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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a 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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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google+ 变成这样,实在不习惯,信息好杂乱无章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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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被禁言了。愚蠢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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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你比别人付出更大的抗争代价,即便你有满肚子委屈,仍然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去讥讽嘲笑比你的代价轻省的抗争。社会运动的勃兴,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方向、一个尺度,而是多维多频迸发的,不能要求只有按照你的频率行动才算社会抗议。也不是非得辞职才叫有胆有识,韧性抗争、新鲜剧码都彰显决心。

业务归同行学界批评争议,好看不好看归读者评价,这和新闻审查之恶政不相干,一码归一码。正常人起码要保持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你讨厌莫言曾经否认新闻审查,如果你讨厌微博删帖肆虐,如果你认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法治社会必有之题,就明白暴虐的管制方式早就该扫入历史垃圾了。

极权人治,有时也被称为韧性威权,所谓韧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的因素及其弹性,拙劣的治理术加速暴露体制弊端,高明的治理术苟延残喘,等待社会变革契机。习李亲民秀即可谓展示韧性威权之人的弹性,还未及真正交班,这种姿态也白摆了。这就是人治的不可靠、不可控,更说明法治之迫切。

理想主义式文人情怀那份纯情早凝固在江艺平时代,此后多为市场导向的伪理想主义,是矫情煽情滥情,向民粹献媚,投降于市场利益诱惑而已。但市场导向有自我调节功能,君不见读者亦有抗议南周公器私用之非专业。媚市场不算万恶,权力操控媒体才是对「权为民所赋」高义的嘲讽,加速体制腐朽。

文艺腔为何在一定阶段打动人?因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细、说得太白,只好绞尽脑汁用尽华丽辞藻,以求共鸣,所谓编读间的心领神会,这是早年南周具备感召力的历史情境。当微博早已拓宽言论尺度,纸媒再行抒情已力不如前,谋新话语,宪政字眼既出,弃遮遮掩掩诗化语言,明确政治诉求,本是顺应时代潮流。

政见方面,既有环球系,也有南方系,给它们空间慢慢掐架,本是过去及未来的常态。无论作为曾经的媒体人还是如今更多的读者视角,乐见观念的袒露和价值的论辩,即便民主社会,传媒仍是危险动物,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猛兽或狡猾的狐狸,读者仍是被觊觎的肥肉,但非民主社会,首要敌人是钳制媒体的权力。

宣传官员若不能改变思维,只能在当前媒体乱象间再添乱,天一亮,这个国家又制造了一起政治色彩浓重的事故,外媒将按既定路径解读中国及其新闻自由度。下一届的种种执政新思路预热、种种亲民秀努力将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新闻自由度、社会力伸展空间是检验中国未来十年能否摆脱维稳魔咒的首要标尺。

偏左乃至极左仕途安全。但到广东必然水土不服,北京有北京日报的土壤,广东是凤凰卫视、南方报业式的媒体生态,执政起码要顺势而为。 //@杨锦麟:確實也算內行,祇是利慾薰心,鋌而走險,一意孤行而已,因為左可以扶搖直上。//@贺延光:以內行自居,自以为是,做起事来分外霸道!

维稳是执政者的心魔,源自管制思维和权力的自负,却只能越维越不稳,制造更多政治事故和对立情绪。摸石头过河说法虽缺乏担当,但起码不敢扔石头激起千层浪,拼命往河里扔石头不仅过不了河,还破坏波澜不惊的表面生态,把民间力量逼至墙角。汪在广东任期内,至少公开言论是顺应公民社会民情的。(仅指公开言论)

南方周末有不少人是憎恶骗子的,无奈被一些高调表演者绑架代表。另,业务之争是行业自律,反对粗暴管制是底线。//@zodder:彭老师因倒韩被南方系一大帮男人侮辱追骂,此刻仍不忘为新闻自由替南方说话,真是厚道人。把民主宪政希望交给这帮“谣言倒逼真相”的货色?相信大帮像我一样的只会苦笑摇头。

有人说超越左右的说法是虚伪,当前政治空间只能非左即右,非右即左。这种斗争思维只能零和,除彰显立场的激越别无益处。政见的左右是长期共存的,应超越左右的是制定社会治理的规则,无规则无秩序,左右都可以成为受害者。让权力约束自己的确不容易,但范围更宽广的共识可能推进这种艰难的收敛。

粗暴干预采编业务,蛮横管制已是添乱添堵事故一了,再对记者微博禁言则是将粗暴蛮横进行到底,企图把已经酿成的事故压下去,这是政治事故“次生灾害”,只会进一步升级事件。明智的官员应当立即针对伤害新闻界职业尊严、价值底线的管理行为进行检讨,采取压制的鸵鸟姿态,只会激起更强烈反抗。

