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第一章、第九章刊载(2/2)

第九章 西藏命运在生与死的锋刃上艰难行进
——习近平说:“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

十世班禅大师推动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召唤西藏复国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西藏命运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禅大师魂归佛境之后,境内藏人从未停止的反抗运动,是在执行十世班禅大师拯救西藏命运的遗嘱。与铁血暴政抗争,争取作自由人的权利,当然是崇高而艰难的事业;令人遗憾之处在于,境内藏人反抗运动的艰难不仅来自中共强权,而且来自一个本来不应当为境内藏人的反抗运动增加艰难的地方,即达兰萨拉。

桑东仁波切【注1】任流亡西藏嘎厦总理十年。他主政时期,达兰萨拉痴迷于同中共暴政谈判,并公开申明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桑东仁波切主张的这条政治道路意味着大荒谬,其大荒谬至少有下列三项。

一、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历史上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国门的金匙,中共遂入主西藏。数年之后,中共便开始以“民主改革”的名义,在全藏区发动当代灭佛运动,试图摧毁藏人传统的忠实于心灵的生活方式,并通过灭绝佛教,从文化的意义上灭绝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举行全民大起义,用血河来证明对心灵的忠诚;又有八万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走上艰苦卓绝的流亡之路。那是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因为,它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铁牢——中共的专制恶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我因此赞誉达赖喇嘛,并尊称他为“当代摩西”,因为,是他,引领藏人走出作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隶的命运,走向自由;这条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运动的起点,也是达赖喇嘛历史荣耀的起点。

现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桑东仁波切却要引领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运,重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即回到中共专制恶法的法律巴士底狱中,去寻找所谓“真正的自治”。历史不禁感到困惑,并追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有“真正的自治”,当年又何必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管辖,踏上艰难的流亡之路,到异国他乡去寻找自由;五十年沧桑,又回到命运的原点,即专制恶法的巴士底狱中,桑东仁波切将怎样面对那些为作自由人死在流亡命运中的藏人的灵魂?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荣的历史,背叛自己过去留在心灵间的足迹,能够赢得今日的尊严和自由。

二、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违悖现实的政治结论。

从一九五九藏人大起义的血海泪滔,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腾起的金色烈焰;从十世班禅发出“勿使我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禅站在刀锋上宣示的复国召唤——所有这一切属于西藏命运的苦难和悲怆,都在表述同一个基本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只有奴役,没有自由;只有灭族亡国的痛苦和屈辱,没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桑东仁波切盲目于藏人用无尽的苦痛书写的现实政治的结论,想在专制恶法之内,寻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获得自由,无异于痴人说梦,水中捞月,与虎谋皮;如果有一日他真得把自由西藏运动引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他个人或许能得到某种“历史地位”——那是中共暴政赏赐给奴才的奖品,而自由西藏运动将沦为铁幕阴影下的囚徒。

三、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将自断境外自由西藏运动的命脉。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运动的生命力之源泉,在于同西藏境内反抗运动血脉相联。强化这种联系,境外自由西藏运动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联系被切断,境外自由西藏运动势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流亡藏人同境内藏人的政治联系,取决于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间,向世界和历史讲出境内藏人心灵的苦痛和政治愿望;如果流亡藏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理解境内藏人的苦痛和愿望,并代表境内藏人发出他们在专制铁幕下无法发出的声音,那么,对于西藏的现实命运,流亡者将像天外的一缕风尘,遥远而陌生。

正如境内藏人智者群体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禅大师蒙难之后,西藏境内反抗运动具有思想庆典意义的特征,就是西藏复国意识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失去祖国,就失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西藏复国,藏人才能获得自由人的尊严;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运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的复国之路。但是,桑东仁波切却要把自由西藏运动带回到中共专制恶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线背叛了藏人用红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愿望,背叛了西藏复国的理想——桑东仁波切试图用他的政治路线之刀,斩断流亡藏人和境内藏人反抗运动之间的血脉联系。如果他最终成功了,他就斩断了境外自由西藏运动的生命线。

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共对于流亡藏人最关注的有两件事:其一是预作全面准备,一旦达赖喇嘛圆寂,中共便立即开始操控寻找灵童的程序,以便最终像制造伪十一世班禅那样,制造一个伪十五世达赖喇嘛,从而让“达赖喇嘛”这个概念实质上变成披着绛红僧衣的共产党员;其二便是诱使达兰萨拉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

