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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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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革 We Shall Go | 只憑事實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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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上台,相信核電廠存廢爭議又將成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的議題之一。

先假設一個問題,核四既然引起諸多社會疑慮與對立,若新政府破釜沈舟,大破大立,將核四拆除並於原址改建火力發電廠,那麼這座新電廠能否順利完工營運?對此我並不樂觀,因為台灣是一個建立陸上風力發電裝置,都會有民眾抗爭的地方;民國103年,英華威集團計劃在苗栗苑裡建置風力發電機,居民擔心噪音、眩光乃至影響風水等問題發動強烈抗爭。

台灣目前所面對的問題,不止是要不要核能發電,還有在地狹人稠的有限國土面積中,何處能建立既顧及環保又不會引發當地居民抗爭的發電廠。

以目前科技水準,技術最為成熟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效能仍遠不及火力或核能發電;以核四機組裝置容量而言,相同發電量太陽能板面積需達120平方公里,幾近台北市面積272平方公里的2/5,相當於11個信義區大小,而太陽能板面積再廣,也難以彌補其夜間不能提供電力的先天缺陷;風力發電機則需要四千座才能取代核四,其數量足以環島一週,尚且不論風力發電受自然環境因素影響而有發電量不穩定的特性。其他如水力發電、地熱發電、潮汐發電等,發電容量皆十分有限,或同樣受到大自然因素影響。

此外,汽電共生亦是發電的一種形式,其原理簡單來說是利用發電或工業製程中的廢熱發電。汽電共生能大幅提昇用於發電燃料的效率自30%至60%,但汽電共生不論是先發電式或後發電式,其能量來源仍不脫火力或核能,可視為發電或生產系統的附屬裝置,因此發電容量亦十分有限,目前只佔全台總發電量不到5%。

是以倘若所有核電廠都要停止運轉,除火力發電外,地狹人稠的台灣,電力供給空缺難有其他發電形式可取代。
台中火力發電廠_台電

台中火力發電廠。(圖片來源:台電)

核能發電附帶有核安風險及核廢料問題,那麼火力發電廠呢?火力發電廠有二氧化碳排放及落塵污染考量;台中電廠為全球最大燃煤火力發電廠,其發電量佔台電公司總裝置容量約20%,全年碳排放量亦為世界最高達3,800萬噸,佔台灣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兩億五千萬噸的15%。為利於燃煤廢氣排放擴散效果,廠區需建立高達250公尺的煙囪,相當於台北101大樓508公尺的一半。

長遠來看,火力發電排碳造成温室效應所引發海平面上升及氣候變遷的隱憂,難道不會為人類生存帶來浩劫?興建電廠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似乎是用電需求和經濟發展必要之惡和無奈。不可諱言,核能發電有其風險存在,然而世界各國亦無法輕言廢核,日本更在福島核電廠事件後仍思考核能發電的存廢。

雖然提昇能源利用效率的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但整體能源消耗仍不降反升,除了持續教導民眾節約能源外,尋求並開發新的電力來源便成為了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然而只要電廠一日存在,無論是何種發電方式,皆難免對我們的環境造成衝擊。

電力不會憑空產生,核能當然也不會是唯一的出路,但若只是為了政治選票貿然廢核而無長遠能源規劃,缺電或電費調漲才會是人民需要承擔苦果的開始。期待不論擁核或反核的主張者能理性提出相應且實際的配套措施,否則所有的言論都只是為反對而反對,為贊成而贊成的空談,皆是道貌岸然的假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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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的行為,在道德意義上固然稱不上什麼英雄好漢,他應該檢舉的不是與政治無多大關係的藝人,而是那些遍佈綠營、說一套做一套、整天鼓吹族群仇恨藉以謀取私利、嘴巴喊反中喊台獨,但卻私下勤走兩岸大搞政商關係、大賺人民幣的政客及其一大票同路人。

黃安的行為,在道德意義上,固然不足取,但比起像這位施醫生這樣一種一窩蜂打落水狗的行徑,卻要高尚許多。

至於黃安,哪一點稱得上如施醫生所指控的什麼 「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的抓耙子」?假若黃安是「反統剋星」,他恐怕就會被捧成台灣英雄、台灣之光。x它媽的天底下有這種道理?這像個文明社會嗎?你可以反統,別人不能反獨?一反台獨就是「殘害台灣人」?媽的實在可恥透了頂。

這樣一種誅心式的法西斯攻擊更不應該出自一個醫生的嘴裡,因為病人就是病人,藍的是病人,綠的也是病人,都是一條命,更不應該在一個人重病垂危之際,竟然去對一個個人做這樣一種惡毒的攻擊。

二十幾年來,在這島上,對於綠營稍有不敬,便會立即招來無數的攻擊抹黑羞辱造謠與迫害,無日無之,全然瘋狂地為所欲為,這樣一種強欺弱、眾暴寡的法西斯心態,誰成為主流誰便一窩蜂囂張行事的行徑,才是真正可恥,半個多世紀來卻始終是台灣的一個基本現象,甚至不斷變本加厲。

再說,一個人如果他有權利使用某種資源,例如健保,那他就是有權利使用,而不應該因為權利的行使而受到任何人身攻擊或羞辱;即便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歹徒,若他理當有權如何,便當如何,旁人憑什麼羞辱。黃安做為一個病人,為什麼居然必須受到社會公審?

依施醫師的意思是,一個人,必須道德沒有暇疵,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忠於某個黨,忠於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然後他才有資格行使他在這島上的基本權益。這是什麼樣的一種野蠻社會?如果這種攻擊合理,那麼,依我的道德感來說,我覺得像施醫師這樣的一種居然向政府告狀、企圖剝奪病人合法行使權利的 “殘害病人的抓耙子",是不是也沒有資格使用健保,沒有資格行使其在台權益?

台灣這個社會,真是墮落醜陋瘋狂到讓人很痛苦很厭惡的地步。

我常想,這島上,究竟還有幾個明白人?還是大家的良心和大腦都讓狗給啃了?

我因為害怕在這島上沒有同類,所以趕緊問學姐說妳看這些事會生氣嗎?她說會。我聽了心裡就比較安慰。學姐問說,「這樣不會被醫界懲處嗎?」 我說,「妳是在說我被醫界懲處還是這個施醫師被懲處?」學姐說,「當然是他被懲處。」我說,應該會是我被懲處,他應該會變成台大之光,變成台灣人的英雄吧。

剛剛趕出門搭車上班途中,看到電視上竟然出現這樣的民意調查:「你認為黃安有資格使用健保嗎?」媽的,真的是存心要激怒我嗎?這是什麼樣的低級封閉社會,竟然可以公然把一個人揪出來公審他有沒有資格行使他的基本權益。這就如同早些年常聽到醫界或一般人的一種論調說,愛滋病或同性戀這些「人渣」憑什麼用健保看病?他們應該為他們不檢點的行為負責。

如果你覺得這種糟蹋異己、欺壓少數人的心態很惡劣,那麼,把一個個人就這樣揪出來公審其基本權益,難道不是更惡劣更荒唐。那些掛人權羊頭賣政治狗肉的什麼碗糕台權會之類,會跳出來聲援黃安並譴責暴民社會嗎?當然不會。他們沒有落井下石就算不錯了。

在這島上,所謂自由與人權從來都不是人們關切的對象,半個多世紀來,純粹就是永無止境地全然以政治顏色做為一種是非善惡的標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是我們這一國的,隨你看要怎麼扯爛污怎麼胡作非為都沒關係,但若非我族類則人人皆可誅之辱之;誅之辱之越是勇猛者,越是英雄戰神。

還記得十幾年前綠營剛奪得政權時的諸多非法行徑嗎?一群教師因此走上街頭抗議,李筱峰(一位親綠大學教師)竟然寫了篇文章叫「寡廉鮮恥上街頭」,李先生說,台灣的教師過去都是支持獨裁的國民黨,如今膽敢走上街頭抗議咱台灣人的民主政府,實在是厚顏無恥不要臉。李先生認為,教師既然過去沒有追求人權與自由,自然也沒有資格在 「革命成功後」享有權利。

我於是寫了至少五篇長文,標題叫做「給李筱峰上五堂公民課」。我在文章裡頭說,如果李筱峰的想法合理,那麼,他理應也屬於應該被剝奪人權的人之一,因為當我們冒死反抗蔣家時,我倒是沒聽過李筱峰當年反抗了什麼蔣家暴政;當我們寫下遺書發起反戒嚴行動、發起台灣第一次群眾抗爭時,沒見過李筱峰前來一起拋頭顱灑熱血;甚至當我們因為主張台獨而涉嫌叛亂、家破人亡時,也從沒見李筱峰有什麼作為,難道全台灣到最後就只能剩下幾個人有資格保障自己的人權、有資格行使自己應有的權益?

現在都已經21世紀的第16個年頭了,垂垂老矣之際,我卻反而還得時光倒流三十幾年,回到年少時光,一再講述這些其實無須多說的基本觀念,並不是因為它很難懂,而是因為這島上其實沒有幾個人在乎。唯一始終橫行無阻的就是政治,誰成為主流,誰就作惡。

我一點都不想跟這個恐怖陰暗無恥邪門透頂的島嶼有所瓜葛,能盡量遠離這個社會我就盡一切可能遠離。大家喜歡怎麼樣惡搞糟蹋自己理應長久愉悅安身立命的家園,就僅管去惡搞去糟蹋,只是許多時候我免不了還是會有點不忍之心,難道各位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家園如何腐爛毀壞,直至不堪聞問不適人居?難道各位真的無法理解這些非常簡單、但卻是「文明之所以可能」的基本道理?難道各位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在一種文明良善的社會中正直、愉悅地成長?難道各位真的蠢到一點都看不出來那些整天操弄族群仇恨與對立、滿口愛台灣的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惡棍?

陳真
p.s.: 本文會寄給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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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回台就醫 台大醫師這樣說

Yahoo奇摩新聞 – 2016年3月10日

自封「台獨剋星」的藝人黃安舉辦多名台灣藝人涉台獨,引發眾怒,他昨天因病回台就醫。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施景中發文說,健保署一方面對醫界苛刻,一方面對這些人無微不至的照顧,這就是政府所謂的公平正義?照顧弱勢?怎麼不去照顧偏鄉付不出錢的弱勢?

52歲黃安日前傳出突發心肌梗塞,今天凌晨搭乘醫療專機返台,再搭救護車到振興醫院急診室入口,黃安戴墨鏡及口罩躺在擔架上被推進醫院。

黃安8日在社群網站微博表示,6日突發心肌梗塞,3條堵死的冠狀動脈,差點要了他的命,在中國大陸北京醫院住院觀察,昨天傳出黃安要返台治療休養。

不過,黃安屢屢在中國大陸檢舉台籍藝人,也因檢舉韓國藝人周子瑜拿國旗,引起部分台灣民眾激憤,現在回台就醫,引起不少「浪費健保」、「回台享受資源」聲浪。

施景中上午在臉書貼文表示,「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的抓耙子,碰到病魔,馬上回來享受台灣免費的『全球健保』。他在中國就醫的部份,一天還可申請新台幣7000多元實支實付的健保核銷」。

陳真 | 2016.03.11 08:59 Update

這位施景中醫師昨天回信來,寫著這樣幾句話:

“謝謝您的指教。您有表達您意見的權利和自由,這真是很好的現象。敬祝 日安。"

我剛給他回了信如下:

施醫師,你我當然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任何人都沒有公然對他人進行人身公審的自由,甚至公審的內容竟然是針對對方的基本權利,而且是在對方重病之時 竟公然為之,毫無分寸地大扣帽子;只有暴民才會幹這種事,只有極其野蠻的法西斯社會才會容忍這樣的事存在,只有徹底瘋狂的病態社會才會甚至鼓舞這樣一種行 為。

更重要的是,請你別忘了你是個醫生,難道每個病人來到你面前,你會對他進行這樣一種思想忠貞的檢查,來判斷你是否給予對方應有的醫療。

你真的聽不懂我在說什麼嗎?我對你並無惡意,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希望你別介意這樣一種指責;之所以批評你的言行,只是因其荒腔走板且為害甚巨。我們就算不曾身處較為理想的文明社會,也該對它保有一點最基本的、僅存的素養、尊重乃至渴望。

就如同我絕對有辦法對你如法炮製,難道我可以因為你的言行之惡劣而對你提出類似這樣的社會公審:"殘害病人不遺餘力的醫界敗類,憑什麼繼續領納稅人的血汗錢?應該即刻停止支薪才對" 我若也學你這樣做,難道你會認為好棒,難道你會認為這是一種表達意見的自由?

陳真

陳真 | 2016.03.11 10:24 Update

我在日本、歐洲等許多國家,經常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

一些外觀看起來像小混混乃至地痞流氓那樣的人在街上開車。若是在台灣,特別是在台南,你大概可以預期他將通行無阻,可以逆向可以蛇行,可以左彎可以右拐,隨他高興,至於紅綠燈,只是一種裝飾品,對他絕不會有任何約束力。然後呢,我們一般人只好一切讓他優先,閃遠一點比較安全,萬一擋了路,恐怕馬上對你來一頓毒打。

但我在國外觀察到的現象卻是,哪怕你是黑幫老大,在種種公共秩序與規範之前,照樣得乖乖地照規矩來。這是因為他們怕警察開單嗎?當然不是。老實說,我在英國開車十年,印象中從未見過一個交通警察。既然沒有警察,那麼,刺龍綉鳳的老大們是在怕什麼呢?怕一種眾人的眼光。

其它國家我沒把握多說什麼,但在英國那麼多年,我的觀察基本上應該沒錯。在英國,任何人在一種公共領域的情境下,當他違反或破壞了基本文明所賴以形成的種種秩序時,眾人不以為然的眼光會立即對他形成一種巨大的制約乃至制裁的道德壓力,根本不需要警察出面來開單。

你知道,英國很多路口是根本沒有紅綠燈的,就只是在地上畫個圈,大家維持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左邊讓右邊,交通竟然就這樣通暢無阻了。要是在台灣,你也把紅綠燈取消,在每個路口地上畫個圈試試,看看交通將會亂成什麼樣子。

在台灣,從來都是小車讓大車,大車讓卡車,行人讓所有車;要是有人開坦克車出門,那麼道路就是他的了,他要怎麼開都行。但在英國卻不是這樣。我曾見過一個英國阿婆當街攔下一輛大卡車,痛罵了足足有一兩分鐘才放行,就只因為那卡車並沒有在她 “完全" 脫離馬路時便打算起動(只是打算而已,根本還沒行進);其實就只是差了一兩步,阿婆就能完全走上人行道了,但她還是很不爽,回頭攔下卡車司機,教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卡車司機再三道歉。你能想像台灣或大陸會有這樣的情景出現嗎?膽子大的不妨試試,但我猜你八成會被打到送醫院。

我要說的是,你不要以為文明社會或理想家園將會憑空由天而降。這一切都得透過眾人的力量,你不可能總是期待別人為你爭取美好的社會。你也不要以為這一切與你無關。若與你無關,難道就與我有關?

