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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cheng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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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绝迹的世界中继续追索真实,在理性被践踏的社会中继续坚持理性,在意义虚无的生活中继续探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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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单向街(9 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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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民主带来的改变
□“政见”观察员 赵蒙旸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2/08/effects-of-village-level-elections/

民主能够带来繁荣吗?在今年初出版的《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经济学者阿塞莫格鲁和政治学者罗宾逊以翔实的案例,指出国家繁荣最根本的动力仰赖于制度。新世纪以来的诸多民主化研究成果,也倾向于支持这个结论。然而,虽然理论层出不穷,大多数研究关注的对象都是国别层面的,没有对地区差异作进一步的探讨。

近日,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北京大学组成的团队公布了有关中国乡村选举的研究报告《民主化对公共产品和再分配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该报告视角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关注面从宏观的民主与繁荣到相对微观的基层选举与发展;二是调查结合了异常丰富的历史数据与实证研究,规模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也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有关中国乡村选举改革与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报告。

1982年,《宪法》正式赋予村民自治以合法地位,自那时起,中国的基层选举既遭遇到了坎坷和阻力,也在中央的允许与地方的争取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份基于经验调查的报告分析了1982年到2005年共23年间的数据,对象涵盖随机筛选的中国29省217个行政村。

本次调查的首要意义,在于发现民主选举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公共产品的投入和官员对于群众需求的回应。在对乡政府支出进行历史比较后发现,民主选举推行后,用于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之前增长了大约27.2%,这些投入包括灌溉、小学、排污设备、村间小路、电力设施、周边环境等多个方面。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这种支出的增长并不是因为官员的腐败,或是乡政府在政绩工程指引下的一厢情愿,而是村民集体意愿的反映。因为调查者发现,一些公共工程的实施并非自上而下实行,而是自下而上完成的。由于乡政府没有额外征税的权力,几乎所有的农户都会接受更高额度的专门收费,甚至参与募款,来保证乡政府顺利实施计划内的工程。这个事实也驳斥了一个关于民主的假设:即所有的民主化进程都会使得政府的征税能力下降。

第二个重要发现有关收入的再分配。民主选举的引入,促使改革前高收入家庭的财富向低收入家庭转移。在最主要的农业收入上,最贫困群体的收入上涨幅度最大,为28%。选举推行前收入低于样本中位数的家庭,多多少少都比之前富裕,而高于中位数的家庭,收入则有所减少。在占到总收入16%的工资收入上,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类似的转移。农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变化共同导致的结果是,最贫困的10%人口收入与最富裕的10%人口收入的比率,在选举引入后上升了21%。数字背后的原因是选举推动了农村耕地的再分配,继而缩小了收入间的差距。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乡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变少了,政府将分配剩余的土地租用给乡镇企业的情况变少了,乡村政治精英通过土地的获利因而也相应缩水。

选举的引进亦改变了乡村的政治格局,村委会的平均年龄下降了两岁,教育程度提高了将近一年。在开放提名的选举中,村民更容易选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者是党员的可能性有所下降,换届时连任的可能性则增加了。以上种种数据和现象表明,村级选举带来了乡村政治经济结构实质性的改变。

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包括两大块,一是通过查阅当地资料获得的地方政治改革与经济政策的历史、二是中国农业部提供的村级和家庭经济数据。对本次研究有利的一点是,虽然中国很多改革的导火索来自民间,但是基层改革的推行往往出于中央高层的授意,这就引发了两个结果,一是改革前与改革后出现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有利于分析的界限,二是整个改革的进程中没有出现大的社会波动。这就使得分析中国基层选举时,避免了很多外在因素的干扰,研究结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就更大。

