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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能臣:桑弘羊之死

在写过几篇关于汉武帝时代颁行的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后,不断有网友问:你读过《盐铁论》吗?你知道桑弘羊之问吗?没有这些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我们拿什么来“爱国”?于是,我不得不写作这篇《桑弘羊之死》。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国家的概念,或者说:朕即国家,天下即朕。所谓“爱国”,爱的即是皇帝和朝廷。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满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经明白,国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如果我们把“朕即国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换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国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们对个体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怜悯,再来看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桑弘羊之问”,会发现,这原本是个伪命题。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2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盐铁会议。《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所谓均输,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均输和平准法的实行,在汉王朝建立起了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汉武帝为政的54年,是一个对外战争异常频繁的时代,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规模浩大的对外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为了继续打仗,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民间的财富收归己有。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聚敛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时,桑弘羊即参与了政策的制定;颁布平准均输法时,桑弘羊已是大农丞(财政部长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财政部长),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23年。

昭帝时期,霍光辅政,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一次关于国计民生的大辩论,就应不应该继续施行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营,桑弘羊可谓舌战群儒。

儒生们的观点很明确,盐铁专营、平准均输乃是与民争利,直接导致民间经济的萧条;而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和经营也存在弊端,偷工减料导致产品质量低劣,以致生产出来的农具“割草不痛”,根本没法用于生产;统购统销的结果却是官商垄断,形成权贵经济,本应价低时收购,价高时抛出,结果官商为牟私利,往往反其道行之……

面对儒生们的咄咄逼人,桑弘羊最后抛出了一个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

今天再看《盐铁论》,我们不禁叹息,面对桑弘羊的千古之问,统治了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居然一筹莫展,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根本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经济措施。

就连颇有民本思想,对民间商业热情褒扬的司马迁在《平准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盐铁专营、平准均输之后的汉王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真的是完全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国库又得到了充实,皇帝又有大把的钱可以用于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了吗?

汉武帝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彻底打破了自汉初以来,建立在相对宽松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局面,整个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商者少,物贵”。更兼颁布《告缗令》,强行向全国的有产者征收财产税,导致整个中产阶层被悉数消灭。

所以,汉武帝执政后半段的汉王朝,是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到汉武帝去世,由于水灾、旱灾、蝗灾的轮番袭击,《汉书》中人民因为各种灾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记录,不绝如缕。

再回到桑弘羊困扰中国的千古之问上。其实,我们不妨先问另一个问题:汉武帝执政后半段,导致这一系列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的前提——北击匈奴的连年战争,是否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5万精骑出击匈奴,取得重大胜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这一年,汉武帝38岁。以后,直到70岁去世,他从未停止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但这些战争,汉军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而归,从未尝胜迹。导致匈奴单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以承诺恢复和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如果是共赴国难,以举国之力支持国家抵御外敌固然无可厚非。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汉王朝显然不是这样,它更像是一部将全体国民、整个国家强行捆绑,却毫无制动机制的战车。

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霍光以谋反的罪名诛杀。

桑弘羊虽然死了,但他的经济政策却顽强地活了下去。盐铁会议之后,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黜了酒的官营。汉元帝时,曾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比桑弘羊之问更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也许是: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后,我们拿什么来约束这台机器的驾驭者——皇帝,让他所作所为真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为所欲为?

这个问题,儒家给不出答案,两千年的帝制中国也终究没能找出答案。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1842
来源:游历史
作者:莲悦
#汉朝 #桑弘羊 #史海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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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地球上最强大的23个国家
本文译自《商业内幕》(The Business Insider)2017年3月15日(周三)报导:RANKED:The 23 most powerful nations on earth

尽管美国对其领导层的尊重不断下降,她仍保持其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地位。这是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它所发布的最新版“年度最好的国家”研究。

媒体机构对一系列的标准评估了80个国家,包括文化历史、公民的权利和生活质量。另一个关键评量是“权力”,其决定一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及权衡国际联盟和军事的力量。

以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是如何被理解的为目的,对超过21,000名企业领导、知情的社会精英和一般公民进行调查。

美国被认为是最强大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英国则排名第四。其他国家包括有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以色列。

往下看看23个被公认是最强大的国家。

23.卡塔尔-卡塔尔是被列入名单的几个中东国家之一,由于其富含石油的环境,卡塔尔在平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油价下跌打击了其经济,以及其去年的所得收入减少。

22.西班牙–根据“美国新闻”,“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盟,帮助其启动了西班牙的基础设施、工业和经济政策现代化。

21.荷兰-荷兰是海牙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所在地,荷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0.巴基斯坦–据美国新闻报导,其政治不稳定,腐败和与极端主义的斗争阻碍了巴基斯坦在权力排名中的地位。其次,由于该国出口驱动型经济”减少吸引外国投资的短缺“。

19.瑞典–不管其军国主义的本质,瑞典决定不对其武装部队进行大量投资,而支持对人权和永续性的承诺。她对其市民的福祉的态度,为其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尊重,但可能导致其缺乏权力。

18.意大利-虽然意大利因其总理马泰奥伦齐令人震惊的辞职和政府的重建而面临政治动荡的一年,该国仍然以其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而自豪并在名单上。

17.澳大利亚-尽管它的权力和全球影响力相对较低,但澳大利亚在生活质量这项类别中排名第四。

16.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是2016年大部分的时间中,全球成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的发源地。但是,近期的现金危机对其经济造成了冲击,导致该国失去11个亿万富翁和其86%流通的现金。

15.瑞士–这个欧洲的小国家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她的平均GDP是世上第11名富有的国家,由于其低廉的商业税,她对企业极具吸引力。联合国在日内瓦市也有一个主要办事处。

14.伊朗-据美国新闻报导”伊朗“长期以来一直让全球的大国很感兴趣,因为她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位置,及其丰富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供应。该国拥有世界9%的石油储备。

13.土耳其-土耳其是中东和欧盟之间的门户,而当邻近国家冲突猖獗时,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日益重要。9月份,英国国务卿鲍里斯•约翰逊说,英国将支持土耳其长期争取加入欧盟,但土耳其和几个欧盟国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可能阻碍其进展。

12.加拿大-加拿大被美国新闻命名为第二好的国家,但其权力并不相当对称,即使她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11.南韩-与其北方孤立的邻国有纷争的关系,意味着南韩经常得到世界超级大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投资储备之一,也是世界第六大出口国。

1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仅次于沙特阿拉伯,该国在任何阿拉伯的国家中,拥有第二大国防预算。

9.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使该国成为中东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海湾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密盟友。

8.以色列-对于一个人口仅800多万的国家,以色列在世界舞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尽管与巴勒斯坦不断地有冲突,但犹太国家的经济强大,教育水平较高,公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较高。

7.日本-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日本拥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已从2011年破坏其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海啸中恢复。

6.法国-法国人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2,384美元(34,58英镑),她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之一。美国新闻写道,她的影响力藉由其科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可能比那些更重要的是文化,延伸到世界各地。

5.德国-经常被视为欧洲的经济强国,欧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在1990年统一后,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

4.英国-美国新闻写道:”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她产生相当多的国际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的影响。“虽然不知道其预期退出欧盟将如何影响该国的地位,但该国迄今似乎遭受了全民投票结果的震惊。

3.中国-中国的崛起是相当显着的。她拥有14亿人口,该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专家预测,到2050年她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2.俄罗斯-俄罗斯利用自然资源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的军事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以很大的差距持续远远超过北约的国家。目前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4%用于国防-最接近北约国家的美国,其比例为3.3%。

美国-近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后失去了对美国领导者的”一些尊重”,但该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影响塑造了世界,其庞大的国防预算约为6,000亿美元(4,940亿英镑),该国领先的经济使她处于顶峰。

博谈网记者威嫱编译报道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1820

阅读原文: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he-most-powerful-nations-on-earth-2017-3/#2-russia-russia-capitalised-on-its-natural-resources-to-become-one-of-the-worlds-wealthiest-nations-its-military-spending-as-a-percentage-of-its-gdp-continues-to-outstrip-that-of-countries-within-nato-by-a-considerable-distance-it-currently-spends-54-of-its-annual-gdp-on-defence-the-closest-a-nato-country-comes-by-comparison-is-the-us-which-spends-33-22



#国家 #精选 #威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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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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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绝望信》刷屏朋友圈
近日,一位典型北京白领精英,刚卖掉北京一居室,凑够500万,将要上车学区房时,受到接二连三打击:首付提高,没法只能假离婚,但刚离婚第二天又遭遇“离婚一年内不准买房”政策……最后面临,手握500万,在北京却面临无房可买的尴尬局面,遂愤而决定移民美国。

其实,说实话,500万在北京买房简直是杯水车薪,我们也经常看到身价千万依然买不起房的大有人在。现实的痛楚总是让我们面对困难做各种纠结的选择。

下面不妨看看这封《绝望信》细诉其心路历程。

三周前,我400万快速出手了五年前在朝阳区购得的一居室。打算置换海淀一套75平的学区房,大约900多万。

当时跟嘟嘟妈想法是,卖掉原来的房子400万,扣除未还贷款,还剩350万,加上手里近几年的积蓄150万,手握500万,作为首付款在北京入手一套学区房,可选的余地应该很多!卖掉的那套房子网签时,特意跟买家沟通,预留半年给我们作为过渡期,所以看上的这套海淀学区房,不是很着急的在跟业主来回砍价。

在北京,类似这种“卖一买一”的改善需求太常见,以至于当我全家都沉浸在即使掏光全部家底但终于女儿嘟嘟有学可上,大人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的憧憬上时。“北京3.17”政策突然出台,我们傻眼了!

