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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人权法制  - 
 
华尔街日报专栏:“舆论斗争”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自八月下旬以来,“舆论斗争”成为中国官方推出的热门词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环球时报》、《解放军报》陆续发表文章,若干省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也纷纷表态,支持“舆论斗争”、否定宪政民主。中央军委副主席更是表示要像“坚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言下之意,舆论阵地已经失守,现在要靠网络军管等非常措施才能夺回阵地。

或许在新一届政府看来,舆论阵地对于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再不收复将无力回天。只是新中国在经历了前30年的全民洗脑、后20年的精英反思之后,早在10年前就已进入大众觉醒时代,现在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通过专政手段回到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其实,在中国近60年,不同版本的“舆论斗争”一直是官方主旋律。各种“整风”、“学习”等思想运动每隔几年甚至每年都来一次,以保证党员和大众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大众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或主见,因而每次思想“斗争”如同演习一样轻而易举大获全胜。和威权政治不同的是,极权政治的主要体征就是舆论和权力的高度合一:政治权力垄断舆论工具,并生产自己的“真理”话语体系;舆论机器对全民灌输“真理”,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权统治。

国家一方面屏蔽外来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用专政机器直接剪除国内的少数异己力量,以此形成“超稳定”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全民都相信权力即真理。无论政权对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它是不会错的;你挨整,只能说明是你自己错了,你只有老实悔过、痛心检讨。政治权力因代表“真理”而获得巨大的道德资源,变得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真理”则借助专政机器的威慑力而深入人心,全民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深信不疑。

新中国的“前30年”即处于这种全民洗脑状态。1949年后,政治异见的主力逃离大陆,剩下的小股反对力量或遭到镇压,或经过改造而成为“真理”话语的一部分。全国上下都毫无保留地崇拜一个人、一个党、一种思想,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权力和真理的统一达到不可逾越的巅峰。其实这个时期仍有一批受传统教育影响、有思想、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但即便他们原先也对正统信仰坚信不移。1957年“反右”前夕,中共执政才七八年时间,绝对权力即已绝对地产生腐败和社会不满,知识分子利用“双百”方针对党进行“猖狂进攻”,结果悉数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文革”初期也产生了遇罗克、林昭等青年反叛者,但是在全民崇拜绝对权威的疯狂年代,反对力量如沧海一粟,无一在专政机器下留存下来。

事实上,对待这些凤毛麟角的先知先觉者根本用不着国家暴力,只要发动群众起来“大批判”,“六亿神州”的吐沫就能把他们淹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了那么大的人道灾难,也只有党内高层极不彻底的批评和反思。在党内中下层和党外,宣传机器若无其事地照常运行;忍饥挨饿的人民对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毫不知情,数千万饿死的冤魂并没有对“伟大领袖”的形象造成一丝伤害。“大饥荒”削弱了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却未曾贬损他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正是这种格局让他发动“文革”,利用全民对他的狂热崇拜打倒那些因他的错误而获得机会的党内挑战者;假如没有前者作为土壤,“文革”充其量只是一场宫廷斗争,不会发展成为惨烈的全民运动。

“文革”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后极权”时代,一个标志就是党内外部分精英痛定思痛,开始反思造成这场全民浩劫的制度根源。进入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伴随着思想开放,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发生全面变化,政治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岌岌可危;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意识形态已开始经历解构与重构。但是在这个阶段,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和质疑仍限于少数精英;多数民众仅满足于追求自己的温饱和小康,并不关心更宏观的政治与制度改革问题,也不具备交流信息与思想的便利手段。因此,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运动主要影响高校师生,并未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

“八九风波”中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于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传播却影响甚小。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宪政民主的各种学说仍然持续不断进入大陆。原先国内对西方宪政制度只有粗线条理解,现在连司法审查等相对晦涩的知识细节均已成为法学常识。至少在学术界,传统意识形态已彻底失去“阵地”,宪政民主等现代理论的知识积淀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征地、拆迁、分税制、土地财政、禁止农地流转、放任环境污染等各种借“改革”之名剥夺民利的制度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政改缺位造成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直接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平民百姓利益,从反面验证了宪政民主的必要性。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老百姓对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国家制度联系起来。以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复转军人乃至被“双规”的官员从自身遭遇中认识到,没有法治与宪政,自身基本利益、安全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胡作非为,但是一旦坐到被告席上,连他也不得不为自己呼吁公正审判。法治、人权、民主等宪政理念不再只是少数学者宣讲的书本知识,而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识和共识。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新一届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舆论斗争”,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回阵地”。除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教育知识背景及其形成的个人思维偏好之外,这种政治左倾回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胡温执政期间,上一届即已形成的各种恶法产生的社会恶果全面发作,造成空前的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单面推进经济改革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社会要求政治与法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让执政者感到压力倍增、芒刺在背。然而,实质性改革将无可回避地触动既得利益,执政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触碰的;反之,通过现有的舆论控制系统扼杀宪政民主、回归毛时代话语则似乎代价和风险较小。于是今年“两会”结束、权力交接完成后,就有了传达“九号文件”、组织发表反宪政系列文章、打击“新公民运动”、对青年教师加强思想政治控制、拘捕网络大V、夺回舆论阵地等一系列“亮剑”行动。

当然,从其产生的效果和社会反应来看,这一行动计划显然误判了中国当前的舆论形势。“九号文件”虎头蛇尾,在高校传达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讲”成为教师们茶余饭后的挪揄对象。逻辑不通的反宪政文章多以匿名发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学术圈里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学者”,表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样的学者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宪政文章引起的社会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讥讽,可见此种言论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种程度。

在官方对民间发动的这场“舆论斗争”中,胜负早已不判自明。除了官媒的自说自话和极少数官员的被动表态之外,如今还有谁在公开支持这股反宪政逆流?事实上,官媒对宪政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不仅没有镇住局面,反而得罪了大批体制内学者,让体制内的“社宪派”、体制外的“自由派”等原本不同立场的派别结成了广泛的护宪联盟。在这种生态下,任何学者公然站出来反宪政都是一种职业“自杀”;这么做也许马上就能得到“封赏”,却彻底毁了自己在圈子里的声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哪次精英联合抵制、社会普遍反感的“舆论斗争”成功过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局是60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在全民洗脑和精英反思阶段,执政者或因自身强势,或因顺应民心,都牢牢掌控着舆论主导权,官民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舆论斗争”或哪怕是实质性的对话。在毛时代,显然一切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任何公然唱反调者都不会有好下场。有的学者对1954年宪法的上亿人“大讨论”津津乐道,其实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讨论”?几亿人只有轰轰烈烈学习、领会、赞美领袖精神的份儿!邓小平抓住人民追求自由、富裕的心理,打出改革开放的旗号,主导了意识形态潮流。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是拉开改革序幕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其实也不是任何意义的思想或学术辩论。“辩论”的基调早已确定,剩下的任务是找学者写文章正面论证,反对者(当时的左派)是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官方媒体发表意见、正面交锋的。事实上,这种行事模式和现在的反宪政言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改革开放的立场得人心,因而大批真学者愿意为之效劳。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执政者当前面临的尴尬。初看起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理由不“自信”。毕竟,专政与舆论两大武器仍然和以往一样掌握在政府手里。当年位高权重的“四人帮”都抓了,今天抓几个体制外的大V算得上什么?他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而“四人帮”倒台表明笔杆子最终要听枪杆子的。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打倒“四人帮”在当时就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且不说长期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臭老九”们,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也早已厌倦了让他们“一穷二白”的意识形态。因此,即便在极左派还掌控着舆论阵地的时候,打倒“四人帮”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今天反宪政、抓大V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呢?时代不同了,当代中国人不仅懂得爱惜自己每天都在行使的言论自由,而且已经意识到对别人言论自由的任何侵害也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独立学者陈子明指出,最近的意识形态运动是在“50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但这种“底色”只是政府自己假想和力图制造的,完全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底色。当然,作为未曾清理的“文革”遗产,左派言论仍有巨大市场。反宪政逆流掀起后,“左派”确实十分活跃,据说已开始和政府联动打击“右派”;如果属实,那么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文革”时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危险迹象。然而,中国“左派”看似声势浩大,却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治国思想。除了在领土主权等外部问题上可以一时蒙蔽群众之外,对于民生、反腐、教育、环境治理等和民众利益攸关的国内实际问题,毛主义中找不出一个答案,多数民众也不可能对这一套老调重弹的说教感兴趣。“新左派”虽曾名噪一时,但是其影响仅限于少数学者,政府不可能指望通过他们的鼓噪让极左主张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除非发生战争或分裂等非常事件,作为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左派已走上穷途末路。如果执政者决心向前推进改革,来自左的阻力亦无足多虑。