只要社會成員具有一種應有的病識感,進而實踐之,那麼,就算再怎麼恐怖腐爛的社會也都不足懼,因為不管步伐多麼緩慢,社會遲早還是會持續向著一個比較好的方向走去,走得快走得慢不是重點,重點是到底有沒有往前走,還是一直在拼命往後退。

最可怕的是:完全沒有病識感,甚至自以為這樣一直往後迅速倒退的社會很自由很爽。那就真的沒救了。而台灣恰恰就是這樣一種社會,荒唐惡行卻反而成為眾人歡欣鼓噪熱烈推崇甚至從中產生興奮快感的對象。

我實在很不想再講那些連三歲小孩也該懂的一些有關比方說自由的原理。那些東西,各位真的會一直都聽不懂嗎?你會不懂自由之所以可能成立的前提?前提是:你必須給自由設個範圍,設個界限;就如西洋諺語所說,"你可以自由揮舞拳頭,但你絕不能碰到我的鼻子"。

一個社會,要是怎麼做都行,只要拳頭夠大、人數夠多,便可為所欲為,自由還有可能存在嗎?任何人假若看你的言行不爽,便能對你為所欲為,那麼還會有不一樣的聲音與思想嗎?你還有自由可言嗎?你還敢不服從主流、不服從權勢、不服從拳頭比你大的人嗎?

台灣人很喜歡學人家西方人講各種進步語言,講各種漂亮話,但從來都只是拿它來裝飾用、鬥爭用、耍嘴皮用、表態用、自我陶醉用、謀取私利用,就像這位施景中醫師,竟然還自我滿意度很高地在講什麼自由。可是,要是大家都有像他那樣的一種任意公審他人基本權利的 “自由",到最後還會有自由嗎?當然有。將會只剩權勢者或主流一方或拳頭大的人有自由,弱勢或少數一方則只能任人宰割。所謂暴民社會或法西斯社會便是如此,自由與權利成為一種戰利品,必須先經過資格審查,"我方成員" 才有資格享有,只要人多勢眾便可為所欲為;至於弱勢或少數一方則只能任人糟蹋。

難道你們念小學時老師沒跟你教這些?難道老師沒跟你們說起自由的前提要件?要是醫生都有像這位施景中醫師所認定的那樣一種 “自由",可以自由公審病人的思想忠貞與道德表現,從而決定要不要給他應有的醫療服務,那麼,你會認為這是一種美好理想社會的型態嗎?

三十多年前,當我年少,我講這些;三十多年後,垂垂老去,但我卻還是只能講這些。

陳真 | 2016.03.11 11:10 | Update

施醫師又寫信來,如下:

“你有表達的意見的權利,但是如果扭曲我的話就不大好了。敬祝日安哦。"

我給他回了信如下:

我對你的批評全貼在此:http://palinfo.habago.org/static_archives/guestbook/

如果你認為我扭曲了你的話,可否請你告訴我,我扭曲了哪一點?

底下是我看到的一些有關你的新聞報導以及你的原始發言全文。

你的原始發言全文是這麼寫的:

———————————
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的抓耙子,碰到病魔,
馬上回來享受台灣免費的"全球健保"。
他在中國就醫的部份,一天還可申請8114多元實支實付的健保核銷。
抓耙子是對台灣政府有多大的貢獻? 可以享受廣大的納稅人民的提供的福利。
健保署一方面對自己的醫界苛刻,一方面對這些人無微不至的照顧,
這就是政府所謂的公平正義? 照顧弱勢?
台灣偏鄉的弱勢誰照顧了? 在雲林分院當主任時,碰到病人付不出小孩轉送台北的救護車錢,我包了一萬元給病人。
立委們,妳們怎麼不去照顧偏鄉付不出錢的弱勢??
新政府上台了,要檢討這些爛帳了,像檢討婦聯會不明不白的勞軍捐一樣。
不要一邊跟我們說健保沒錢快倒掉了,卻又慷慨的當冤大頭,去補貼這種根本不當台灣一回事、念念心在祖國的抓耙子。
醒醒吧,政府官員。
—————————-

我想請問你,我就是你說的心懷祖國的人,請問我有沒有資格使用健保?同時我也要請問,黃安究竟哪裏 “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 我倒是認為像你這樣的行為才是真正在殘害一種基本文明與價值。我更要請問你,我不能心懷祖國嗎?我心懷祖國就該受到眾人的糟蹋與公審、甚至得因此剝奪基本 權利嗎?

一個人如果事後認為自己講錯話了,那就請更正說法無妨,或是請指明我或媒體究竟哪一點扭曲了你?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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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回台用健保 台大醫生痛批:不該補貼心在祖國的抓耙子

中央社 2016年03月10日

藝人黃安回台就醫引發討論,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施景中今天說,健保制度讓回台就醫者享台灣免費全球健保,忽略弱勢。

黃安日前傳出突發心肌梗塞,凌晨搭醫療專機返台,再搭救護車到振興醫院急診室入口。部分台灣民眾激憤,回台就醫,引起不少「浪費健保」、「回台享受資源」聲浪。

施景中上午在社群網站臉書貼文表示,「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的抓耙子,碰到病魔,馬上回來享受台灣免費的『全球健保』。他在中國就醫的部分,一天還可 申請新台幣7000多元實支實付的健保核銷」。他說,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一方面對醫界苛刻,一方面對這些人無微不至照顧,這就是政府的公平正義?照 顧弱勢?怎麼不照顧偏鄉付不出錢的弱勢?
施景中說,新政府上台了,要檢討這些爛帳,像檢討婦聯會不明不白的勞軍捐一樣。不要一邊跟說健保沒錢快倒掉了,卻又慷慨的當冤大頭,去補貼這種根本不當台灣一回事、念念心在祖國的抓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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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景中轟黃安:殘害台人抓耙子,碰病魔回來享免費健保

網搜小組/綜合報導

資深藝人黃安因心肌梗塞返台治療,在10日凌晨1點多搭醫療專機抵達松山機場,隨後搭上救護車趕赴振興醫院醫治。對此,台大婦產科醫師施景中上午在臉書PO文痛批,「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的抓耙子,碰到病魔馬上回來享受台灣免費的『全球健保』。」

「抓耙子是對台灣政府有多大的貢獻?可以享受廣大的納稅人民的提供的福利。」施景中直言,光是黃安在大陸就醫部分,一天還可申請7000多元健保核銷,話鋒一轉,他大罵健保署對醫界苛刻,但對這些人的照顧卻無微不至,「這就是政府所謂的公平正義?照顧弱勢?」

最後,施景中也呼籲即將上台的新政府,務必要檢討這些爛帳,不要一邊喊健保沒錢快倒掉,結果又慷慨的當冤大頭,「去補貼這種根本不當台灣一回事、念念心在祖國的抓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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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景中醫師臉書留言:

殘害台灣人不遺餘力的抓耙子,碰到病魔,
馬上回來享受台灣免費的"全球健保"。
他在中國就醫的部份,一天還可申請8114多元實支實付的健保核銷。
抓耙子是對台灣政府有多大的貢獻? 可以享受廣大的納稅人民的提供的福利。
健保署一方面對自己的醫界苛刻,一方面對這些人無微不至的照顧,
這就是政府所謂的公平正義? 照顧弱勢?
台灣偏鄉的弱勢誰照顧了? 在雲林分院當主任時,碰到病人付不出小孩轉送台北的救護車錢,我包了一萬元給病人。
立委們,妳們怎麼不去照顧偏鄉付不出錢的弱勢??
新政府上台了,要檢討這些爛帳了,像檢討婦聯會不明不白的勞軍捐一樣。
不要一邊跟我們說健保沒錢快倒掉了,卻又慷慨的當冤大頭,去補貼這種根本不當台灣一回事、念念心在祖國的抓耙子。
醒醒吧,政府官員。



陳真 | 2016.03.11 12:39 | Update

看一個政治人物的好壞,不是看他有沒有前科,而是看他種種言行背後所蘊涵的念頭、盤算與企圖,像底下這位張先生就是一個例子。一個行政院 長居然敢公然對一個個人,一個重病病患的就醫行為提出所謂發自 “個人內心" 的譴責。你說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病態的社會。你想,這樣一個所謂行政院長,做出這樣一種荒唐行為,他是想取悅誰?一個會為了討好群眾而做出如此違反基本分寸 的政治人物,會是一個良好的、忠於職守的、可靠的、可信任的政治人物嗎?還是一個很可能看風向說話、伺機便宜行事的政客?

screenshot-www ettoday net 2016-03-11 20-43-32黃安究竟犯了哪一條法律?必須接受全體社會公審?就算一個罪大惡極的歹徒,當他生病去就醫,也純粹天經地義,旁人能說什麼?難道這位沐猴而冠的張院 長也要天天因此 “心裏不高興"?難道從今以後,在這個它媽卑劣可恥的社會裏,當我們行使權利或生病就醫時,得先捫心自問一下自己的道德狀況以及思想忠貞程度,以免讓張院 長不開心?以免讓施醫師不高興?以免讓千千萬萬綠油油的暴民們不爽而群起撻伐?

有人常以為我有正義感,事實上我沒有。我只有一些最基本的、做為一個人應該有的正常反應。我要是有一點點像台灣人那樣一種氾濫成災、動輒喜歡集體公 審的 “正義感",我跟你說,以我三十幾年來的無數人脈、經歷、見聞乃至證據,我若要一一如實道來,無數的醫生、教授恐怕得去坐牢,無數美侖美奐、鎂光閃爍的檯 面人物們得身敗名裂。

我之所以不會行使那樣一種 “正義感",是因為我知道,法律的事得交由法律,而不是交由暴民仲裁或制裁。至於道德的事,私人的部份,外人無權置喙,公德的部份,則可公評。但再怎麼評,都不應該以此做為一種衡量一個人能否擁有權利與尊嚴的依據。

難道以後法院或醫院或每一個政府部門都得塑立個思想檢查與道德查驗的關卡,凡是顏色不對、思想不端的人,都應排除或縮減其應有的權益,並可任意傷害其名譽與基本尊嚴。

實在是荒唐透了頂。現在都已經是21世紀了,而這個綠油油的極右封閉社會居然還四處瀰漫著這樣一種宛如中古世紀的思想審判及文革式的暴民制裁。

陳真
P.S.: 這文寄給張善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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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回台就醫 張善政:心裡面不太高興

新頭殼 – 2016年3月11日

符芳碩/台北報導

在中國自稱「台獨剋星」的藝人黃安日前返台就醫,引發外界關注,對此,行政院長張善政11日受訪表示,「心裡面是不太高興」,媒體問他原因,張揆說,「他先前的所作所為大家都看到了啊」!



本文源自於巴勒網,經由陳真醫師的同意所進行轉載。另由於巴勒網的留言板文字並沒有寫標題,因此標題為文思革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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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海內外各種社運組織和慈善團體,三十幾年來,略有見識與參與。平常常罵社運人士,其實我罵的只是台灣,對於海外社運組織或從事社運者,我充滿由衷的敬意。許多時候,他們的良善、熱情、勇氣與執著,經常讓我感到非常訝異。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海外,一個乍看平凡無奇的人,比方說一個圖書館員,一個中老年家庭主婦,一個打工仔,一個垂垂老矣的醫院護士,完全不可能為社會所知的一大群人,你很難想像她們的一生,在其所從事的運動中,竟然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做過多少你沒法想像的奮鬥,但他們卻似乎完全不曾意識到自己事實上極其不平凡的貢獻。他們身上沒有任何標籤,好像也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所做的有什麼特別或值得稱讚之處。

但是,一個台灣的所謂社運人士卻完完全全不是這樣。講到這群人渣,我真是很難掩飾心中的鄙夷和厭惡;不但群矯揉造作、用心極其複雜,而且幾乎一概是綠油油的總是掛著羊頭賣狗肉,名為社運,實則為政治鬥爭;名為社運團體,其實只是那個爛黨的一個尾巴附庸,為其發聲,為其殺敵,為其美化。一旦鬥爭有成,就開始累積、販賣成所謂政治資源,為自己取得各種好處;或更可恥的就是以社運為跳板,當上政治人物。表面上當然都說得很好聽,但是,請你告訴我,三十幾年來在台灣,那麼多高掛社運旗幟參選的所謂社運人士與x它媽的所謂理想家們,平常藉此左右逢源、名利雙收也就算了,我要問的是:當他們或她們取得龐大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及個人暴利後,有哪一個真的做了什麼理想?沒有,零!一個也沒有。

更何況,這些所謂社運的理想,難道是你非得讓自己鎂光閃閃、權力巨大、名利雙收之後才能辦到的?這一切所謂社運理想,難道不就是必須得透過一種眾人參與的持續經營,才有可能成事。比方說反戰,你不在廟堂之外反,難道讓你當上立委,讓你一個月領七、八十萬,然後才能反戰?比方說反對軍火貿易,你不在廟堂之外集結社會力量,透過無數的教育與活動,你跑去市議會或立法院幹啥呢?比方說關注戰亂地區的兒童與婦女,我不知道你爭先恐後、吃相難看地跑去搶當立委做什麼?比方說關心同性戀權益,關心愛滋病患權益,關心基本人權,關心核武或核電問題,比方說工運、農運等等等,所有這一切社運議題,難道不就是必須透過一種廟堂之外的社會集結與凝聚、透過一種價值的鼓吹與改變才有可能成事?但是,台灣這些社運人渣卻不是這樣想的,說穿了,他們只是利用社運來營造一種個人光環,進而藉此取得個人權力與暴利,貫徹一己偏見,貫徹自己的所謂政治立場。

我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不應該參選,而是說,社運是社運,政治是政治,完全兩碼子事。社運是在社會上、在廟堂之外,訴諸一種價值,推展某一種尚未普及的觀念,或是聚焦在某個帶有深刻價值的議題上,例如工運農運,例如反戰,例如兒童人權,例如反核武等等等。比方說,一個工運,你不在廣大的工人世界裏從事,x它媽的跑去立法院享受榮華富貴卻說是要承擔什麼更為巨大的工運責任?那不是在騙小孩嗎?