由于之前卖掉的那一居室是贷款购买,“认贷”的政策即刻让我们在购买新房时变成二套资格,这就意味着900万的房子,我们要缴纳80%即720万的首付,嘟嘟妈在政策出台那天哭了整整一晚,我劝她先别急,总归有办法的。

紧急联系带我们看房的中介,他给的答复是按照政策我们确实是属于二套房资格,政策出台确实没办法,但他给我们支了一个招——假离婚,由于之前那套房子是我婚前购买,写的是我自己名字,假离婚后嘟嘟妈自动获得首套房资格,只需35%首付即可。真是莫大的讽刺,离婚对平时来讲是指感情已万劫不复才出的下策,这一刻听到中介这消息却有种莫名的喜悦,天无绝人之路。我跟嘟嘟妈对假离婚这事都没仔细推敲3月20日周一一早就赶到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当天就让中介紧急带着去联系海淀的房主,但只有女房主在家,男房主却出差到深圳,一星期后才回京,万幸的是女房主看出我们的诚意,愿意卖给我们,没有给提价,并维持原来的价格,双方经过大约2小时细节的交涉,中途他们夫妻双方也电话沟通了几轮,最终到了签合同,交订金环节,女房主突然提起来,房产证是他老公的名字。但中介说,必须等房产证本人签署同意售卖书,买家才能收订金。此时我看嘟嘟妈情绪瞬间凝固,她害怕即将到手的房子又出意外,而女房主也豁达的说,可以等到4天后他老公回来签合同并维持原来的价格。

这期间,每晚嘟嘟妈总是后半夜才能睡熟,每天会问我不下10次,如果这房子因故买不了怎么办?我都会假装镇静的安慰她,有时甚至开玩笑说实在不行,移民美国,我们的费用也足够了,况且去美国对英语专业的她也算是儿时梦想。

在焦急中度过了几天,3月24日一早,嘟嘟妈打开新闻,瞬间坐在地板上大哭起来,我接过手机看北京连夜出台政策“离婚1年内无首套房贷优惠”,那天正好是北京阴雨天,我跟媳妇儿都请了假,在我们家绝望日这天……我不想骂谁,但我会保留骂他的权利,作为一个小刚需,买个房子为何就这么天理不容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手握500万,却在北京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

我强制理性给依然在悲哀中的嘟嘟妈分析我们这微不足道一家三口处境及未来该怎么办:

1、租房,等到政策松动后或离婚满1年后再购入(可能价格已飙上天到那时)

2、买房,买一套没有学区的房子,比原来卖掉的房子大一点(这就失去这次换房的意义,为了4岁孩子的教育)

3、撤离北京,回我老家或回她老家(让孩子重新走一遍我们走过的路)

4、移民美国,既能满足孩子教育又能享受蓝天(走美国EB-5,费用需要50万美金,费用倒能接受,去年嘟嘟妈一度产生过这想法)

等我分析完这些,嘟嘟妈瞪了我足足有5分钟,竟然冒出来,她这辈子可能最大的一个决定——移民去美国,可见她对这个城市的绝望。我以为这是她在气头上的选择,没想到她马上给她已经移民美国的同事,打了个电话,详细询问了整个移民的流程,半小时后,她又一次跟我说,我们离开吧!然后她电话给了她爸妈,告诉对不起他们,我们一家三口要移民去美国!

随后,嘟嘟妈联系移民机构,按照流程,开始准备相关移民材料报名。我知道这事已木已成舟。

策划一场影响甚至会决定我们一家人命运的“永别”,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清醒。山东老家的父母的第一直觉就是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直接,认为我在北京打拼多年,好不容易工作、生活稳定了,如今却要把一切都抛弃,太可惜,就像半途而废。但我认为人生从来不存在半途而废,只存在不预则废。

当移民美国的决定跟嘟嘟妈定下后,过程中我有过犹豫,但她始终决绝的坚持。嘟嘟妈的言外之意,没了房,移民美国的路只能前不能退了。

永别了,北京!所有的情绪都只能凝在这一句。

我在这座城市努力奋斗了将近10年,赢得了我自认为该得的东西,也赢得了别人看来精英白领的光环(莫大讽刺)。我们能带着嘟嘟去听一场票价1000元的交响乐,也能带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些于我都不是问题。

最终说服我自己移民美国,还有个不得不提的原因,真正的白领精英化教育是讲鸿鹄,可现在的很多教育是讲门户。春节假期同事聚会,大家饭桌上都是探讨自己的孩子如何聪明,今天又学了什么,明天又要去报什么,连最近我刷朋友圈时,看到刚刚放寒假的孩子,却被父母即刻拉去各种补习班。

白领精英的孩子可能是中国学业压力最大最苦的一群孩子。对于上层精英而言,虽然他们也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但不用担心孩子无法继承自身的地位,所以不用像白领精英那样疯狂地介入孩子的学习过程;对于底层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有心无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财力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

我对这样的景象感到恐惧,我不希望孩子成为我的附庸和附加价值,我也更不希望我的孩子在无力抗争污染的同时,也无力抗争老师的作业,在不断的咳嗽声中,永远写不到句号。我担心在这样的怪圈里,自己会先将自己杀得片甲不留。

环境是促使我下定离开的最后一颗稻草,去年冬天,记得北京新一轮污染浓度最强的一天,我却不得已带着4岁女儿嘟嘟开往她最不愿意去的儿研所。

去年冬天北京重度污染时,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趟丽江,当飞机越飞越高,冲破厚厚污染物,将蓝天曝露出来时,一旁的嘟嘟忍不住的兴奋起来,可惜手机关机,否则我一定要在这一刻给她和蓝天拍张合影。我透过玻璃窗,眼睁睁的看见澄澈的阳光被北京上空来路不明的东西拦住去路,密不透光,我想,连阳光都有屈服的时候,更何况人。

《当幸福来敲门》电影里讲述:在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地铁、公厕过夜,父亲也永远在为儿子编制一个个美丽故事,直到真的幸福来敲门。而此刻的我,同样作为父亲,作为4岁女儿最依仗最信赖的男人,我希望也给他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故事里。

去年其实就有了“逃”这个想法,逃去哪里便成为我跟嘟嘟妈在春节前经常讨论的话题。只不过年后换房的计划将“逃”付之脑后了。

在北京打拼10年的我,坚守北京OR南下逃离?或许如果没有嘟嘟,对我们来讲,两条路线都可以,但有了嘟嘟,这两条线竟然无从选择。

移民?朋友圈几个移民美国的朋友总爱晒出在美国的蓝天,我去年一度开始收集一切关于移民美国的信息,或许这条路:舒适的空气+一流的教育,对嘟嘟来讲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移民机构跟买房选中介一样道理,毕竟几百万的费用。嘟嘟妈选的这家,之前在凤凰卫视看到过,是第一个将美国EB-5投资移民引入中国的,有着18年经验的老牌移民机构,还做了川普女婿Kushner的地产项目,一直保持着很高通过率。50万美金,走成熟的EB-5投资移民模式,但命运又一次跟我开起玩笑,由于川普一直保守的移民态度,美国移民局发布EB-5移民意见稿,EB-5移民费用很可能由50万美金上升到135万美金,意味着由原来的三百多万人民币上升到945万人民币,时间截止到2017年4月28号,如果意见稿最后属实,那对移民的人来讲,这是移民美国最后的机会。

在我周末跟嘟嘟妈去移民机构咨询相关事宜时,看到接待室络绎不绝的前来办理移民手续的人。有简单跟聊了聊,很多人都是怕川普上台移民费用大升,毕竟将近1000万移民费用不是精英白领所能承受的起。

我跟一些同样办理移民的聊了一下,他们明显慌,集中在空气、教育、资产等三个维度上,但一张绿卡可以消除多种投资限制与税收问题,当然,也涉及生活的边边角角。

白领精英的慌在泛滥,最后一班通往美国的列车可以预想格外拥堵。

但很多人对移民充满“歧视”,我想起高晓松曾采访张志忠的女儿,其中谈到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的至少一半人生,都是充当着建立中美互通的桥梁,而并不是由外界所谩骂的只是图挣钱而已。因为在美国的精英白领观里,赚钱是最低级的需求,而时代的使命感并不会因为坐标的变化而位移,这与中国儒家士大夫的精英观何其相似。

或许每个要移民的家庭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大家才要着急告别“曾经”。

至于工作,因为我从毕业就一直在这家外企打拼,10年挤进了中国区的管理层,而恰好这家企业总部就在美国,等到时申请Base在美国。

我相信嘟嘟在长大成人后,也会以更温柔的方式来对待这座城市,不是满口抱怨,不是巨婴心态,不是缺乏关怀,而是以一位真正比我更正宗的精英白领精神,来肩负责任而不是用键盘卫道。

对我而言,我家里还存着当时学生时代的郑智化磁带,现在听来,别有滋味: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

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收获与失去,在焦虑中前行。

再见了,这座让我无家可归的城市!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E4%B8%AD%E4%BA%A7%E3%80%8A%E7%BB%9D%E6%9C%9B%E4%BF%A1%E3%80%8B%E5%88%B7%E5%B1%8F%E6%9C%8B%E5%8F%8B%E5%9C%88.html

来源:
胡马
作者: 胡马

#中产 #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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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名分的诱惑
——《上海文革史稿》导言

1966年8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说文革是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不仅因为其破坏性,还在于其荒唐性。它的阴影,至今没有消失;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破坏,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法消除。如今,熟知这段历史的人物正在渐渐老去。当年的权力中心“四人帮”也已全部离世。但真相始终被掩盖和扭曲,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历史更添无数问号。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为时十年的文革正在被刻意忘却,或者被定格在四人帮挑动、造反派迫害的平面思维。历史仿佛失忆失踪,几句简单的描述和解释,涵盖了所有的真相和记忆。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忘却而不重演。文革的幽灵,在文革结束后的近40年来,始终固执地时隐时现,有时附民众的怨气表达,有时借官方的言论还魂。文革被刻意遗忘的,恰恰是其反普世价值的本质,更是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和制造者的责任。