桑东仁波切一方面坚守背弃西藏复国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则极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这个概念从历史上抹去的努力。按照桑东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后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便被放弃,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随后,原来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也改称“司政”。至此,中共从政治上消灭“西藏流亡政府”的战略企图,在桑东仁波切心领神会的配合之下,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便取得历史性成功。

在现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而称号乃是经典的具有象征性的表述方式。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首先意味着达兰萨拉由原来的代表和领导境内外全体藏人争取自由的政治组织,退化成一个只管理十余万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务的行政机构,最多也只能算一个人权团体,而且是一个温和如羔羊的人权团体——面对境内藏人壮丽悲怆的自焚抗暴运动,他们所作的最积极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辞令切割与自焚者的关系,而不敢高声向国际社会讲出自焚藏人心灵的悲情、现实的苦难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佛自焚藏人不是他们的族人,似乎他们和自焚藏人不属于同一个历史命运和祖先的血脉延续。

然而,事情还没有就此为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同中共签订十七条和平协议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将绵延数千年的西藏主权交给了中共暴政——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着历史的悲剧;如果是心甘情愿地交出,则不是愚蠢,就是怯懦。不过,十七条协议至少没有明确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说,作为藏人祖先政治遗产的西藏治权还一定意义上存在——主权是治权的灵魂,治权是主权的实现形式;治权作为主权的残迹继续存在,常会引发对主权的怀恋。现在,桑东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就意味着对西藏治权的否定,并进而彻底否定西藏主权,彻底得连一丝怀恋都不要。在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年交出西藏主权,藏人只换来了地狱之苦,只换来了几乎亡教灭族的大劫难;如今桑东仁波切称中共暴政之意,彻底否定西藏的治权,他究竟想干什么,他又能为藏人换来什么?

无独有偶。因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没有资格再称“总理”,只能降格称为“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经充分显示出他只是桑东仁波切的一条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讨好中共的表现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娆万端,媚态百出,像一只会讨主人欢心的宠物。当前,境内藏人正在用燃烧的生命表述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红焰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对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怆抗争,洛桑森格却向国际社会公开宣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战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变中共宪法,实现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这个对中共本质和实际政治运作毫不了解的无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现在实行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对于藏人的自由命运只意味着东方的巴士底狱。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与境内藏人的追求与希望,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风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识到,洛桑森格,这个喝美国的爆乳母牛的奶长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牦牛奶长大的藏人的心灵,就像他从来没有机会领略雪域高原上那浩荡之风的神韵。他的意识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实用主义的浅薄的小聪明,而没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实与坚硬。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小动物,曾经声称他代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六百万藏人。他根本不理解,一个听不懂境内藏人心底里的呼唤的人,声称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着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属于政治侏儒的狂妄。我有一言,请所有试图作六百万藏人代表的人们静听:你想要代表藏人吗?那么,就请你向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说出藏人心底里的追求吧;那已经浴血半个世纪以上的追求就是——自由西藏与西藏复国。

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而荒淫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中共暴政是对东亚大陆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中共暴政是中国历史上最阴狠无耻的卖国贼集团——它出卖了中国人文化的祖国,心灵的故乡。中国人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共暴政是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只有彻底挣脱中共极权对中国命运的统治,实现民主宪政,中国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现在争论的只是挣脱中共暴政统治的具体方法。桑东仁波切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论,实质上是在论证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也是在论证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们的论证不仅违悖六百万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进程。也许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与中共暴政为友,与十五亿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人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民运”的某些小政客仍然像街头拉客的妓女一样,拉着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以及他们代表的政治道路不放。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中国“海外民运”不懂得他们要回到中共宪法框架内的政治路线对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伤害,而是根本不在乎这种伤害。中国“海外民运”的某些小政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早已年老色衰,为了不被命运完全抛弃,他们只在乎一件事,即如何利用一切机会证明自己还有剩余价值——能够同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一起站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是他们所剩不多的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之一;当然,在那种场合,媚共的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是明星演员,中国“海外民运”渺小如鼠的政客只是三流的伴舞舞娘。