回复@番薯1地瓜2: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放弃饭碗才算反抗,对粗暴管制说不就是一种有限度的反抗。问题不在于内容,就是环球时报被强令刊发官员自由观点,也同样反对。采编自主权不争,纸媒只会更衰落。广东一直在舆论要放权,政府要做有限政府而不是全能政府,这就包括官员不要把手伸得太长太远。// @番薯1地瓜2:晓芸你太看得起你以前的同事了,他们天生就是奴才样,换个主子只是换套溜须拍马的言论,继续在体制里混饭吃,放心,他们不会为了原则而放弃饭碗 

莫言与诺奖:文化的诱惑与软实力陷阱

彭晓芸
2012年的中国,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对2012年的世界来说,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注目因莫言再次成为一个世界性议题。

莫言遭遇两极评价
   恰如舆论所预料的,官方对这一次的诺奖表现出了欢迎的姿态,中共宣传部的高官发出贺电表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莫言获奖的前夜,中国国内的舆论便开始紧张而胶着。有人亢奋地等待中国人实现本土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上零的突破,有人则诅咒诺奖委员会,认为他们不该助纣为虐,颁奖给体制内主流作家是对中国崛起的谄媚和妥协。无论诺奖委员会如何定位文学奖的标准,在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看来,它是一股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强大外力,尤其是2010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以来,诺奖的政治色彩在中国民主人士那里已相当份量。于是,舆论便不难看到,即便是文学奖,中国的政治反抗力量仍然希望诺奖委员会发给具有反抗体制标签的作家,显然,莫言不属于他们心目中的此列人选。
    在大陆的微博上,对莫言及其作品截然不同的评价均得以传播,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说这是个自由言说的时代也无不可。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崛起,使得民间声音日益多元,简单地以政治立场划分人群和意见不再那么可靠。但是,莫言在此后系列公开访谈中回答诸如“新闻审查、仍在监狱里的作家”等问题表现出来的罔顾事实,回避甚至公然否认中国存在的政治不自由,则遭到了部分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讨伐。
    在这股舆论浪潮中,各方对莫言的评价可能大相径庭。有严厉批评他在政治上的犬儒的,也有表示从文学上赞许莫言的,还有相反的,政治上并不认为莫言有什么可指摘的,但认为莫言的文学成就被夸大了,依靠的是翻译以及西方特有的中国视角……这些精细而微妙的差异被互联网快速包容、消化,开辟的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提升了吗?
    有意思的是,对莫言的两种极端态度都内在地肯定了诺奖的的地位和至高价值,无论是认为莫言获奖带来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还是认为诺奖颁给一位体制内主流作家挫伤了中国民主人士的感情,他们都相信诺奖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们都确信这是一个让世界的眼光重新聚焦中国的好机会,谁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软实力陷阱:外力依赖
    在这场政治立场论占上风的舆论风波中,莫言已然成为了一个符号,至于他的作品在文学的价值上如何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作家的标准是否存在着刻板印象,是否沉浸在神秘东方主义的浪漫想象之中,都已不在讨论中心。在异议作家眼中,莫言对官方妥协的证据确凿,诸如抄写毛泽东讲话稿,曾经拒绝对刘晓波事件发言等等表现已令他们难以谅解。
    对一切文化事件泛政治解读,是中国的政治反抗力量无法避免的路径依赖,这与官方对诺奖的前后态度大转变如出一辙。
    泛政治是非民主社会的宿命。二元对立与单一文化如同牢笼一样罩着中国社会,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的桎梏。他们都选择性地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官方忽视了莫言作品中对中国计划生育状况及社会黑暗的批判;赞美和宽容莫言脱离政治常识的发言的,则忽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偏好有其狭隘的一面,他们更喜欢以乡土的、野蛮的、神秘的东方印象来满足西方视野的差异化旨趣。
    关于中国“软实力”之提升的陷阱,恐怕恰恰在于这种选择性失明之中:我们总是看不见自己的真实面貌,却要依赖外力提供想象的阶梯,借此攀爬到一个满足民族自信心的虚妄高度;当这一点在关于莫言抑或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讨论中被大大遮蔽时,我们据此展开的争论,很可能是强烈依赖于特定路径的,而这恰恰阻碍了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想象空间,它的铺陈是建设在一堆沦陷了的泥潭中的。
也就是说,软实力的提升,民间和官方都有依赖于外力的倾向。民间社会希望国际舆论帮助和壮大民主力量,而中国官方呢,大举创办孔子学院和大搞文化外宣,都在不同程度地表明:两方虽然互有博弈甚至对抗,却高度一致地希望借助外力提升自己的地位,以文化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政治力量。