这本书的内容是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由于官方史料的不开放,无法了解上层政治。所以我的选择,更多地侧重于底层的群众运动。上海文革是中国十年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除了上层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是其最大特点。文革群众运动由两大部分组成: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工人造反派运动,以上海为典型。红卫兵运动,到1968年上山下乡基本结束。工人造反派运动,到1968年“大联合”也基本结束。只有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通过组织的体制化,基本保留了骨干队伍,在上海的文革政坛活跃整整十年。除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上海还有一支其它省份城市都不拥有的文革力量: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股势力左右着上海的舆论,对全国的舆论也起着重大影响。上海的文革就这样与中央文革派紧密相连,从1965年的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的安亭事件,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1976年的未遂武装反抗,始终为毛泽东的文革寻找突破口,忠实地实现毛泽东的心愿。

思路与方法

隐藏在本书整个叙事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我追溯的是历史的初始动机和逻辑。每个章节的叙述背后,都有这样一条主线。许多事情或事件,最初究竟因何而起,我希望通过细节,寻找历史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历史是由细节组成,没有细节的历史有时可能有着巨大的黑洞。我试图拼接我所能得到的碎片,重新梳理这段历史。许多细节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有些是为了再现场景,有些是希望能为学者和后人的研究提供关注点。我而且希望能尽量再现文革参与者的轨迹和形象,他们也是历史的组成。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以及我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可能和主流的叙述和体例不一样,但这是我对历史的感觉。

忠于史实的根本,在于一切从史料出发。而目前对于文革的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不足。这不仅包括档案的不开放,也包括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监控。这使得任何人的研究,包括我,都不可能全面深入。在撰写过程中,非常多的时候,我苦于没有资料,尤其苦于看不到当时的文书档案。有些事其实只要查一查有关会议记录或简报,马上可以真相大白,但是不可能。而等到档案开放,又将等到何年何月?我只能寻找当事人,请他们回忆那段历史,解释自己当时的动机;我并且查阅文革时期的报刊文件、传单小报,以及文革后的清查、交代;我也关注每一本或每一篇新出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书成稿之后,我请当事人核对史实,尽量在史实方面求得当事人的认可。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的稀缺,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说法与主流叙述不一致,我尽量找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对照,努力爬梳出真相。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收集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史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最基础工作。

对上海的文革研究,我的关注点不只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等大的政治事件,我而且关注文革的其它方面,诸如老保组织、大联合、科层精简、转型后的群众组织、后期造反派、写作组、第二武装,等等。这些都应该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我的研究无法深入,但我希望以这样的扩展,抛砖引玉,引起其他研究者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历史线索。我也希望能为过来人重演历史记忆,为不知文革为何物的青年再现历史场景。

在研究整个上海十年文革历史的同时,我对等级身份制在文革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特别感兴趣。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被许多学者研究。我的不同在于,将1949后各种等级身份,归为体制和政治两大类,并且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等级身份和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比起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两个更宿命和无奈的不平等。这两种身份体系,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的等级身份的分类;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我对中国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的能量来源分析。这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完全重构了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传统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换和勾连,也破坏了每个个体对身份自我转换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制度,将各种不同的阶层群体和政治形态,隔离在各个层次等级,不许横向联系,以方便执政者分而治之。两类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形成了独特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成为十分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到文革前,两个体系日益强化,成为统治中国老百姓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础。

体制身份——被隔离的阶层群体

等级身份中的第一大类是体制身份,与户口和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及编制有关;还有地区差别、城市等级差别,等等。基本属于经济层面,体现的是经济分配关系。是中国当时经济体制下的特有身份,可以统称为“体制身份”。

体制身份中的第一种与户口有关,即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优越而世袭,“农村户口”是贫困的同义词。而城市也有等级,依据城市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划分行政级别: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专区)级市,专区所辖县级市,以及县城、镇,等等。直辖市等级最高,县以及镇的城市等级最低。此外,全国分为十一个工资区,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文革前,上海市区职工工资属于八类地区,基数在全国比较高;相比之下,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区只有五类。上海郊区十个县,九个县属于五类地区,还有一个崇明县属于四类地区。所以在上海郊县,县属企事业单位的工资要比市区同类低约9%左右。

第二种体制身份与编制有关:即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又分各种等级。机关干部有行政级别,其他属于干部编制的大学教师、文艺文化工作者等,都各有相应的等级。在工厂,技术人员和科层管理人员也属于干部编制。在干部编制中,实际身份最高的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权力的所有者。干部的等级是最森严的,被定为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注]各种级别的“待遇”十分分明。十二级以上属高级干部,单是看病,就可以进只对高干开放的华东医院。

工人编制,实际就是第一线干活的工人。工人编制中有各种技术等级:最高八级,视各类不同工种而定。有些技术工种最高八级,有的只有六级、七级,等等;或者根本没有技术级别,只被算作辅助工种或简单工种。和干部的级别比起来,工人的技术级别只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只有责任和工资的差别。不像干部级别,不但是责任和工资的差别,更是权力、权利、待遇的差别。

第三种体制身份与所有制有关。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体制外的差别。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终身职业保障,带薪事假、病假、产假,连同家属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劳保”,低租金的住房分配,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继续享受医疗保险,死后还有丧葬补助费,等等。甚至在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等方面,全民所有制也远比其他所有制要优越许多。总之,真正是生老病死有依靠。集体所有制中,上海还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作为区县政府的工业部门或文教商业等部门管理的大集体,职工的起点工资,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10%左右,退休工资也低许多;医疗保险是只保个人不保家属,或只保家属费用一半的“小劳保”,等等。不过尽管工资福利较全民企业稍差些,但就业一般较稳定,近乎终身制。而归街道管理的小集体,职工收入更少,且没有医疗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更不是终身制。

城市职工中身份地位最低的是处于体制外的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他们就业无保障,无法享受绝大部分社会保障,是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

以上所有这些身份,都与体制的结构性框架有关。本来,在哪个行业工作就是那个职业的身份,职业身份的社会地位由收入、知识和技术含量等因素决定。但所有制身份将职业身份再分等级,成为职业身份的附加值。

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所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他们有关的少得可怜,劳动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大多数人生活最苦、收入最低。这样的体制身份,使得将农民成为社会地位最低的职业身份。

体制身份后面除了经济权利,也有政治权利。全民所有制工厂的职工被划作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国家骨干企业的基本阶级队伍。他们可以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分无此权利。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能参加工会,也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有这些体制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地区户口,随父母而定。改农村户口为城市户口是最难的。有些体制身份是被后天分配的,如所有制单位,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决定。这第一次分配几乎定终身,以后若要改变也非常困难。还有编制身份,工人编制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因为干部编制属于非生产人员,尤其在工厂,名额很少,属于稀缺资源。工人要上升到管理层,第一个关口,就是变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只有改变了编制,以后才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待有了干部编制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政府一次性分配,而且基本是单向和封闭的,几乎没有流动的可能。靠个人努力改变被分配定了的体制身份非常困难。于是在当时这个大力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却有着最多的宿命、无奈甚至绝望。

政治身份——被隔离的意识形态

等级身份中的第二大类是政治身份,由阶级斗争理论派生。是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给每个人派定的政治等级身份。它属于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领域,体现的是政治权利。

在各类政治身份中,最基本的是阶级成分,也称本人成分,是由阶级斗争学说划分出的第一种政治身份。共产党执政后,以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定位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划分出敌、我、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加上被划为“同盟军”的农村贫农、下中农,都是“革命的主力军”。这是宪法规定的。属于革命阶级的还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即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和军人。地主和富农,则是敌对势力,革命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按阶级斗争学说,也应是革命对象,但由于共产党对其采取“团结、赎买”政策,所以被作为“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这样的身份,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个人职业而来,由职业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从业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而划分,本来应该算作职业身份。但是阶级斗争学说,将各种不同职业,划入各种阶级,职业身份成为政治身份。

在阶级成分中,等级最高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中农,文革中被称为“红五类”。等级最低的是地主、富农,是实际上的贱民。两个对立的等级之间,是“职员”,其中包括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上中农等。这些中间等级的阶级或阶层的地位很暧昧,有时是革命对象,有时是“团结对象”,全由政治运动的指向决定。至于许多1949年前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要职者,虽然成分算作职员,但被作为“历史反革命”,也是等级最低的贱民。

被阶级分析的还有“家庭出身”,这是个与生俱来的宿命身份。阶级成分主要与本人过去的职业身份有关,加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家庭出身的划分,则完全被父亲的阶级成分决定,是个由阶级成分派生出来的先天政治等级。同一个性质的,还有“社会关系”,也即家庭成员或亲属的阶级成分。

第二种政治身份,是各类“政治面目”。分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民主党派。党员自然是革命的领头者;团员也是被信任的。群众,则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对象。民主党派是“团结”对象。

第三种政治身份是被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划分出来的,名目繁多。例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等。此外还有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现行反革命”从字面理解,就是“现在正在行动”的反革命,其实,大多是反执政党和政府者,甚至只不过是有点意见牢骚者。“坏分子”,主要指那些触犯刑律被关押劳改后的刑满释放者;还指虽没触犯刑律但触犯当时的道德和社会规范者,例如“流氓阿飞”、“投机倒把”者、“乱搞男女关系”者,等等。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坏分子,文革前统称“四类分子”。文革中再加上右派,统称“地富反坏右”,又称“黑五类”,与“红五类”对应。不久,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称为“黑六类”,或者“黑七类”、“黑八类”。革命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多。

以上三项内容,都是共产党执政后,各种个人登记表格中的必填项目。而第四种政治身份,则是登记表格上没有的,却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有可能记录在个人档案中。这就是“政治表现”,根据各个政治运动中的不同标准或称谓而定。总体来说,不外乎“积极分子”、“依靠对象”、“落后分子”,在学校中还有“反动学生”,等等,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实政治身份。在这方面,干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分配“政治表现”。尤其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根据各人表现,进行政治排队,给每个人贴上每场运动新制定的政治标签。这类政治排队,一般都会在运动后期塞进个人档案。以后,事主的提拔、培养等等,都会受到档案的影响。