在经历全民洗脑和精英反思阶段之后,当代中国大众已经觉醒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思维。在今天的学者、记者、律师及普通百姓中间,支持宪政民主的“右派”已占据绝对多数。宪政民主虽然还说不上是牢不可破的信仰,但早已深得人心。多数人或许不敢站出来主动维权,但是要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到不可理喻的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做得到?辩不过就抓人,也许能制造一时的恐怖气氛,让大V们眼下三缄其口,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抓了许志永、王功权,接下来又能如何?他们因言获罪,只会收获更多的社会同情。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政府并不能将他们重判并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提高他们的国际与国内知名度,而自己则四处树敌并在道义和形象上丢分。

思想的闸门犹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合拢。现在早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全民洗脑时代,领袖想要人民信什么,人民就信什么;甚至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精英反思时代,用武力就能消除少数异议者的声音。大众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武力压制并不能改变大众对宪政民主的信仰。事实上,不论中共执政的原始合法性来自何处,它也不是纯粹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单纯的军事胜利并不能为它赢得广泛的大众支持,而国民党之所以丢失政权,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引起了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普遍失望和反感。在今天,国家动用武力更不可能收复思想和言论阵地,反而只能进一步自损形象、丢失民心。而在信息高度多元的网络时代再实行语态单一的思想灌输,显得幼稚可笑、不合时宜。在不合时宜的方向上走得越远,执政形象所承受的损伤越大。

面对大众醒悟的中国社会现实,执政者有必要为体面执政做长远打算。既然不可能扭转宪政民主的历史大潮,不如尽早改变“舆论斗争”的习惯心态,设计或接受和宪政民主更加兼容的话语体系,与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和谐相处。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与法治改革而言,一个具备宪政意识的公民社会显然是好事而非坏事。要为改革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氛围,也必须采用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目前的“政左经右”姿态好比人格分裂,高层传递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困惑与对立,而官民对立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改革障碍。其实,打破对立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要让中国改革回到八十年代初期上下齐心、官民互信的良好局面,执政者可选择的路很宽。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法律博客:http://const123.fyfz.cn/blog/const123/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http://cn.wsj.com/gb/20131009/ZQF072038.asp?source=Up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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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兰's profile photoDa Min's profile photo北國之春's profile photo陈昰应's pro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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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中產,小資甚至普通職員很難鼓動其投身推動憲政的進程。別說動手,動嘴動筆支持都難。他們只會在小圈子裡抱怨,激憤幾句牢騷。這是我了解週邊的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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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叙利亚危机折射后美国时代的混乱无序
罗杰·科恩 2013年09月17 日

柏林——不久前的一个晚宴上,一个德国朋友分析了叙利亚问题上的灾难,他说:“这是因为世界正处于后美国时代;而这意味着混乱无序。”这时,曾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约翰·科恩布卢姆(John Kornblum)也加入对话,他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正在看到的情况是,战后体系正在逐步瓦解。”

美国国务卿和总统曾分别承诺,对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毒杀数百名平民的行径,美国将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规模”军事回应,然后美国又誓言,美军如果动手就不会仅仅像是“针刺”。再之后,美国选择了退却。英国在关键时刻抛弃了最亲密的盟友。欧盟国家表现各异:德国一声不吭,支持美国的法国陷入孤立,北约置身事外。如果跨大西洋联盟还有别的什么支柱,请告诉我。

在西方国家手足无措之际,普京(Vladimir Putin)采取了行动。他是受到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伦敦即席讲话的启发(克里本人似乎没把讲话内容当一回事)。于是,阿萨德政权突然同意将其此前否认存在的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疲于战争的美国紧紧抓住叙利亚危机中的这根稻草,接受了俄罗斯的斡旋;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国会投票(奥巴马总统看上去会输掉)被推迟。奥巴马在黄金时间发表了尴尬的演讲,称“独裁者(在犯下暴行的时候)指望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他目前会选择“外交途径”。

正如诗人W.H.奥登(W.H. Auden)所说,食人魔依它的本性而行。如今,可以有把握地说,全世界的食人魔都已经无所畏惧了,尤其是在大马士革。

危机中难免出点差错。但自从上个月阿萨德发动致命化武器袭击以来,摇摆不定的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的信息让人摸不着头脑。正如另一名美国前大使所说,如果这些家伙是制造汽车的,那么没人敢买他们的车。

也许,说谎成性、杀人如麻的阿萨德将交出他的芥子气及其他化学武器,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与普京握手,然后回过头去专心应付他的内战,因为奥巴马已经放话:“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用武力再推翻一名独裁者”。也许,在激情陈述坚守国际法的重要性之后,普京将会搁置他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耿耿于怀,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框定的安理会决议,允许国际社会在叙利亚不顺从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如果缺少这一条,任何协议都没意义)。

如果真是这样,奥巴马就可以从自己挖的洞里爬出来了,这件事也将得到一些收获。

但我深表怀疑。目前的忙乱让我想起了波黑战争中的闹剧:为了避免空袭,塞尔维亚人向联合国交出了“所有”重型武器,但随即对萨拉热窝恢复炮击。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女发言人曾说,克里的提议纯粹是一种表态,因为“这个残暴的独裁者向来瞪眼说瞎话,不能相信他会交出化学武器”。此言说到了点子上。

此次化学武器攻击之后的犹豫,突显了叙利亚冲突期间美国领导力的缺席。反对派试图推翻阿萨德43年暴政的正义事业,从未得到以军援为形式的实际支持;而当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进入叙利亚时,他们的存在被当作西方不作为的理由,而实际上正是西方的不作为才助长了他们的出现。

一名总统对化武攻击划定红线,然后说:“我没有划红线”(是世界划定的);他让克里说明军事行动有理,最终自己犹豫不决;他要求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但似乎安于让国会议员在一周多之后结束休假返回华盛顿;他指出,近7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安全的靠山,然后又宣告,“美国不是世界警察”——这一切都标志着美国释放了一个注意力转向国内的信号,这会让世界失去靠山。

奥巴马的态度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情绪。根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CBS News) 最近的调查,近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不应该在解决海外的冲突中扮演主导角色。自1945年以来,以强大军力为后盾的原则,使美国成为全球安全的靠山,令数亿人获得了自由。如今,奥巴马接受了日益抬头的孤立主义。他的摇摆不定看上去像是对全球实力转移的默许。

在柏林,这个变化已经引起注意。当年正是因为美国划定一条红线,这座城市才保住了自由。德黑兰、莫斯科、北京和耶路撒冷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本周,海德堡的特维斯·威斯曼(Tewes Wischmann) 博士在寄给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一封关于叙利亚毒杀平民的信中写道:就像我们询问父母有关纳粹的问题一样,我们的孩子将来会问,我们为反对叙利亚的大屠杀做了什么,那时我们只能垂下眼帘,沉默不语。

翻译:王湛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917/c17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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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访谈(四):赦免和清算的逻辑

编者按:2013年3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出版。3月底,在秦晖的家中,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袁莉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了中国左派和右派的误区、中国的负福利模式、不匹配的政府权力和责任、赦免和清算的逻辑、中国模式和全球化以及改革和革命的逻辑等现实问题。本文是访谈的第四部分《赦免和清算的逻辑》,内容经过删节和编辑,并未经秦晖本人审阅。

袁莉

袁莉: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新书《共同的底线》里也涉及到的清算的问题。中国有很多人,特别是官员,财产来源都不是很清白,而现在也有人说搞一次大赦,就是现在有多少都不要去管了,大赦以后大家就可以向前走。

秦晖:如果从防止社会振荡的角度讲,从变革尽可能和平的角度讲,我并不反对赦免,但是要讲清楚一点,赦免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讲的,它只有在反对派强势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现在不是你赦免不赦免人家,而是人家赦免不赦免你的问题。连现在刘晓波还都被关,连现在还不允许“六四”事件中流亡海外的人回来,你说谁赦免谁啊?

