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le cover photo
Profile photo
政见CNPolitics.org
718 followers -
发掘海内外研究中国政治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
发掘海内外研究中国政治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

718 followers
About
Posts

Post has attachment
大陆学界对“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命题的研究

□“政见”观察员 励轩

近日,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副会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朱晓明先生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介绍了大陆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状况。
 
文中,朱晓明归纳了大陆学术界对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权关系的三种表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 为了支撑这一分类,朱晓明引用了大量发表于大陆官方报纸的文章以及众多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分析这三种说法产生的背景时,朱晓明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诞生自1951年前后,也即西藏和平解放前后,针对的是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分离主义势力和支持他们的国际敌对势力制造“西藏独立”、阻挠和平解放的活动。而“元朝时期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产生背景则是1959年前后西藏平叛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该表述乃是为了针对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之后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进行的分离活动。
 
“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则是产生自1979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曾经参与叛乱的流亡藏人放弃了以武力寻求西藏独立,转而向国际社会宣传“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此背景下,达赖喇嘛公开声明“不要求独立”,要走“中间道路”,寻求在“大藏区”实行“高度自治”。朱晓明认为,正是面对这新局面,大陆学者提出了“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结论以回应达赖喇嘛一方。
 
在文章中,朱晓明研究员也指出了既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首先,“西藏在元朝开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说法不够严谨、不够科学。他认为,此一说法成立的依据是元朝对西藏地方实行了行政管辖权。然而,如果说西藏在元朝时才正式纳入中国版本,那么元朝之前的西藏历史是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又比如,明朝在西藏设置行政区划,却没有进行直接的行政管辖,是不是那时的西藏就不属于中国了呢?基于这两个疑问,朱晓明研究员认为,“仅仅用行政管辖作为划定边疆民族进入中国版图的唯一标准,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
 
其次,“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证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朱晓明同时认为大陆学界近二十年来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两个命题论证的不足。比如谭其骧先生在划分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所采用的几个标准:第一,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第二,中国人既包括中原人或者汉人,也包括边疆各个民族;第三,1840年前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其历史即是中国历史。根据这三个标准,大陆官方及学界普遍采用的“两句话”结论得以成立:一是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中央政府自元朝开始对西藏正式行使行政管辖。
 
【参考文献】
 朱晓明,《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Post has attachment
美国在遏制中国崛起吗?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在美国籍政治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眼中,中国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崛起中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舞台扮演怎样的角色?一些激进者提倡绝对的独立自主,即中国不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与国际组织。另一种极端观点则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变成外界所期望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招牌背后继续韬光养晦。此外,在两种极端中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
 
虽然各派观点还未达成一致,但沈大伟认为几乎所有参与辩论的派别都形成了一个共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有意延缓中国的发展。
 
不过,美国真的在遏制中国吗?
 
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亚太安全专家饶义(Denny Roy)近期撰文指出,美国无意也无法阻止中国崛起。无可否认,中国三十年余来的发展成果都是在由美国主导构建的亚太秩序中取得的。即使美国在亚太拥有广泛的经济利益、为数众多的外交盟友和颇具规模的军事部署,中国的力量依然在稳步上升。饶义还强调,中美之间的经济往来更是直接充实了中国的实力。
 
对于美国而言,全力遏制中国并非上策。首先,因为中国崛起是既成事实,所以美国并不想与一个强大的国家针锋相对。其次,虽然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美国提供的市场,但是美国经济也希望能扩大在中国这片广袤市场中的盈利。
 
更重要的是,美国并不希望中国一贫如洗,而是希望其成为一个既富强,又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价值观等方面向华盛顿看齐的友邦。多年来,因为深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轻易发动战争,美国将传播民主视为己任。中国观察家认为美国宣扬民主的首要目的是借民主之名排除异己,但美国确实相信一个实行多党制民主的大国更让其放心。不仅饶义持这种观点,长期在美国布鲁金斯学院领导中国研究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也曾表示,美国人从骨子里就忌惮一党专政的国家,尤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同样不欢迎全力遏制中国的美国。根据饶义的分析,一旦中国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亚洲的经济便有崩盘之险。此外,如果中国内部因为美国的遏制而丧失稳定,那么随之而来的混乱势必波及邻国。
 