政治表现与历次政治运动对象一样,是最具弹性的政治身份,尺度全由各级干部掌握。不同处在于,后者是公开的,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前者是不公开的,是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的靶子,当事人可能毫不知晓。

所有被视为敌对和可疑的对象,都由各级党组织掌握,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有选择地抛出。文革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阶段和红八月抄家批斗阶段,许多人都是被单位党组织抛出个人档案内容,成为批斗或抄家对象。这样的制定运动对象模式,到1966年底,因为批判走资派和夺权而暂时有所改变;但到1968年开展的“清队”,又重新恢复并继续。

在政治身份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还有社会关系,都是被先天派定的;而后三种政治身份:政治面目、运动对象和政治表现,则是按政治态度也即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拥护程度划分的。这为个人选择留下空间。尤其政治表现,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争取,诸如“积极分子”、“依靠对象”,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先进人物称号:“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三八红旗手”、“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等等。

政治身份是现代的政治“名分”

所有这些政治等级身份,实质就是由执政党对社会进行甄别,考察对革命的忠诚度,制订出每个个人在阶级斗争社会中的政治位置,以此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文革前的中国,本质上是个身份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为了达到高度统治的需要,执政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政治等级,对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层再分层。将其中最可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精英,隔离在最不确定的等级;将最有活动能力的前政府时期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隔离在最低的等级。当政者用隔离各种生存空间和政治倾向的方式,不使各类阶层群体和各种思想意识产生纵向联系,以便于分而治之。

从表面上看,政治等级身份不像体制等级身份那样,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政治身份体现的是与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而不是经济分配关系。所以更像是一种被指派的外在身份,一种名义上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说是一种名分,一种由执政党分配的政治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名分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简言之,名分中的“名”,是个体的人在人际和政治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和位置,例如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和规范。而名分中的“分”,则是与“名”对应的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因此,名分实际就是身份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和人际等级关系,核心是“礼”;也即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由此构建了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秩序。

传统社会的名分,以及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名分,实质都是为了治民。与政治名分相似的是:传统社会的名分,大多也是一种名义上的身份。而有了名义上的身份,则可以相应得到或转化为其他利益。但是,政治名分与传统社会的名分也有不同。主要在于,1949年后越来越强化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是国家强力推行的;各种政治名分,都是执政党通过各项政策和运动,由各级党组织强行分配给每个个人。而传统社会的名分理念,是通过教化施行影响而强化的,并不伴随着完整严密的国家制度。国家虽然也给忠于朝廷者赐予各种名分,但国家并不直接分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名分;各种名分主要不是由各级官员派定,而是礼所规范。

看起来,所有政治名分中,工人阶级的等级是最高的,农民的等级也不低。但真正处于第一等级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也即干部阶层,以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划线。由于基本都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掌握着所有的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光是从工资收入,就能比较出干部和工人的实际等级:工人中的最高工资,是八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在上海是105元至118元(各个行业不同,轻工业和纺织等系统稍低些,重工业系统最高),只相当于16至17级干部的工资。此外,各种文件的传达包括信息的传递,干部总是最先按级别逐级知晓的,工人、农民却总是最后才被告知。

工人和农民的实际地位,还可以从对人的处罚看出。文革前和文革中,对人的最重处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便是革去城市户口,发配农村当农民。即使不下放农村,下去劳动也是严重处罚。所谓“下去劳动”,实际就是下去当工人,干工人的活。由此可见工人的崇高地位严重名不副实,农民实际地位最低,完全是个空名分。这反映出体制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反映出意识形态与体制结构的巨大矛盾。

体制身份与政治名分的关系

所有的政治名分后面,实际仍然是利益和权利的分配。因为名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各种体制身份有着不同的经济权利和待遇相对应的是,各种政治名分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待遇,包括话语权、信息权,政治参与权。具体来说,就是说话的权利、听文件的权利,参加运动的权利,入党入团加入工会的权利。此外还有居住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等。

本来,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是两个层面或范畴的身份。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原则上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范畴。但由于1949年后,所有的资源——有形和无形的,越来越集中到执政党手里,各种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向政治层面的政治名分倾斜。使得原本只是政治态度或政治地位的政治名分,越来越成为被分配各种资源的考量。到1960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出身、成分和政治表现越来越成为考察和选用人的主要标准,包括大学和重点中学的录取标准。作为权利的“分”,越来越和政治的“名”紧密相联。换言之,现代社会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不是天然的,而是根据“名”的等级而酌情给予的。

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光有能力、职业和名声还不够,还要被认为“可靠”。那些政治积极分子,会被看中培养或提拔,工人编制可以转为干部编制进入科层甚至权力机构,农村户口有可能“吃上公粮”,被安排公职转换为城市户口;学生的毕业工作分配,有可能被留在等级高的大城市,获得好工作。文革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取消城市户口。他们要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只有通过被推荐招工或上大学。这样的机会,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子女来说,必需用政治和劳动表现换取。而劳动表现,在文革中被政治化,是政治表现的具体体现。在工厂,对科层管理人员的提拔也是这样。尤其从工人中提拔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政治表现好”。王洪文文革前从一个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厂保卫科干部,编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为干部编制,就是因为政治表现符合主流要求。王秀珍文革前,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被报送进上海的专科学校学习,也是因为她出身好,加上政治表现好。

一般来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能力、职业、财富、权力、名声、出身等因素组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各有侧重。其中最能体现个人选择和特点的,应该是职业身份。但是,1949年前的职业身份变成了政治身份中的阶级成分,1949年后的职业身份又与难以变更的体制身份捆绑。加上个体对从事何种职业,越来越没有选择权利,到文革前夕,职业身份如果没有体制和政治的优势,已经无法对社会地位起决定作用。例如同样是教师,集体所有制民办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无法与全民所有制学校的老师相比。还有政治名分,也越来越成为职业身份的重要附加值。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只有被认为是革命的,也即有了革命的名分,才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名分降低,那么体制身份也有可能降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运动对象最后都会被处理。那些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许多是专家、学者、文化人或干部,成为打击对象后,社会地位骤然降低,不但失去原来的工作,而且失去在大城市的居住权,“下放”去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甚至驱逐去农村劳改,被取消城市户口。更多人则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工资降级。文革初期,北京就发生过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出北京、遣送去农村的情况;上海虽然规模不及北京,但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

所以,政治名分可以提高体制身份,也可以降低体制身份。而在上文所述的两大类身份中,虽然体制身份中的户口最为“宿命”,编制也几乎是一次分配定终身,但在政治身份中,还是有着个人选择的正负空间。政治名分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但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甚至有可能转换体制身份中最难转换的户口。在这方面,个人的政治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更是关键。不但日常的政治表现,每场政治运动,更是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名分变更的机遇。因为这是向执政党表现自己忠诚的最重要机会。与此同时,被认为表现不好或者政治历史被认为有问题者,则有可能被抛出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从而被贴上各种负面政治名分。背着这样的政治名分,动辄得咎,没有希望,没有出路,还有可能被打入底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放逐农村,甚至判刑、劳教。每一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中,这些人都首当其冲地成为批判和冲击对象,而且累及子女甚至第三代,永世不得翻身。巨大的人生代价,使得很少有人敢于以自己乃至后代的人生作抵押,去对抗执政党。人们不得不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挣得标志着被信任的政治名分。

这是革命名分的诱惑,也是反革命名分的威慑。政治名分和所有制身份之间的这种转换,就这样成为最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这是共产党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能量,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结果。

文革中的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之争

1949年以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分的不断划分。由国家政治体系层层布置,自上而下地鉴别和划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重新鉴定政治名分。于是,每一场政治运动,也为每个个人提供了提高政治名分分的机会。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

文革前,评定政治名分的坐标系,纵向轴是时间——参加共产党革命的年份,参加得越早,等级越高;横向轴的是对执政党的态度,即是否“听党的话”。文革中,文革派试图实行新的名分规则:时间改为1966年的文革,造反越早,名分等级越高;横向轴由听话顺从,改为“敢于造反”,这成为文革中上海对干部的考察和提拔标准。这是文革政治名分与十七年的不同之处。不过,这个不同只是“听话”对象的不同。文革虽然暂时可以不听各级干部的话,但必须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这是文革始终没能发展成真正自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原因。

文革初期,许多造反者都自认是紧跟党的积极分子。但实际上,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分,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真正被各级党组织认定的“政治表现”相去甚远。当他们给干部们贴大字报时,干部们会抛出他们个人档案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反击。这些内容包括偷偷记下的他们过去的言论,或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例如张伯生平时的玩笑与闲谈,谢鹏飞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运动初期各个学校和工厂频发的“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初的对干部暗箱操作、划分政治名分的冲击,也是对干部划分群众政治等级身份权力的反抗。“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干部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分,反攻倒算。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超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抄家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是这样的行动,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时期,是执政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且针对的是革命对象。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质疑他们的权力。这个挑战执政党严密控制民众制度的造反行动,是之前所从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

在文革中,“革命造反派”成为新的政治名分。以往的那些政治名分: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历次运动积极分子,等等,在文革初期全部成为“运动阻力”的代名词,暂时失去了以往的荣耀。由以上几类人物组成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干部斥为“队伍严重不纯”。但是,尽管这几类人员文革初期的政治名分似乎降低了,一时不如造反派,但党员、劳模先进人物等政治名分的含金量还是实际存在。毕竟文革前的入党标准非常严格。能入党者不但政治表现要好,其它方面也必须突出;吃苦在前自不必说,还必须是道德楷模。群众基本认可这样的标准。劳动模范的评比也是这样,工作必须十分出色。所以,尽管文革中一方面批判党员及劳模先进人物的“奴隶主义”,也即缺乏造反精神;另一方面造反派中的党员,却比其他造反派更受到信任。毕竟入党就是对政治和道德的筛选。于是,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身为党员的王洪文会当选为负责人;而继续北上告状的二兵团的前身北上大队,在北上途中推举负责人时,会呼吁“共产党员站出来!”