海外無數的社運團體或慈善組織,你有沒有看過哪個社運人士會紛紛以此當幌子,以此當成一種個人政治資源,跑去選民意代表選議員,為自己謀取暴利與權力?即便是那些舉世著名的社運團體,例如我長年熟悉的PHR、CAAT、ICBL以及MSF等等等,即便是它們的領導人,誰會特別去注意他呢?他根本不值得注意,因為這是社運,不是在選美,也不是在選立委,不應該有任何個人光環,更不應該藉以謀取個人社會地位與權力。你能想像他們的幹部或領導人或其中任何一個成員,竟然打著相關的社運旗幟去參選嗎?若有人真的這麼做,人們大概也只會覺得他是不是頭殼壞去,要不就是別有居心,因為你既然是社運人士,不去做社運,跑來選舉是要幹什麼?你能想像若雪不是以自身肉體去巴勒斯坦人的民宅阻擋以色列的推土機,而是打著什麼以巴問題的社運旗幟、風風光光、姿態萬千地跑去競選美國議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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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運團體 參選掃街拜票一隅

今天巴勒網若也像那些人渣那樣,來搞一些鎂光閃閃的事,配合無恥媒體及一幫文人買辦的哄抬,把我們自己都包裝成美妙動人的理想家社運家,巍巍峨峨地領受眾人的仰慕與歡呼,然後站出來說我們願意進一步犧牲奉獻,願意進一步承擔更為巨大的責任來拯救巴勒斯坦人,請你選我當立委,我願意做更大的犧牲奉獻,扛起更沉重的拯救世界責任,請問你信嗎?這不是自欺欺人嗎?如果你在廟堂之外都辦不到的事,你進入一個小廟堂之中,當然更不可能辦到,要不然也不叫做社會運動,而該叫選舉運動了;甚至連社運也該免了,直接恭請哪個政治人物來當我們團體的董事長,直接為我們做這個做那個不是比較快?還需要社運嗎?

就算是不至於這麼這麼卑劣的台灣所謂社運人士,也往往充滿齷齪可鄙的虛榮。他們要是有人家一般西方人所做的千萬分之一,恐怕不知道會在鎂光燈前吹噓膨漲成彷彿什麼天大的豐功偉業,進而迎合主流媒體,製造個人美妙光環,巍巍峨峨地又是以一種什麼理想家、什麼進步人士的美妙姿態出現,非常擅於操弄鎂光燈。但實際上呢,他們究竟做過些什麼?幾乎可以說是0。不但是0,許多時候根本就是講一套做一套,檯面上一套,檯面下又是另一套,鎂光燈前儀態萬千,鎂光燈外,不堪入目。

老實說,我在台灣沒見過幾個言行一致、品格正常的社運人士。因此,在台灣,每當有人跟我說他在從事什麼社運時,我都會馬上對這個人的基本人品或智能起疑心。說穿了,在台灣,所謂社運,往往只是人渣營造個人形象、為個人謀福利、謀取光明前途和錢途的一個工具和標籤。我當然不是說每一個都這樣,我並沒有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我只是一竿子打翻差不多百分之95的人而已。

差不多18年前吧,我寫過一篇文章叫 “說點社運的風涼話“,引起台灣社運界一片哭爸哭母,信箱每天收到一堆這類謾罵,說我只會說風涼話不曾做過什麼。記得有個環保聯盟的年輕社運人士,寫信來哭夭,我說,我是沒做過什麼沒錯,所以我的文章標題才叫做 “風涼話",可是,我反問他說:"那你做過什麼呢?" 他很得意地回信說,他是環保聯盟的什麼什麼幹部。我回答他說,我是1987年時,環保聯盟的25位創立者之一,一字一句創立環保聯盟,另外還曾參與發起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反核遊行抗爭,接著十幾年有一堆相關頭銜,例如什麼執委,核能組學術委員等等等,但我早已全部撇清關係。

我忘了我那篇 “說點社運的風涼話" 寫了些什麼,印象中只是講一些很表面、很客氣、很技術層面的批評,真正的實話我至今仍未說出,因為不敢說,我膽子小,我知道這些長袖善舞的理想家社運家不能惹,而且這些東西寫來滿紙污穢,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寫,只是修養差,身為忍教教主,忍功卻練得不夠好,有時實在憋不住就會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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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年來,在公眾事務上,心中一直有個遺憾;這個遺憾是否有一天能夠不再是遺憾,不得而知。假若我能再活個20年,或許就有可能一償夙願。

這個願望其實很簡單,我總想為祖國做點什麼,當醫生也好,教書也行,或是當志工,從事點社運工作等等等,事無大小,幹啥都行,總歸是希望這一生,或多或少能為無緣付出的苦難祖國同胞貢獻點心力。

至於統獨,我的年少歲月是獨,青、中年是統,至今依然樂於見到兩岸統一。我相信統一對兩岸人民乃至區域與世界和平穩定都十分有利。重點是:統獨理應只是一種見仁見智的理性議題,而非道德誡命。

但是,台灣過去、現在或許連未來也會一樣,完全就是把它當成一種神聖的道德教條。過去是非統不可,整個島像瘋了一樣,人人高喊統一,就連西元紀年也不行,情治單位會約談你,質問你為何寫信、寫文章一概用西元紀年,是不是敵視民國?是不是打算推翻民國?

後來,綠營洗腦有成,很快地整個社會由統翻獨,唯一不變的是:同樣是一片瘋狂,甚且變本加厲,誰喊統一誰倒霉,誰說大陸的好話誰就是台奸,"中國" 或 “中華" 變成一種毒素,正猶如在過去 “台灣" 二字也是禁忌或低俗之物一般,不可以說台灣話,也不許自稱台灣人,我們都必須是中國人,必須是偉大的中華兒女。

對岸當然也好不了多少。兩岸總是有這樣一種共同的暴民現象:任何一種政治主張,一旦據為主流,便饒不得少數一方;藉著人多勢眾,任意傷害少數異己。更可悲的是:整個社會對此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加油喝采,大力抬舉這樣一些整天高舉愛國大旗、挑撥族群仇恨並努力傷害少數異己的人渣。

政治立場也許一翻兩瞪眼,非此即彼,概念上往往十分粗糙乃至粗暴,但是,任何一種道德情境卻極其微妙、複雜而有著無限種可能。

比方說,有時看到一些舉藍旗的人,當他們在列舉對手的道德缺陷時,"台獨" 竟然變成一種罪狀。如果主張統一不該有任何道德問題,台獨又怎麼會是一種道德缺陷呢?反之亦然,在這島上,如果你可以說台灣是你的偉大國家,為什麼我不能說兩岸統一恰恰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祖國呢?

檯面上那些齷齪無恥的政客與文人們,其實都完全懂得這個根本無須多說的基本道理,但是,這些混蛋,為了謀取個人利益,便故意把一個理應透過理性思維與利害考量的事務性問題,給徹底轉化成神聖的道德誡命,誰敢不從,誰有異議,誰就是敵人。

我們特別應該唾棄那樣一些在一面倒的主流氛圍下,高舉順風旗,搭順風車,吃香喝辣,左右逢源,但卻又異常 “勇猛" 地傷害少數異己的人。即便你的表面立場好像跟他一樣,你還是應該在道德上唾棄這種人,因為只有人渣才會如此 “勇猛“。

比方說,我今天如果跟著一大群人圍毆一個小女孩,我拳頭腳踢打得好用力好爽,你會因此佩服我的 “勇敢" 或 “勇猛“嗎?你會崇拜我,說我是戰神、戰將嗎?還是對我的 “勇敢" 與 “勇猛" 感到鄙夷呢?

相反地,假若有個人,他的政治主張與我不同,但他面對千夫所指亦往矣,那我還是得在道德上承認他的勇氣與重要道德價值。這就好像當你看到一大群流氓拿刀拿槍欺負一個人時,你站出來制止,這才叫做勇氣或勇敢不是嗎?

在這島上,一片綠油油,整天傷害少數異己,這樣一些混蛋,如果他也敢去大陸如此高喊台獨,那我就佩服他。同理,大陸上的一堆民族憤青,誰對祖國稍有不敬,甚至連不敬都稱不上,他們同樣便視之為敵,視之為民族罪人。這樣一些憤青,其實應該親自來台灣一趟,四處表達他的 “憤怒" 才像樣。

胡適當年面對一種所謂愛國熱潮時,他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意思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自由這個概念其實恰恰就是為少數異己乃至異類或怪胎而設。如果是多數主流,簡直就是可以為所欲為,還需要強調什麼自由嗎?在這密不通風、思想單一膚淺、價值極度簡化的島上,我知道自己很怪,因此對自由更是十分渴望而不可得。

做為一個其實一點都不堅定(而且也不該堅定) 的統派,當我在昨晚投票前夕看到底下這段影片時,心裏充滿憤怒。

雖然我這一票仍然投給國民黨(政黨票則投給新黨),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會因為顏色而遺忘了基本是非。

今天我之所以支持國民黨和新黨,當然不光是因為任何政治主張,更是因為基本價值與基本是非。不管島內或島外,不管任何一個黨,任何一種政治主張,都不應該違反基本是非,不該傷害人性。

這位周子瑜我是不知道她是誰,報上說她是台南人,才16歲,究竟犯了什麼罪,竟然得錄製影片向天下人鞠躬道歉?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被迫做這樣一種交心表白,更何況是個未成年少女。

聽說是有個來自台灣的藝人向大陸官方檢舉她。檢舉她什麼呢?說她拿國旗,所以是個台獨。就算真的是台獨也不該是一種罪狀。

綠油油的陣營裏頭有好幾大卡車的人,長年以來,一方面在島內以台獨為神聖道德誡命整天糟蹋少數異己,並且洗腦下一代,使之仇中反華,但這些數不清的綠油油人渣私底下卻一個個和大陸關係好得不得了,又是投資又是開店,又是炒房又是吃喝嫖賭樣樣來,坐享暴利,大賺人民幣。你若去揭發這樣一些人渣,倒是一項義舉,但是,逼迫一個小女孩交心表態,還有人性嗎?這樣的祖國,會吸引人還是讓人更加厭惡?

我知道我在大陸似乎有一些 “讀者“,同胞們,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妹妹或女兒,像被歹徒綁架一樣,對著鏡頭被迫念稿,交心表白說台獨是神聖使命,不知你心裏做何感想?你會因此而更加認同台獨或是更感厭惡?

同理可證,用這樣一種傷害人性的手段,只會使人更加厭惡所謂祖國。就如同哪天我若真能得償夙願來到祖國貢獻一點心力,你們若硬要處處說我政治主張上應該這樣應該那樣,才符合偉大民族情操,我毫無疑問一定會反抗。

一個國家想要朝著一個比較良善的方向發展,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之事,所以我倒也不是一個空洞的所謂理想主義者;但在百般缺陷中,總該還是要有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統獨從來都不該是一種道德議題,統獨只是一種非常事務性的理性與利害考量,見仁見智而無必然對錯。

寫這樣一篇文字,感覺就像在教三歲小孩。這樣一些想法,如此顯而易見,其實根本無須多說,但在兩岸,卻彷彿什麼空谷足音似的,難得聽聞。充斥耳際的,全是見仁見智的一己之見之強烈逼迫他人接受,並以此定義敵我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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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樂妍

我從來不看政治新聞,但是我每天一定會看娛樂新聞、小狗新聞、美食副刊、柯P經典語錄和圓仔爬樹… 但是最近的娛樂新聞都跟政治新聞搞在一起,雖然我看不是很懂,但是我還是免不了一定得看到。

我很認真地反問我自己,那我是中國人嗎?

從小,我就是跟著爺爺奶奶被帶大的孩子,我爺爺奶奶的國語都帶著濃濃的鄉音。來我家的同學都聽不懂我爺爺奶奶說的話,我奶奶跟她們聊天我都要在中間當翻譯。但是這明明就是中文啊!可是我同學就是聽不懂,只有我聽得懂。因為我爺爺祖籍是湖北、奶奶是江蘇。不只爺爺奶奶,我還有外公外婆,他們祖籍是安徽和浙江。我家附近的鄰居,我奶奶平常散步的朋友,也都是來自山東、寧波、南京的老奶奶,這些對我來說,我都沒去過,就只是一些歷史課本上出現的地名。

其他爸爸媽媽帶大的孩子,可能聽了很多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之類媽媽說的床邊故事。可是我爺爺奶奶,從小講給我聽的就是他們如何逃難、逃了多遠,怎麼逃?和一些對日抗戰打鬼子的故事。我奶奶講到激動處,還會落淚…說:「日本人都亂抓女孩子」…等等的。

這些故事我聽多了,導致我現在長大喔,我還是不太喜歡日本,我對這個國家沒有太多好感,即使我已經去過一次了。但是我認為沒有必要我應該是不會想再花錢去,對這個國家就是…有吃生魚片就夠了。

我爺是個不容許挑戰他的人,小時候日劇,阿信這麼紅喔!紅片全台灣喔~我爺用濃濃的鄉音說一句:「鬼子連續劇,不看!」我吵著跟奶奶說,「拜託啦!帶我去吃漢堡好不好,我好想吃吃麥當勞喔!」我爺回一句:「洋人的東西!家裡沒有!」叫麥當勞回家全家一起吃當晚餐啊這種事,在我家根本就是不可能發生的!麥當勞沒有,想當然,pizza也是不可能會有。我爺爺奶奶不買的東西,基本上我都很難才有機會吃到,或者是根本沒吃過。我倒是從小到大都吃著奶奶從菜市場買的蔥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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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市場 立家湖州粽

還記得我在外面第一次吃到有包花生的粽子時,我驚呼大叫:「咦?!這個粽子好奇怪,包成三角形的而且裡面有好多各種的料喔!」但是我奶奶買的粽子,她都是專程跑去南門市場,買一種長條形的粽子,這種長條形的粽子,裡面只有黏黏的糯米和一條長條型的肉!現在這種粽子越來越少了,這種不知道他正確的名字是叫外省粽?還是上海粽?潮州粽?但這才是我從小吃到大我以為的粽子。

第一次在外面吃到碗粿的時候,我已經20歲了,我驚呼!哇賽,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怎麼會這麼好吃?為什麼我奶奶從來沒有給我吃過?小時候我沒什麼錢,我都吃家裡,奶奶買什麼我吃什麼,我奶奶不買的東西,我都沒有機會嘗試。老人家很奇怪,永遠只吃自己習慣的那幾樣,所以各種台灣小吃,我都是長大以後自己在外面體驗才有機會愛上的。

我奶奶卻很喜歡買一種叫雪片糕的東西,她都要專程跑好遠去買.雪片糕陪我從小到大…

但是我奶奶死後,我就再也沒有吃到過這個零食了…請問,你們知道這個雪片糕到底要去哪裡買才有嗎?我很想念,因為那是我奶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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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片糕

記得當藝人以後第一次去大陸的時候,我在機場聽到左右人潮講話的聲音,我哭了…因為他們聊天那種有口音的中文,我聽的懂!我全部聽得懂!只是我爺爺奶奶死很久了,我以為,我又聽見他們在聊天了,我回頭,看見一群陌生的臉孔,但是我哭,因為他們聊天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我家的聲音”。

沒錯!那種有濃濃鄉音有口音的聲音,那就是我家的聲音!