美国也深刻地意识到,亚洲盟友不可能一心一意地随同美国阻碍中国前进。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已经让各国无法割舍与中方的关系。即使与中国发生领土争端的国家都在向美国靠拢,它们各自也在刻意避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在各国与中方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美国扮演的是平衡角色,而不是随时准备出击的生力军。
 
虽然美国有许多理由不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但饶义承认,美国在某些领域有限制中国行为的倾向。例如,在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美国都希望中国能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更是希望北京能直接向平壤施压,以阻止后者的挑衅举动。
 
饶义的论述表明,美国并不希望全盘遏制中国,而是企图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把中国引入某一特定方向。但作为一个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大国而言,中国自然而然地把美国的举动和遏制自身发展联系起来。除此之外,因为中国和美国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不可能在南海、朝核和台湾问题上取得彻底的共识。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依然会出现一方否定遏制、另一方反击遏制的局面。
 
【参考文献】
 Denny Roy, “Drop the Fallacy: the U.S. Is Not Blocking China’s Rise,” Asia Pacific Bulletin, No. 179, September 12, 2012

Post has attachment
舌尖下的中国:食品安全引发社会风险

(本文已发表于2012年9月20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政见”观察员 于灵歌

食品安全早已成为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最近,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学术期刊《亚洲研究》撰文,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指出:当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民生乃至政治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在后工业时代,尽管科技有所发展进步,但工业污染、气候变化、核战争等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潜在地影响着每一个社会个体。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食品安全危机作为社会风险的一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内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农药与杀虫剂使用率居世界首位;出口食品常常由于食品添加剂被拒绝,食品安全状况仍然令人堪忧。阎云翔教授从三个层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是食品卫生问题与传统风险。改革开放后,随着消费需求增大与食品加工技术的提高,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依赖方便食品、速食品与半成品。然而,消费者对于这些食品的原料和实际加工过程知之甚少,这种隔离关系很容易使公众对食品安全产生担忧和疑虑。许多调查指出,食品加工业中,家庭小作坊占据了大约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对公众健康、质量管理与食品加工运输产业都构成了不小的挑战。更严重的是,管理机构在执行过程中易滋生腐败。一项调查表明,湖南省80%的食品加工小作坊都缺乏生产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可见,食品卫生问题产生的传统风险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领域,但可以通过教育活动、规范市场、加强监管来改善和治理。
 
其次是非安全的食品与后工业风险。这类非安全食物主要来源于过度使用农药化肥、杀虫剂、激素等,与环境污染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化学污染与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不仅是技术性问题,也与现代性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相关。激增的消费需求与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导致种种不安全因素,例如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尽管国际标准每年都会更严格地修订,但在中国,具体的生产者很难遵守规则。由于农民缺乏安全知识,中国国内将近一半的果蔬种植农药含量都超过官方标准,平均每年超过10万人会因为食物中的杀虫剂引起食物中毒。
 
最后一个层面是有毒食品与信任风险。有毒食品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破坏力极大的问题。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都心知肚明地往人或动物食用的食品中加入禁用毒素。最让人在道德上不安的是那些大规模、组织完善的有毒食品生产配送链条,有的甚至与政府管理部门有所牵涉。下至流水线上的工人,上至企业家和质量监管机构的官员,都投入到这种产业之中。比起家庭小作坊,这类大规模的生产破坏是极其严重的,极易导致社会恐慌。比如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一个企业巨头就此崩塌。这件事的恶劣之处在于,毒奶粉不仅毒害了公众健康的身体,还毒害了社会信任的道德底线。从社会学视角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中国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价值标准,本应建立的社会信任即“陌生人的信任”遭到了冲击和破坏。
 
当下中国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三个层面的风险互相混合,形成了风险的混合体,对中国的民众、社会与国家都构成了紧迫而复杂的挑战。而这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急需解决的信任危机、政治稳定与社会正义问题。
 
【参考文献】
 
Yunxiang yan, 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71, No.3(August)2012:705-729.