桑东仁波切取消“西藏流亡政府”之举,既使境内外藏人的反抗运动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组织,又摧毁了藏人继承自祖先的治权,并再一次彻底否定西藏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政治效应,中共的涉藏官员才在达兰萨拉改称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之后,弹冠相庆,并将其归之于胡锦涛治藏的一大功绩。习近平主政之后,更用一句话说出此中关键——二零一三年五月,中共决策层召开的一次涉台、涉藏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说明‘达赖集团’进退失据,信心丧失殆尽,接近变成政治破落户了。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这个‘宝贝’对我们保持西藏稳定还有一些‘剩余价值’。我们在政策上要作出一些调整,让达赖的灵童也为稳定西藏发挥一点余热吧”。

为摧残从十世班禅大师佛心中涌出的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和西藏复国运动,中共强权鸩杀十世班禅大师的肉身,又将他的灵童关在专制铁棺之中,成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幽灵,并把伪十一世班禅当作政治花瓶,摆在中共极权的殿堂上;与此同时,桑东仁波切则导致“西藏流亡政府”自残,并通过悖逆境内藏人反抗运动根本诉求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斩断了境内外藏人之间的政治血脉联系,现在,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有一项当务之急,即捕获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习近平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设计,谋定后动,一定要把控制达赖喇嘛灵童这件事作好,尽量避免出现两个班禅那样的现象。”根据这个指示,中共各涉藏机构在统战部统筹协调之下,已经高效率地制定出并开始实施诱使达赖喇嘛返回大陆的计划。地方当局斥巨资加速修缮达赖喇嘛故居,某些寺庙宣布可以悬挂达赖喇嘛法相,甚至有御用学者和官员放风——达赖喇嘛可以先到香港讲经,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回家乡讲经,等等这些动态都是上述计划的表现。一时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用化为烈焰的生命抗争暴政的自焚藏人和中共暴政的代言人,似乎都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家。不过,只要不是白痴就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原则区别——藏人祝愿达赖喇嘛能够归国,是希望他给雪域带来自由,给藏人带来尊严和复国理想的实现;中共暴政的代言人则指望达赖喇嘛回来,作一个摆在中共极权暴政殿堂上的政治花瓶,如此一来,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寻找转世灵童就自然沦为中共绝对控制的政治过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维吾尔反抗运动在新疆发动针对一处中共警察局的袭击;约二十名中共警察在攻击中被打死,反抗运动也有十余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共暴政的御用宣传工具和文化特务,一直试图让世界相信维吾尔反抗运动属于国际恐怖主义的范畴。然而,维吾尔反抗运动的上述袭击则明确划清了自己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因为,这次袭击的目标锁定的是中共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暴力机器,即警察局,而没有伤害不特定的多数人。

几百年前,伟大的卢梭提出,人民在暴政前拥有天然合理的起义的权利。从欧洲的尼德兰革命到美国的独立战争,都以历史的名义证明,如果人民丧失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人类社会直至今天可能都还在中世纪的千年专制暗夜中徘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缔造者。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之间,泾渭分明,界限清晰,不可混淆。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为实现特定的政治意志,采取危害不特定的无辜者的生命财产的方式,造成社会恐怖的行为——要害是,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而对社会和一般平民实施暴力袭击。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的基本特点则在于,起义行为打击的对象只限于暴政用以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专制统治的国家暴力机构,而绝不针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公共设施;就中共暴政而言,其国家暴力机构主要包括实行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的各种机关、各级政府机构、警察以及武装警察部队。

长期以来,维吾尔人对中共暴政的抗争从未止息,不过,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维吾尔反抗运动对警察机构的攻击,则引起中共决策层前所未有的恐惧与紧张。因为,这次攻击所锁定的目标,明确属于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的范畴。中共极权专制已处于人神共愤、民怨沸腾的大危机之中,只要维吾尔反抗运动持续以中共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贪官污吏、警察特务及其相关机构为打击对象,势将逐渐赢得汉人的理解、支持,甚至直接参与,毕竟汉人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这正是令中共决策层恐惧之处——中共不怕恐怖主义,因为,中共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凶残的形式,即国家恐怖主义,但是,中共惧怕人民行使在暴政前的起义权利。