我爺爺跟我說過一個故事,就是他有一次打仗,抓到了四個共匪中國人。他趁沒人注意的時候把他們放了,叫他們快回家!他只殺日本人,我問他為什麼要放?他說:「中國人為什麼要殺中國人?」

爺爺最後在病床前的半年,他的精神狀況時好時壞。很少再多說什麼,也常常迷迷糊糊的。但是他對從前的事情卻記得特別清楚,所以只要我跟他聊他年輕的事,他就會打起精神的來說給我聽。他在病床前的最後半年,成為了我倆談心最多的時候…可能因為我們住在台北市吧!健保病房同住的有五六個老人。很巧的就是全都是外省老伯伯。隔壁床老爺爺先發難的說了一句,「蔣中正欠我一個公道」。我問:「什麼公道啊?」老爺爺說:「說要回去都沒回去…」唉, 結果我爺聽到了,也打起精神跟我說話了,又說起他小時候在家鄉的故事。然後他又低喃:「這輩子都回不去囉…」我知道,那是他想家的聲音,我們是他的家,那兒也是他的家!

開放探親以來,奶奶找回了好多在寶應、無錫、南京各處還活著的親人,可是爺爺在湖北的爸爸媽媽姐妹,一無所獲…他跟我說的故鄉湖北,就是他記憶中的樣子。就是田,在他的家鄉裡人人都種田。

台灣有很多外籍新移民、越南人、印尼人等等,她們在台灣開枝散葉,拿台灣身分證,你說他們是台灣人嗎?當然!他們是台灣人!但是你能說他不再是印尼人越南人嗎?不,他們也是印尼人越南人。

這問題我想了很久。那我呢?我是中國人嗎?該怎麼去定義中國人和台灣人?是看你擁有哪邊的身分證嗎?就這麼簡單而已嗎?我爺爺我奶奶,當然都是台灣人拿了台灣身分證在台灣生活四十幾年,回大陸探親都被稱作是台胞。但難道他們就不再是中國人了嗎?他們當然也是中國人,我看得出來我爺爺奶奶對那片土地的感情和依戀。

我台灣出生,台北長大,我當然是台灣人。但是我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來自中國,所以我當然也是中國人,為什麼現在這個社會非得只能選一種?我真搞不懂。

那是一場時代的悲劇,命運的捉弄,沒有人願意…這個問題真的沒有必要拿出來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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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恩瑋

民粹主義(populism)這詞是從拉丁語populus(流行)+ ism字尾(主義)集合而成的,簡易來說認定那些代議政治官員只為了中飽私囊與短期利益,是不可靠的。唯有人民自己才能真正決定自己需要什麼與想要什麼。

民粹主義近年在寶島上面非常盛行,再加上政治掛帥的關係,任何一項議題只有要有一點人反對,加上一些並不完整的懶人包、網路社群的分享,就變成「我們不知道政府在搞什麼,所以我們反對」,當炒到特定熱度的時候再由特定團體接管議題,塑造成「執政者不願傾聽人民的聲音」;最後激化成「執政者一定是故意要讓國家崩壞」這種嚴重負面的形象。

民主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同時在社會上,但凡事只要有人反對就不去做、又加上政府沒有針對可能造成爭議的政策大力澄清與辯護時,民主反而是種嚴重的負擔。

在我小的時候,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也是台灣人,不會分彼此誰是誰。

但是到了今天,在刻意操弄之下,省籍議題、本省外省的話題突然被「激發」起來,有人「覺醒」了。開始什麼都要講究「台灣本體意識」、「台灣本土」、再來個「去中國化」。

但「台灣本土」是什麼?

我父親那邊的祖先是日據時代過來的,我母親那邊則是撤退時跟著來台灣的。

但我祖先是大陸來的沒錯,為什麼在強調政治正確的情況下我必須要認同所謂的「台灣本土」?我必須只愛著「台灣」而我不能同時愛著「中國」;如果獨派人士可以大聲的說出我支持台獨,為什麼現在我卻不能大聲的說我熱愛台灣我熱愛中國?

選舉前的子瑜事件,又再度提起了「台灣本土意識」;但光拿黃安就代表對岸中共與所有大陸人民太過武斷,但這種情況下最開心的莫過於推銷「我們建國」讓自己獲得選舉勝利與巨大政治利益的獨派人士,彷彿只要台獨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但今天就算真的台灣改國號建國,但台灣仍無法脫離目前所在的地理位置,國際環境與經濟情勢也不會因為換個國號而改變,對岸的影響難道就瞬間消失了?缺乏適當的兩岸政策,即便拿到政權換了國號,台灣人民也不會得到所謂的「尊嚴」、「經濟發展」和最重要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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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廷奕

最近出現一堆要泛藍網民「突破同溫層」的論述。

其實我明白這種聲音的出現,是要試圖讓我們的戰力可以向上提升,讓瘋吱谷可以變成瘋吱谷2.0。(編按:瘋吱谷/FB粉專名。)

回想太陽花學運那個時候,就是我積極投入政治領域,也是我開始花大量時間在政黑板(PTT)的轉捩點。當時我剛好在學校做一個有關於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專題,在太陽花學運還沒起來的時候。反服貿抗爭其實在政府談判內容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一開始就用所謂的 「黑箱服貿」來大肆的批評政府密室談判,這個時候的"黑箱",是指談判黑箱。

後來兩岸談好的服貿條文要送到國內,待國會同意才能開始實施,民進黨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吵有關於「包裹審」以及「逐條審」。我做報告的時候,背景就是這樣,當時的「服貿黑箱」在花果山(編按:指PTT)並不熱門,最熱門的是所謂的「反旺中媒體巨獸」。我若不是當時有做服貿專題,我根本不會知道他是ECFA經濟架構下的其中一個部分,而接下來的太陽花學運,我相信也很少人知道。

接著,政府辦了20場公聽會(沒記錯的話),全省更有多少說明會,公聽會國民黨也讓民進黨主導多場,當時也決議要逐條審議,以行政命令的規則,在國會逐條審議,但是民進黨霸占主席台、干擾議事等等,用盡所有方法阻擋審議(至今仍一字未讀),最後鬧出了張慶忠以行政命令閒置三個月,可以無條件通過的漏洞,宣布通過服貿,俗稱 30秒黑箱,也就是太陽花一開始「黑箱服貿」的黑箱來源,這是第二次用黑箱形容服貿。

接著,同一批反服貿的青年,在一天晚上串通民進黨立委開側門,太陽花學運就成了。

在這當中,我跟朋友大聲的宣傳,沒有一個人明白什麼是黑箱,只知道30秒,同學接二連三的去聲援,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知道事情的緣由,即便是被我說明並且理解的同學,他們還是衝到會場,我的結論就是,他們根本只是因為「潮」。就是風向已經大到如此,論述什麼的,已經無法阻止。

太陽花學運的中後期,他們的訴求變來變去,因為外界不少為服貿辯論的文章出現,當時的政黑更是我的彈藥庫,不要說這些大大如何用自己的專業反駁要花多少時間,我一個化學系學生光是爬文加看懂,就讓我期末考直接放掉。

太陽花被挑戰,投書也一直發,但是太陽花不怕,他們只要不斷的修正訴求,不斷的調整或是換東西打,他們永遠掌握風向。

太陽花當時在立法院有許多野台,好多人去演講,朋友說,這些演講讓他們更了解服貿,了解服貿的「惡」,這些學生根本看不見投書,也已經聽不見我的反面意見,我被朋友視為深藍支持者,幫服貿辯護的媒體變成統媒,一直到現在。

網路上的沉默螺旋已經完備,綠色言論的絕對正確已經出現,到現在只有更強沒有最強。

藍營的文章,連轉發都不敢,相對綠營的轉發數,少有低於萬人的。

我想要說的是,論述,需要專業,堆疊,需要風向,總的來說,需要錢。

當時服貿何其專業?出來辯護的竟然是政黑板友?國民黨立委只有蔡正元力戰群吱,卻被他媽的國民黨一堆人唾棄。很多人罵藍營窩在同溫層,幹!如果藍營沒有同溫層可以互相補充彈藥,今天更慘。

很多人說綠營很多讀書會、很多論述,我想要說,整個台灣都是綠營的同溫層,他們轉發謠言是正義,他們唾棄藍營是英雄,他們舉手投足只要批藍,都可以獲得聲望。

綠營有甚麼論述?如果綠營的論述是對的,為什麼我要站在藍的這邊?他媽的我是愛自殘還是怎樣?當覺醒青年,有砲約、有錢拿、有名聲、有人緣。

泛藍網民需要的是「核能流言終結者」這樣的組織再多一點,並且在各領域上都要有,這些都會是藍營的彈藥庫,並且是靠山。

我對身邊的朋友從來不會害怕對他們溝通,一直以來我都不斷地在做,但是每個議題都需要彈藥庫,例如頂新案,我的臉書被人挑戰,但是我說法有依據,我不怕戰,綠營需要論述嗎?不,他們現在有風向,不需要論述。

lonely-man總的來說,我始終認為我還有很多可以做,但是現在幫藍說一句,就要跟一位朋友Say Goodbye,我有多少朋友?說實在,除非匿名,不然我很怕再幫藍營說話。

我要做一個總結。

藍營需要的是同溫層,但是這個同溫層必須更具攻擊性,也就是我們的同溫層必須成為智庫等級的,我們當中專業的人必須被整合,這些我們難道不是一直在做嗎?

要讓義勇軍,變成智庫,那時間就是慢慢來,催也沒有用,國民黨垮了,責任也不在我們身上,我不是要說喪氣話,一切都是歡喜做甘願受,如果需要改進,大家都願意虛心受教,但是我們的環境是艱困中的艱困,不要把我們想成猴子一樣,一座山一座山都是花果山。

看清楚一點,我燒掉時間、燒掉友誼,沒有報酬,比我更努力、更孤獨的藍營朋友多的是,我們說實在已經不需要批評了,已經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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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紀伯倫

一,證據不說話

當狂風暴風傾瀉而下,當大地淹沒在有毒的洪水裡,高雅的人們站在洪水淹不到的高山上說,“拿出洪水的證據來!”

當森林大火,鳥獸逃竄,放聲哀號;當戰火綿延,河有浮屍,野有餓莩,當老幼婦孺以愛之名盡遭屠戮,優雅的人們說,“這是進步的代價,民主的勝利,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奴役的聖戰。何處不宜?拿出證據來!”

常言道:"證據會說話"。但在我看來,證據是個啞巴,無從言語;說話的是人,不是證據。這其實倒也不是我的真正看法,但在這樣一個版面上,我們自然不可能深入探究哲學奧妙,而只能說個通俗大概。

證據不會說話,即便千斤重,不一樣的人來看它,卻很可能輕如鴻毛。不信你看那些綠油油的徒子徒孫們,他們的主子往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講一套做一套,但是,只要持續口吐綠言,徒子徒孫們就會持續奉若神明;不但對其一切卑劣視而不見,甚且聖潔加身,滿心推崇。套句吾友柏楊先生的話,你就算把證據砸到他頭上,他也依然不痛不癢,根本不在乎。

“證據" 這東西,很像一種藝術品,它不像黃金或鈔票。對你來說價值一百萬的黃金,對我來說肯定也是一百萬,但證據卻非如此。它比較像藝術品,像詩,像哲學。藝術再動人,哲學再深奧,對於一個不在乎它的人來說,與垃圾無異,毫無價值。維根斯坦說,藝術或哲學是這樣一種東西,"你若對它絲毫不感興趣,那它便一文不值"。當然,除非變成一種商品,才會取得一種公眾價格。比方說美國,比方說綠油油的勢力,罄竹難書的醜惡罪行,但在綠油油或美滋滋的人眼裏,這些全都無足輕重,全然視而不見;重要的是顏色,是立場,是教條,是個人利益,是洗腦後固著不移的一己偏見。

舉個例來說,不過說出來你一定難以置信,以為我撒謊,但這只是二十年來一個再明顯也不過的事實:

所謂 “長老教會",就在上星期二 (1/19),由長老教會總會總委會發給全體教會一道 “指令",文件名稱叫 「對2016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信息」。該文引經據典,其實不外就是要說:現在民進黨掌權了,大家務必要聽話,要乖,要順從。為什麼呢?這群綠油油的神棍說,因為《羅馬書》第13章第1節裏頭說道:「人人都應順從國家的權力機構,因為權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許的;當政者的權力是從上帝來的。」換句話說,民進黨是上帝所揀選,他的權力是上帝所賦予,所以你們要乖乖聽從上帝的使者–民進黨–在地面國度上掌權。

這樣還不夠哦,綠油油的教會進一步引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7節及49節的一首詩歌,讚賞綠油油的勢力「成全了大事」,意味著他把萬惡的國民黨推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2-53節如此說道:「他把強大的君王從寶座上推下去;他又抬舉卑微的人。他使飢餓的人飽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同時還噁心地引用《彌迦書》第六章第8節:「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藉以推崇蔡姓女士當選總統當晚的所謂「謙卑」論調。