文艺与政治的疏离:幸或不幸?
      一位异议作家在中国的微博上坚定地表示:文学就是要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这是他对莫言获奖事件的态度。在众多异议人士或民间反抗力量那里,无论莫言愿意不愿意,他首先是属于政治的,其次才属于文学。
    类似的文化反思在德国发生过。托马斯•曼在《战争思考》中曾经写道,民主精神与德国人格格不入,因为德国人只在道义上赞同民主精神,在政治上却毫无表示。他们只对玄学、诗歌、音乐感兴趣,对选举权、国会体系的正确程序却反应漠然,对他们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比人权宣言更令人激动。
     这是知识分子在智力上的一种自负。中国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思潮,对民主、自由价值表现出了智力上的轻蔑,不少倾心于文学或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们会看不上民主斗士,认为那是一种低智力含量的活动。隔膜便由此产生。
    如果说刘晓波是延续着中国八十年代“文学政治不分家”的理想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八九学运发生20多年后的今天,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思想上的分裂,直到今天,文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已然两个阵营,平行发展。莫言的获奖,可谓文学和政治分道扬镳多年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德国学者Wolf  Lepenies 在他的著作《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曾经深切地反思德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迷恋——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柏林仍然拥有三座歌剧院,在他看来,这种对文化的极致推崇是思想上的诱惑,它使得文化的趣味遮蔽了政治道德和政治良知。
     Lepenies 分析认为,对政治的轻蔑和对文化的理想主义态度、浪漫想象,成为德国为什么偏离了“正常”的西方发展道路,驶入纳粹灾难的怪圈的主要原因。
     Lepenies 的文化反思对中国不无启示,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异议作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为何那么抵触和嫉恨莫言的获奖。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线性重复的,这种关于“文化的诱惑”的反思虽然符合中国的现状,却未必适用于中国的未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与政治的分家,是对文学的豁免,也是对政治的拯救。
    我的意思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全球化交融的信息时代,政治道德上的进步已经不再依赖于文学式的煽情和呼号了,它更多地需要依靠专业化的民主力量来推进。脱离文学式浪漫主义的民主转型,对一个容易陷入理想主义幼稚病的民族来说,未尝不是幸事。
     恰如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学术概念的约瑟夫•奈对中国的建言,“政府让位于公民社会”才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最佳方案,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文学家让位于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才是中国民主化的优化方案。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多次由文人发动的社会运动的失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未来的趋势可能将以专业化态度来谋求中国民主化之路,而这既不是靠政治反对力量挥霍自身的道义资源,也不再指望文学如八十年代那般在情感上召唤民众的反抗信念。近十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已经让人见证了社会力的蓬勃,而与此同时,文艺却在政治上不断疏离。不难看到,维权公民、律师群体、媒体人、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等社会团体在逐渐走向前台,而部分文学家、艺术家因其缺乏现实政治常识被民主进程抛弃已是现实,也就是说,文艺群体对政治的贡献在日渐成为配角甚至退场。
     如是,关于莫言的争议,倒很像是不同社会群体的一场场内部对话:文学的、艺术的探讨莫言是文学大师还是文学工匠,关切中国政治的,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让政治的批判力量壮大一些,声音更响亮一点。   
    恰如一位新闻工作者在微博上所言:“不说话先生让微博分裂了。我这有两本他的书,谁愿意看,拿走。我不喜欢一个为新闻审查和拘捕作家唱赞歌的人。别给我扣自由派帽子,我只是个媒体人,这些年苦新闻审查久矣,反胃,与文学无关。”对莫言的激烈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公共情感遭遇伤害的宣泄,也是各自的内部激励,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当局要自由的表态,却不会改变文学早已疏离政治的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赞美与批判过后,公共舆论​可能延续“莫言的沉默是金,要言的喊破嗓子”的局面。唯一可期乐观的是,这个“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的新时代,很可能是中国走出八九学潮历史循环和知识分子文人病浪漫病的一种可靠路径。

台湾《新新闻》 第1345期  2012年12月12日

当中国的每座城市都发生过一定规模的街头运动,被压抑二十几年的民意表达就会被激活。尽管这是以非政治化的议题呈现的,但捍卫生活环境的利益诉求,将比泛泛的自由民主要求更加容易凝聚人心,更加容易免除表达抗议的恐惧。公民社会来势凶猛,不可阻挡,当局至少应意识到,这一切将在很长时期成为常态。

2011年1月,关于革除长平,我写过的:或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上面压力巨大,不去除长平不足以自保,勉为其难对长平开了口;要么是这些媒体掌舵人,管理层已经高度官僚化,其理念和价值观已经完全不是报人思维,而是政客思维,为了集团的“队伍清洁”“领导放心”而心甘情愿主动要尽快与长平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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