二零一三年六月末,中共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名称叫作“新疆西藏问题紧急工作会议”。同时开会研究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可见藏人的自焚抗暴运动也同样引发中共暴政的深刻恐惧。由于新疆问题不是本书关注的主题,所以,关于中共暴政通过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维吾尔反抗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在此不再赘述。

上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西藏问题,习近平却指定由现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作主题发言。由胡春华作西藏问题的主题发言,原因大致有两项。其一,胡春华虽然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但他同时是中共寡头决策机构,即政治局的委员,负有对维护中共统治的全局性责任,同时,他也正在被重点培养为未来“中共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其二,胡春华有长期在西藏任职的经验,在镇压西藏佛教复兴运动和复国运动过程中,表现出维护中共极权统治的冷血的意志;更关键之处在于,中共把谋杀十世班禅,湮灭十一世班禅,扶持伪十一世班禅,视为控制藏人心灵,进而控制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而在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胡春华为暴政立下“不世之功”。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胡春华此次关于西藏问题的主题发言,时间长达九十五分钟。现将胡春华此次发言的内容,用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述方式,摘要披露如下。

发言甫一开始,胡春华就以佞臣谄媚帝王之态,为习近平的治藏之策,献上溢美之辞。他称颂习近平把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作为下一阶段对藏工作的重点,乃是具有大战略眼光的长治久安之策。胡春华指出,控制达赖喇嘛转世灵通的关键是要使达赖喇嘛在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条件下,返回中国。同时,他也就诱使达赖喇嘛返回中国的条件,提出一项原则,即“政治问题上寸步不让,宗教问题上可以充分满足达赖的合理要求。”

胡春华解释说,“政治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原因在于,“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任何让步,都会在与我党长期荣辱与共、同心同德的藏族干部中,引起疑虑和恐惶,深刻伤害他们的感情,所以说,政治让步,等于自毁长城。”胡春华这句话意在说明,把灵魂出卖给中共的藏人官员是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基础之一;对达赖喇嘛作出政治上让步会使这个政治基础军心动摇,士气涣散,直接威胁到西藏的政治稳定。

胡春华所说的“政治问题上寸步不让”原则,具体有下列三项内容:

其一,中共必须要求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公开否认西藏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胡春华认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迫使达赖喇嘛服从中共的意志,有利于从历史的角度彻底摧毁“藏独”的理论基础,以及西藏复国运动的情感依托。

其二,中共必须要求达赖喇嘛承认中共宪法对西藏高原的分割式行政区划的合理性,即承认历史上西藏的卫藏、康藏、安多三区的国土,按照中共现行宪法分属“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是合理的,同时公开放弃“大藏区”的诉求——中共所谓的“大藏区”,就是现在被分而治之的西藏历史上固有的国土。胡春华认为,只要促使达赖喇嘛从政治上放弃“大藏区”的概念,就一劳永逸地斩断了达赖喇嘛与西藏境内的藏人反抗运动的联系,因为,境内藏人反抗运动,一直是以由卫藏、安多、康藏三区构成的西藏历史上固有国土,作为复国理想的基础;这种联系一旦被斩断,达赖喇嘛就失去了政治能量的基础,变成政治的水上浮萍;境内的藏人反抗运动则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影响力的背景。

其三,中共必须要求达赖喇嘛事实上接受中共确认的伪十一世班禅,同时默认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更登确吉尼玛形消踪灭的事实。胡春华指出,藏传佛教转世灵童的认定表面上看属于宗教范畴,实质上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只要达赖喇嘛以默认的方式事实接受中共确立的十一世班禅,放弃他自己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就等于接受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即中共政权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此一来,今后世代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灵童转世的过程,都将处于中共的政治控制之中——控制了这两个灵童转世【注2】,就等于控制了藏人的灵魂。

在这个问题上,胡春华的发言还透露出更为阴狠的政治权谋。胡春华特别强调,达赖喇嘛一旦在十一世班禅的问题上作出中共所要求的妥协,不仅势必重创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道德形象,而且会引发藏区一万多名“仁波切”,即汉语所说的活佛对达赖喇嘛的道德质疑,因为,灵童转世是万名活佛存在的宗教基础,在灵童转世的问题上任何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为,都会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胡春华就此总结道:“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灵童转世是荒谬的迷信,但唯物主义者更应当实事求是。现在一个事实是,这一万多名大小活佛在藏区有很大的影响,达赖喇嘛事实承认我党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势必引起这个群体的不满,他的精神权威也必将受到极大削弱。一个道德和宗教伦理破产的达赖喇嘛,也就不再可能拥有足以威胁西藏稳定的精神和政治能量。”