曼德拉讲过,可以原谅白人以前的那些东西,在他们认错的前提下可以不追究,但那是在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已经要掌权的时候才说的。他不可能在白人把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说:你们尽管关我好了,我将来不会找你算账的。那如果是这样,那干脆把他枪毙算了。

袁莉:前一阵子网上是这么讨论的,就是说如果不给腐败官员这样的条件,那么他们可能不会愿意改革。

秦晖:这个东西我并不反对,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提这个主张的,但是你首先得施加压力。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一直在给他们甜头,但这是在不施加压力的条件下做的。比如说市场经济,首先让你能够发财,然后你发财了腐败了,我们再豁免,就是用腐败来引出经济改革,然后又用赦免腐败来换取政治改革,就是说改革总是要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对你是有好处的。

我其实并不反对这样一种思路,因为我也不想把他们彻底打倒,搞革命什么的,但是你只有这种东西是肯定不行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好处它要要,但是它的权力,它为什么会放呢?一定要让它有压力。除了用革命吓唬它以外,那当然就是限权和问责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包括反腐败的这种压力也是可以有的。到时候,如果真要考虑所谓的赦免,那也得是有条件的,第一,你得真把权力交出来,也就是说真的到了已经可以实行宪政这一步了;第二,赦免还需要一种补充,一定得有一个替代性安排,就是我们可以不搞清算,但是得搞二次分配。就是说,二次分配成了替代清算的一种选择,或者是替代革命的一种选择。

这种二次分配就不是宪政国家只有左派才能主张的一种观点了。比如说,将来的中国如果宪政以后,到底是主张搞自由放任,还是搞福利国家?我觉得很简单。假如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且私有化过程是比较公平的,比如像波兰、捷克,等于国家把私有财产比较公平地还给老百姓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那么福利低一点是可以的。

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你把社会积累全都抢走了,然后你说让我们从头再来,然后开始自由竞争,这怎么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要么搞革命清算,如果不搞革命清算,你就得有二次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即使西方的右派,也会主张用二次分配来取代清算的。比如,诺齐克,他是个典型的右派,是反对罗尔斯的,他是根本就反对二次分配的,也不主张照顾美国的白人穷人,但他还是主张照顾黑人的,为什么呢?他说白人原来欺负过黑人,那么给黑人的福利其实是对以前的一种补偿,用他的话讲叫做“矫正的正义”,这和补偿白人穷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赦免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和民主制联系起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你要搞民主制,那就有老百姓能不能接受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二次分配,老百姓凭什么无条件地接受这些东西?如果老百姓不接受,那所谓的赦免怎么能行得通呢?如果老百姓不接受,那你就不搞民主,那等于是你什么也没换来。

袁莉:那不是有点绕死圈吗?

秦晖:没有,不是死圈。很简单,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施加压力。政治体制改革是可以通过经济要求来实现的,限权问责就是一个途径。民主不民主其实在经济上说穿了就是个财政问题,就是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怎么才能实现呢?在任何国家包括东欧西欧,都是高额赤字逼出来的。当年如果不是高额赤字的话,英国、法国都不会有宪政,因为国库赤字太高了,国王要征税,然后就涉及到他跟国会的冲突。

包括后来的波兰、匈牙利也是这样。这两个东欧最早出现的宪政国家,也是东欧赤字最高的国家,为什么会那么高呢?就是因为他要横征暴敛,老百姓抵制,但是老百姓又逼他把这个钱吐出来。用我的话讲就是,对财政实行挤干榨尽的政策,最后就是老百姓不断地向他问责:你必须保证我有便宜的肉吃,肉便宜了买不着还不行,凭票也不行,暖气凉了不行,学校的伙食不好不行,从摇篮到坟墓都向他问责,最后你不要他财政公开,他都给你财政公开了。他最后就说:你看我账上只有这么点钱,你的要求我实现不了,现在我只好跟你商量,要么你就少要一点,要么你就让我多收一点,这时候就有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了。

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他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他不想给你花他就不给你花,然后留下来他都给他自己花,他凭什么愿意晾帐本给你看,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他真晾了也肯定是假的,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给你晾真的。像三公消费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定义的,这种定义的三公消费即使晾出来它能是真的吗?

这方面的压力大了以后,自然就会有宪政出台了。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如果你要他有限制权力的积极性,你就要让他的责任大得受不了。受不了他就会自动向你讨饶,就会表示愿意限制一下权力,换取你少向他问责。整个东欧的宪政化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像波兰团结工会之类的,他们完全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都是向政府问责的要求,都是所谓的大政府要求,都是反对“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团结工会的特点就是拼命找市长,结果把市长找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投降,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老是要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怎么可能有团结工会呢?波兰的统治者怎么可能搞什么宪政呢?记得波兰到了后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官了,连总理都没什么人愿意当了,波兰的共产党官员在上世纪80年代辞职的很多。哪像我们现在当官的,那么肥,一个公务员位置一万个人去争,在波兰是根本没有这种事的。这才可能有宪政,你说现在当官的都肥到这个地步,有权力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那谁愿意限制权力?谁愿意主动搞什么宪政?除非搞什么暴力革命,而搞暴力革命又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

袁莉:中国老百姓在施加压力方面好像不是那么积极。

秦晖:我之前已经讲了,第一,大家不懂,如果懂了就会有渠道。其实现在网络上大家一起骂他就受不了,怎么可能做不成事呢?不管是限制权力还是追问责任,都是可以的。

限制权力如果一步到位那就是宪政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完全是可以的。以前政府可以随便抓人,孙志刚事件以后不就不随便抓了吗?至少对所谓的盲流就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野蛮了。那不也是大家呼吁来的吗?包括现在城管打小贩也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袁莉:但是没有像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还是很难啊。

秦晖:波兰最早的福利问责,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团结工会是上世纪80年代才有的,那也是先有这种压力。

袁莉: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吧?

秦晖:这个长短,我们没法预测的,可能长也可能短,但方向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速度可快则快,可慢则慢,这谁也不敢预言。我觉得问责的空间现在我们没有发挥,而且现在左右两派都在做相反的工作,左派鼓吹感恩,右派反对问责,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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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访谈(二):负福利、零福利VS 低福利、高福利

编者按:2013年3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出版。3月底,在秦晖的家中,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袁莉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了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中国的负福利模式、不匹配的政府权力和责任、赦免和清算的逻辑、中国模式和全球化以及改革和革命的逻辑等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是访谈的第二部分《负福利、零福利VS低福利、高福利》,内容经过删节和编辑,并未经秦晖本人审阅。

袁莉

袁莉:您说的政府的责任应该怎么理解?

秦晖:所谓责任就是我们要政府做的。这个责任的意思绝不是说皇恩浩荡,政府做了一点我们就要感谢,他不做我们也不能跟他要,那不叫责任。

中国不能说以前没有福利,很少──像苏联福利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是有一点的。以前中国旧体制下的福利严格来说它不是民主国家意义上的福利,因为第一给不给得看他爱好,你是不能要的,如果他给你那是皇恩浩荡,但是如果他不给你,你也不能要。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时候政府如果给你发了馒头,你就得感谢,而且要哭要感谢毛主席多大的恩情,但是如果你饿死了,你也不能埋怨他。

假如是这个皇恩浩荡式的福利,那皇恩肯定是给对皇上有用的那些人,所以这种福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给强势者的多,给弱势者的很少,就是说它是从上往下给福利,强势者在什么方面都是占便宜的。初始分配他占便宜,二次分配他还占便宜。而弱势者是各种分配都吃亏的,初始分配本来就低,二次分配他再吃亏,或者根本就没有。像以前的公费医疗,大部分农民都是没有的,主要是干部有。

袁莉:现在也还是很少。

秦晖:对。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一点了,但还是很少。如果你把福利折成收入,就是比较二次分配以后的收入,你会发现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这也是非宪政国家的一个特点。宪政国家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宪政国家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区别。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所谓高福利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帮助弱势者的力度比较大,另一种不是帮助力度大,而是覆盖面比较广。像医疗保险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是全部覆盖的,但是在美国就只覆盖了18%的人,可美国虽然只覆盖了18%的人,但是这18%的人的确是弱势的, Medicaid、Medicare就是针对要么是很穷的人,要么是……

袁莉:上年纪的,65岁以上。

秦晖:对。美国各州还有一些健康纽约这一类的(福利),也是按照这种标准来的。而中国是正好相反的,在改革以前公费医疗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能享受,但是那百分之十几的是最高层的人。
关于“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
袁莉:那百分之十几是指城市居民吗?