虽然这份报告没有解释所有的问题,比如为何农村的收入差距比城市还要大,比如实行村级民主后,农村抗议为何不降反增等。但总的来说,报告呈现出的内容,不仅是对中国村级选举的历史和影响所进行的全面梳理,更验证和丰富了很多有关民主化的假说,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Monica Martinez-Bravo. Gerard Padró i Miquel. Nancy Qian. Yang Yao. The Effects of Democratization on Public Goods and Re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China[C].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101,2012
研究报告下载地址:http://www.nber.org/papers/w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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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未能通過Co-Ch​ina夏令營面試者的​一封信

敬啟者,
感謝您申請Co-China夏令營並參加面試。這封郵件應該不是您願意看到的:非常遺憾,您未能通過這輪面試。
我曾有幸與你們中的一些在面試中交流。不少人都有相當豐富的公共參與經歷,支教、辦雜誌、做沙龍、幫助特殊兒童、探訪老人院、創辦校園NGO;也有一些人以閱讀和思考為樂,面試中侃侃而談某本書的讀後感和帶給自己的收穫與反思。很多時候,你們的出色都令我自愧弗如。無奈夏令營名額有限,所以這一次我只能是那個帶來壞消息的人。
有不少人詢問作為夏令營的主辦方我們最看重的是什麼。首先,我們希望您是一個善良的人,對於他人的苦難您有同情和感受的能力,您不覺得他者和您無關;其次,您有做事的耐心和專注力,可以長久地做一件事,而不是僅憑熱情和衝動;再者,您知道自己的有限,能看到別人的優點,懂得反省,有學習和成長的空間。當然,我們也希望您有閱讀和思考的習慣。
也說幾點建議吧,很多人在郵件中問及,雖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夠格給你們建議。公共參與的目的不是裝點簡歷,若不是真的關心他者,不是真的在乎這個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不是真的想透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和他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再華麗的簡歷也無法打動別人。另外,年輕人多嘗試各種方向不是壞事,總要看看世界是什麼樣子,但持續地把一件事情做好或更有價值。還有,寫或說您真正明白真正認同的話,不要被語言的慣性控制,比如當您講您在支教中傳播了中華文化,那您就應該知道「中華文化」具體指什麼,而不是被問及的時候用另外一套大而空的詞彙來解釋。還有一點很重要——實事求是。若有些問題是您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有些書是您沒讀過的,就不要講您讀過。比如有人在簡歷中寫到最近的閱讀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但在面試中卻不知道韋伯是誰。每個人的視野和知識總是有限的,這很正常,但請認真對待您寫下和說出的每一個字,不要令他們失去意義。
其實不來夏令營我們同樣可以分享交流:夏令營的所有討論會都會進行網絡直播(詳情晚些時候會在網站和各社交媒體公佈);您可以申請加入我們的志願者團隊;可以給一五一十週刊供稿;可以在社交媒體和我們互動;若您對想要做的事情有明晰的想法和計劃,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會幫忙聯絡專業機構為大家提供建議。
再次感謝各位報名本屆夏令營,希望明年的夏天我們有機會在香港見面。而在這一年的時間中,我們都可以不斷學習、繼續成長,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也許我們無法改變世界,至少,我們可以改變我們自己。
順頌夏安,
Co-China論壇總監 杜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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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荐此图~
在公共讨论中,“左派”与“右派”是被经常提及的两个词。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两个词的含义是复杂的,有时还是混乱的。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下面这张由“政见”团队制作的信息图,将在梳理总结学界观点的基础上,为您简明扼要地介绍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观等方面的观点,及各自推崇的著作和代表性人物。看了之后,你可以对“左”与“右”形成基本的了解。当然,每个人的观点都是复杂的,也许你在政治方面是右派,经济上却偏向左派,文化上则倾向中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张图表不是严格学术作品,所提供的观点仅供参考。在“左”与“右”之中,又有诸如“极左”、“极右”、“毛左”、“新左”等许多分支,在这里都省略了,有兴趣者可以再针对性地做一些深入的扩展阅读。