Post has attachment
大学是个什么玩意
□“政见”观察员 宿亮

新学期开始,又一批学生走进大学。与笔者十年前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相比,现在的大学楼更高、园子更大。记得数夜前参加学术会议,一学者戏称希望研究”大学学”,当时以为笑谈。但现在想来,确实应当弄清楚大学究竟是什么。

美国学者、哈佛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前主任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著作《大学的兴起》以历史的眼光分析了大学的”前世今生”。

哈斯金斯认定,没有人”发明”了大学。牛津大学与英国国王阿尔弗烈德没有关系,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也不能吹嘘自己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查理曼大帝也和巴黎大学的建立没有半毛钱关系。不是先有了大学才有教师与学生,而恰恰相反,有了教师和学生的聚集,才自然而然产生了大学。

最初的大学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建筑,或是堂而皇之的学位授予仪式。大学所拥有的无非是一套按照需要制定的制度和它所服务的人。

这个世界上最初有两种大学,一种叫做学生大学;另一种叫做教师大学。

所谓学生大学,指的是在某地求学的学生随着人数的增多,逐步产生了保护自己权益的需要。这些学生们组成了行会性质的组织,与那些出租给他们房子的市民作斗争,要求”包租婆”们满足学生的基本需要。之后,他们与教师作斗争,要求教师保证教学时间和教学质量。 学生大学的整套规定对教师上课、下课,甚至讲课的方法都有了明确的要求。由学生制定的严密规章决定教师能够给予与学费相当的授课。

所谓教师大学,是与学生行会相对而言,教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组成的行会性质的组织。这些教师聚在一起,为的是保证”教师队伍”具备行业竞争力。他们制定一系列资格条件,以考试决定新人能否加入教师行列。这种类似的许可证考试实质上就是最早形式的学位。许多学生结束学业后会参加这个考试,获得教师资格,但并不一定愿意做教师,这样慢慢演化出现在的学位考试和论文。

当年接受过苏格拉底教诲的学生肯定不会想到搞一纸证书,而钱钟书笔下不学无术的方鸿渐却愿意花钱去买美国”野鸡大学”的假文凭。就大学本身而言,学位就是个能力的证明,而非横行社会的”万灵丹”,自古如此。

最初的大学,学生发言权高的就成了学生大学,比如意大利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教师发言权高的就成了教师大学,比如巴黎大学。

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它本身是教育市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保证能够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大学要履行自己一系列的职能。比如要求教师”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学位申请人、为学生提供准确廉价的教材、赋予教师充分学术自由等等。

眼下,许多中国人向往欧洲、美国的高等学府,幻想抱着书在剑桥叹息桥流连、在哈佛Sever Hall红砖房子里学习上初级语言课程等等,但殊不知,大学的魅力并不在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而是蕴含在创立的制度中,蕴含在学生与教师最初的简单敬业关系里。

中国大学在学习西方大学,努力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然而,仅仅是“大师、大楼、大气”并不能涵盖西方大学制度最为精华的部分;而行政性的大学管理方式激起的种种弊端也不是大学这种东西出现时的本质特征。看来真应该有人像哈斯金斯一样,研究”大学学”,弄清楚大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参考文献】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王建妮译)

Post has attachment
街头抗争的暴力逻辑
□“政见”观察员 马军

9月15日开始,大陆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事件的街头抗议活动,并出现了一些针对日资企业和日系车辆的暴力行为。其实,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街头运动往往都和暴力结合在一起。台北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陈韵如和副教授沈幼荪等人,曾经根据对台湾发生过的街头暴力事件的研究,总结出了一些有关街头抗争的暴力逻辑,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05年,台湾嘉义县养蚵自救会在县政府争取渔权时发生流血事件;2008年,大陆海协会会长访台,也造成了大范围的警民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警方和抗议民众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暴力,事后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舆论谴责和法律课责。值得注意的是,事后各方均谴责暴力并否认有任何的暴力企图,然而暴力事件的确发生了,这仅仅是简单的“擦枪走火”?还是街头暴力有着背后的必然逻辑?

研究者认为,抗争暴力与民主发展息息相关。在威权体制下,国家政府将群众的集体抗议视为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反动行为。台湾民主转型早期,面对民众的抗争,都存在着打压抗议群众的国家暴力。随着民主化的进行,威权统治者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加上“社会力”的逐渐茁壮,民众诉求有了较多的发声管道,街头抗争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温和,暴力冲突不再是街头抗议活动的必然结果。进入民主时代之后,虽然也有街头抗议,但是抗议事件中的死伤人数逐渐减少,以台湾为例,1995年以后,台湾每次集会游行中受伤的百分比都维持在1%左右,被捕和被起诉的事件也大幅减少。