秦晖:改革以前,说实在的只有职工有,连城市的职工家属都没有。当时城市的职工家属有一种类似于合作医疗一样的保障,但国家是不投钱的,就是互助式的那种。今天的情况,我看过一个数据,江苏省在2007年时,八千万的人口里,全额公费医疗只有14万人享有,那就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了。它一年的医疗基金达到6000多块钱,那时江苏省农民的新农合应该是全国搞得最好的了,当时温家宝说,新农合每个农民应该达到50块钱,它已经达到75块钱了。

袁莉:超过了50%。

秦晖:对,超过了50%,这已经是全国最先进的了,它的覆盖率是95%,也是全国最高的。但还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的,即使有的也就给了75块钱,而那些干部,相当于他们的90倍。但就初始分配而言,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农民收入的90倍,也就是说加进这个东西以后,他们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不是变小了。

住房也是一样,像欧洲很多国家,福利房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北欧很多人都住国家的房子,美国就很少很少。美国所谓的public apartment,后来因为很多都变成贫民窟,治安也很糟糕,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提倡发展这个东西了。我看见一个材料说美国住public apartment,拿租房券、房租补贴这一类的,只有10%不到的人。

中国以前能够分房的人有多少?其实也不太多。农民肯定是没有人给你分房的,城里街道工厂普遍是不分房的,大企业说是分房,你往往是排几十年都排不到的。那时候一般的工人老实说是很难分房的,大部分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头,能分房的人不会超过10%,可是那10%是反过来的。美国从来不会给总统分房的,但是可以给失业的黑人分房,当然这个数量也很少了。美国绝大部分地方申请public apartment的条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是失业的,后来有人就说,我是在业的,但是收入低行不行?现在很多州在讨论这个问题,大部分州还是不允许的。

袁莉:美国人肯定不愿意,很多美国人最怕自己交的税给别人花。

秦晖: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低福利国家。但是中国正好相反,分房的全都是有单位的人,而且基本上是官。假如你没有单位,不要说分房,连你自己盖个房子都是违章建筑。中国是禁止贫民窟的,你是穷人是不准有窟的,如果有窟那就是违章建筑,就要受到城管的暴力制裁的。国家不仅不给你福利,连自由都没有。住房无非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自由放任,那你就允许他们盖贫民窟,如果你是福利国家,那你就应该给他们提供保障。

中国实际上这两者是都不允许的,所以我说这就叫做“负福利”,它既不是高福利也不是低福利,而是一种相反的福利,它会增加不平等。对于这样一种状况,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争论有什么意义呢?民主国家有谁会赞成负福利呢?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假如我是反福利的,那么我首先就应该指责统治者的福利,而不应该去指责老百姓的福利,因为老百姓根本就没什么福利;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主张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福利,那么我应该特指这个福利就是给最穷的人,我不能允许公务员什么的去扩大福利。如果这两种人都能发挥作用,那中国就逐渐正常了,因为中国首先就会变成零福利。

虽然像江苏那种情况还是负福利,还是扩大不平等的,但这也是改革带来的一种进步,为什么说它是进步呢?因为虽然是负福利,但是负的程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以前农民一分都没有的,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了75块钱。以前可能是“负高福利”,现在变成是“负低福利”。

负低福利其实是朝零福利在发展,所谓零福利不是没有福利,而是那个福利对不平等不起作用,它既不是扩大不平等的,也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如果我们改革朝这个方向推进的话,它最终就会变成零福利,进一步发展它就会变成正福利,到了正福利的时候才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争论。如果中国的福利变成正的了,那我们左派右派就可以争一下,到底是把这个正福利提到像瑞典那么高,还是像美国就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可如果是在负福利条件下,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用的力度是相反的,比如说你讲减福利,首先就减掉老百姓的福利,当官的福利他不允许你减的,但是如果你讲加福利,他就加到当官的头上,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左还是右,你不是帮倒忙吗?

最典型的就是保障性住房政策,按照我的说法,它有两个最大的弊病。一是所谓的“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实际上就是变相给他们盖大房子,经济适用房动不动就两三百平米,而且只有公务员能够买,明显就是给当官的搞的,就是给当官的聚敛财富。你想现在的房价那么高,给他两百平米,那比任何国家的高工资都要高得离谱了,还说我们公务员是低工资,这怎么可能呢?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廉租房都是要有户口才能申请,也就是说新移民,真正的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老市民中说实在是没有多少需求的。这个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城市里头的穷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都是一进入城市以后就是穷的。

一般来讲,城市穷人就是进城不久的那些人。如果说保障性住房不管他,所谓的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经适房优先公务员,那这不就是典型的负福利吗?所以,在保障房问题上,如果我是个左派我就不能一般意义上提倡保障性住房,我就得说保障性住房就是得优先给农民工,而且尤其不能给公务员;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个自由放任论者,那我就认为,公务员就该去买房,凭什么福利国家的弊病首先就反映在你的身上,你们当官的体现了福利病的最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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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tter to Americans
As a Chinese,  I am full of respect and feelings of lo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a lighthouse of freedom and hope all over the world.

We are clear, freedom relies on our own struggles, but the modern dictatorial system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human rights are compromised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when foreign policies is made, especially under the globalize economics backgrounds.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not forget the lessons of aspeasement policy, history will remember the splendor of the Marshall Plan.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be grateful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fought side by side to defeat fascism Japan in World War II, to create peace in 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must believe that a free and prosperous China that best meet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fortunately, the Chinese people then living under the bamboo curtain[1], to become one of the socialist camp in the Cold War. This is the the military outcome rather than the will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tch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worl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1979. But the 1989 Tiananmen incident led this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stray, and economic success spoil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left nothing to fear, the Chinese people continue to yearn for freedom behind the bars of GFW[2] in the era of Internet.

Americans invented the Internet, but also the Americans, hel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uild the GFW, this is certainly not the results Americans want. Chinese people yearn freedom the same as Americans do, while an autocratic reckless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pose a great threat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s are already out of the isolationist, thanks to the visionary Marshall Plan, Europe enjoys a long-term peace and prosperity.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e situation of China-US confrontation, as an ordinary citizen, I am confident that we are naturally friendly to each other. A free China lik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able to avoid.

However, there are frustrates when we fight for the freedom, the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anti-Japanese and anti-American civilians, are the product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machine at it's full capacity. GFW is buil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hield the real information from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it is not only the wall between two countries, but also the greatest obstacle when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road of quest for the freedom.

Now, we implore Americans to help to urge the U.S. government sanctions GFW technicians, please take a little time to sign a petition activities of the U.S. government website[3], I am convinced that this is not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freedom, but the punishment to the technology behaviors of trampling on freedom, since those technicians are informed of the purpose and the hazard of GFW.

Please support our efforts to fight for freedom!
Thank you!

[1]The Bamboo Curtain is a Cold War euphemism for the political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 and non-communist states of East Asia, particularl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used less often than the eponymic "Iron Curtain" because the former shifted frequently. 
[2]GFW,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et_censorship_in_the_People%27s_Republic_of_China#Technical_implementation
[3]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people-who-help-internet-censorship-builders-great-firewall-china-example-should-be-denied-entry-us/5bzJkjCL

【edited & translated by +Er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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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纵是擎天柱,难挽溃败局-闻习总“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于2012年12月“南巡”,引发了观察人士认为“习宗邓”的猜想。但最近人们才知道,中国官方公布习的“南巡”讲话时是不完全引证,近日据说是全文的版本在网上流传,媒体称让期盼政改的人读后深感失望。其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是他谈到当年苏联崩溃时所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典出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谈苏共亡党“亡国”之教训,竟引用失国君王之妃的名句,说明习总心头的压力很大很沉重。

这所谓全本南巡讲话倒是没有引起我半点失望,在“习近平:红色政权的守护者”一文里,我已经分析过,习总从来就不是一个立场模糊的人,他所说的就是他想做的,实际上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他一向就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着清楚的认识,在保“红色江山”这一点上,中共几代元老绝对不会挑错人。

但问题是:中国早就陷于全面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就算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全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也难挽中共命运狂澜于既倒。无论是苏共的历史命运,还是中共将来的命运,都不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而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是中共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目前已经进入“名尽、亲尽、信用尽”的“五尽之局”(参见拙文“‘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

中共对苏共垮台的认知,以新华社2011年12月25日发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为代表。该文作者万成才提出了八个问题,除了“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比较中性之外,其余七个问题主要是从中共一党利益出发思考,如:苏联亡党亡国对谁是喜事,对谁是悲剧甚至灾难?苏联亡党亡国对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什么?苏联亡党亡国,中国应从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与警示是什么?对发起苏联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应该怎样评价。