王洪文虽然是造反派,但他对党员也是更给予信任和推重。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马上要人去基层厂挑选党员造反派。党员——文革前的带头者,造反派——文革中的革命者,在王洪文身上得到交汇。这也是王洪文以后被毛泽东看中的重要原因。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另外两个骨干人物王秀珍和金祖敏,也都是这两个革命名分的兼有者。他们两人也都被提拔重用,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地位仅次于王洪文。

此外,由于文革虽然是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分层,但分层标准却仍然延续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思维。所以,政治名分中的出身、成分效应继续存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批斗,都是针对十七年的革命对象。而且出身不好者,甚至连参加文革的资格都没有,马上会遭到大字报反击。工总司的潘国平、黄金海、谢鹏飞等最初造反时,都被贴大字报,说他们出身不好,意即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登峰造极的血统论,干脆将出身简化为“红五类”和“黑五类”:前者被封为“自来红”,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后者被称为“狗崽子”,只有老老实实挨批判斗争的份。此种政治等级观念,即使造反派也不能免俗,加入造反队时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出身不好者自己也会觉得名不正而矮人三分。谢鹏飞被大字报揭发说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后,在工总司筹备成立时,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主席团成员,推荐了别人。

文革中新的革命名分“革命造反派”,甚至超过了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政治名分。过去的积极分子,只有在宣布造反后,他们之前的名分资源优势才能够延续到文革之中。因为过去的积极分子都是原来的干部培养提拔的,他们和那些干部有着割不断的感情联系。当这些干部被作为文革对象,他们培养的积极分子,自然被视为文革阻力。所以许多过去的劳模先进人物,还有党团员、积极分子,在一月革命造反派大局已定之时,都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表示要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以这样的表态,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自己的革命名分。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名分,而且还提高了体制身份。例如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她因此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车间挡车工人;文革中她当上普陀区委书记,体制身份得到了转换。

政治名分的实际价值,靠体制身份的转换体现。如果一辈子只有积极分子的名分,体制身份没有转变,那么除了有可能在评工资时被评得高些,这个名分几乎是空的。文革前,只有像王洪文那样,被从工人转为科室干部;像王秀珍那样,被送去专科学校培养,毕业后成为技术人员,政治名分所携带的附加值才得到兑换,才是名至实归。文革中,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凭着“领导阶级”的名分,大批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党政机构,成为党政干部。王洪文是其中升得最高的,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其他如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陈阿大等等,也都从普通工人成为市级领导干部。革命的政治名分就这样为体制身份的转换,提供了最坚实的条件。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们最焦虑的,就是干部们对他们身份转换的抵制。他们希望以革命造反派的名分进入各级领导位置,从工人变成干部。一些人直截了当地提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

但是,文革中政治名分与体制身份的转换是不完全的。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们,人事关系仍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工资也由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他们只是被“借调”去担任新的领导工作。即使当了干部甚至市革委会上层干部,职业变了,但编制仍然是工人。甚至王洪文,当他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工资仍是他当厂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的工资是404元(毛泽东工资以行政干部24级第一级算,应是610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自己要求降低到404元)。王洪文去北京后,工资不够开销,只好由上海市革委会给他补贴。而那些被打倒的干部,以及被驱赶去干校劳动、去工厂“战高温”的干部,他们的政治名分虽然一时降低,工作一度被调动,但他们的编制始终没有被变更,始终保留着干部编制。许多干部即使在被批判期间工资“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这样的处理与文革前不同:文革前,干部如果被降职,一般会被相应降级降工资。

文革前,工人被提拔为干部,编制和工资也会随之转换,成为干部编制和拿干部工资。文革中,被提拔为干部者都不转换编制,工资也不相应增加。所以,他们虽然成为干部,但只要编制不变,他们的身份转换就没有最后完成。这是与文革前干部提拔制度的显著不同。这种状况,使得那些被提拔的工人一旦犯了错误,立即被打回原形,说声“下去劳动”,就被一撸到底,回原工厂重新当工人。而对于干部编制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层人员,即使去干校或“四个面向”,保留的干部编制,使他们保留着重回科层和领导岗位的可能。事实上,到文革后期大批干部也确实回到了机关。两边的身份转换,都停止在编制,都没有名至实归地最后完成。如此只改变职业,不改变编制,初衷可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底层即使向上层流动,也因没有完成体制身份的最后转化,面临随时重回底层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

政治名分在许多时候,需要编制身份的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名分,只有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才具有。而“产业工人”的政治名分,更只有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才拥有。到1968年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的名义地位上升到顶点。对文革新干部的提拔,有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名分是个标准;但若要再提拔到上层,有没有产业工人所必需的全民所有制编制身份,也是重要标准。在一次讨论市革会的女委员人选时,王洪文提名同是老造反的徐美英和王秀珍。但徐美英是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算不上产业工人;王秀珍工作的工厂是全民所有制大厂,属于最正宗的产业工人基地。尽管王秀珍是干部编制,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但张春桥最后挑选了王秀珍。而许多工人对自己“工人阶级”的名分也十分珍惜。当被调去科室或各级领导职位时,他们担心自己会不会从此变成“当权派”,不再被算作工人阶级,从而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的对象。

文革又是1949年后,唯一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分层的运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由各级干部给群众划定政治名分。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划分政治名分的运动。“造反有理”,就是群众有权评判干部。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各级干部们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在整个文革中此起彼伏:最初的批判对象“牛鬼蛇神”之类,是干部们的目标;不久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到清队,干部们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名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1966年下半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争,实际就是底层群众与干部争夺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从1966年下半年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到1967年的一月夺权,这个争夺完成。对政治名分的划分权转移到群众手里,哪些干部是走资派,哪些干部是叛徒、特务,还有什么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决定权在群众。而且群众还可以决定哪些干部是可以“解放”后被三结合的,哪些干部靠边暂不使用,哪些干部挂起来继续审查。不过,这个时间段不长。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67年底结束。随着党政一体化的各级革委会建立,政治名分划分权由各级革委会掌握。1967年年底开始的清队,对名分鉴定的权力又重新回收,清队对象重新由革委会也即各级权力系统决定。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尚未恢复活动,革委会尚未建立权威,所以这一鉴定在许多单位,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帮助革委会重构权威。

文革也是共产党执政后,底层民众自己给自己确定政治名分的唯一时段。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就是新的革命名分标准。对照《十六条》,群众对自己政治名分的认知与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于是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正是毛泽东文革动员的巨大资源和能量。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都要求各级党组织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到了1967年初,干部的权威下降到底点,造反派组织无须干部们的承认,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频繁的批斗大会,就是自我身份鉴定的表演仪式。由于没有了鉴定权威,群众只需自我鉴定,或者得到其它组织的认同。于是许多组织都想争夺革命名分鉴定标准的话语权,生怕别人给自己作鉴定。派性,就是对政治名分鉴定权和鉴定规则的争夺战。赤卫队,一、二、三兵团等,就这样被取消革命名分,没有了存在权利,大小武斗纷纷而起。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名分,但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争取体制身份的要求,这就是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人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或改变体制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操分配大权的干部们,要求他们放松或改变分配体制身份的政策。于是1958年后因“大跃进”造成持续三年严重经济衰退而被辞退或动员回乡的职工,要求恢复城市户口并恢复工作;支内职工和支疆下乡青年要求回城恢复上海户口;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要求转全民所有制,小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改为大集体所有制。体制外的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连工人阶级的名分都没有,于是他们先要求工人阶级的名分,希望正名后再要求享受体制内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等。实质都是要求体制身份后面的那个经济利益分配的“分”。

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虽然反对由掌握实权的干部划分政治名分和体制身份,但这些反对行为,始终没有跳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体制内的工人质疑自己被贴上的政治标签,但对于整个政治等级身份制度却毫不怀疑,地富反坏右始终在他们的批判和打击范围内。对于经济体制等级身份,他们也同样毫不质疑。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体制内职工造反派,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毫不手软地将他们的组织“红工”取缔。没有人想到,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而那些体制外工人,在争取体制身份的经济主义风潮中,虽然反对体制等级身份,但却不反对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在与市委签订要求参加文革的条约时,特地注上:“黑六类除外”,对政治贱民们没有丝毫同情,更不说考虑到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反对的只是自己被派定的体制身份,不是体制身份制度。他们反对体制身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挤进体制,享受体制内的经济权益。

所以,文革虽然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名分的造反运动,但是,文革冲击的只是政治名分中的很小一个部分,也即干部对政治名分的评判权。造反派们要求的是评判别人包括评判干部政治名分的权利,不是打碎整个体系。对整个政治名分制度,文革不但没有冲击,而且强化,所有文革前十七年曾经被打击的对象,到文革中几乎全部被再整上一圈。虽然一部分造反派试图打破家庭出身的隔离,但是打不破阶级成分的隔离。家庭出身不好者,只是争得了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至少可以得到多一点的权利,例如被推荐上大学,例如入党入团。但“本人成分”这个政治名分原封不动,对本人成分“不好”者的冲击批判,甚至比文革前有过之无不及。对于经济层面的体制身份等级隔离,文革也基本没有触动。

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身份,改变境遇,是任何一个形态国家的国民都有的心态和行为。只是,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所有的资源都被垄断,要享有这些资源,必须表现出对执政党的高度忠诚。所以才会有中国这样的民众对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通过政治运动,提高政治名分以提高其它身份,从而获得被执政党严控的各种资源。以革命名分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应该是文革能够发动起如此众多群众的重要原因。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两个体系的等级身份越来越淡化。尤其政治名分,除了先进人物称号,几乎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职业身份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身份。人们不必再通过争取政治名分去换取利益。这是社会的极大进步。