然而,在台湾的街头抗议活动中,轻微程度的暴力冲突——肢体冲突、推挤、叫嚣、拉扯、私人或公共物品的损害——从未消失。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引述之前学者的观点认为,台湾街头抗争中暴力事件减少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体制的重构,社会运动团体有了街头以外的其他发声和参与管道,暴力冲突作为抗争手段逐渐边缘化。而民主化之后,抗议中的暴力冲突还时有发生的原因仅仅是与警察互动不良的非预期结果。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抗争暴力不再是社会或政治结构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现场参与者所引发的意外。

研究者将抗议活动中的参与者分为抗议对象、抗议群众以及警察和媒体,抗议对象又分为学校、企业和政府机关。研究者发现,在抗议对象是政府机关的时候,暴力行为往往较少;而抗议对象是学校和企业的时候,破坏性行为则较多。对此研究者解释说,因为国家政府长期面对抗争活动,已经发展出一套面对群众抗议的处理方法,同时也建立起了较好的处理管道;相比之下,学校和企业面对抗议时则不知如何处理,容易出现无法纾解情绪的问题,致使暴力冲突较多。

而从抗议群众的角度分析,研究者发现,拥有越多资源、组织能力越强的社运团体,可选择的抗议戏码越多,也就越容易采取和平的抗议方式。而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众,因为相对弱势,就越容易持续的在体制外以“较不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从警察角度分析,警方会依照群众的抗议目的和抗议方式决定警力和设备。当群众抗议目的的正当性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的时候,警察比较容易采取强悍的方式进行管制而提升暴力冲突发生的机会。此外,当抗议者缺乏组织,没有领导人物时,警方无法与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采取暴力方式的可能性就更大。

作者将搜集到的在台湾发生过的501场街头抗争做了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支持之前的论述:组织程度高的、有关劳资纠纷的、抗议对象是政府和政党的、小型的抗议活动不容易产生暴力;而组织程度低的,参加人数多的,有关土地争议和强制拆迁的以及抗议对象是企业的活动比较容易产生暴力。

【参考文献】
街头抗争的暴力逻辑,陈韵如、沈幼荪、陈雅蓁,台湾社会学刊,2011年6月,第46期,P167-205。
原文下载:http://www.gios.nsysu.edu.tw/admin/news/dd2.pdf

Post has attachment
中亚:远离美俄,却未必走向中国
□“政见”观察员 陶郁

中亚地区曾经被认为是苏联的“战略后院”,如今又因为战略位置和资源储备而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相关注的焦点。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库利(Alexander Cooley)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网站上撰文指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为增强各自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不仅没有使中亚国家变成大国的傀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这些国家的自主权,为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新的表现机会。

库利认为中国、美国与俄罗斯关注中亚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中亚地区不仅是重要的能源产地,也是维护西北地区稳定和促进西北地区发展的重要伙伴。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中亚地区是在阿富汗进行军事行动的补给枢纽。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中亚地区处于其传统势力范围之内,在今天也仍是其发挥政治影响的舞台。

那么,上述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究竟对于中亚国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库利指出,这种竞争首先强化了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力量。这些领导人得以回旋于各主要大国之间,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润和政治支持。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曾经以关闭马纳斯基地为威胁,成功从美俄两国获得数亿十美元的资金;而美国每年也要向乌兹别克斯坦缴纳5亿美元的军事物资过境费用。即便是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南亚国家的巴基斯坦,也通过精明地穿梭于各大国之间而获益颇丰——在美军于去年年底空袭巴基斯坦军营造成伤亡后,该国随即在第二天关闭了北约向阿富汗部队运送物资的后勤补给通道,并且积极与中国靠拢,最终迫使美国同意向巴军方支付高达110亿美元的“买路钱”。

在库利看来,区域的多极化态势,也削弱了西方经济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中国的区域发展策略也与西方大不相同。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所提供的发展援助资金很难被清晰地归入对外援助、投资或者能源担保贷款等任何一个既定目录当中;通过巧妙地综合利用上述各种金融手段,中国不仅强化了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从中亚国家获得了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能源。

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做法不同,中国所提供的资金往往不设先决条件,对资金使用的程序往往也并无苛刻的硬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国家对于西方贷款与援助的兴趣往往会随着中国资金的到来而大打折扣。库利认为,随着中国在今年夏天宣布向中亚国家提供高达100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和欧洲等传统资金提供者的经济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甚至被边缘化。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中东,美国和欧盟在那里的传统地位,已经逐步被新兴的海湾国家投资者所取代。