上述问题,普京其实早已回答过了,他那段著名的话包含两重意思,“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是惋惜苏联由世界超级大国坠落为二等国家;“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包含了结束苏联极权统治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的意思。不过,中国媒体对此做含糊解释,只强调前一句,并且让读者错以为这是普京的全部意思。

事实上,外界早就非常详尽地总结过苏共灭亡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被归纳为三点,第一,苏联特权阶层腐败加剧了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导致苏联知识分子与民众对苏共政权离心离德,苏共垮台前产业工人甚至组织了全国大罢工,反对党国官僚侵吞公产;第二,苏共为了维持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最后导致财政困难;第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顺应时势,开展了“新思维”改革,结束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专制。

且来看看中共目前面临的处境与20多年前苏共有什么异同。

先谈国际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共无疑远比苏共幸运,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前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极权体制真可谓“神人共愤”,教宗保罗高举十字架,与美国里根总统共同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这一世纪的召唤,随着里根总统的柏林墙前演说传遍了世界,我在电波里听到这句话时热泪盈眶。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此采取了顺应民心、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明智之举,使苏联东欧用“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开启了民主化之门,并结束了“冷战”。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具有大智慧的20世纪的伟大英雄,还将名垂青史,为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永久景仰。

斗换星移,世事沧桑。本世纪前十年中国崛起之时,正值欧洲走向衰落之日,欧盟的成立只是落日余晖,让德法等国重温了一把大国梦。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则因反恐、伊战等耗资甚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而债台高筑,国民现在普遍厌战。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时,美欧出手已经是勉尽其力,目前对叙利亚的乱局根本无力顾及。这种情况下,美欧坚持对中国人权状态表示关心,只能说是尽国际义务,再也没有余力象当年那样,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充当幕后强有力的推手。

然而,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共,并无法减轻助习总的国内压力。他除了“不做戈尔巴乔夫”这一决心之外,面临的局势真是非常艰困:

首先,中共特权阶层与官僚集团的腐败远远超过当年苏共政治集团,追比蒙博托、卡扎菲等独裁者。且不说彭博社与《纽约时报》2012年曝光的红色家族,只要看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就会清楚,凡属肥水衙门的高官,动辄可以聚敛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小小村官贪污上亿的都已出现若干起。这种腐败状态远远超过当年的苏共的特权腐败程度。国内腾讯历史频道发表一篇《苏联70年腐败史》,将以前讳言的苏共腐败翻了个底朝天,但从其列举的事实来看,与中国近十余年相比,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所谓苏共高层的“特供”,不过是花钱买点专供特权阶层的紧俏商品如欧美进口的酒、衣物、相机、香水等高级消费品之类,而中共各级官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进入“烟酒奢侈品基本靠送,收入基本不动”的境界。让苏共官僚阶层望尘莫及的是中共官员的国际化生存,数百万“裸官”家属移民海外,他们唯一需要的“特供”,是中国生态环境濒临崩溃的产物,即保障其食品、饮水、空气安全的种种“特供”。

其次,苏联当时国内经济体系完整,国内资源充足,少有失业现象。而中国目前是资源耗尽,民不聊生,失地农民逾一亿,城市失业者至少有数千万。经济改革的红利基本在胡温十年消耗殆尽。如同我2004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包括: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文化亲和力);社会成员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目前,作为中国社会长期生存要素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与生存底线都已陷入坍塌与半坍塌状态,只剩下以政治暴力为主的政治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共政治集团才顽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最惧怕暴力革命的知识阶层,也非常希望中共改革,放弃一党专制,以规避暴力革命的风险。

当此时,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才是令世界景仰的中国“好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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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罗马尼亚重新审视残酷往事
ANDREW HIGGINS 2013年09月30 日

罗马尼亚将会对一名前典狱长在共产党暴政中的罪行提出指控,此举将重燃人们对改变罪而不罚现状,消除整个民族遗忘秉性的希望。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Alexandru Visinescu)火冒三丈。“从我的房门外滚开,要不是你想让我拿根棍子揍你?”最近,当一名记者在他的公寓外敲门时,这位88岁的前典狱长这般吼道,他的公寓在位于首都中心一栋楼的四层。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

和其他共产党政府时期的前公职人员一样,维西内斯库不喜欢被打扰,他如今是一名孱弱的退休人员,背都驼了。不久前,他不是这样。那时他颇为幽哉,政府留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和一套舒适的公寓,公寓里挂满了他年轻时英姿挺拔、身着制服的黑白照片。他在附近公园里闲逛度过时光。

瓦伦丁·克里斯蒂亚现年83岁,曾是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一名政治犯。
 维西内斯库平安的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这是罗马尼亚自1989年12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 )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这起案件引发了本地新闻媒体的狂热报道,并给受害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了希望,虽然把握不很大,但他们还是希望,罗马尼亚也许能最终步大多数中东欧邻国家的后尘,摆脱对残酷往事的集体遗忘,重新审视让害人者不受惩罚的文化,这种文化催生着猖獗的腐败、遏制着国家的进程,尽管罗马尼亚已于2007年就加入了欧盟(European Union)。

在许多本地人眼中,齐奥塞斯库倒台和被处决,仅仅是铲除了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干涉人身自由的独裁体制的领导人,他赖以生存的那个体制基本上毫发无损。共产党时期和后共产党时期的精英们一脉相承,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罗马尼亚,对严肃清算过往罪行的阻力一直特别大,在罗马尼亚依然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党时代的怀旧情绪。

一直在努力倡导加强法治的布加勒斯特组织专家论坛(Expert Forum)成员劳拉·斯蒂芬(Laura Stefan)说,“这里的水极深,而且极脏。腐败现象与我们没有审视过去有着巨大的联系。”她对起诉维西内斯库表示欢迎,把其作为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她指出,“就连认为这些人有罪、应该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的想法,都很新颖。”

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Ion Ficior )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尽管如此,斯蒂芬对当局是否“真会严肃考虑”把维西内斯库和其他人送入监狱表示怀疑。她说,“我对此毫不乐观。”

助长这种怀疑的事实是,维西内斯库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而该罪名通常只适用于试图部分或全部消灭某个宗教或种族群体的行为,不适用于政治迫害行为。而且,维西内斯库被指控犯罪的时间覆盖半个多世纪,追溯到齐奥塞斯库从1965年到1989年实施独裁统治之前的时期。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时期,如今在政治上仍很敏感,这是因为,他领导下的共产党政权的许多成员,在旧体制跨台后,依然处于把持权力的地位。

很难在罗马尼亚法庭上证明种族灭绝罪名成立,即使能做到,仍会有来自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的各种法律挑战。定罪的难度已让一些长期推动司法公正的人士担心,在罗马尼亚反思过去所做的时断时续的努力上,这可能免不了又是一次不成功的开始。

罗马尼亚的犯罪学教授丹·沃伊内亚夫(Dan Voineaf)说,“他们指控他犯有种族灭绝罪,就是为了能以毫无结果的方式结案。”沃伊内亚夫是1989年12月25日审判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琳娜(Elena)的检查官,那是一场仓促的走过场审理。

沃伊内亚夫说,罗马尼亚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层仍主要由前共产党员及其亲属和盟友把持着,“这些人希望确保,共产主义的罪行永远不被揭露、永远不以严肃的方式受到起诉。”

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东欧最专制、最斯大林体制的政府,那时的罗马尼亚是一场草木皆兵的噩梦,每30个人中,就有一人为残酷的安全机构(Securitate)充当告密者。齐奥塞斯库对异见者的迫害如此彻底,甚至到了如果没有警方批准,罗马尼亚人连打字机都不能拥有的地步。

位于布加勒斯特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拒绝评论维西内斯库的案子,总检察长当过兵,曾参与镇压1989年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抗议者,当局称抗议者为恐怖分子。

对这里的许多人来说,对维西内斯库的起诉仍相当重要,它首次在刑罚系统中引入了一点问责,根据布加勒斯特一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看法,罗马尼亚的刑罚系统不仅对犯人滥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有时还会被用于寻求铲除政府的反对者。