[注]也有说工资等级有32个级别。但笔者认为这是工资的全部等级,不是干部的工资等级。当时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算干部编制,干部24级是他们的起点。

(摘自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5-1)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1840
来源:上海文革史稿
作者:李逊
#上海 #文革 #身份 #史海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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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的回忆——不堪推敲是病史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在共识网全文刊发,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戚本禹当年是文革的干将,今天仍是文革的拥趸。文革的历史,由戚本禹来讲述,可以给人更多启迪。至于其中的真假是非,世人自有评断。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有很多刻意的隐瞒和篡改,所以,不能算作信史;同时,文中也流落出不少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也不算伪史。

既不是信史,也不是伪史,那么准确的命名,我个人认为,应该叫做:病史。

对这类“病史”的诊断,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只要一点逻辑和常识就足够。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中,刻意强调:“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这里,戚本禹显然是在说:江青并没有迫害人。

但是,戚本禹的回忆中记述: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

“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

“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江青)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

对于这些事件,虽然戚本禹轻描淡写,或者对江青的指示未予执行,但是,江青的跋扈,已可见一斑。戚本禹1966年进入中央文革,到1968年被关押监狱,接触江青不过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江青下达的整人指示即有数起。文革的干将、江青的喽罗不只戚本禹一人,江青弄权的时间更长达十年,那些戚本禹不知情、或者不愿提及的恶行,还有多少?

不过,最典型的例子,却是戚本禹本人的经历。这一经历,也记录在戚本禹的回忆文章里。1968年,因为被江青怀疑,戚本禹被投入监狱。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

因为“打探主人的秘密”,戚本禹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文革期间),如果这还不算迫害,什么是迫害?

而且,戚本禹记述: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

国家中央机关秘书长的任命,江青一句话就能定音。戚本禹是否意识到了:这是“家天下”的典型病态?

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戚本禹的十年牢狱不冤,如果江青再生、文革重来,戚本禹还会被投入监狱。这一次,恐怕不只十年。

戚本禹的回忆称:江青不但不迫害人,相反的,江青还救了不少人,并举出了一些例证。但是,戚本禹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江青是火海中救人的人,那么谁是文革的放火人?而为了救人以市恩,不惜把国家社会推入火海,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

对于文革中的杀戮、破坏等恶行,戚本禹的回忆称:这是“资反派”指示高干子弟做的,对此,毛主席是反对的。

高干子弟在文革期间恶行累累,这是事实,无需否认。但是,文革的暴行罄竹难书,这些暴行都是“资反派”和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当年的高干子弟有多少人?三千,五千,或者一万?暴行是“资反派”指使的,文革的暴行贯彻始终,遍及各地,已被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资反派”还有这样的能量?此外,如果毛主席反对暴行,为什么不发一个最高指示——当年,伟大领袖每发一个最高指示,那是要全国学习、全民庆祝的;或者至少,伟大领袖可以再写一张大字报,《炮打高干子弟》嘛。高干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都能被毛主席打倒,还有什么高干是毛主席动不了的?当年,亿万人民守候在高音喇叭前,听到的最高指示可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戚本禹所谓的“资反派”的能量有多大?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他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戚本禹的回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戚本禹、江青等文革干将,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当年的戚本禹等人,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是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是担负着亿万国人生死祸福的政治中坚。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处文字,都可能经过体制的传达而无限放大,造福社会或成为巨大的社会灾难。权力中心的一点火苗,蔓延到社会上就可能是冲天烈焰。所以,进入权力的中心,是需要对社会、对国民承担责任的。可惜,这样一点基本的责任意识,当年戚本禹们没有,今天的戚本禹们,仍然没有。

戚本禹1968年被关押监狱,1983年经审判获刑18年。1979年《决议》出台时,戚本禹已经在监狱中被羁押11年。可以看到,戚本禹主要的刑期,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

但是,被江青送入监狱、主要刑期在文革度过的戚本禹,为什么不恨江青、不恨文革?

关于这一点,戚本禹的回忆中也有交代。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这是1968年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批示写在戚本禹的检讨书上。得到这个批示,戚本禹、关锋、王力三人,竟如获至宝。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

得到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的称谓,戚、关、王三人竟感激涕零。作为党员,在身陷囹圄之时,在意的不是是否违反了国法、党纪,而是毛泽东是否还称“同志”——这是怎样一种深刻的奴性思维?这样的奴性心理体现在一个个自称革命者的身上,岂不是绝妙的讽刺?

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称谓,两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道赦令,就是无上的恩典,直接关系祸福生死。

文革政治的病态,在文革余孽深情款款的回忆里,显露无遗。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文革干将,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仍旧怀念文革的主要原因。如戚本禹,在漫长的非法关押期间,戚大帅念念不忘的是:领袖称呼我“同志”了。狱中的戚本禹,时刻期待着领袖的再度召唤,重入军机,再掌大权。曾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戚本禹,不但没有为国民负责的意识,而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人身依附的喽罗心态。而这种喽罗心态,能伴随戚本禹至今,也可算是奇迹。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只需要稍作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是用病态心理写出的“病史”。这种病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戚本禹这样的文革干将,连基本的逻辑能力都失去了。这类“病史”,如果是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下,是没有任何欺骗性的。相反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文革的遗毒,随时可能再度肆虐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戚本禹的回忆,也是一个警钟。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

1968年,戚本禹先生因为被“误解”,看了一场电影,坐了10年苦牢。“上意从来高难测,”可怜戚本禹先生,至今仍在揣测。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1834
来源:共识网
作者:拾月霜寒
#戚本禹 #文革 #江青 #史海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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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手中的大炮-RPG火箭筒(3/3)

老将不老

RPG火箭筒从投产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算是旧技术的产物。

随着新技术的诞生,它逐步被射程更远(可以达到数千米),威力更大(破甲能力达到800毫米以上),命中率更高(有先进制导技术,无干扰情况下命中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反坦克导弹所取代。

目前各国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厚度,已经超过600毫米均质钢板厚度,而且多采用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的新技术,RPG-7型很难在正面对他们造成威胁。

不过,如果使用得法,RPG-7仍然可以从侧后方攻击对方主战坦克,同时也可以打击诸如美军M1步兵战车之类的轻型装甲车辆和杀伤没有掩护的士兵。

老将不老,俄罗斯人确实可以为他的发明所自豪。不过在30年后的90年代第一次车臣战争中,RPG-7让俄罗斯人自己吃了大亏。

由于轻敌和错误的战术,俄军主力部队在车臣的城市战和遭遇战中受到重创。

车臣军队使用落后的RPG-7火箭筒,在城市战中伏击俄军精锐的T-72和T-80坦克部队,取得相当不错的战绩。

俄罗斯军方承认,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最先攻入格罗兹尼的第131独立摩托化旅和第81摩托化步兵团,遭遇车臣人的伏击,一二天内就全军覆没,共损失坦克20辆和步兵战车102辆。

俄军宣布,在1995年第一次车臣战争刚开始一个多月,参与战斗的俄军2200辆装甲车辆中,就有225辆被彻底摧毁,还有数百辆受伤。

在格洛兹尼战役中,俄军坦克在街道上经常遭遇RPG-7从各个方向的同时袭击,尤其是侧面、舱盖后部和炮塔顶部。

车臣原教旨主义的军人根本不惧怕生死,他们往往冒着俄军密集火力携带RPG-7火箭筒冲锋射击。几个人只要有一个在俄军拦阻火力中幸存,就可以击毁或者击伤俄军坦克。

一个战例是第131迈科普旅独立坦克营第529号T-72B坦克,同时遭到几枚RPG-7火箭弹的袭击,坦克紧急机动,使用所有武器,向武装分子开火反击。车长齐姆巴柳克中尉、机械师兼司机弗拉德金列兵、瞄准手普扎诺夫下士齐心协力,最终消灭了凶猛攻击的车臣人,成功摆脱战斗。这辆坦克车体、炮塔上共遭受了7枚RPG火箭弹的攻击。由于坦克机动及时,打击的都是坦克装甲厚部,都未能穿透装甲,侥幸生还。

其他的俄军坦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如该团第436号T-72B坦克,被隐藏在房屋中的车臣人的RPG-7火箭弹击中,穿透顶部装甲,引爆了坦克内部的弹药。坦克几乎被炸成碎片,乘员也被当场炸死。

在复杂地形情况下,RPG-7还是可以对俄罗斯的主战坦克造成很大威胁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在RPG-7上吃了大苦头,美国人也不能幸免。

在1991年美军索马里摩加迪沙的战斗中,美军精锐的游骑兵和三角洲特种部队也吃了RGP-7的大亏。面对素质装备都极为低下的黑人民兵,美军仍然非常狼狈。混战中美军精锐部队除了伤亡近百人以外,2架黑鹰直升机被索马里民兵用RPG-7击落,还有二架直升机被击伤。

索马里民兵学习30年前的北越士兵,用RPG-7攻击黑鹰直升机的脆弱尾翼,获得了不错的战果。

在战斗中,由于索马里民兵的战斗素质太差,很多还是业余客串(当地老百姓,随便拿把枪就赶赴火线)。他们往往使用AK47胡乱扫一通,很难击中美军士兵。于是有经验的索马里人发射RPG-7火箭弹来补充火力,很多美军士兵和悍马车都被击伤。

