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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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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難處描寫感情或者感覺的形容詞
譯介外國文學名著和文藝思潮,基本目的應該是讓不諳外文的中國讀者,也有機會接觸入家的文學和相思潮。可是,二三十年代的時侯,中國文藝界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概括可以分成三個
動機:
第一、通過翻譯創造新的中國現代言語。
第二、通過介紹外國文學去貶低中國舊文學的價值。
第三、以研究學術的認真態度去從事譯介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瞿秋白給魯迅的信上說:”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瞿秋白這種說法,顯然是既牽強又武斷;從學術研究觀點上講,更是非常冒險的立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背景,既影響一個民族的人情世故,也影響一個民族的語言思想,進而產生自己獨有的不少情緒、感受和感想。凡是做翻譯工作的人.相信都會同意,翻譯的難處之一.就是碰到描寫感情或者感覺的形容詞。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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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要合乎日常用語
翻譯體中,還有一些令人目迷心煩的字眼。
如能慎用,少用,或乾脆不用,讀者就有福了。例如"所"字,就是如此。”我所能想到的,只有這些”;在這衷"所"是多餘的。"他所做過的事情,都失敗了。"不要"所"不是更乾淨嗎;至於"他所能從那扇門裹竊聽到的耳語",更不像話,不像中國話了。
目前的譯文和作品之中,"所”來”所"去的那麼多"所",可以說,很少是"用得其所"的。另一個流行的例子,是"關於"或”有關"。翻譯體中,屢見”我今天上午聽一個有關聯合國的消息"之類的劣句,顯然是受了英文about或Concerning等的影響。
如果改為"我今天上午聽到聯合國的一個消息",不是更乾淨可解嗎?事實上,在日常談話中,我們只會說"你有他的資料嗎?”不會說"你有關於他的資料嗎?”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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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的翻譯~
一個人即使對原文文字及內容上有透徹的瞭解,同時對本國文字也有極高強的表現能力,並不一定就此成為一個勝任愉快的翻譯者。這道理並不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除了以上兩個條件之外,還有我在上面所提的第三個條件:經驗,也就是林語堂所說的譯事上的訓練。一個翻譯者如果沒有充足的經驗,很難在初試時就達到操縱自如的水準。
這裹不妨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徐志摩的翻譯。誰都知道徐志摩是個新詩人。其實,他的散文寫得非常活撥生動,記得三十年前讀到他的散文集,其中有幾篇如: [濃得化不開],[落葉],[翡冷翠的一夜],文筆真令入佩服。可惜他的散文為他的詩名所掩,知音者較少。徐志摩的英文在理解原文上,也是絕無問題的。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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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字用得過多就會變得不太雅
平常說按意義翻譯是指某字的最常見的用法,並且在一般情形之下總是拿較早的用法認為本義。
不過這當然還是有程度的問題,因為凡是用多了過後就是那個意思了。比方有好些話嫌太不雅而用別的說法來代替,先是只有避諱代替的功用,等用久了又讓原義滲進去了.又變成不好聽的話了。例如以前考場裡如果有出去一會兒的必要,就得年看一個牌子給監考人看看,牌子上寫的是"出恭入敬"四個字,這多文雅!可是這避諱的話用用又漸漸染上了直接的意義了,甚至又產生"結恭"、"恭桶"等等新詞出來了。
跟意義與功用的幅度很相近而不相同的,是直譯典意譯的幅度。直譯是照字面一一翻譯,意譯是取最相近而譯語中較通行的語句來翻譯。比方英國的死胡同兒口上貼若No Thoroughfare 可以直譯”沒有通路”,美國街上就貼著 Not A Through Street,直譯是"不是一條通街".或者文一點兒叫"非通衢"。可是意譯成中國街上貼的字就是"此路不通"了。從一方面看起來所謂直譯乃是一種細顆粒的翻譯,意譯是粗顆粒的翻譯。如果光是翻譯的顆粒細,而結果功用不相當,或語句不通順,那麼信的總分數就不能算高。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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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歷史及著名的翻譯家
由於中國早期歷史所處的環境,中華文化的近鄰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傳入前,翻譯並不廣泛存在。
宗教文獻翻譯在歷史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經翻譯中,譯者在翻譯經藏的時候往往會在文件中修飾,令譯文更切合中國文化。他們會在譯本中增加一些中國的傳統觀念,如孝道等。
在西方,其中一項最早被記錄的翻譯活動是將舊約聖經譯成希臘語,此亦是著名的「七十士譯本」。公元前3世紀,七十名(一說七十二)譯者被委派擔任翻譯聖經的工作,他們在佩浮思島上,分別在不同的單人小室內進行翻譯工作,後來他們發現所有的譯本竟然完全一模一樣。自此,七十士譯本有著崇高的地位,其他語言(包括拉丁語、科普特語、亞美尼亞語、喬治亞語)版本的聖經在翻譯時亦參考了七十士譯本。
隨著宗教改革,聖經被翻譯成歐洲各地的當地語言,而新教與天主教的分歧亦愈來愈大,這是因為兩者對於一些特別字眼和段落的翻譯有著不同的見解。