位于布加勒斯特东北方95英里(约合153公里)以外的Ramnicu Sarat监狱就是用来干那个的,该监狱专门关押被挑出来处以严厉惩罚的政治犯。维西内斯库在1956年到1963年之间执掌这座监狱。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弗拉迪米尔·蒂斯默纳鲁(Vladimir Tismaneanu)说,“现在,邪恶在罗马尼亚有了体现。认识到邪恶这个抽象概念是一码事,但公众需要看到邪恶的具体面孔。”罗马尼亚政府曾在200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共产党时期的普通罪行,蒂斯默纳鲁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1951年,16岁的奥罗拉·杜米特雷斯库(Aurora Dumitrescu)遭到逮捕,被关押在米斯里镇一所由维希内斯库掌管的女子监狱里。她说他是个“野兽”,以把犯人关进“小黑牢”为乐趣。小黑牢是一个潮湿的、没有窗户的混凝土房间,用来殴打犯人和对犯人进行心理折磨。“对他来说,我们只是动物而已”,她说。

就维希内斯库而言,他被指控对6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他告诉罗马尼亚新闻媒体,他不该为执行上级做的决定而承担责任。

他坚称自己“从来没杀过任何生命,连鸡都没有杀过。” 维希内斯库告诉罗马尼亚电视台,他只是按照监狱总局(General Directorate of Penitentiaries)颁布的监狱规定行事而已。

他说,“对,是有人死了。但其他地方也有人死。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都有人死。监狱的食物和其他条件都是按规定的,如果我不遵循那些规定,我就会被扫地出门。那我该怎么办呢?”

就连他的一些受害者也对他的自我辩护有点同情,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只对这么久以前的、一个作用相对很小的人追究责任。

“头头们的罪行比他的严重多了,那是体制的问题”,83岁的瓦伦丁·克里斯蒂亚(Valentin Cristea)说。他是Ramnicu Sarat监狱关押过的政治犯幸存者中唯一健在的。

罗马尼亚1989年发生的剧变的有些情况至今不明,除了一些直接参与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的人(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外,没有共产党权力机构中的主要人物受过审判。阻止前政府官员进入新政府的努力也全部落空了。

蒂斯默纳鲁在2006年提交的调查报告称,罗马尼亚共产党当局杀害或迫害了逾两百万人,当时的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Traian Basescu)认可了该调查结果,他曾表示审判过去罪行的时候到了,只有那样才能消除“一种未治愈的疾病所带来的重负”。

他说这番话时,议会成员发出嘘声和嘲笑。之后未曾对任何罪行提出过起诉。

George Calin对本文报道有贡献。

翻译:张薇、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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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访谈(五):中国模式和全球化危机

编者按:2013年3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出版。3月底,在秦晖的家中,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袁莉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了中国左派和右派的误区、中国的负福利模式、不匹配的政府权力和责任、赦免和清算的逻辑、中国模式和全球化以及改革和革命的逻辑等现实问题。本文是访谈的第五部分《中国模式和全球化危机》,内容经过删节和编辑,并未经秦晖本人审阅。

袁莉:能跟您聊一下所谓的中国模式吗?中国模式在您看来具体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

秦晖:目前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在低人权条件下,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形成跟西方的一种独特互动。用我的话讲,就是中国式的尺蠖效应和西方式反过来的尺蠖效应形成一种互动。

这当然就涉及到我对西方问题的看法。西方目前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左派的责任还是右派的责任?左派说就是因为你们自由太多造成的,尤其是金融自由太多造成的;右派说就是因为你们福利太多造成的。

我的意见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但都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种状态。因为自由放任就是低福利低税收,福利国家就是高福利高税收,理论上讲,它们都应该是财政平衡的。现在整个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有债务问题,只不过欧洲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主权债务,美国的债务问题主要是消费者债务,但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你看美国从2008年以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居民消费债务明显下降,但是国家债务就越来越高。欧洲也是这样,欧洲如果实行某种政策也一样可以化解国家债务,但会造成居民债务上升。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多债务出来?我觉得民主制度现在的确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民主制度也会造成一个尺蠖效应,只不过这个尺蠖效应和中国是相反的。中国的尺蠖效应是说,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所以左派就为皇上扩大权力,右派就为皇上推卸责任,或者说左派帮他横征暴敛,右派就是不准老百姓花这笔钱,结果它的财政当然是钱多得流油。

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右派说,你不准向老百姓要钱,左派说你必须给老百姓花钱,结果把政府搞的越来越穷,债务越来越大。左派一上台就要增加福利,但是税收很难增加,右派一上台就要减税,但是福利很难减。这么一搞,结果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但是在全球化以前,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因为在每一个国家财政盘子一定的情况下,这么搞肯定很快就出问题的,这个游戏你是玩不了多久的。

而且,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不是不能接受相反的诉求。老百姓可以选择增加税收,也可以选择降低福利。你看英国、法国原来国王征税大家都不愿意,结果议会征税大家都愿意,而且征的税比以前多得多。福利也是一样,像波兰、匈牙利,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利,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是要无限问责的。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老百姓不是太聪明,当然也不太笨。如果你真是要“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玩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大问题,出现问题老百姓就会改变他们的诉求。

可是全球化了以后,政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透支,可以把这个债务窟窿给盖起来,让大家都感觉不到,感觉不到这个游戏就继续玩,一玩玩了几十年,结果把这个坑搞得好大好大,终于有一天这个坑盖不住了。

但有人愿意去给他透支,这个透支不是抢钱。我是反对用美国的霸权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虽然美国可能是有霸权的,而且美国也是追求霸权的,我并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事情是不能用霸权来解释的,因为透支不管怎么说都是自愿的,而且不需要霸权。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希腊就在透支欧洲,可是希腊透支欧洲并不是希腊有什么霸权,这完全是自愿的,欧洲就是愿意让他透支。我觉得最愿意让人透支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我刚才讲了,中国的游戏规则是相反的,由于中国的尺蠖效应,现在产能越来越过剩,居民的消费率越来越低,政府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不供他们透支,中国的再循环没法进行,所以就造成一方面中国畸形增长,另一方面西方畸形消费,尤其是美国的那种畸形高消费,这两边都在积累问题。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全球化以后,一方面资本走了,走了以后劳资之间的谈判实力发生逆转。而且资本走了以后,就业萎缩,就业萎缩对福利的需求就增加了,但是同时资本走了税基就少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体制就是避免双重征税,比如说法国的资本跑到中国来,它就不向法国交税了,而且双方还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但假如这个法国资本家愿意跑到中国来当国民,也就罢了,因为他会在中国有公民意识,就会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可能不抢。但是他人又不来,他还是法国人,他把公司注册到法国,享受到资本主义的产权保护,但是又跑到中国来靠社会主义给他提供超额利润。

这是很糟糕的。照我看很简单,你要么就干脆做中国人算了,就不要做法国人了。你既然说共产党那么好,你不能两头都占。在目前全球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只有两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个是要废除这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制度,你资本走了不能把纳税的义务给推掉,因为资本走了以后,就业少了,就增加了福利的需求。 

还有一个(当然这个事情不能马上实现),不管是通过左派那种所谓的增加产出的思路,还是通过右派那种削减开支的思路,肯定都要做到财政赤字标准的宪法化。民主国家的预算是由议会定的,但是议会不能任意制定预算,像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有它的预算赤字红线,就是不能超过GDP的3%,但那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变成大家都去透支。未来必须把预算变成宪法的死杠,就是议会不能通过赤字超过百分之多少多少的预算,那种不负责任的预算是不能通过的。现在已经那么高了,没有办法一下子压下来,但是那些债务还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应该把这个东西宪法化,债务已经高了的国家如果将来能把债务压下来的话,也必须要把这个刚性化。

当然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还是得靠全球化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全球化肯定是个进步,但用我们中国的老话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没有民主、人权标准的全球化,肯定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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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访谈(三):无限权力和有限责任

编者按:2013年3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出版。3月底,在秦晖的家中,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袁莉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了中国左派和右派的误区、中国的负福利模式、不匹配的政府权力和责任、赦免和清算的逻辑、中国模式和全球化以及改革和革命的逻辑等现实问题。本文是访谈的第三部分《无限权力和有限责任》,内容经过删节和编辑,并未经秦晖本人审阅。

袁莉

袁莉:我一直都有个问题,中国有一个专制的政府,又是这么铁腕,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一说而已,单就是怎么让“负福利”往“零福利”转变都是很难的。

秦晖: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知识分子别的不能做,道理还是可以讲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连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是不懂的,尤其是在福利问题上。现在感恩型的福利观还是很强大的,强大的原因其实也是左右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有些左派就老讲福利是领袖的恩情,是党的恩情,你享受一点你就要感谢,你不享受你也不能要,党会替你考虑的。