連聖經都能如此扭曲,更不用說什麼證據了。證據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所謂聖經也只是神棍們的一種政治鬥爭工具。這些人的心態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敵我二分:只要是我方 (台灣人) 的政治勢力,不管怎麼無恥齷齪都沒關係,對其罄竹難書的卑劣惡行一概視而不見;至於敵人 (即大陸人或他們口中的所謂中國人),即便乾乾淨淨清清白白,也硬是能把你整個抹黑鬥臭。

將近三十年前,義光教會一位牧師送我一個長老教會 “焚而不毀" 的胸章,我總是把它別在醫師白袍上,十分珍視。但後來就不知給扔哪了,因為毫無價值,甚且令人鄙夷。

二,屬靈的和屬肉的

幾年前的聖誕節,有一天,行經台南市某長老教會,看到教會大門口掛了一個大型紅布條,上面竟然寫著:"神愛台灣人"。我只聽說過 “神愛世人",如果神特別偏愛台灣人,那麼,這種 “神" 必然就是撒旦無疑。

差不多17年前,我寫了一篇 “給長老教會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到: “愛台灣" 這樣一種政治操弄,不應成為一種區分敵我、檢查思想忠貞的工具。寫得溫溫吞吞,非常客氣,非常文雅,幾乎不痛不癢。但我寫了之後,卻藏了四個多月都不敢公開,因為實在不想批評原本與我淵源頗深的教會。後來實在忍不住,才貼了出來。當然,貼出後不久,我從此就被長老教會 (公報) 給封殺出局。或者應該說,其實是我唾棄了這樣一種與宗教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所謂 “教會"。

即便是一個政治團體或一般民間組織,如果說出像上面那樣一些叫人要順服綠油油的當權者、因為綠油油的當權者是上帝所揀選、甚至像耶穌那般偉大等等的鬼話,肯定也會讓人看不起。即便是綠營的新一代龜孫子們也不至於乖到這種地步吧,更何況是一個本該屬靈、本該以神為依歸的宗教團體。所謂長老教會,既不屬靈,也不屬肉 (不是一種現實世界的改革團體),而純粹就是一種政治附庸,綠油油到一種極度荒唐、不可思議的瘋狂地步。

在英國,有事沒事常往教會跑。我住的地方隔壁就是教會,霍金跟他的第一任太太就是在這裏結婚的。一些來自世界各國的訪問學者也常定期來此聚會,常在教會人員的帶領下,彼此練習口語英文,各自交流一些想法,我有一陣子也常去參加。這教會很美,從我家的廚房窗口恰恰可以看到教堂頂端的一個十字架。說起來難以置信,你知道嗎?在那幾年之間,我從廚房窗口給這教堂的屋頂拍了至少上千張的照片。同樣一個景,就這樣拍了幾千張,因為我覺得它特別美,隨著天色不同,樣貌也不同。

西方的教會比較像教會,給人一種信服的力量,並不是因為裏頭有什麼聖人存在,而是因為它至少表現出一種對於神的渴望,一種約略能讓人放下現實勞苦重擔的寧靜。回到台灣後,常想再去教會,不過,這一點希望,恐怕註定得落空。綠油油的神棍教會不用說了,至於其它不是那麼綠油油的教會其實我也很害怕,台灣人實在太喜歡以一種社會眼光來評價人,幾乎都是一見面就馬上展開綿綿密密、無孔不入的社會評價系統,打量你究竟屬於哪一個社會層級。人們不是想了解你這個 “人",不是想理解你的心,而是想知道你的社會屬性與社會地位。

一般來說,銀行存款六位數以下得0分,七位數10分,八位數100分,九位數以上至少300分,四位數以下應該會直接趕出教會吧我想。當醫師加500,在台大總院工作另加1000分,分院打九折;世界名校加800分,博士學位再額外加200;國立大學教授加150,私立教職加10分;名牌衣服和皮包各加20,穿著破舊的話,這項目直接打0分;至於穿拖鞋、頭髮沒梳,衣服沒紮進褲子裏、挖鼻屎亂彈等等,至少倒扣30分。不管最後你得到好評或惡評,不管得到多少分,都讓人覺得痛苦不堪,根本不會想靠近這樣一些人。我有很多自稱是基督徒的朋友,動不動就會強調說:"趕快來我們教會哦,我們教會的素質很高哦,有醫生、教授、律師等等等,還有哪個大學校長,什麼院長,也都常來我們教會哦。" 這樣一種教會,你還會想參加嗎?

三,智能、理性與在乎

2015.09.08 巴勒網留言板出現這樣一則氣壯山河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

“我對你們的立場真的很懷疑!反美沒有問題,但把一切責任怪罪美國合理嗎?你們引用文章資料以偏概全?美軍在伊拉克屠殺埋葬一萬人?有一部份是活埋?今時今日被揭發後會沒人提起?你可以說美國入侵伊拉克,但是海珊的罪行卻一點也不提?利比亞如是,敍利亞如是,難道巴沙爾卡達菲都是愛民如子的嗎?反美反得你們神智不清,是非不分!反對軍火貿易?台灣不買美國武器如何自保?生活在幻想的事實及世界中真的可憐!這樣只會令你們不受尊重!"

一般來說,有著這樣一種發言水平者,通常IQ不高,姿態卻很高,往往有著一定的所謂社會地位。留言者署名杜礎圻。我看了一下他的履歷,果然輝煌:

“杜礎圻。現為民建聯教育事務副發言人,青年民建聯副秘書長及中國歷史教育促進會(香港)會長。大學於樹仁大學歷史系就讀,並到上海復旦大學修讀國際政治碩士,現正在澳門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博士,研究方向為軍事戰略。從小在香港長大,熱愛香港,希望為香港盡一分力。"

我不知道什麼是民建聯,想必也是一種相當輝煌的進步組織。比較令人訝異的是 “中國歷史教育促進會香港會長" 這個頭銜。這樣的一種理解程度,也能促進歷史教育?看來兩岸三地其實文化水平與社會風氣都差不多,許多馬文才當道。

我們不過只是講一些基本常識與基本現象,這位杜先生卻姿態曼妙地跟我們要證據,說我們 “神智不清"、"是非不分"、"活在幻想中"、"很可憐"、"難怪得不到人們的尊重" 等等。我發現,通常缺乏深刻理性能力的人特別喜歡強調自身的理性;通常不在乎證據只在乎立場的 “立場人士" 們,特別喜歡跟對方要證據,以示其客觀理性。記得黨外時代,周遭無數自以為很理性的同學,常要我拿出國民黨貪污、拿出蔣家做過壞事、蔣公曾經殺過人的證據來。我一一拿出來了,但他們總是說那是敵人的抹黑,說我怎麼會去相信那些可笑的謠言和道聽途說;他們很喜歡說:"如果蔣家不好,怎麼會成為世界的偉人、世界民主的燈塔?" 有的還會姿態隆崇地教訓我說:"我們要有理性去判斷是非,請問你有親眼看到蔣公殺人嗎?你有親眼看到國民黨貪污嗎?"。

許多時候,我們講的不過只是一種 “只要是人,就應該知道" 的基本現象與基本常識,但 “立場人士" 卻仍然喜歡故做理性狀地問你要證據,要你拿出證據來,甚至要求你必須 “親眼目睹" 才可以提出指控。記得差不多是1999年左右,有一群 “智障" 留學生,甚至還要我拿出 “美國曾經殺人" 的證據來。其中有一個還 “義憤填膺" 地說,不用很多,只要我能證明 “美國曾經殺死過一個平民" 就行。這個 “義憤填膺" 的學生,很可能是個善良的人;因為他若不善良,理應就不會那麼氣憤了。但光是善良還不夠,人總得還要有個基本的腦子。

許多時候,人們智能之低,令人嘆為觀止。但你可別以為這些人真的是阿貓阿狗,非也。這些人現在個個可是飛黃騰達,有的還是咱們的領導階層,正準備進一步權力接班,要不就是大學或醫院的院長、主任等等等。這些人儘管智能上令人難以恭維,但也不至於真的笨成那樣,他不是真的智障,而是根本不在乎。

講到證據,我也常想起台灣駐英代表處當年 (1998年) 也曾一直問我要證據,因為我寫了一封中英文對照的 “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傳遍海內外,影響台、英兩國友好關係,於是台灣官方便要我證明英國或歐洲社會有種族歧視這件事。這就好像有人要你證明 “台灣有詐騙集團" 或 “世界上有歹徒" 一樣。我跟他們說,你們在英國是從不看報紙也不看電視的嗎?就算不看報紙不看電視,也總該有點常識吧。

這些人,難道真的笨到這個地步?當然非也。如果真的笨成這樣,哪能當上那麼多輝煌頭銜的職位?他們不是笨到無法理解基本事實與基本社會現象,而是根本不在乎。在乎與否,或許才是證據形成的關鍵。當一群人在乎某個東西,資料才足以形成一道道證據。

世界不管有多少問題,問題的癥結或許並不在於惡人惡事的存在,而是在於大多數人的漠然與漠視。這群兩手乾淨的人(理應也包括我在內),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也許比惡人還更加惡行重大。"就像一片孤葉,不會未經整棵大樹的默許就枯黃,為惡者胡作非為的背後,並非沒有眾人潛藏的允諾。" 紀伯倫如是說。

說到在乎,我常希望哪天能重返奧地利,來到莫扎特寫 “唐喬凡尼" 的那個書房,派人支開守衛,好讓我偷偷拍下牆上展出的 “安魂曲" (天怒之日,Dies irae)真跡。這譜子,早已泛黃,對我如同至寶,對一個不在乎它的人而言,恐怕還比不上一張衛生紙的價值。

四,一個大寫的隱喻

我知道台灣駐英代表處跟我討 “英國及歐洲有種族歧視的證據" 是故意睜眼說瞎話,但我相信這位杜礎圻老兄應是秉持善意,發自肺腑,而這也許才是根本問題所在:為什麼我們明明住在同一顆星球,卻似乎各自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難道我們是不同物種,所認知的世界模樣也因之南轅北轍?

人的思想內容是一種整體(holistic)結構,當你看到其中一小部份,也許只是一句話,往往就能推知其全體認知結構的素質與內涵。也就是說,你從某人的某個言行片段,大約就能估算對方的整個 “世界觀” 乃至整個文化素質與智能水平,就好像從DNA就能推斷物種一般。

聽起來,彷彿在我們的一切言談底下潛藏著一個宛如DNA一般、一個大寫的隱喻。我從你的某種看法中,事實上就能知道你的全部思維,知道我和你之間的某種距離。人與人之間,有時表面意見相近,內在氣味實則相距億萬光年之遙。反之亦然。你我意見或許相左,但內在價值品味卻很可能相去不遠。當你看到這樣一種喜歡故做理性狀的 “證據人士" 的幾句傻話,你大約也就能馬上知道他的背後整個思想內涵與素質。

五,洗腦:人性的扭曲與個性的消亡

剛上大學頭兩年,在校園裏,就像孤魂野鬼,沒什麼同伴;許多時候,單槍匹馬,一人作業。當時,常有高醫同學,不管哪個科系,一群同學迎面走來,走過我身邊時,常會故意偏頭轉向做出不屑表情,或發出鄙夷怪聲,或指桑罵槐丟下幾句辱罵;甚至把我攔下,企圖動粗,怒罵我為什麼要破壞社會和諧?為什麼要反對戒嚴?為什麼要因此讓壞人可以自由做壞事來傷害社會?為什麼要抹黑世界所景仰的蔣家偉人和大有為的國民黨政府?究竟我從事這些壞事可以賺取多少黑心錢等等。

有一天,我去上課,看到班上幾個同學圍成一圈,正在討論黨外人士破壞社會與國家的敗行劣跡,其中有一個說," 我看他 (指我) 講話的樣子,真的很像共匪耶",另一個附和,並大聲拍桌說:"我想不通,為什麼政府要容忍這些人?為什麼不把他們統統槍斃!政府是在怕什麼?!"

當時,常有同學要我舉證,他們說,不用多,只要我舉出 “一個" 例子就行,證明國民黨曾經做壞事的例子。我總是說:"我沒法舉證,因為我沒法證明豬八戒的醜陋;也許你應該倒過來問,你應該問我到底國民黨有沒有幹過什麼好事才對。"

應該差不多是1984年吧,我一個人在高醫後門的校門口散發自己寫的黨外傳單,當下覺得這樣發太慢了,所以就利用午餐時間,走進學校餐廳,那裏用餐的人多,直接發給同學比較快。我走進去,逐桌發傳單,許多同學就開始鼓噪,集體拍桌叫罵,拍得還挺押韻,我還以為是什麼朱宗慶打擊樂團在練習呢。那些同學一邊叫囂拍桌,一邊大喊大叫,叫我 “滾出去"。有人喊說 “政治滾出校園",但我沒滾,當做沒聽見,繼續發傳單。過一會兒,突然瞬間感到脖子及背部一陣劇痛,非常狼狽。原來有個忠黨愛國的學生 (類似時下流行、張牙舞爪的愛台灣學生),拿起一碗熱湯,偷偷從我背後掀開衣領倒入。

台灣人,面目模糊,集體性格很強,缺乏個性,有一種一窩蜂追著主流跑的明顯習性,對落水狗或弱勢一方,"正義感" 非常亢奮而強烈。而且,越是年輕者,一窩蜂追著主流跑的集體性格就越顯著,幾乎是一面倒。過去如此,於今尤烈。套用台灣的流行用語來說,就是追求一個 “夯" 字,簡單說就是西瓜倚大邊,拿香跟人拜,永遠跟著主流走;他不太會有自己的想法與判斷,主流媒體及主流政治勢力怎麼灌輸,他就怎麼全盤接收;主流媒體怎麼造謠,他就怎麼相信怎麼散播,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與機器無異。主流思維要他怎麼想,他就會怎麼想;要他怎麼措辭造句,他就會怎麼措辭造句;要他恨誰,他就會對之恨之入骨;要他愛誰,他就愛到發狂,非常忠心;要他蠢血沸騰,他就馬上沸騰給你看,像電茶壺一樣;要他降溫,他也會馬上降。