馬丁•路德所譯的德文版聖經、Jakub Wujek所譯的波蘭版聖經以及以英文寫成的欽定版聖經無論在宗教、文化和語言方面都對當地有深遠影響。
翻譯家:
※嚴復(譯作包括《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書)
※朱生豪(主要譯作為《莎士比亞戲劇集》)
※梁實秋(譯作有《莎士比亞全集》)
※傅雷(譯作有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幻滅》,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
※林紓(譯作包括《伊索寓言》(與嚴璩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與王壽昌合譯)、《黑奴籲天錄》(與魏易合譯))
※馬堅(譯作包括《古蘭經》、《伊斯蘭哲學史》、《回教哲學》、《回教教育史》、《阿拉伯通史》、《教義學大綱》、《回教真相》、《論語》、《論人民民主專政》)
※任溶溶(主要譯作為《安徒生童話》等)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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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詞句來表達意圖的意義
翻譯的詞語實力和詞語效力
後來,1968 年Austin跟Searle 更深一層分析如何用詞句來表達意圖的意義。他們指出每一個詞句可以分發出不同的詞語實力(Illocationaty Force )和詞語效力
( Perlocutionary Force )。這詞語實力就是說話人的目的,也就是剛才所說意圖上的意義。而詞語效力就是聽者可以得到的反應。再回到剛才警察說的那句"誰參加了!"這句話的詞語實力就是要表達否定的意思,而它的詞語效力可以激起問話人的反感。
一個詞句更可以引起別的效力,例如:"妳看來不像四十歲的人。"如果說話的人明明知道對方不過卅歲,這句話的效力就是要激怒她、氣她;相反的如果同樣的話是對一個五十多的人來說,效力就是恭維,拍拍馬屁了。
語言哲學家提出來,一般詞語實力可以歸納成斷言、宣言、形容、警告、同意、歡迎、答應.要求、否定等等。而詞語效力可以歸納成激怒、恭維、造成尷尬、討人喜歡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關心翻譯的人可以說只要好好的把意圖意義分析出來就容易辦了,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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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翻譯能力比以前進步很多~
今天要來談翻譯論集之筆者提到的說:『“ 不要停留在三十年代的理論上 "』
當前的翻譯界,比以前進步得多,舉例說傅雷翻譯的法國文學作品水準極高,他不但在法文上造詣很高,而且寫出來的文字也流暢。
最近楊絳(錢鍾書太太)譯了【堂吉何德】,據說譯得很好。
但個別的傑出的翻譯人才是一個問題,對翻譯的看法、理論又是另一個問題,應有些人出來講一些新的合理的意見,不要停留在三十年代的理論上,我記得魯迅的(二心集)裏,有一位署名J.K的信.信中內容荒謬得很,提及譯時用了很多直譯,說是因為中國語言尚未脫離野蠻人所謂"姿勢語”的程度,他還批評主張譯文要"順"的人,認為他們是要保存人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現在看起來,很難了解為甚麼會有人可以對本國文字有這種看法。
現在雖然不再看見這種論調,但一般人寫文章認為多用些歐化語法沒有甚麼不對,既然寫文章的人已經不再把歐化語看作毛病,我們又怎能怪責翻譯者譯出來的文章不合中國語法的習慣呢。
所以我上面說對自己民族的文字,對翻譯問題,應該有人出來講些合理的話,不能偶然碰到一兩本好的翻譯作品就以為在這方面有進步。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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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章要保持一種水準
談到翻譯工作的問題時,胡博士態度嚴肅起來,聲音也提高了。他說翻譯是件很吃力的工作,比寫作還要吃力。
他自已的經驗是:寫考據文字,如果材料都已準備齊全,他ㄧ個鐘頭可以寫七百到一千字:寫政論性文章,他一個鐘頭可以寫三百字;翻譯則一個鐘頭只能譯一百五十字左右。
有一次他同徐志摩先生相約各譯一篇曼殊斐兒的短篇小說.兩個人都整整譯了一個上午,平均每小時只能譯一百五十多個字。
胡博士說,我們寫文章.有兩重責任,一是向自己負責,一是向讀者負責。向自己負責就是自己寫的文章要保持一種水準,不能亂寫,要保持自已的風格。向讀者負責就是要讓讀者看得懂。他舉例說,他用了十幾年的時間研究【水經注】,在這方面,他是專家,但他寫出的關於水經注的文章,要讓非專家們的讀者能看懂。胡博土幽默地說:"我是提倡白話詩和白話文的,可是對於現在的許多白話詩和白話文卻看不懂不是因為他們為得太高深,而是他們沒有顧及到要讀者懂。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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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當以語言文字心理的剖析為立論根基
討論翻譯須研究其文字及心理問題:
素來討論這些翻譯問題的文極少,更少有特別的調查可以供我們參考。
有三兩篇的論文,如嚴幾道的【天演論譯例言】,章行嚴的【笑容挺公論譯名書】,胡以魯的【論譯名】,傅斯年的【譯書感言】,以及報端時見評譯論譯的文章或散見於譯書序言中單辭片句論譯的意見,或泛論譯法,或單論譯名,都是直接出於經驗的話,未嘗根據問題上的事實做學理的剖析,所以立論仍不免出於主觀而終不能達到明確的定論。
其實翻譯上的問題,仍不外乎譯者的心理及所譯的文字的兩樣關係,所以翻譯的問題,就可以說是語言文字及心理的問題。倘是我們要於此問題得比較客觀的解決,自當以語言文字心理的剖析為立論根基。必先明語言文字及行文心理得事實,然後可以做譯者標準應如何態度應如何結論。
本篇雖不敢說對於語言文字有何種充分徹底的研究,而立論總是本這個意旨,先研究字義的性質,然後斷定字譯方法之可否能,先研究行文的心理,然後斷定譯者譯文時應取的態度。
出處:翻譯論集 劉靖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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