为诱使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全面妥协;中共准备在宗教问题上满足达赖喇嘛的愿望。就此胡春华在发言中提出具体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可以概括如左:在达赖喇嘛公开全面满足上述中共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分四步满足达赖喇嘛的宗教愿望:第一步,允许达赖喇嘛进香港举办法会;第二步,允许达赖喇嘛回到大陆,在五台山建庙,作为达赖喇嘛的道场;第三步,将雍和宫赠给达赖喇嘛,作为其在北京的驻锡地;第四步,允许达赖喇嘛返回青海和西藏,并以国家的名义,将布达拉宫的所有权交还给达赖喇嘛。

为诱使达赖喇嘛全面接受中共的政治条件,胡春华还在发言中提出另一个方案,即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强化达赖喇嘛可以成为中国十三亿人的宗教精神领袖的幻想。胡春华指出,胡锦涛主政期间,中共已经通过在全球“藏汉协会”和“中国海外民运”中长期培养的秘密力量,成功地制造出诸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都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幻想,并有效地运用这种幻想,强有力地影响了桑东仁波切等流亡藏人上层人士。

胡春华认为,上述幻想在促使桑东仁波切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后,通过渗透进“藏汉协会”、“中国海外民运”的中共秘密力量,进一步强化这种宗教幻想,势将有利于促使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彻底妥协。

在这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对胡春华关于西藏问题所作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胡春华的发言“有原则,有策略,有方法”。会议最后通过了习近平提出的今后一段时间涉藏工作的总体方针,即“坚定不移地维护西藏和其它藏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以控制达赖灵童转世为工作重心,夯实西藏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建党日庆典之际,由刘少奇之子刘源和李先念女婿刘亚洲出面,邀请数十名“太子党”成员在北海仿膳举办酒会;酒会只有一个主题:为习近平执政出谋划策。酒会上,孔丹【注3】,中共资格最老的特务头子之一孔原【注4】之子,为习近平的西藏政治战略击节赞叹;孔丹有一个怪癖,即习惯用粗俗下流的形容显示自己的才华,他说:“近平的西藏政治战略高妙至极,大有诸葛孔明之风。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了十一世班禅,如果再能把达赖喇嘛诱回国内控制起来,我们就等于捏住了西藏这头野牦牛的两个睪丸,看他还怎么撒野。能看到班禅和达赖听从我们党的号令,一代又一代互相认证转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比看毛片有意思。”

上述孔丹之言尽显中共暴政对西藏的鬼魅阴险之意,诡谲狡诈之心。不过,相信以达赖喇嘛的睿智如海,定然不会在中共诱骗之下返回中国,因为,那是一条通向地狱之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只有在西藏摆脱中共暴政统治的自由庆典中返回家园,才是唯一光荣的命运之路。

现在,又有心怀叵测者把中共实施诱使达赖喇嘛返回大陆的计划,形容为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开始软化。不过,只要不是脑残,都会看出一件事: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是软化,而是更加阴险;柔软的丝绸手套里面,是一只冰冷的铁手。

历史又一次把西藏命运推上生与死的锋刃——把西藏的未来永远关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只意味着西藏的自由命运陷于绝境死地;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铁牢,与走向自由是同一回事,无论五十余年前还是今天,情况都是如此。只愿藏人能记住一件事:为免于亡教灭族的命运,十世班禅大师曾经站在生与死的锋刃上,发出西藏复国的悲怆召唤。

注释:

【注1】桑东仁波切:洛桑丹增,一九三九年生于西藏扎洛,为第五世桑东仁波切,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二零零一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相当于内阁总理),二零零六年连任,二零一一年卸任。二零一二年,他主导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彻底放弃了西藏延续数千年的治权。

【注2】两个灵童转世: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世代互为师徒,互相认证彼此的转世灵童。

【注3】孔丹,孔原之子,中共太子党核心成员。

【注4】孔原(一九零六年-一九九零年),原名陈铁铮,江西萍乡人。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

(《杀佛》(袁红冰、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十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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