而大国竞争对于中亚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使得这些国家的精英越来越反感以推动民主化和人权为核心内容的西方价值观,并且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对这些价值观加以批判。库利发现,通过“打击恐怖主义”这一各个主要大国都能接受的理由,中亚国家得以建立起安全机构,并得以使用这些安全机构来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所进行的批判,以及它们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在中亚国家扶持民间的努力,都会被当地执政精英视为策动“颜色革命”,因而也会招致当地执政精英的猛烈批判。在中亚国家的媒体报道中,常能发现针对美国使用双重人权标准的指责;此外,中亚国家的政府也禁止使用西方公关公司进行政策公关,并且对受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设置了许多限制。库利指出,中亚国家的上述做法,得到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强有力支持;而西方国家试图在此区域推行的一些政治制度改革计划,则并未能得以有效实施。

那么,在试图对中亚国家发挥影响的三个主要大国里,中国的表现如何?在此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大博弈与地方统治者》(Great Games, Local Rulers)中,库利对此进行了回答。他认为,虽然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在中亚地区最不显山露水,却是这场竞赛中最大的赢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成功地同中亚邻国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而且打击境内暴力活动等问题上取得了中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就经济而言,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主要投资国和发展援助提供者;就能源而言,中国已经完成了部分油气输送管线的建设,有望打破俄罗斯此前对中亚能源运输的垄断;就战略手段而言,中国一方面愿意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推动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也与中亚国家直接建立了许多双边合作关系,而俄罗斯对此并无很好的应对战略。

不过,一个逐渐远离西方影响的中亚,是否一定会与中国走得越来越近?库利似乎并未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但我们或许能够从他的分析中推论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否定答案。根据库利的论述,从各大国在中亚地区竞争中受益最多的,实际上还是中亚国家本身;他们通过巧妙周旋于大国之间,不仅获得了更多资源,还以此为契机扩大了自主行动的能力。中亚国家未来到底会在中、美、俄三国之间如何选择自身立场,估计还是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认为自己能从与不同国家的合作中受益多少。在如今被经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多极化时代里,精明的中亚领导人大概不会做亏本买卖。

【参考资料】
Cooley, Alexander. 2012.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August 7, 2012, accessed on August 13, 201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813/alexander-cooley/the-new-great-game-in-central-asia
Cooley, Alexander. 2012.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ton, Scott. 2012.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Six Questions for Alex Cooley,” Harper’s Magazine, August 3, 2012, accessed on August 13, 2012, http://www.harpers.org/archive/2012/08/hbc-90008764

Post has attachment
中国国防白皮书的价值被低估?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09/national-defense-white-paper/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这样对比中美的国防策略:美国总是通过充分展示实力威慑对手,而中国则通过隐藏实力以及创造不确定因素实现抑制对手的目的。
 
虽然“兵者,诡道也”是中国军事战略思想的结晶,但外界对解放军透明度的质疑似乎已经产生了效果。自从1998年来,中国相继发表了七部国防白皮书。其篇幅越来越长,内容愈趋丰富,媒体关注度也持续走高。在美国国防部等外部观察者眼中,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不过是广告一般的泛泛之谈。然而,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张健博士的眼里,中国国防白皮书的价值远远高于多数外界评估。
 
张健近期在《当代中国》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国防白皮书虽然还没在军队结构、防务开支走势、武器装备等方面达到西方所期望的透明度,但它足够体现中国目前的国防思想。在西方,国防白皮书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防务政策的制定。在中国,国防白皮书的发布则由国防部外事办公室操作。这一安排体现了国防白皮书的核心目的之一:对外宣传。
 
张健认为,对外宣传是表象,中国越来越重视国防白皮书的深层原因是对战争的全新认识。在战略制定者眼中,战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戎相见,而是军事、外交、政治、经济和舆论的结合体。其中,舆论已经成为国防概念中的战场之一。多次参与执笔白皮书的军事科学院专家陈舟称,白皮书的发布有助于提高解放军的国际形象、有力回击中国威胁论者。例如,1998年出版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只有24000字,而“合作”一词出现了48次。同时,该版白皮书也着重向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突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观点。
 