此战中也暴露了RPG-7的很多问题。诸如如果不是使用杀伤榴弹,RPG-7对人员目标没有什么杀伤力。它的弹头没有落地就炸的功能,如果击中软目标,也不会爆炸。

最近的伊拉克冲突中,萨德尔的穆斯林民兵和意大利部队在纳西里耶发生了二次激战。

萨德尔的救世主军数百人在纳西里耶第一次战斗中,至少运用400具RPG-7火箭筒发动袭击。意大利参战的600多人和60辆各种类型的装甲车和8辆坦克歼击车中,有3辆装甲车被火箭筒击伤,还有数辆装甲车被RPG击中,但火箭弹没有爆炸。由于救世主军抵抗很凶狠,意大利只得和他们达成停火协议。

一个月后的第二次战斗中,数百救世主军主动进攻意大利军队,双方随即激战。意大利人这次使用了包括美国AC-130武装炮艇飞机等先进武器,最终获胜。战斗中,意大利1辆轮式坦克歼击车和2辆M113装甲车被击伤,另外还有数辆被击中,但火箭弹都没有爆炸。

为什么很多火箭弹没有爆炸,主要还是这些RPG-7储存时间过长,很多火箭弹已经老化。加上救世主军民兵对武器维护很差,相当一部分火箭弹和火箭筒的电路损坏非常严重,很多电路短路,导致引信的瞎火率相当高。

一件武器能够使用超过40年,足可以说明其是相当称职的武器。

RPG的盛行不是偶然

分析RPG-7盛行的原因,主要还是三点:

1.价格便宜

由于RPG-7结构简单,生产容易,俄罗斯官方价格也不过1600美元。RPG-7火箭筒在很多国家已经淘汰,大量淘汰掉的火箭筒充斥着世界武器黑市,它的黑市价格仅仅为200美元,和一把AK47步枪相差不大。

2.使用和操作简单

RPG-7使用比较简单,易于训练,很适合非正规军、游击队、恐怖分子之类。

甚至有过巴解16岁少年在贝鲁特街头,击毁以军3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战例。没有受到过训练的恐怖分子,也多次使用它进行暗杀。80年代,德国恐怖分子用火箭筒暗杀美国陆军驻欧洲司令官克罗伊森将军。90年代,格鲁吉亚恐怖分子用火箭筒,暗杀该国总统施瓦尔德纳兹。它算是相当平民化的武器。

虽容易训练,但实战中想要射中目标却并不容易。

有一种情况对RPG影响比较大,就是大风,尤其是有横风的情况。火箭筒飞行中可能受到风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是比较大的风力,可能造成RPG-7在300米内超过1米的偏差。这个需要射手在射击时候对风向和风速有一定的判断,然后进行调整。这需要一定的经验,新兵很难做到。

3.还不错的威力

RPG-7虽然已经很难对各国主力坦克造成大的威胁,但对轻型装甲车、普通军用车辆、步兵和中小型工事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没有RPG-7,缺乏重武器的武装分子面对正规军的装备只能束手无策,没有还击的余地和能力。

RPG的谢幕

军事科技和战术的变化,反坦克火箭筒的地位已经逐步让位给各项性能都强得多的反坦克导弹。

对于正规军来说,火箭筒更多时候只是步兵自卫的一种武器,而非进攻武器。而RPG-7这类需要2个人操纵的武器,不但占用步兵排的编制,又无法对现代坦克造成大的威胁,只能对付轻装甲,自然逐步由单兵火箭筒取代。

美国在1964年研究出可以由单兵携带,一次性使用,仅有2公斤多的M72火箭筒。美军每个士兵都可以额外携带一个,人人都具备对轻型装甲目标的自卫能力。

苏联也接受这个概念,基本停止了对RPG-7型的继续深入研究,而是转而仿制美国的M72,生产出几乎一样的RPG-22。后来,又在RPG-22的基础上,开发出性能更为优越的单人一次性使用RPG-26和RPG-27。

目前俄军外销的火箭筒,仍然占世界火箭筒销售量的七成。其中RPG-26和RPG-27占俄军销售总量的六成,而落后的RPG-7销售只占俄军销售量的不到一成。

进入80年代末期后,RPG-7逐步退出了各国正规军的现役。

在80年代中期,中国停止RPG-7的生产,转而装备更先进和轻便的PF89式80毫米单兵一次性火箭筒。目前还有少量的RPG-7在二线部队服役,绝大多数已经封存或者由民兵预备役部队使用。

俄军现役部队也淘汰了全部的RPG-7,不过没有放弃对数量庞大的RPG-7升级,主要是希望它能够对付现役的各国主战坦克。

1993年,RPG-7的升级版本RPG-29装备俄军。它可以重复使用,有效射程500米,重量也大得多(仅仅发射筒就有11公斤)。RPG-29使用先进的空心装药战斗部破甲弹,可以有效对付现代坦克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和复合装甲。

RPG-29可以在引爆爆炸式反应装甲后,破甲650毫米。目前最新的RPG-29使用串联战斗部,可以在穿透反应装甲后再射穿750毫米的装甲。

RPG-29虽然比RPG-7要强得多,但客观来说,除了不会遭受干扰以外,它的各方面性能仍然大大落后同时代的反坦克导弹。俄军90年代投入部队的短号反坦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5500米,穿透反应装甲以后可穿透1200毫米的轧制均质装甲,命中率超过9成,操作极为简单,价格也非常低廉。

随着科技的发展,RPG这个老将看来也要解甲归田了。

http://www.botanwang.com/node/81833
来源: 博客
作者: 萨沙
#火箭筒 #史海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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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豆腐骗不了人
豆腐有“都富”的谐音。所以老家过年的时候,家家必吃。我不喜豆腐,但爸爸亲手制作的豆腐我喜欢。这豆腐里有秘方,有意味悠长的回忆。

1
1992年的秋天,庄稼收完,赶马车已经揽不到生意了。我们一家五口的生计维持得很艰难,爸爸忍痛卖掉了跟随他十年之久的一对骡子。

骡子不肯离开,躺在地上打滚。都说动物没有眼泪,可爸爸上前摸着它们的鬃毛说了几句话,骡子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就流下来两行泪,两步一回头地望着爸爸。

爸爸忍着泪挥挥手,“快走吧。”它们就结伴走了,哀伤的嘶鸣在胡同里回响。那天爸爸没吃午饭,伏在炕前恸哭起来,他一次次捶着炕席哭喊:“我的骡子啊。”

卖骡子得来1500块钱,隔天,爸爸就花了700多块从县城买回一个磨浆机,又找了隔壁的木匠给他打了一副做豆腐的箱子还有一个豆腐梆子。

都说人生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可爸爸偏偏就选了做豆腐这一行,后来,妈妈每天下午的时光也一起,都沉在了簸箕里。低头一下午,再抬起头时,只有眼花、脖酸、胳膊麻。

16斤黄豆簸出些碎豆荚,再把石子跟干瘪不能发泡的豆子捡拾出来,剩余的就是做豆腐的原料。

豆子洗净了就在大铝盆里泡着,原先干黄的豆子在水里像绽开的花,用极缓慢的速度变得形态饱满,颜色滋润。每当放学后,我总喜欢在锅台边抓一把泡好的黄豆,把它滑溜溜的内种皮剥开。

妈妈就拿锅铲敲我的手,“看你那双脏手。”

2

做豆腐的辛苦在于熬夜,凌晨两点,爸妈就起床在厢房里磨豆浆了。

轰隆隆的机器声伴着我们兄妹三人的梦,我经常梦见在昏暗的舞场看人家翩翩起舞,睁眼时,窗窝里的灯泡亮着,只是比平时更加昏暗。因为机器功率太大,等声停了,灯便恢复常态。

黄橙橙的胖豆子伴着水,被妈妈舀进机器里,一阵吵杂的声响后,出浆口均匀地流出的淡白色的生豆浆。爸爸用铁皮水桶盛住它们,快满上来的时候赶紧换另一个桶,两个铁皮桶周而复始的盛满又倒出……

生豆浆被倒进挂在铁钩上的布袋里,布袋悬在铁锅上方,滤过豆渣,淡白色的汁液流进锅中,生涩的豆腥味儿就弥漫在没有天花板的厢房。

豆浆磨完,得烧火煮,煮豆浆很容易糊锅,所以等锅开后,爸妈还得忙不迭地把一桶桶煮熟的豆浆舀出来,倒进灰黄的粗瓷大缸里点卤。

爸爸把一碗卤水分三次倒进缸里,豆浆很快便开始结成絮状,再成花团,最后变成豆腐脑。豆腐脑飘在水里形态像极了猪脑,口感极嫩。

妈妈把锅洗净,上面架起豆腐箱子,垫上屉布,一舀一舀把豆腐脑舀进去。锅里渐渐像下雨般响起来,啪啦啪啦直响。屉布收紧,合上,合箱大的一块木板嵌在上面。爸爸再转过身,咬紧牙关抱起一块四五十斤的石头压在木板上,淡黄色的水从屉布里源源不断地挤出来,锅里的滴水声也越发密集。

抬起手腕的表看好时间,再回炕上睡上片刻。妈妈把磨浆机跟大缸清洗干净,拖地擦灰,将厢房恢复到凌晨两点前的样子,再去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木板一点点下沉,水流变成了水滴,最后零星几滴,嘀嗒嘀嗒在厢房里独自响,时间便到了。爸爸醒来下床,搬下石头,掀开木板,揭开屉布,从角落切下一小块豆腐,嘴里一抿,看他表情我就知道这道豆腐的好与坏。

后来,爸爸能靠水滴声判断豆腐做成没有,连豆腐的老嫩程度都不再用尝的了。

3

吃过早饭,爸爸用锅里压出来的豆腐水洗头烫脚,换上衬衫毛衣再套上麻灰色的西服外套。接过妈妈捆绑好的豆腐,推着自行车就上街了。

“梆梆梆”,豆腐梆子略带木质的沉闷,因为空心又带着清脆,在一条条胡同中响起。

“换豆腐唻,换豆腐唻。”听到梆子声,妇女们放下手里活,舀一瓢干净的黄豆,站在门口等。

当年农村买豆腐要么花钱,五毛钱一斤;要么拿黄豆换,一斤黄豆换一斤半豆腐。因为家家都种豆,所以大家也乐意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买豆腐。