比方說,過去舊國民黨時期,常用 “偏激" 二字指責少數異己,"機器人" 們就會 “偏激"、"偏激" 地罵不停,連換個其它措辭也不會。當今流行 “傾中賣台" 指控 ,他就會不斷 “傾中賣台" 地罵不停;現在流行 “黑箱" 用語 ,明明人家透明得像水晶球,他卻一直 “反黑箱"、"反黑箱" 地激動抗議 (對自己的綠色主子們簡直伸手不見五指的烏七媽黑作為,他卻完全無所謂)。如果哪天外星學者蒞臨地球,也許會對這樣一種相當特殊的 “地球人類學" 現象感到十分有趣,也許外星人會得出一個結論,認為這個物種並非生物,而只是一種 “擬似生物" 的機器,類似 “電腦不是腦" 一樣的道理,因為實在太乖了,只有機器才會乖到這種幾乎與輸入指令分毫不差的地步。我們家阿憨如果可以這麼乖多好。

我常覺得,西方社會的學生往往比較會站在社會的前端,影響整個社會往文明良善的方向發展,理性思維較豐盛,並且有一種獨立存在、而非經由媒體或鎂光燈所灌輸與塑造的真實熱情與思想。但在台灣,我看不到幾個這樣的年輕人或學生,稍微有點不同於一般人,便足已讓人驚為天人。

台灣人也從來都不是一個相信和平的族群。遇弱則強,打起落水狗,簡直是強到一種囂張跋扈、為所欲為的地步;但卻 “遇強則弱",弱到往往只能以窩囊來形容,連個屁也不敢放。"遇強則弱" 者,當他遇弱時肯定非常非常的強,對於少數一方或弱勢者,絕不留情;特別是當他相信你是敵人而且你又是屬於極少數時,更是有一種人人得而誅之的強烈集體嗜血衝動。

過去黨外辦活動或遊行時,國民黨最喜歡動員學生出面反制。比方說,你要紀念228,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經常就會故意在你要辦活動的時間和地點也來辦個學生雷射狂歡舞會,看你228那天還敢不敢去紀念228;你若去了,肯定會和學生爆發肢體衝突,然後主流媒體就會對你大加抹黑,並大加肯定學生的愛國愛鄉情操與正義感和熱情。黨外時代,每次遊行經過高中或大學時,往往非常可怕,反彈非常激烈,群情激憤,甚至經常對群眾使用暴力,例如從教室裏頭丟東西砸你,或拿棍子攻擊等等。女學生往往就會熱淚盈眶地大合唱一些愛國歌曲,表示對當權者毫無保留的支持,對少數反政府害群之馬的唾棄與不屑。

不管怎麼改朝換代,台灣的學生始終一個樣,完全聽令於主流政治勢力的指揮與灌輸,甚且變本加厲;時至今日,加上網路的興起,灌輸與使壞更加容易,幾乎來到一種可以說是完全瘋狂的非理性、去人性狀態,與紅衛兵無異。當一部機器被程式設定,認定你是敵人時,這機器就會想辦法去消滅敵人;"它" 不需思索,也無能思索,而只是一味接收指令。

對於諸如往我身上淋灑滾燙熱湯的這類肢體攻擊事件,並不令人意外。讓我訝異的是,當我因為劇痛而頓時狼狽不堪時,在場的許多同學竟然歡呼起鬨,大聲為這位拿熱湯淋我的 “勇敢愛國" 學生的 “義行" 喝采叫好。事後我常回想這些事的點點滴滴,我能理解洗腦足以消滅人的理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何連人性也能如此扭曲?今天就算是一個敵人或壞人,當他突然遭受傷害或身體危險或不公平的對待時,我們當下的直覺反應難道不是應該馬上出手相救?怎麼反而會集體拍手叫好?

1983年,我成年了,成為一名不要命的黨外人士。從1983到差不多1985年,那是一段特別痛苦難熬的孤獨年少歲月,不堪回首,略過不表。

底下只是1986年之後,政治高壓逐漸退散的一些往事如煙。信手拈來,無足輕重,只是一種例子。至於真實烽火,千百倍於此之慘烈。

六,記住你們今天所說的話

1986年,許信良以黑名單身份,企圖闖關回台,爆發桃園機場事件,接機群眾被鎮暴部隊和便衣警察打得頭破血流,而且國民黨還自導自演,由便衣警察與特務自己翻警車,自己丟石頭砸自己人,然後配合媒體拍照,製造 “暴動" 假象。我隨同江鵬堅等人 (民進黨的創黨主席),參與那次的接機行動,目睹事件一切過程。事件落幕隔天,我回到學校圖書館念書,發現圖書館的雜誌區桌子上竟然擺放著一堆黑函供人取閱,全是在罵我。

其中最著名的一張是以漫畫形式出現,我被畫成一條狗,印象中那條狗很瘦,也許是因為我大學七年很窮,一年365天難得能有5天填飽肚子,一度餓到僅剩40幾公斤 (後來當起醫生,開始有飯吃之後,至今一直維持70公斤),外形很像非洲饑民,骨瘦如柴。黑函漫畫中,我變成了一條狗,脖子上掛著狗鏈,後面有個滿臉橫肉、嘴裏叼根煙的地痞流氓 (意味著共匪或共匪的同路人例如黨外),牽著 “我" 在地上爬。

來到圖書館,我一就座,周遭同學就逐個圍攏過來,譴責,羞辱,不外就是想質問我為什麼要破壞社會,為什麼要暴動打警察等等。我說是警察打人,不是群眾打警察。沒想到我此話一出,竟爆出哄堂笑聲,四周同學一下全都被我逗笑了。他們之所以忍不住發笑的意思是,我怎麼連如此違反常識的謊話也說得出口?我怎麼會笨到竟然相信壞人散播的謠言?其中有個同學語帶輕衊地說,"警察被你們這些暴徒打得頭破血流!警察怎麼會打人?" 他說,"你要撒謊也要撒得有點常識。" 圍勦過程略過不表,最後結局是,我對大家說,"就讓我這樣說吧,今天是1986年某月某日,你們就請記住這一天,記住你們今天所說的話,也許若干年後你們會回想起這一天,並且為此感到後悔也說不定。"

七,學習用愛、用美的眼光欣賞世界?

1987年,我和戴振耀等人在恆春核三廠發起台灣第一次的反核遊行。同年,我與施信民及張國龍等二十四人,歷經五次極其冗長的籌備會議,一字一句地討論章程,一同創立了台灣環保聯盟。大約就在那之前,我在高醫還參加了生平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大學社團,好像叫做什麼生態保育社之類。這個社團的主要活動是賞鳥。我之所以加入,不是為了賞鳥,而只是想要在這個以環境生態為名的社團裏頭談談環保問題,特別是高雄的楠梓、仁武與林園一帶,工廠林立,空氣和水源污染到極致,完全無法無天的狀態,空氣臭不可聞,飲用水更是充滿重金屬污染,對居民健康危害極大。

記得社團開會的那一天,我站起來講話。我提到說,我們既然是一個有關環境的社團,是不是應該關心一下環境,而不是每次都只是賞鳥。我的發言立即遭到主席與眾人制止。會後幾天,一些同學像流氓圍事那樣,一群人來到教室外堵我,要我識相點,要我自動離開社團,否則….,否則….,哼哼哼….。否則怎麼樣,他們沒說。他們還叫我不要用政治來污染乾淨的社團和大學校園,要我學習用愛、用美的眼光欣賞世界。

他們倒是沒有要我舉證,沒有要我證明高雄楠梓後勁及林園和仁武一帶的污染有多嚴重,而是直接否認,認為這些都是 “政治" 問題,認為清純的學生不應過問也不可能會想要去過問,只有那些別有居心的壞人,才會關心這類問題,因為這些全都是共匪的 “陰謀",企圖破壞社會,企圖抹黑政府云云,就跟現在 “愛台灣" 的年輕一代講話與思維方式與內涵素質一模一樣。

八,情感與道德的一致性

上大學之後,我常自己寫文章,自己做成傳單或海報,自己一個人在大街上或校園裏散發,幾度引來警察,有兩次還被抓到警察局。一次是因為警政署長羅張否認他認識搶匪溫錦隆,但你怎麼可能不認識自己的貼身侍衛?我有他們兩人的合照為證。那一次,我在高雄師範學院門口被捕。警方看我可憐,偷偷在我耳邊說:"你這樣會被退學,以後當不了醫生,你要想辦法自保。" 做筆錄時,警方就一直故意想把我的口供引導成我只是拿錢幫人發傳單,以便幫我脫罪。但我堅持說,這些傳單全是我自己寫,自己影印,沒有任何人請我這麼做。

1988年,蔣經國過世,全台如喪考妣,連音樂也不能聽了,電台把音樂節目全部取消,甚至連日常微笑都犯忌;就連大家平常講話,或是電視播報,個個突然全變成哽咽聲,垮著臉,死了爹娘似的。當我一聽到蔣經國過世的消息,馬上用幾分鐘的時間寫了篇文章,印成傳單,一個人在高醫校門口散發。我在傳單裏頭說,台灣有幾萬名不見天日的雛妓,無數的原民住貧童和童工,每年數千名小孩生病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而致死,大批漁民出海經常被菲律賓等國綁架勒索或非法判刑等等,對於這些人的處境,我們從來沒有絲毫痛苦,從不關心,卻反而對一個獨裁者之死如此動情,這樣合理嗎?這樣合乎人性嗎?我還寫說:"蔣經國死了,我倒有點遺憾,因為我真想親眼見到獨裁者下場的到來"。

那一天,不到兩分鐘,幾輛警車就趕到高醫現場,抓江洋大盜都還沒有這種陣仗與效率。警察來抓我時,附近商家有人跑出來,叫我快逃。但我當然不會逃,我又沒做壞事,幹嘛逃?很快地,我就被抓走了。

九,人權是一種禁忌

同樣是1988年,我著手寫 “台灣的小孩不值錢?–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跑遍全台。寫完之後,一開始是給高醫校刊 “南杏" 刊登。校方說,文章裏頭有些情節不可思議,要我舉證。例如數萬雛妓成為人口販子的搖錢樹,例如黑道毆打、電擊雛妓,施打荷爾蒙強制提前發育以逼迫賣淫等等,例如原住民童工和大量流浪兒童,以及每年大約五千名病童因為經濟因素而放棄治療致死等等。當時高醫甚至有些病童,明明可以治療,就只因為缺錢而移除所有醫療,父母抱著小孩到附近三民公園走一圈,然後就回來要求醫師開立死亡證書。記得那時高雄長庚還有個小女童,眼睛開刀只需五萬元,家長籌不出錢而只好讓她的眼睛瞎掉。

當初之所以決定寫這樣一份調查報告,是因為那一年我剛好分派到高醫小兒科見習。我的一個小病人,今天還在,隔天卻不見了。我很訝異,跑去問護士說,"請問我的病人去哪了?" 護士說,"AAD了啦"。什麼是 AAD?護士說,AAD (Against Advice Discharge) 就是 “不聽勸告自動出院" 啦。我繼續問說,"那個小孩不是病得很嚴重嗎?為什麼不聽勸告硬要出院?" 護士似乎覺得我這樣問很外行,大聲說,"笨蛋!AAD就是家長沒錢啦"。

高醫校方針對我這篇長達一萬多字的兒童人權報告,竟然一字一句地要我提供證據,藉以百般阻撓刊登。我一一提供了,最後他們沒話說,只好刊登。因為阻撓過程很瑣碎而漫長,存心找麻煩,所以我事後還寫了封信寄到學校,向高醫校方索取 “精神虐待賠償費" 及 “查證費用" 各一塊錢。高醫當然不會給我這兩塊錢,而我也只是藉此表達不滿。

記得當初寫這篇兒童人權報告時,除了跑遍全台許多機關及中央圖書館,當然常常得跟高醫圖書館借書。那時候高醫的規定是,學生一次只能借兩本書,醫師或老師則依不同年資與位階可以一次借10到20本。於是我跑去跟一個老師借他的借書證。兩天後,他從同學那邊知道我是在寫一些有關雛妓、原住民貧童及重大疾病兒童無錢就醫每年數千人致死的文章,那個老師很害怕,立即討回他的借書證不再借我用,而且一直拜託我別把他借我借書證這件事情抖出來,他說,一旦抖出來,他的前途就完了。

十,兒童人權是一種新概念

1989年3月29日,我創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團體叫做 “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會員一百多人,宗旨只有一個,就是提倡 “兒童人權" 的觀念。同年4月4日發起示威遊行,我擔任總指揮,要求開辦 “重症兒童免費醫療保險",參與遊行者僅五十多人,荷槍實彈的武裝警察和便衣卻來了兩百多人,情治人員更是遍布高樓與天橋,一路蒐證。遊行最後來到高雄市政府,大門口一堆警察以人牆團團圍住保護市政府,並舉牌警告,要求解散。當舉牌舉到第三次時,原本擔任司機的戴振耀卻衝出來,搶走我的麥克風說:"要坐牢我來坐,你還要把醫學院念完"。

如果我沒記錯,當時的相關兒童預算僅七千多萬,隔年卻增加到十幾億,同時編列了更多相關工作人員的職缺。

在那個年代,"人權" 二字是犯忌的,更不用說 “兒童人權"。就連絕大多數心裏偷偷支持我的老師、同學或甚至黨外朋友們,也一樣跟我說:"你關心兒童悲慘處境,用心很好,但是,兒童怎麼會有人權呢?" 這就跟很多人一開始聽不慣 “動物權" 的概念一樣,人們總是說 “兒童怎麼會有人權"?常要我重新再想一想,究竟推廣這樣的觀念是否妥當。我無言以對。就連我的好朋友劉峰松老師也曾經跟我說,當他第一次看到我的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 時,心裏也著實吃了一驚,心想,兒童怎麼也有人權?當然,他並不反對,只是說他一時覺得突兀,因為前所未聞。

十一,當人權變成一種政治工具和武器

為了避免引起人們對於 “人權" 二字的驚懼,我把原本想取的組織名字,由 “台灣兒童人權協會" 改為 “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

至於我那篇 “台灣的小孩不值錢?–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不知道是誰私自幫我投遞,在 NATMA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得了 “醫學生最佳著作獎",獎金一千美元,讓我在涉嫌叛亂走投無力、四處被醫院解聘之際,暫時能有一段時間和輟學在家的學姐兩人能免於饑餓。NATMA 是個非常綠油油的團體,其中很多人目前都在台灣,有的是醫界大老,有的當官,我想他們一定故意忘記這些事了。那時候,我常收到他們由美國寄來的當地中文剪報,而且幾次問我想不想到美國留學,說他們可以負擔我所有的學費,甚至當我因為叛亂案被限制出境時,還有人從美國託人帶來口信,問我想不想偷渡出境。