和平也并不是白皮书的唯一主题。张健发现,中国国防白皮书对台湾问题措辞严厉,多次表示不惜代价维护领土完整。斩钉截铁的话锋旨在威慑企图介入台海问题的外部势力。
 
近年来,国防白皮书也成为国防部门与国内民众间的沟通工具。出于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考虑,爱国主义和国防知识已经成为明文规定的教育内容,而国防白皮书则是此类教育的最好读物。网络中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军迷,也使国防部门希望加强与公众的交流。
 
与此同时,因为国防白皮书肩负着对海内外宣传的任务,撰写者也秉持着“如履薄冰”的心态开展自己的工作。据张健判断,从搜集资料到完成写作,撰写者们往往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必须准确理解国防要员的每一次谈话和每一份相关文件。因此,即使国防白皮书本身并未增加中国的军事透明度,它也代表了中国国防界最权威的观点。
 
在撰写白皮书的过程中,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握尺度。张健强调,在中国的国防思想中,只有互信的盟友之间才有透明度可言。而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过分公开自己的实力无异于自毁长城。
 
虽然不能实现深度的透明,国防白皮书的内容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1998年的白皮书只有寥寥五个篇章,其中透着彼时中国对国际安全形势的乐观判断。然而,在此后的六份白皮书中,中国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判断愈趋悲观。2000年的白皮书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的紧迫性。2004年的白皮书将国防定义为中国发展的保障。2006年的白皮书加入了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的内容,凸显中国对内部稳定的顾虑。2008年,白皮书提到的安全隐患不再局限于战争,而包括了“危机”这一容量广阔的概念。到了2010年,白皮书的撰写者直接指出,中国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既复杂又多元化。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迫于国际压力才开始频繁发表国防白皮书。张健的分析证实了中国并非被动地消化了国际惯例,而是主动利用它表达、争取自身的利益。同时,国防白皮书主要体现的并非透明度的提升,而是中国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无论是对海外势力还是对内部公众,兵者,依然诡道。
 
【参考文献】
 Jian Zhang (2012): China’s Defense White Papers: a critical apprais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7, 881-898

Post has attachment
国际组织在给中国NGO“帮倒忙”?
□“政见”观察员 刘冉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08/true-effects-of-training-programs-to-chinese-ngos/

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诸多国际基金会与组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为中国的NGO提供财政支援的同时,它们也为受资助组织提供了许多NGO管理课程和培训,以期加强其组织发展能力。

不过,针对它们对中国NGO产生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安子杰(Anthoney J. Spires)近日在《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上发表论文,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培训项目更多反映的是国外捐助者的一厢情愿,体现的不是中国草根组织的需求,而是北美慈善界高度专业化的特点。尽管中国政府对境外组织保持警惕,但事实证明,国际组织所推行的操作和理念可能恰恰有利于政府加强对NGO的管理。

安子杰指出,依照这些境外基金会自身的章程与目标,它们为中国NGO设计的培训项目原本应当更具“普世价值”。例如,若境外组织重视的是民主、人权、自由等理念,那么培训内容中应当更注重民主实践技巧(观点陈述、互相妥协、达成共识等);若境外组织想要推行性别平等、艾滋病携带者权益等特定理念,则培训项目也会应更注重沟通技巧(例如与媒体或政府打交道的方式)。然而他发现,大部分培训项目的目的是将中国NGO建设成为类似于北美NGO形式的专业组织,而这些舶来的组织架构与操作方法往往激起中国NGO业界人士的不满与困惑。

安子杰用两年时间跟踪研究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个NGO能力建设项目。为了保护相关组织和人士,他隐去了真实的项目名称,将其称为项目A和B。其中,项目A由美国的绿树基金(Green Tree)发起并提供资金,向其支援的30个中国NGO提供多年期的能力建设培训,内容包括六部分:理事会角色、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志愿者管理、财务管理、募款。项目B则由美国的AmeriFund发起,内容包括公信力、领导力、管治和筹款。

安子杰发现,培训中强调的各项理念与北美的慈善组织紧密相关,却未必适合于中国现状。其中,参与培训者对四个议题最为困惑:公信力、组织治理、参与式发展和本地实践。

首先,在公信力方面,培训项目更强调的是组织如何对捐款者负责,例如加强组织的透明化与规范化运作,公开财务状况等。然而对中国NGO来说,完全公开善款来源未必是一件好事——例如,曾有一家环境组织因公开其财务年报而被批评“从外国人手中拿钱”,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此外,培训项目似乎并不关心组织应当如何对其服务对象保持公信力。

