来》被认为是张艺谋时隔多年回归文艺风格的力作。此前,张艺谋突然遭遇被调查多生的压力打击。之后,张艺谋向右大踏步前进,更为赤裸地选用解构红色价值的剧本与镜头迎合西方价值立场。这里有无因果关系不得而知。但《归来》用一个局部折射整体,用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的家庭境遇变迁反映了文革时代,而不是用整体驾驭局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歪曲历史最经典常用的解构主义手法。如果说,美国人用纯粹形式创新的波普艺术将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抢到了纽约,那么,美国同样用解构主义哲学与艺术颠覆瓦解了苏共体系。现在,他们长线布局培植的文艺力量在重复做一件事情,只是对象不是苏共体系而是中共体系。
  值得回味的是,这部片子不仅过审毫无压力,还被一些人表扬具有时代突破意义。
  电影所具有的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情节安排是令人荒谬的。
  透过巩俐饰演的冯婉瑜多次反复“接站”情节,不仅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更表达了时代对冯婉瑜、陆焉识精神的摧残,无声地批判了中共那段历史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波及家庭的伤害。这种灰暗镜头的简单重复,更有力地塑造了他们遭遇的悲剧色彩,从而衬托出中共经典价值的负面效应。
  张艺谋的电影从红高粱开始,大红的画面色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归来》以蓝灰色和白色作为主体色彩,更像一场冷峻异常的无声的丧事,内心鸣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向社会鸣响的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丧钟。而剧情对于曾经欺负妻子的老方的安排,则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文革掌权的一方在失势时被遭受清算,他们的家庭同样遭遇不幸。这样一来,中共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受害者,从而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丑恶”认知。
  我们正视到《归来》剧情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及其社会意义,也正视其画面到叙事、音乐到剪辑,以及细节处理在形式上是代表中国电影艺术的一流水准。尽管其在历史背景和价值评判层面似乎合理地避开审读障碍,但是,它越是这样谨慎,越无法掩饰其真正所要诉说的历史背景与尖锐的价值评判。只不过,他们精心写就的小说与用心良苦的剧本,从反面衬托出无需表达的呐喊,但同样准确无误地传达了文本与镜头所批判解构的价值立场。
  《归来》还没正式上映,首先就接受西方派遣的犹太血统导演斯皮尔伯格在工作室内的检阅。张艺谋真不负有关方面的重托,成功赢得了斯皮尔伯格的泪光与正面肯定:“如此触动内心的电影或许是这个年代最有深度的作品!”这既是一种西方的代天检阅,也是一种刻意的国际化炒作。至于,这部影片的社会诉求,我想陈道明说的很透彻。他说:“《归来》就是一部拍给80后、90后年轻人的电影,让他们知道父辈们年轻时期情感、精神、物质生活和经历,有助于年轻观众了解历史、了解时代。”
  在华影、中影联合承办的春季新片推介会上,有人对《归来》的评价特有意味:“影片带来深沉的震撼,是生活减法的极致,蕴育巨大思想力量,其票房的高低,正是民族希望的试金石。”什么是生活减法的极致?就是情节安排故意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定位在一个家庭的变故。而且以最为精简的线索以小见大、以偏概全表达红色年代对右派知识分子的摧残。把千斤巨石放在针尖上,这也即是其所蕴含的巨大思想力量,去扎痛每个人的小我的情感审美,获得最大化的社会共鸣。它的落脚点在于票房高低,并将之上升为民族希望的试金石。这是台上人物一贯擅用的戏词。真实的效果好比用揭丑卖乖的方式向西方邀功讨赏而已。
  并不是说不要正视文革对右倾知识分子与个人自由精神的伤害。而是,剧情缺乏辩证的思维去认知那个特殊年代的合理性,也无需因为它的历史局限性而向西方献媚讨好。如果电影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省个人主义至上的灾难,揭露以追求效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两极分化给整个社会系统带来的摧残,那么,揭露集体主义至上对个体的摧残更具有客观的全面性。它能避免人们从一个极端滑入到另一个极端。
  但是,显然从《悔悟》到《归来》,都是一面倒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批判解构,从而自然积极地向另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献媚,而不是试图超越右倾的资本主义邪路与左倾的僵硬老路,走中间科学发展的道路。
  我要质疑的是,正值西方哲学衰竭与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困境之时,为何我们不懂得正确地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国学思想理论,进而有条不紊的引导世界文艺复兴从中国起航呢?(文/刘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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