怪就怪右派现在也在这么讲,但右派讲的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其实政府用不着管你们这些人,政府没有这个责任,政府既不应该管你的医疗,也不应该管你的教育,也不应该管你的住房,这些东西都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本来就是不该管你死活的,你就是应该“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

但既然政府没有这个责任,那么政府还做了,那这不是他的恩情吗?既然右派是这样讲,那当然政府更有理由认为,这是他的恩情了。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政府给了服务,不是他的恩情,而是我们可以要的。

袁莉:对,我们交那么多税。

秦晖:对。我们搞市场改革的头一句口号,我就很反对,叫做“不找市长找市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可以不负责任,老百姓不能找他要服务,但是他可以随便找老百姓要税,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如果让我来讲市场经济应该搞什么,它应该是反过来的,叫做“市长不找市场找”。市场经济不是限制老百姓的,是限制市长的,也就是市长你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不是说老百姓不能随便找市长的麻烦。

我觉得首先要把感恩型的福利观变成问责型的福利观。而且现在中国老百姓实际上也还是有进步的。改革几十年来,有一个地方的确是比以前进步的,就是有些东西老百姓的确是不太感恩的,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我应该得的,如果你不给我就要有建议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

袁莉:但是我要反驳一下,老百姓现在虽然权利意识是比以前增强了,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北京的空气质量,上海的死猪之类的,大家也都是抱怨抱怨,又能怎么样呢?

秦晖:说实在的,抱怨就比不抱怨要强多了,现在很多人就认为你是不该抱怨的,包括左派、右派都说你是不该抱怨的。左派说好事都是共产党做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做的,你就不应该抱怨政府。像死猪你只能去骂农民,或者只能去骂那些养猪的资本家,政府是没有责任的。右派的说法会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们本来就不该管这件事。
关于“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
但我这里要讲,中国在改革前长期低工资条件下的福利,和西方的福利是不一样的。改革前中国长期低工资条件下的福利,实际上是把老百姓的福利都扣在国库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搞福利就不是什么搞不搞福利国家的问题了,实际上就是掠夺民财,因为低工资本来就不包括养老什么的,都是国家原来给扣除了的。国家原来的说法就是,我就给你吃饭的钱,但是养老将来国家会考虑的,结果现在一搞什么转制,就把人家转出去了。假如养老这个东西你不负责,不是等于把人抢了嘛。

还有一点我要说,从东欧的经验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是要有压力的,没有压力他不会走(宪政)这条路。这个压力其实就来自限权和问责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滥用权力要受到限制,一方面他不负责任要受到追问。

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仅仅从意识形态讲,问责诉求的言论空间,应该比限权诉求的言论空间更大。比如说当年波兰、匈牙利这些共产党国家,你如果要讲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他是不准你讲的。但是你说社会主义就得这个也保证我,那个也保证我,他是没法封你的嘴的。你像我们可以说“五不搞”,但是不会说我们坚决不搞福利,就是不管人民死活,不敢这样说吧?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要了,像波兰的团结工会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包括很多东欧国家的反对派都是靠福利问责向政府施加压力的。

而且,在宪政国家,由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是建立在一个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所以你是不能无限问责的,因为你本来就给了他有限的权力。可是在我们这种国家,理论上就是可以无限问责的,因为你的权力没有边界,凭什么你的责任就要有边界呢?

所以,假如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我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但如果我在中国,我仍然可以要求它从摇篮到坟墓都承担责任,这一点都不违背我的自由原则。道理很简单,在西方我既然主张自由放任,我当然就不会给它那么多的权力,但在中国它已经有了无穷的权力,我凭什么单方面地给它推卸责任?

可是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旦讲公共服务,很多人就拿西方做例子,你看人家西方都承担不起,包括现在所谓延长退休年龄也是这样。要我说西方当然应该延长,西方有卖地财政吗?有中国那么多的垄断性国企吗?你们可以随便横征暴敛,西方可以吗?更不用说你还搞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老百姓的养老功能都让你破坏了。本来中国的传统是家庭养老,结果你现在强制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搞得人家家庭没法养老了,结果你说国家也不养,你把很多人都搞到断子绝孙了,然后你说政府可以不承担养老责任,这怎么可以呢?

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现在都是“打左灯,向右拐”。西方国家是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要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而中国是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只想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在中国,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那你就让他承认社会主义的责任,如果你要当资本主义者也可以,那你就不能允许他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你不能让他什么都有,他可以有无穷的权力,但是他不承担最基本的责任,这怎么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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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访谈(一):乖派和不乖派
引言

刚刚于4月初去世的撒切尔夫人,因为致力于去国有化和减少福利而成为很多英国人心目中的“恶魔”。即便如此,她也没“敢”把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私有化,也还是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住房。就连一位非常厌恶她的英国朋友也不得不承认:英国两党政府间对福利的分歧多数时候是类似占预算的35%还是30%的那种差别,因为他们都要为选民服务。

而这正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人家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已经不够,社会民主主义也已经不够,于是要寻找“第三条道路”。而我们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也行,社会民主主义也行,但首先应当实现两者的共同底线。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走上一条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社会民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共同的底线》让我对于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有豁然开朗之感。今年三月底,我在秦晖堆满了书、几乎无地落座的寓所与他进行了一次访谈。更确切地说,是听他讲了两个小时的课,间或提了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以下为访谈实录的第一部分,为了阅读效果,访谈经过删节和编辑,并未经秦晖本人审阅。

乖派和不乖派

袁莉:您的新书《共同的底线》中讲了那么多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寡头主义。那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什么主义?

秦晖:就是专制主义。我觉得现在讲的“左”、“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都是在那个平台上才有它的意义,在没有这样一个平台的条件下,应该说这种问题是不太存在的。我甚至认为公有制、私有制、国有化、私有化,也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比如,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是既可以搞国有化也可以搞私有化的,搞国有化就是把老百姓的财产装到国库里,搞私有化就是把国库的东西装到他们当官的口袋里,而且装完了就再搞一次国有化。

所以,在中国,左派可以不用操心私有化,右派也可以不用操心国有化。我有一位朋友,他算是比较“右”的,应该是主张私有化的,但他不悲观:你别看现在“国进民退”,国有资产最后还是会被他们糟蹋光的,又会搞到他们当官的口袋里去,最后还是会低下来,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最厉害时候的比重还要低。他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他不担心。

假如这位主张私有化的朋友不担心国有化,那么左派也可以不用担心私有化。很简单,私有化完了我再抢一次不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我是主张国有化反对私有化的,或者说我是主张私有化反对国有化的。当年郎咸平指责中国私有化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在网上贴了一个帖子,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其实国有资产私有化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大家同意,因为国有资产是大家的,那么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私有化了,没有什么不行的;私有财产国有化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这个人同意,就是你不能抢人家的。比如说美国──欧洲当然就更不用说了──那里从来就有很多人喜欢所谓的捐助公益,比尔•盖茨把他的财产拿出来搞公益,美国人不会认为这叫侵犯私有财产,因为是他愿意的。

他说,但是中国现在糟就糟在这两个逻辑都是反过来的,就是把私有财产变成国有的,不需要主人同意,只要国家想抢就可以抢了,比如说征地拆迁之类的;而国有财产变成私有的也不需要老百姓同意,他只要想装进他的口袋,就装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反对国有化或者反对私有化,都容易被当官的拿过去当借口。你说反对私有化,那好啊,那当官的就没收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你说反对国有化,那当官的说也很好啊,那我就把国有财产装到我自己的口袋里。

我曾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尺蠖效应”,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中国人一般说“左”的政策就是所谓收紧的政策,“右”的政策就是所谓放开的政策。可是中国的放开、收紧往往都是朝着固定有利于一帮人的那种方向的。这就像那种叫尺蠖的虫,它的特点就是一收一放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

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左派是主张大政府的,在民主国家其实就是主张高福利,右派是主张小政府的,可是这个大政府、小政府,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宪政政府本来应该是权力和责任对应的。如果我们讲大政府,不是仅仅说它的权力很大,首先要讲的是它的责任必须很大,也就是说它必须给国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我们愿意多授予它一点权力。我们讲小政府,其实是害怕政府的权力太大,侵犯我们的自由,那么为了怕它侵犯我们的自由,我们就不愿意授予它那么多的权力,而我们既然没有给它那么多的权力,也不用指望它给我们提供太多的服务。

可是这里有个条件,就是政府的权力是我给的,我给你权力是让你承担责任的。可是现在中国没有这个机制。这就造成一个特点,就是你想要大政府的时候,它的权力会搞得很大,当然它是不尽责任的。当你说要小政府的时候,它就推卸责任,当然权力它并不放。所以我说,在中国你既可以当左派也可以当右派,这都不要紧,现在最实质的差别是“乖派”和“不乖派”。

袁莉:怎么讲?