當時,我連寫個私人信表達感謝,都會被全文刊登在海外中文報紙,就像現在的什麼圓仔花運動的英雄似的。但我想,他們並不是真的關心什麼兒童人權,而只是因為我的這些行為嚴重傷害了國民黨的形象,於是被他們視為同志。人權,被當做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和武器,而不是一種基於對生命的情感與憐憫。

十二,當叛亂成為一種義務

後來,海外有人把我這篇兒童人權報告翻譯成英文,寄給一些國際人權機構及聯合國。聯合國隨後在一份有關亞洲童妓的調查報告中引用了我的文章。此舉更是破壞了國民黨政府的偉大英明形象,於是,這文章後來竟也成為我的叛亂罪證之一。

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通過 “兒童權利公約"。透過一位我非常尊敬、目前移民美國的台大小兒科教授楊明倫醫師的幫忙,我取得了這份公約草案,隨即請他翻譯成中文。當時,某家藥廠正好要印製月曆送給各醫院小兒科,這份中文版的兒童權利公約於是就印在這份月曆上,贈送給每家醫院。

同年1989年6月,學姊因為把我的這篇兒童人權報告刊登在高中校刊上,被退學。光輝10月,我被控陰謀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推翻政府,以煽惑內亂罪移送法辦。12月的聖誕節前夕,郵差在我租的房間樓下喊說有掛號信,我很開心,以為是什麼仰慕者送來聖誕禮物,結果是法院傳票,上頭寫著 “叛亂" 二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涉嫌叛亂" 公文,頓時腦袋一片空白。四面楚歌的痛苦年代,突然面對所謂 “叛亂" 這樣一個遭遇,即便我早有覺悟,當下心裡依然沉重。公文上還寫著:"三次開庭不到,將逕行拘提。" 但我始終都沒有出庭應訊。

我隨即並在黨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一個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我說,既然是 “義務",我不需要也絕不願意接受任何聲援。畢竟天底下沒有一方面履行義務,一方面卻又藉此搞什麼抗爭與聲援的道理。菊姐等許多前輩,要我以 “言論自由" 的辯護方式脫罪,我說,我寧可一死也絕不會這麼做,因為以 “言論自由" 脫罪,在我聽起來就好像說我只是言論上說說而已,並不當真。但我絕非說說而已。我既然這麼說了,當然也就是要這麼做。我在文章裏頭說,我不願參與司法遊戲,此案對我而言已然結束,我已做了我該做的,其它的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那一年,1989 年的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五月十九日,我的好朋友詹益樺在總統府前就當著我的面自焚;送醫途中,在我懷裏斷氣。

在我揚言絕不出庭之後不久,開始傳出我準備接續鄭南榕和詹益樺自焚的各種報導。我打電話去報社和民進黨部罵人,因為我根本不是會想要自焚的那種人,我不是那種個性。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人們誤以為我憑空說大話卻沒做到,那對我是一種人格上的重大誤解與傷害。但是,很多同志好像很希望我自焚,不斷對媒體放話說 “陳真準備要自焚了" 哦,似乎希望我自焚之後,他們就又能藉此炒作,成為一種可供個人或政黨利用的所謂政治資源。

另一方面,很多同志,包括台權會,仍依其舊有習性,打算發起所謂 “聲援"。我對他們一個個痛罵,他們被我罵得莫名其妙,好像完全無法理解我究竟是在生氣什麼,究竟是在罵他們什麼。我說,如果我一方面說 “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然後一方面卻又接受你們來聲援我,那我豈不是一個言行不一的混蛋?但我發現沒有人聽懂我在說什麼。

當我被以叛亂罪移送法辦時,正在彰基實習。常有情治人員打電話來談條件,希望我出庭受審,他們表明願意以高規格接待,派車接送。但我一概拒絕。台灣的司法很奇怪,像黑幫一樣,會一直來跟你談條件。有罪就判有罪,有什麼條件好談?那一段時間,我正好在外科實習,所以外界總是以為我是外科醫師。記得有一天,離開開刀房,準備回家,醫院服務臺打電話來說有個民眾親自送來一份剪報。原來是一個作家寫了篇文章刊登在報紙上,很長一篇,標題叫 “淡然就義的陳真醫師"。文章裏說,我自認是個小人物,自認不值得任何聲援,故而不願打擾眾人的清靜。

但我並非此意。我的確始終認為自己不值得人們任何特別的關注。重點是,我並不看重自己的同時,我也同樣不看重別人;我若小,別人當然也不會有多大;大家都一樣,都只是一個 “人"。既然是人,就沒有 “誰比較重要" 的道理。我們總不會說這條狗比那條狗更重要,除非牠是你家的狗,否則就沒有什麼重不重要之分。再說,一個人如果宣稱 “對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既然叛亂是一種義務,那他怎麼可以還讓別人來聲援?就像你繳了稅,盡了義務,你可以還讓大家來聲援你嗎?聲援什麼呢?

十三,人權是一種政治污染?

1989年,就因為公開主張台獨以及在政見會上呼籲群眾以選票推翻國民黨這兩項基本罪名,涉嫌叛亂 (法律規定叛亂犯不得當醫師及公務員)。隨後一整年的時間,被每個醫院不斷解聘,直到後來因為王永慶的大膽收留,終於能當醫師,在林口長庚醫院工作;條件是,要我簽下一紙切結書,上面寫著:"本人日後若因叛亂案被捕或入獄,一概與長庚無關。" 這事當然與長庚無關,所以我就簽了切結書。

記得那一年,剛好遇到醫院幾年一次的評鑑。評鑑前一天,大家開會討論如何因應。有人提議說,一些病情比較嚴重,具有暴力攻擊傾向、行為比較混亂的病人,就把他們關進保護室,以免 “難看",以免讓評鑑委員 “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發言反對,我說這違反病人基本權益。我說,病人難道不就是因為病得很嚴重,所以才送來急性病房?哪有什麼難不難看的問題?不料,隔天我的一位病患依然被四肢五花大綁,關進保護室,綁了幾小時,直到評鑑委員離去才鬆綁,害他尿褲子。

我事後開會又重提此事。會後,一位待我甚為友善、非常照顧我的醫生,跑來找我,叫我以後不要在醫院再提起 “人權" 二字。他說,這裏是醫院,不是立法院,這裏只談醫療,沒有什麼人權的問題。他很生氣地要我以後不要再拿 “人權" 這種 “政治字眼" 來 “污染醫療"。我當下無言,默然以對。我很想跟他說,人權只是生活中隨時會遇到的問題,不是什麼政治污染。

十四,文化不變,一切都不可能改變

1994-1995年,我收到一張精神醫學會發給所有醫師的公文,上頭寫說大家注意,有好康的哦,某藥廠招待大家旅遊,歡迎攜家帶眷免費參加。我看了很不以為然,難道藥商是在 “養" 醫生、好讓醫生多多開藥讓他們賺大錢?這樣的事,大家不但不反感,怎麼醫學會居然還發出公文 “好康倒相報",叫大家趕快來搶好康。於是我就在當年的精神醫學會年會上提了個案子,要求大家針對藥商饋贈及醫藥利益輸送等問題做些討論,看看這樣一些事是否完全理所當然而毫無道德爭議。
十四,文化不變,一切都不可能改變
結果,案子還沒提出便引爆軒然大波。醫學會一些高層和大老不斷打電話要我撤回案子,說我這樣的提案一出,我會變成醫界的全民公敵,我在醫界將沒有前途。我說我無所謂。但他們仍不死心,一直想辦法要我撤回提案。我說,你們如果到時候擅自撤掉我的提案,我就訴諸媒體,訴諸社會大眾,讓大家來檢討看看醫界盛行的醫藥利益輸送問題到底應不應該存在,到底應不應該受到規範與監督。

後來,我的案子還是提出來了,隨即接到醫界許多來信,大多是一些醫界大老寫來的信,約略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我的想法是對的,這派人數較少。另一派為數較多,認為醫生跟藥商拿點錢、甚至收點回扣紅包都是應該的,不是一種道德問題。他們說,這就像選舉一樣,賄款大可收下,但要投票給誰是自己的事。他們說,醫生收紅包回扣也一樣,收歸收,但藥物要怎麼開,我們都是秉持專業良心的。

這事在醫界內部延燒至少一年。精神醫學界某些 “高層",見我堅持提案,明的施壓不行,就來陰的。陰暗之事,略過不表。後來我又寫了些文章刊登在報紙上,有媒體做出回應,讚揚精神醫學界之 “勇於自我檢討" 紅包與回扣及醫藥利益輸送問題。其實它不是自我檢討,而是我想檢討,結果害自己被大家 “檢討"。

當媒體開始讚揚精神醫學界之 “勇於自我檢討" 時,我發現很多醫界大老的態度就開始轉彎了,開始改口說醫藥利益輸送問題影響病患權益巨大,確實需要檢討改進,建立規範。

時至今日,台灣醫界依然貪腐,甚至比過去更加嚴重,差別只是在於從過去的明目張膽跑到檯面下運作,並且擅於巧立各種名目給錢。但我在此要說的仍是舉證。在當時,人們同樣要我舉證,要我證明世界上哪個國家的醫生不跟藥商拿好處。現在人們應該不會再要我舉證了,他們在檯面上往往說得很好聽,什麼醫學倫理之類,但檯面下卻又是另一種光景。我不知道這究竟算是一種進步或退步?觀念與修辭確實是進步了,但扯爛污的行為卻變得更精緻,更隱密,更多名堂。

我常想,也許真的有這麼一種東西叫做文化,文化不變,一切都不可能改變;所謂改革,將全屬皮毛。就像泥土那樣,沒有那樣的泥土,就長不出那樣的植物和果實。一個人想重新做人,斷然也不是跑到理髮院改變髮型便了事,那樣一種改變毫無意義。醫界如此,政界如此,各行各界的所謂改革,難道不也是同樣的道理?!

十五,告別童年

1995年,我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為了多賺點錢,直到1997年才出國。抵達英國一個月後,因為常看報紙提到或聽到一些種族攻擊或歧視的事,於是我就寫了 “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沒想到,英國方面反應良好,甚至還有英國國會議員興奮地晚上跑來我宿舍按鈴拜訪,表達支持與讚揚之意。但是,台灣留學生卻氣炸了,彷彿我拆穿了他們純屬虛擬的浪漫留學夢似的,對我恨之入骨 (我很難體會此恨究竟從何而來)。當英國與歐洲社會經常普遍檢討其內部社會諸多種族不平等與族群衝突的問題時,台灣當局及台灣留學生卻要我舉證。台灣的駐英代表處說我破壞台、英關係,要我舉證,證明英國及歐洲社會的確有種族歧視這回事,台灣留學生更是開始用各種極其卑劣陰暗邪惡的手段對我全面抹黑、騷擾與攻擊。

我常說,我常感覺自己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真正 “出社會"。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總算真正體會到原來人性可以這麼壞,可以陰暗邪門到如此極端而難以想像的地步。在這之前的十多年黨外經歷,雖然痛苦而慘烈,但你面對的是國家,國家自然有國家使壞的一定方式,比較有制度些,莊嚴些,文明些,有尊嚴些。但是,當你面對的不是國家不是體制,而是躲在陰暗處可以任意對你為所欲為的任何一個匿名的個人時,你是毫無尊嚴可言的。你會發現,原來人比國家還可怕,原來人性可以邪惡陰暗到如此複雜齷齪的地步。特別是當年網路開始運作,陰暗邪惡之事更是無遠弗屆,完全可以對你為所欲為。

也許可以這樣說:在這之前,我一直是未成年;直到這些事之後,我彷彿才真正告別了童年。就像尼采說的,我注視著黑暗深淵,終於了解了它的陰暗,但就在我注視深淵的當下,深淵其實也注視著我,於是我彷彿從此失去了童年而不再單純。

十六,告別所謂同志

1998年,我開始發現,原本與我關係友好的民進黨人及一些朋友們,藉著抹黑大陸人及挑撥族群仇恨,藉以炒作台灣社會的內部敵我區分;就像美國麥卡錫時期那樣,開始玩起舊國民黨那一套忠黨愛國 (忠於民進黨,愛台灣國)、檢驗思想忠貞的把戲,藉以謀取私利及政權。我一開始還不忍心公開批評過去長年友好甚且有恩於我的同志們,所以都是私下寫信,委婉相勸。常有朋友回信說我小題大作,要我舉證,證明民進黨墮落了。我很訝異,都已經醜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地步,幾乎所有過去國民黨的惡行你們全套都學了起來,而且學得青出於藍,竟然還要我舉證。

隔年的春節,我寫了兩張賀年卡,寄給民進黨中央及邱義仁,我在卡片上寫著:"看樣子,貴黨(過去是本黨)應該很快就會執政,因為貴黨墮落程度比光速還快,已經 “青(綠)出於藍"。" 在一個反淘汰的民粹社會裏,勝負往往只能訴之卑鄙,越是擅於操弄的卑劣齷齪者,就越容易受到人們的愛戴與擁護。

1999年,我寫了 “給長老教會的一封公開信"。藏了至少四個多月才公開。大約也在那時候,我寫掛號信給林義雄和方素敏,請他們以慈林文教基金會負責人的身份跟我道歉,因為慈林的工作人員與支持者,竟然在慈林的網站上說我原來是國民黨臥底的。從那之後,一直到現在,我幾乎不再跟過去無數的這些原本親密或友好的黨外朋友有任何連繫。

十七,同胞讓我理解了人性的深沉與複雜

1999年,我寫了些文章批評美國和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發動科索沃戰爭,刻意攻擊平民及各項重大民生設施,造成數十萬人傷亡,觸犯反人道之戰爭罪行。我並且批評台灣之長年為虎作倀,充當美國走狗,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一些 “愛台灣" 的留學生,隨即大量冒出來攻擊我,說我批評美國就是批評台灣,凡是批評台灣者,就是敵人。同樣地,這些人全部都是匿名,來陰的,抹黑、造謠、冒名惡搞等等等,甚至用 EMAIL 散發黑函給系上,說我利用劍橋的學校網路資源販賣色情光碟,已經被繩之以法等等,甚至還冒用我的名字騷擾系上許多師生。我根本無從澄清,非常痛苦。