第二,中国NGO对于“组织治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基本将其等同于“建立理事会或监事会”。然而这对许多草根组织而言是件难事:一方面,理事会成员要为组织行为负责,而大部分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或社会人士都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另一方面,组织本身也往往没有能力提供任何回报。即使对于成功设立理事会的组织而言,这个机构也大多成为摆设,而没有人理解其真实作用。结果,理事会对中国NGO而言成了为争取资助而设立的花架子。

第三,“参与式发展”在NGO培训中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话题,却很少有人理解其确切意涵。培训者将其解释为组织应设身处地为服务对象考虑、发现他们真正的诉求,然而对许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NGO成员而言,这些课程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更可笑的是,培训者往往只是在念诵书本或PPT的内容,“参与式发展”课程本身却没有任何参与可言。此外,还有NGO将其理解为“如何更好地劝说服务对象接受你的理念”,而这从根本上与“参与式发展”的精神背道而驰。

最后,能力建设培训中的大部分内容很难应用到实地操作中去,那些大而无当的理念反而让许多草根组织感到迷失了方向;培训项目成了满足捐助者而非NGO真实需求的工具,越来越多的受培训者对此表示不满。对草根组织工作者而言,国外经验实在离中国现状太过遥远,他们更希望与国内同行业的类似组织交流学习,却往往缺乏机会。

安子杰认为,组织能力建设培训项目呈现出新制度主义所认为的“制度性趋同”(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它们更多呈现的是精英捐助者眼中的“优秀NGO”,却不能满足中国草根组织的真正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培训项目非但没有推动NGO自下而上的发展能力,反而进一步灌输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思想;项目设计者因其手握资金而对NGO掌握权力,他们傲慢地忽视着中国NGO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结果,这些由所谓“境外势力”提供的培训项目,强调的恰恰是商业性与可控性,可能帮助驯化了潜在的公民社会力量。

【参考文献】
Spires, A.J. (2012). Lessons from Abroad: Foreign Influences on China’s Emerging Civil Society. The China Journal, 68:125-146.

Post has attachment
在华外企下一步:到农村去?
□“政见”观察员 陈磊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08/foreign-company-and-rural-market/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史,它们活跃在许多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外企在中国的投资和市场推广都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很少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针对这一问题,最新一期出版的日本《商业与经济观察》(Business & Economic Review)杂志发表了日本综合研究所创发战略中心特约研究员菅野文美的文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新一轮发展支招。

文章介绍所说,近年来,在沿海市场近乎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内陆地区的市场正在飞度发展,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将内陆地区作为中国市场的新战略的中心。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内陆地区市场的繁荣仅限于部分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购买力低下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外企忽视农村市场的理由,在“三农”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惠农措施,农村地区的收入普遍增加,在此大背景下,农村市场的潜力值得外资企业重视。

作为日本学者,菅野文美在文中专门分析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活动。文章介绍说,迄今为止,虽然已有超过1万家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经济活动,但很少有向中国农村市场进军的案例。其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物流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备,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难度大、成本高;

第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消费力度较低,企业要扩展农村市场,必须牺牲产品的部分功能使得产品价格降低,这对重视产品质量的日本企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第三,农村地区的商业规则与经营环境还不够成熟,为了能够在农村地区取得发展,必须和当地建立良好的关系,投入额外的营销成本;

第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许多农村居民对日本人和日本企业缺乏信任感,甚至仇视日本,阻碍了日企对于农村市场的开拓;

最后,由于中国近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在流失了部分潜在的消费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想在当地开展业务的企业面临也缺乏劳动力的窘境。

作者接着分析说,日本企业要目前社会化商业在中国还不是很成熟,将农民融入产业链的商业案例也还很少,但有一些例子值得借鉴。比如,达能等公司在和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的基础上,着重于对农民的培养和市场的推广,将农民纳入到产业体系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在中国进行社会化商业,作者也给出了建议:首先是通过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为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目标,增加就业税收等方面做出贡献,取得当地政府的信赖;其次,企业的工作人员个人要和农村居民多交往,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取得他们潜在的理解和信赖,为企业的营销营造良好环境;再次,企业要积极进行本地化,多招募本土人才,这会使企业的发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注重和当地经验丰富的民间组织和民间企业开展交流,吸取他们在当地的经验,为企业做参考。