秦晖:如果你是一个乖派,你可以当左派也可以当右派。你是一个乖左派你就会鼓吹扩大权力,但是你不要追问它的责任;如果你是一个乖右派,你就为它推卸责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权力。这样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府都喜欢,而且它最喜欢的是既左又右派,就是既鼓吹它可以有很大的权力,又鼓吹它可以不负什么责任的。既主张高税收,又反对高福利,那政府都喜欢的。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乖,你同样也可以左右两边都使劲的。假如你是个左派,你就应该追问它的责任,要求它为老百姓承担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高福利;如果你是右派,你可以要求限制它的权力。我觉得通往宪政的路就是这两者都要做的,一方面限制它的权力,一方面又要追问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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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人权法制  - 
 
VOA:艾未未促中国公民克服恐惧建立勇气社会
04.28.2013
香港 — 中国知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星期六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呼吁中国公民克服恐惧,建立具有勇气的社会。艾未未说,在当今中国,要求获得真相被认为是愚蠢和天真的。弱势者站出来需要勇气,但只有不断地表达意念和立场,才能积累勇气。

艾未未表示,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遭到几十年的镇压之后,中国民众往往缺乏勇气。他们的诉求经常遭到漠视和拒绝,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气馁。因此,鼓励民众为他们的权利而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政府完全操控意识形态,当局害怕民众获取信息,担心民众结合起来和分享想法。但是他说,没有勇气就不可能享受自由,勇气是生活福祉的先决要素,就像在社会上生存所需要的阳光和水分。

2011年曾被当局失踪和扣押80多天的艾未未是大诗人艾青之子,敢言他也是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之一。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这篇评论是艾未未5月2日将通过视频在纽约举行的“笔会世界之声文学节”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战胜恐惧:在中国建立勇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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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滨:中国左派的出路

  作为一个曾经的左派,我坚持认为,虽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早已销声匿迹,虽然在世界上用“左”和“右”划分政治派别已经过时,但世界上的左派并没有彻底完蛋。 即使在自由世界,左翼的能量仍不可低估。 但当今世界左翼的主流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主义左派了,他们与马列主义早已作了彻底的切割,他们认同、倡导并推崇普世价值,并有新的追求。 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在国外已经不存在了,但寻求社会平等永远不会过时。

  唯独在中国还有一些自称“左派”的人,还在做着过时的旧梦,还停留在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对于世界潮流、中国的巨变视而不见。

  提起中国的左派,很多人会想起孔庆东、司马南、韩德强、张宏良这些名字。 其实这几个人只代表了今日中国左派的一部分。 这些人对权力的渴望远高于对公平的渴望。 他们是在为一种政治势力奋斗,而不是在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奋斗。 他们参与官场权斗,在上面有后台,与特权阶层和一些既得利益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维护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秩序,对他们有切实的好处。 另外一些左派,确实很同情中国弱势群体的遭遇,愿意为那些弱者呐喊,为他们打抱不平。 这些左派无权无势,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充满了痛恨,但人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海外华人中,有些人也持左派观点,但这些人多半是被国内既得利益者的谎言所脑,不喜欢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所以他们自觉地站到左派那边去。这些人与其说是左派,倒不如说是糊涂派。 民主法治到底有什么不好? 你们呆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享福,却不想让中国实现民主法治,是不是有点不讲理? 海外另外一些持有左派观点的人,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纯粹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对自己和国内的家人不利。

  中国实际上没有右派,只有改革派。 改革派的诉求是很一致的,这就是发展私有经济,藏富于民,取消一党专制,实现民主法治,靠制度而不是靠权威反腐。 中国左派的诉求却很混乱。 你去问十个左派,十个左派可能有十种不同的观点。 从极左到中间偏左,他们的诉求五花八门。 最极端的左派,要为文革翻案,要中国恢复计划经济,要搞政治挂帅,恢复阶级斗争。 最温和的左派,讨厌文革,不反对经济体制改革,但支持“唱红打黑”。

  但中国的左派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对毛泽东的态度。 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的左派都是拥毛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左派简单地称为毛派。

  可是,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左派都愿意被别人称为毛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也意识到毛派有极端的意思,所以不想站在毛泽东的队伍里。 事实上,有些温和的毛派只是赞成毛泽东减小贫富差别的努力,但对毛泽东的专制并不赞赏。

  今天的中共领导层中,拥毛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 胡总书记在接班时曾去过西柏坡、延安等老革命根据地“祭祖”。 可以看出,他曾经想用毛泽东的办法来纠正他前任遗留下来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当时许多“老干部”、“老百姓”对他大加赞赏。但经过十年的摸索,胡总书记越来越意识到那条老路走不通! 事实上,无论把谁放在那个位置上,只要不胡来,谁都不敢走毛泽东的老路。 十几亿人要吃饭穿衣过日子,经得起折腾吗? 事实明摆在那里:毛泽东思想是中共迈向下一步改革的绊脚石。 不抛弃毛泽东,中共必死无疑。

  所以,在中共新旧领导班子交接之际,中共不再继承毛泽东思想了。 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建立后,有许多汉人对清王朝的统治耿耿于怀。在大清的几百年间,“反清复明”的努力从未间断过。 最后大清确实完蛋了,但“复明”却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历史的车轮只能向前进,不会往后退。

  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堆积如山,老百姓也怨声载道,中国的分配不公平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革派有改革派的主张,左派也也有左派的意见。 但毛泽东的那一套,无论如何是不可以拿来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的。 要在中国恢复大锅饭,取消市场经济,重搞无产阶级专政,恢复阶级斗争吗? 祝你好运!

  既然如此,在今天还拥护毛泽东,做着毛泽东的旧梦,是不是很荒唐?

  中国的左派面临着四个基本挑战。 第一,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不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特别在年轻一代读书人中没有口碑。 第二,在国际上孤立无援。 当初中共闹革命时有苏联的援助和第三国际的大力支持,如今这些都不存在了。 第三,思想不统一,理论和观点混乱不堪。 有人说改革开放是对的,也有人说改革开放是“走资”;有人说文革不好,也有人说文革就是好。 左派内部思想都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阵线。 第四,今日中国的左派在中共内部也日渐式微。 严格地说,左派官员早已经不占主流了。

  但中国左派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不同毛泽东切割开来。 祭起先帝的大旗,要恢复先帝的“一大二公”的大锅饭制度,那是开历史倒车,那是中国左派的致命伤! 这也中国是左派缺乏群众基础的原因。 不错,中国经济改革中产生了贫富不均等严重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对今天的腐败十分不满,但有几个老百姓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

  随着薄熙来的垮台,左派已经没有几个领军人物了。 其它的左派人物,如孔庆东、司马南、韩德强,名声也够呛。 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毛泽东思想”就会从党章里消失。

  中国的左派应当看清形势。 你要继续拥戴毛泽东吗,那你就深入工厂、农村,唤醒工农千百万,发动一场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吧。 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毛主席教导你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你如果不敢那样做,那就不要继续消费毛泽东了。

  不消费毛泽东还不行,还要和毛泽东进行彻底的切割,做一个没有毛泽东的左派,不是毛派的左派。 世界各国的左翼人士早就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进行了彻底的切割,中国的左派为什么不能切割毛泽东? 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才是左派的出路。 向前看,才能统一思想,明确目标。

  中国的左派要生存下去,也要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薄熙来的世界里。 毛泽东、薄熙来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威上的皇权专制,一种“打天下,坐天下”式的既得利益,一种红色贵族。 左派的精神,应该是挑战权威和专制,而不是崇拜权威和专制,更不是向后看。

  我认为,中国的左派如果能够与皇权专制切割开来(具体地说,与毛泽东切割开来),与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切割开来,继承中国共产党早年的民主思想,拥抱普世价值,那么就可以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新左派。 这种左派既可以在国内得到人民的支持,也不至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更不会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的左派,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要改造中国,先改造一下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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