详情:http://cnpolitics.org/2012/02/left-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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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韩寒最近的论革命、民主、自由,其实也展现了他典型的城市中产阶级心态。当然,韩寒的观点比普通的城市中产阶级还是要更进一步。
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非常有限。表示自己可能会参加合法请愿、抗议、示威活动的受访者分别只占总样本数量的2%、3%和5%——这种比例不仅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也远远低于日韩等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不过,当政府不能满足要求时,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并不会消极等待——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私人渠道解决问题。

“求稳怕乱”是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对技术官僚的信任程度不仅较高,而且比较稳定。当面临暴力拆迁、非法收费、贪污腐败和破坏环境等社会问题时,来自这个阶级的社会成员更可能对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失去信任。

同时,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六成的该阶级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扩大言论自由”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
——详情http://cnpolitics.org/2011/12/urban-middle-clas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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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发展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变化,经济与政治如何互相影响呢?罗文总结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以Lipset为代表的早期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因为经济增长会促成教育的普及,而后者会起到政治启蒙的作用。这一观点已经遭到了反驳,因为高收入、非民主的国家对政治改革没有强烈的追求。与其说经济增长促成了民主,倒不如说民主的稳固有赖于经济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比其它政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学术界迟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发展轨迹,是第三种论述的体现。

学术界的考证能解释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吗?罗文发现,发展中的中国对这三种可能性并非绝缘。虽然进展缓慢且依然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已经在进行的基层选举,正在不断修订中的税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等,都表明当权者正试图重新定义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

但是现在,高速增长这个经济前提已经大打折扣。金融危机降低了欧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而中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管控正在威胁国内经济的支柱。那些将要陷入萎靡的产业以及生计受到威胁的民众将会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不满。

中国会如何面对这些潜在的压力呢?外交方面,中国也许会通过更强硬的声音和政策挽回一些国内的支持。但正如现任总理温家宝所提到过的,领导者们同时拥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国内政治改革舒缓内部冲突。

罗文大胆假设,经济与政治变动的先后顺序也许会将中国带入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政治改革快过经济变动,经济放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会相对减弱。如果顺序颠倒过来,那么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甚至会出现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动荡。
——详情http://cnpolitics.org/2011/12/political-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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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这样对西藏贴标签,内地人又如何对西藏贴标签呢?
对西藏的矮化,在19世纪西方对西藏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的。藏人往往被看成是野蛮、落后的,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被形容为污秽不堪。Anand援引了1811年第一个到拉萨访问的英国人的记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拉萨的市容一点都不引人注目,也不令人愉快。居民们满身污秽。满大街都是狗,一些在狂吠,一些在咬兽皮,这些兽皮堆得到处都是,散发着停尸房的恶臭;有些人蹒跚着并且看起来有些乌青;有些人得了溃疡;有些人饿得快死了,还在被乌鸦啄食;有些人已经死了,正在被吃掉……这种矮化甚至到了1920年代还出现在文献中,比如George Knight,1922-1923年英国远征西藏的指挥官写道:“西藏……是女人、狗、污秽的国度,更是众多不洁之物的国度。”通过这种矮化,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是干净文明的,西藏是肮脏野蛮的。从而得出西方比西藏先进优越的结论。

在矮化西藏的同时,也伴随着对西藏的理想化,比如把西藏想象成为约翰长老王国的所在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理想化基本取代矮化成为解读西藏的主流,以致1938-1939年纳粹党卫军要派出一支探险队去证实西藏是否为纯种雅利安人的住所。理想化西藏给西方人展开对西藏的探险提供了一个充足理由。
色情化也被运用当对西藏的表述。在西方人的作品中,西藏往往被比喻成一个处女,等待着具有男子气的西方去征服,去揭开她的面纱。Anand在论述中摘引了Curzon勋爵在1903-1904英国入侵西藏之后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我为毁掉了你所钦慕的新娘的童贞而感到羞愧,这个新娘即是拉萨。”通过色情化,西方对西藏的侵略竟然变得罗曼蒂克了。——详情http://cnpolitics.org/2011/12/western-representation-of-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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