作者最后总结说,对于日本企业等外资企业而言,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开拓农村市场,企业必须对原有的资源分配做出调整,重新规划公司战略。在了解农村地区旧有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同时应致力于商业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并形成长期规划。中国的农村作为规模庞大的潜在市场,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开发进入到一定阶段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农村市场进军,企业提早布局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伝統社会が残る農村部の攻略に有効なソーシャルビジネスの手法とは
【原文链接】http://diamond.jp/articles/-/16228

Post has attachment
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规划该休矣
□“政见”观察员 陶郁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08/chinas-cities-are-making-the-same-mistake-america-made/

有研究表明,如今已有超过半数的中国人生活在城镇之中,而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迅猛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也在高速扩张。例如,过去五年间中国兴建的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两万英里,这比美国洲际公路建设的速度高出4倍。然而,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康粟普(Peter Calthorpe)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撰文指出,如果中国不及时调整城市发展策略,可能会重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覆辙,甚至要比美国支付更加昂贵的代价。

康粟普认为,中国城市选择何种策略进行发展,不仅关系着这些城市长期的发展力、宜居度及能源利用效率,也与整个地球的健康息息相关。然而不幸的是,目前许多中国城市的发展思路都未能脱离西方传统模式,将汽车而不是居民置于发展规划的核心。随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如果保持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变,为了保障这些汽车在2025年还要顺畅运行,中国可能需要铺设50亿平方米的道路;在康粟普看来,这足以使中国人在富起来之前失去好身材与幸福感。

康粟普指出,许多中国城市目前的发展思路,与美国城市在上个时期五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如出一辙。当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中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大更好的住宅而搬向郊区,同时也有更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这样,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汽车数量,越来越多的城市土地被转化为了高架桥、环线和停车场;而在这个过程中,像著名城市社会学家雅各布(Jane Jacobs)所说的那样:“汽车超过电视和毒品,成为了美国传统社区的头号杀手。”由于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加庞大的人口,许多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远高于美国城市,因此,康粟普断言:一旦中国城市出现和美国类似的问题,其严重程度定会高上许多。

事实上,在康粟普看来,落后的城市发展策略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1986年到2010年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翻了六番,而居民使用自行车出行的比率却从60%下降到了17%。而与这一过程相伴生的恶果,除了空气污染,还有高涨的交通事故数字。康粟普指出,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每天大约有300人死于交通事故,而交通事故已经成为45岁以下公民的最主要死因。

康粟普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在于落后的城市发展思路。他进一步指出,在大部分美国规划者都已经意识到城市离不开公共交通、步行可达的居民区、街边零售店、食品商铺、酒吧茶馆和自行车便道的今天,他们的许多中国同行却仍然笃信柯布西耶将城市视为机器的乌托邦式观点。在一些追求效率的中国城市规划者看来,理想的城市应当被放置在由宽阔而生硬的道路所组成的网格之中,每个网格中的街区往往只有单一功能,而军营般的居住区则往往远离工作地点和购物中心。康粟普批评道,这种规划思路的核心是让汽车更快运转,却没有充分考虑人的需求。

然而,满足人的需求,是城市规划者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报告,到2025年,中国将有多达221个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共将有64%的人生活在城市当中。康粟普援引多个权威机构的数据表明,如果中国城市依然按照现在的方式进行规划,到2030年,中国的机动车数量将高达6亿;而为了驱动越来越多的机动车,到2035年,中国将被迫把65%的能源被用于交通。由此带来的污染和事故,想必非常可观;但更糟糕的问题却在于,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可能会迫使传统社区让位于新的道路和住宅楼,邻里之间可能不再有机会进行密切交往,有车的人堵在路上,没车的人则挤在开往工作地点的公共汽车里面。

通过自身的实践与经历,康粟普发现,有不少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西方传统规划思维的局限性,并且正在积极寻求改进。不过,他也警告,如果中国规划者希望城市能在他们的设计下能变得繁荣、宜居并且环境友好,那么就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事情变得更糟糕以至于无法挽回之前,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康粟普认为,把缩短通勤距离、促进公共交通、让人们更多采用走路和骑车等方式出行作为国家崛起的当务之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如果不这么做,在未来,中国城市可能就将难以驱动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

【参考资料】
Calthorpe, Peter. “Weapons of Mass Urban Destruction.” Foreign Policy SEPT/OCT 2012.
【原文链接】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8/13/weapons_of_mass_urban_destruction?page=full
Wait while more posts are being loa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