我的指導教授一頭霧水。我解釋說,這是台灣人面對不同聲音的典型做法。他不懂,一直問我究竟被哪個單位抓到?問我說裡頭是不是有什麼誤會?需不需要他幫忙澄清?我說這裏頭沒有任何誤會,台灣人就是這樣做事的。我並沒有被什麼單位繩之以法,因為我根本沒有販賣什麼色情光碟,所有這一切,全是假的。他說他當然不會相信我會去販賣色情光碟,但他一直以為有個什麼司法單位或行政機關誤會了我。我最後跟他說:算了,你就當做沒這回事就好了,因為太難解釋了,台灣人的複雜與陰暗不是你能理解的。

我不敢說我見識過世界,但我至少看過世界各地許多人。老實說,我沒見過比台灣人品性更差的。台灣人不會跟你講理。他們相信,只要能透過造謠抹黑,把你貶低鬥臭說爛,說得不堪聞問,然後不管你說出什麼道理,自然就會失去一切意義。

十八,有效議論的前提

2001年,我和學姊從劍橋坐車去倫敦,參加波斯灣戰爭十周年紀念,跟幾十個英國人一起躺在大馬路上阻礙交通藉以抗爭,差點被警察逮捕,遣送回國。警察也許不忍心看我們 “提早畢業",最後只是把我們丟在路邊了事。事後,我寫了一篇 “反輻射混蛋與伊拉克禁運" 的文章,講述美軍在侵略伊拉克戰爭中大量使用恐佈的貧鈾彈,製造出大量癌症病患和畸形兒。寫完之後,十幾個網路與平面媒體刊登。記得有個環境資訊電子報,好像很懷疑貧鈾彈是我自己瞎掰似的,也是一直要我舉證。

2003年,美國再度入侵伊拉克,我寫了上百篇反對戰爭與侵略的文章,並參與掛名由一位比利時醫師帶頭控告美軍將領與布希等人觸犯戰爭罪行的行動,雖然零零星星還是會有一些來自台灣GGYY的辱罵或低能回應,但整體而言,至少在台灣,當你訴說美國的血腥暴行時,逐漸不再顯得如此怪異而罕於聽聞。

當然,在2003年時,仍然會有一些故作開明中立狀的人,會說我危言聳聽之類。比方說,記得在2003年3月開戰之初,有人說,為了民主,就算美軍發動戰爭 “殺死幾個人" 又何妨?我曾寫文章反駁,我引用聯合國和劍橋一個著名的學生反戰團體叫 CASI (反伊拉克禁運組織) 的數據,預測美軍一旦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將造成多少人命傷亡,並指出美軍早在1990年就開始照三餐轟炸伊拉克,為地面入侵和長期佔領鋪路,並且還透過非法禁運,刻意污染和破壞民生飲水設施,以公衛做為一種軍事手段,造成50萬名伊拉克小孩的死亡。

2003年3月,美軍發動侵略戰爭,結果不到一個月,美軍就入侵並佔領了伊拉克。台灣那些故作開明中立的民主人士們很開心,立即嘲笑我之危言聳聽。事實上,我當初引用的那些傷亡預測數據,不但沒有誇大,而且恐怕還不及真正血腥慘狀的千百分之一;就連我也沒想到,伊拉克竟會淪為如此恐怖的人間煉獄,而且越演越烈,似乎完全看不到明天。

在台灣很難 “討論" 事情,因為所謂"討論"是這樣一種東西:首先,知識程度要對等。其次,智商至少要60以上,你必須至少要聰明到知道自己懂得什麼以及什麼不懂。假若實在是笨到不行,其實也沒關係。對我而言,一個人就算再怎麼笨,多少都還是可以溝通。但是,如果一方面非常笨,非常無知,但卻又以為自己很聰明,姿態非常高時,我們就無言了。

十九,歷史像月經

在舊國民黨胡作非為的時代,你說國民黨壞到爆,你說蔣家獨裁,沒有人相信,大多數人會說你思想偏激。特別是在校園,完全一面倒支持國民黨。如今也一樣,甚且變本加厲,你說綠油油的勢力狡猾卑鄙,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請問幾個人會信?請問你能找到幾個不綠的?特別是在校園,完全一片綠油油,非常忠(民進)黨愛(台灣)國。我常覺得,歷史真的很像月經,每隔一段時間就來個循環,同樣的問題再度折磨一遍。我們看過去的荒謬時光,難免可悲,眾人付出慘痛代價;但我相信,三、五十年後,當人們回頭察看眼前這段荒唐卑劣的政治歷程,忠奸易位,善惡顛倒,也許也會同樣悲從中來。

二十,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在各種社會觀念與政治氛圍的更迭之中,我發現,總有一群擅於言語包裝、鎂光閃閃的人渣,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站在最爽最有利的位置,既安全又有改革美名,藍綠通吃,名利雙收;迎著鎂光閃閃,成為美妙動人的進步人士;好像什麼都不用做,任何代價都不用付出,就只需要聯合主流媒體炒作,開開記者會,簽簽名,動輒發表救國救民的偉大聲明,然後就儼然是個救國救民的理想家。當然,這是屬於最為卑劣的一群,而且我還相信,這群人渣的勢力肯定會越來越龐大,因為,我相信,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人民,自然就會抬舉出什麼樣的人。難道你能想像台灣人會抬舉林弘宣?抬舉陳映真?抬舉陳明忠?抬舉林書揚?

我常想,究竟是邪不勝正,還是正不勝邪?我的答案是後者:正是永遠勝不了邪的。但是,正的一方之註定失敗,恰恰成就了它應有的價值。正的一方之悲劇宿命,使得宗教成為一種可能,乃至成為一種必然。上帝如果是一種概念,那它便是拿來做為一種度量衡,藉以衡量孤獨究竟能有多深,痛苦能有多痛。

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也許有八年、十年那麼久,特別是叛亂案發生後,我感覺自己就像鬼一樣,人見人怕,醫界同事或同學大多很怕與我扯上關係,而且充滿極度扭曲的誤解。善良一點的,躲得很遠,能閃則閃;卑劣一點的,百般羞辱嘲諷或是落井下石 (這些混蛋,現在每一個幾乎都是深綠)。因為叛亂案的關係,加上各種有關自焚的傳聞不斷,我怕連累父母,而且很難面對他們,決定藏身避不見面。沒想到,兩年後,當我再度與我媽見面時,卻已天人永隔。內在緣由,不堪回首。要是時光可以倒流,我想我絕不會走上同樣的路。

一切悲劇總該有個盡頭。有一天,當死亡來臨,個人的悲劇便已了結,但眾人的悲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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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開了一間吃到飽的燒烤餐廳,裡面的食材多樣且新鮮,標榜絕對可以滿足所有吃素跟吃葷者的喜好,不滿意不用錢,某天有位吃素者到了餐廳用餐,他點了一盤又一盤的肉片並通通將他烤到焦黑再丟棄,老闆看見了出聲勸阻,情況如下。



老闆:這位客人你不是吃素嗎?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阿素:我看網路上說很多肉類有打抗生素,吃多了對人體百害而無一利,我是在幫其他人的健康把關。

老闆:但我們家的肉品沒有問題啊,而且都有檢驗報告證明。

阿素:我不管,你自己去做的檢驗報告誰信阿,而且顏色這麼鮮豔,一定有添加化學物質。

老闆:這位客人請不要這麼做,這樣做是在浪費食材。

阿素:你給我搞清楚,我是一個吃素者,那些肉品對我來說都會擺到壞掉,我只是先把他烤焦,反正結果都會浪費,有差嗎?

老闆:你這樣會增加我們店裡的困擾,那些焦黑的烤網很難刷的。

阿素:這本來就是你們的工作,你去百貨公司周年慶的時候,會覺得帶給那些櫃姐困擾嗎?

老闆:客人,真的不要這樣,這樣我們很為難。

阿素:你現在阻止我是你的眼光看的不夠遠,吃葷會加重全球暖化的問題,全球的氣候變遷將會萬劫不復。

老闆:請留一點生計給我們。

阿素:我不滿意,我不要付錢。

老闆:客人,這未免也太…

阿素:這是你們店裡規定自己寫的! 不滿意不用錢阿! 怎樣,這是我的權力! 是有違法嗎?

老闆:……

阿素:我會號召其他人一起來,抵制肉品人人有責。

阿素的行為在網路上受到熱烈的歡迎,大家都稱讚阿素是一個勇者,敢為自己吃素的理念付出實際行動。與其沒什麼用的單方面抵制肉品,不如親身去做,這樣肉品商才會痛,畢竟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吃素的理念才能正確地推廣。

就這樣,人類對動物的關懷,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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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最近的抵制活動真的是有種強烈的憤怒與無力感,先講講一些我對於食安的簡單看法好了。食安如果推到最好的情況應該是希望能達到企業們都可以「自主管理」,而非嚴刑峻法的朝令夕改的每遇到一次食安事件就重新更改加嚴加難食安管制規範吧?這樣朝令夕改廠商該如何錯其手足?另一點是這樣是否會更加影響增加許多地下工廠的可能性?這也是值得思索的部份。

(一) 陳陸宏談食安政策(上):別把食品當毒品,別把食品人當壞人
http://www.foodnext.net/cloud/consume/paper/3975317834
(二) 陳陸宏談食安政策(下) 食安法兩年五改,要如何重建民眾信任?
http://www.foodnext.net/life/health/paper/3739517858

這次的抵制活動,已經將社會氛圍推向更加瘋狂不可理喻的境界。

臺灣本該是個民主自由的小島嶼,你的意見與我不同,我仍然尊重你發話的權力。然而,現在的抵制活動變成:「我覺得這不該喝,也不該被買,所以我就要讓所有人買不到、喝不到。」於是開始有大量秒買秒退的民眾(這部分請參考下面附的連結正義魔島解說Costco秒買秒退民眾的討論,在此不多做說明。)。我不確定這起始的初衷是良善的,而或是惡劣的。究竟假設的人是以覺得這有毒(1)所以不該給別人喝的立場去評判,還是覺得所有購買的人都是蠢夫愚婦、貪小便宜,為了遏止這些沒辦法受你們控制好達成抵制淘汰廠商的目的的人們個更沉重的教訓?(2)

正義魔島 作者/ 單厚之 | 社會觀察

對於心態是(1)的部份,我很感佩您的用心良苦,但是很抱歉,現在的「頂新油案」是沒有證據指出它有問題(無論是在食用油、檢驗方式、是否為病死豬的部份,如果有任何異議,請讀過判決書再來戰。)所以不該稱為毒油,這是抹黑。然而,油都可能沒有問題,鮮奶更不能說有問題(看多數民眾的假設是:既然他都做毒油了,那其他商品也不可信,而且不要支持黑心廠商之類的。但前面一項就不能證實了,後面更是不該這樣套用。)。

如果要跟我跳針那個什麼牛奶放在空氣下的愚蠢實驗,我送您三個連結好好回家啃:

把鮮奶開封放在常溫下五天,可以檢測是否添加防腐劑? 別 蠢 了 好 嗎 ?
停止愚蠢的實驗流行吧!
技術不好,就灌輸民眾會壞才是好東西的概念,荒謬至極!

如果心態是(2)的,我對於這樣的臺灣人我覺得相當可悲,什麼時候我們這民主自由的社會多了這麼多神經病法西斯,一整天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英雄主義過頭了吧?憑什麼要別人都跟著您的想法走?以為這樣的舉動是愛臺灣?是礙臺灣吧!如果都成年了還會覺得有著「 民粹、反智、反民主 」這樣想法或舉動的人帥氣,我真的為您感到可悲。

另外,為什麼就沒有人覺得自己的觀點被媒體網路給操作或影響了呢?

先套一句朋友的朋友的話:「有個律師說大便如果經過精煉後可以吃,我們吃精煉過的大便應該也是可以的,藉以反諷頂新的判決。我很好奇的是媒體端出沒有精煉過的大便,為什麼大家還是吃得很開心??」

關於某律師或很喜歡舉例大便的人,我想您應該去多讀一些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

今天朋友與我討論到此案,提到一點關於「 認知失調是高學歷、高地位、好面子的人的致命傷。」也就是當我們的信念(或想法)與事實(或已經做過的事)抵觸時,就會處在所謂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狀態。這狀態讓人不舒服,因為我們希望自己表裡一致。但是因為事實無法改變,我們常常做的就是改變我們的信念或想法來配合,而這往往也讓我們容易一錯再錯。

高學歷、高社經地位、愛面子的人的致命傷——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在我的認知裡,其實強冠油案到頂新油案的時間很近,有些人就直接張冠李戴直接拿強冠做的錯打頂新,這是相當愚蠢的。但更多的是媒體的捕風捉影和檢調提不出證據的放話,也許我們都因為媒體辦案而未審先判,先行在心裡有個既有的成見。有了成見之後,大家看事情的角度就會先行假設他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在無罪的判決書出來,很多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為他「或許」根本不是大眾期望下的壞人,或是您假設他是個壞人,但是卻無法將這假設證實(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認知失調」)。這樣的結果無法滿足您滿溢的正義感,對自己的情緒又無法過得去,也拉不下臉來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有了一連串號召抵制的行為,這抵制明明白白的只是個遷怒的行為。

看到很多人因為在頂新的案子上竟被判了無罪,罵的東西沒有實體,轉而罵味全之前使用到強冠的油的案子,這更加荒唐,於是得再丟出去年9月時我寫的預知文:

____
以上只是個假設,與實際的公司團體無關 (///▽///)

相信對那時候強冠案子還有印象的應該都知道,那時候學醫藥的食藥署署長還用:「 罪大惡極、罪無可恕 」要求強冠歇業及A公司移送法辦。(處理A公司這部份引起我一票食品圈的朋友撻伐,覺得太誇張,只是要找個代罪羔羊平眾怒。)
隔了一個月,大家都知道C公司是誰了,但是C公司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譴責為難,現在還是鄉民們認定的良心食品公司的代表,甚至所有對食品大公司失去信心的人民全都投向了C公司的懷抱。然後,我們現在卻又再次對A公司進行抵制與撻伐,我見到了前所未有的諷刺情景。
依據上述的經驗告訴我們食安無須認真做,會做表面功夫,下面再怎麼骯髒,隱瞞一下就好了嘛,平時不忘勤打廣告,時不時出來欺壓同業就好了,就足夠良心了,對吧?

你們說,在這樣的潮流下,臺灣的食安怎麼會好呢?

抵制,是為了迎來一個更惡質的社會。
Welcome t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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