清晨出门,爸爸的车梁上挂着一个空袋子,一杆秤。回家时袋子是满的,豆腐箱子是空的。

凡是第一次换豆腐的,爸爸都会从屉布的角落切一块热气腾腾的豆腐给人家尝尝,或者递给人家怀里的孩子。

当年村里有两家人做豆腐,我家住村西北,他家住东南。爸爸沿西北角开卖,通常刚过了村中,豆腐就卖光了,折身回家。偶然几次多了几斤豆腐卖到村南去,那家便没了生意。

我家的豆腐有股Q弹的韧劲儿,村南的豆腐下锅就烂成渣。爸爸不做豆腐以后才知道,同样卖豆腐,为什么我家糊口艰难,而别人却可以养家。

村南的豆腐卤水是一滴一滴滴进去的,豆浆点成一缸均匀一致的胶体溶液,压豆腐的时候,屉布边上的豆腐先成型,屉布里的水裹在其中出不来。我家一斤黄豆做三斤豆腐,他家能做四斤有余,这也导致了他家的豆腐切开就散,必须拿碗盛,而爸爸做的豆腐用手托着就可以拿回家。

“好豆腐熊(骗)不了人。”爸爸说。

4

爸爸做豆腐那年,邻居们常在大清早抱着盘子赶来,不出门便卖出半箱是常事。

“妮儿,让你爸先给我割两斤豆腐,晌午我来取,豆子我都称好了。”我欢快地接过她们递来的黄豆,干净无杂质。

有一天清晨,豆腐尚未出锅,我拎起豆腐梆子敲了起来。爸爸呵斥我,他还没训完,真的就有脚快的邻居抱着盘子来了。于是训斥就更凶了:“豆腐梆子能随便敲么?你看看,都把人熊(骗)来了。”

自此,豆腐梆子在我心里跟警报器一样,就算后来爸爸不做豆腐了,我也没有坐在自家院子尽性地敲过一回。

每天做豆腐都会剩下很多豆渣,爸爸就多养了一头猪,几个月后,他发现养猪比做豆腐挣钱,就多建了一个猪圈,每个猪圈里养两头猪。

“做豆腐本来是为了养家,后来只图多点豆渣喂猪。”妈妈说。

199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爸爸卖完了当天所有的豆腐,下午无事可做,就去海里挖了半篓子蛤蜊。妈妈过了称,有12斤,“明儿是上庄集,我拿去卖了吧。”

第二天晌午,妈妈开心地回家,蛤蜊卖了12块钱,而她跟爸爸卖豆腐一个晌午也不挣到10块。由此,爸爸发现了新的谋生路,于是每天凌晨做豆腐,上午卖豆腐,下午赶海,陀螺似的一刻不停。

1994年一开春,爸爸花了30块钱找人焊了一个拉蛤蜊的耙子,开始了他长达11年的“赶海人”生涯。我家的豆腐梆子,从此就再也没响起过。

有个大妈在村南的校门口开了个商店,每次我去店里买东西她都问:“你爸今天豆腐做得多不多?能卖到村南么?”后来爸爸不做豆腐了,她见我还问:“你爸以后真不做豆腐了?”

我说只有逢年做一道自家吃,她遗憾地摇头,“哎,你家豆腐真好吃。”

大妈常趁无人之际猫下腰,悄声问我:“你家豆腐里到底放了啥?咋那么有韧劲儿?”我学着电视里特务接头时的样子,四下张望然后把手放在嘴边。她以为我要捅破秘密,赶紧把腰猫得更低,把耳朵凑近我的手边。

“没别的,只有豆子。”我轻声说完撒腿就跑,她在后面骂:“小逼姑娘一肚子鬼心眼子。”

5

我家的豆腐确实有秘方,秘方就是一把麦子,是我爷爷教的。

爷爷是一个打过三大战役与朝鲜战争的老人,他没得到一世勋章,却在战壕里学来了天南海北的秘笈。

爸爸刚做豆腐的时候,爷爷每天凌晨就踏着一路月光,迈过村里的小河,从村南走到我家来指点爸爸。他让妈妈每次在泡豆子的时候,抓一把麦子一起泡,一起磨。出锅的豆腐有了小麦的筋道,自然不容易散。

有时候我醒来,听到他在厢房里一阵紧一阵地咳嗽。等我起床,他又踩着晨光回家,带着爸爸给他盛上的温热豆浆。

已经有十个春节,爸爸不再做豆腐了。因为养育儿女的繁重不允许他在靠近年关挣钱的紧要关头,还拿出一天的悠闲做一道豆腐。

后来,每每提起做豆腐的那一年半,爸妈总要轻叹一口气:“辛苦又不挣钱。”我倒是怀念那时候每天早上能喝到一碗城里人才喝得起的白糖豆浆。

只是如今,我已经很少吃豆腐了,因为市面上卖的豆腐,缺了一把麦子,少了些许筋道,还不知多加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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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易人间
作者: 曲木么阿佳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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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

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

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办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它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

公开的场合,它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它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

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生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

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它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

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花。

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

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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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心无挂碍,无有恐惧
作者: 林清玄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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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等于大逆不道
历朝历代不乏有人对儒家教条提出反击,如前面提到的竹林七贤,他们做了很大的颠覆,但是痛苦不堪;我提到了“啸”这个字,口字边再一个严肃的“肃”,那是一个孤独的人走向群山万壑间张开口大叫出来的模样。我们现在听不到阮籍和竹林七贤其他人的啸,可是《世说新语》里说,当阮籍长啸时,山鸣谷应,震惊了所有的人,那种发自肺腑、令人热泪盈眶的呐喊,我相信是非常动人的。很多人以为“啸”是唱歌,其实不然,就像鲁迅的集子取名“呐喊”一样,都是从最大的压抑中狂吼出来的声音。而这些孤独者竟会相约到山林比赛发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啸声,大家不妨看看《世说新语》,便会了解“啸”其实是一个极其孤独的字,后来保留在武侠小说《啸傲江湖》中,但后人都以谐音字讹传为“笑傲江湖”,不复见从心底嘶叫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

竹林七贤一生没有完成什么伟大的事业,他们没有达成儒家文化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从我五岁时开始背诵,但到了十三岁情欲混乱时,读这些会让内心翻搅的欲望沉淀吗?当然不会。这些经典是伟大的思想,但不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所需要去感受的。

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阮籍会跑到山林里大叫。父母师长都不觉得阮籍在历史里是重要的人物。

阮籍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他到邻居家,邻居不在妻子在,而其妻子长得特别美丽,阮籍没有马上告辞反而跟她聊得很开心,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因而闹得沸沸腾腾,流言四起。还有一次,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和她告别。有人以此嘲笑他,阮籍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到今天还是如此。美如果加上特立独行,就会变成罪。记得小时候头发稍跟别人不一样,就会受到指责,因为大家应该遵守共同的标准。例如我家有鬈发的遗传,常被误会是烫发,爸爸还曾经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教官,证明鬈发不是烫的,但教官把信揉了,大声说:“你们还说谎。”那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事,为什么头发不一样有这么严重?

大家有没有发现,要求群体规则的社会,第一个害怕的歧异就是头发,不管是军队或是监狱,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头发,犹如神话中的大力士参孙,一剪了头发就没有力气,头发是一种象征,是个体追求自由最微末的表现。所以清兵入关时,公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竟然和头有同等的重要性。

高中时,女生流行穿迷你裙,我们经常在校外看到一个女生的裙子好短好短,可是一接近校门,她把宽皮带解开,裙子竟然变长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女生有这么多秘密。

头发和装扮是自己的事,但在群体社会里,却变成众人之事。当群体思想大到一个程度时,没有人敢跟别人不一样;女孩子想要展露自己美丽的大腿,却不愿违反学校的规则,情愿麻烦一点在进校门前解开皮带。因为在这样的规则下,特立独行就是大逆不道。

然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鼓励特立独行,让每一种特立独行都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当群体对特立独行做最大的压抑时,人性便无法彰显了。我们贡献自己的劳动力给这个社会,同时也把生命价值的多元性牺牲了。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E7%89%B9%E7%AB%8B%E7%8B%AC%E8%A1%8C%E7%AD%89%E4%BA%8E%E5%A4%A7%E9%80%86%E4%B8%8D%E9%81%93.html

来源:
孤独六讲
作者: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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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发脾气 你最应该做的
你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要买某个东西或者是某个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开始耍脾气,又哭又闹的,一直停不下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1保持冷静
父母要做的就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能让自己跟着孩子的情绪走。很多父母都容易被孩子破坏性的行为点爆脾气,结果往往是孩子会就地撒泼得更厉害!

02不要妥协

让自己保持冷静的同时,一定要坚持。这是让孩子明白:再怎么发脾气也改变不了的原则。决不能向孩子的无理要求妥协。这是一场心理的拉锯战,如果你屈服孩子的哭闹,那么接下来你的原则也会不断被突破。

03

不妥协≠放任不管

不妥协并不等于熟视无睹,放任孩子难受不去理睬。孩子在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会闹一些小情绪是很正常的反应。想到这一层,自然也会对孩子的哭闹更加宽容一些,让孩子能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同时还可以尝试着给孩子出选择题或者让孩子自己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

04

转移注意力

当孩子正处于烦躁的阶段,不如试试转移他的注意力!先把争议搁在一边,适当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做点别的事情,让他跳出刚才不愉快的事情,比如问问他今晚想吃什么,或者邀请他一起去准备食材。

05

给孩子时间空间去平静

以上都做过了,孩子如果仍然长时间地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请给孩子一个单独的空间和时间,让他自己去发泄调整。等他发泄够了或者累了,自己想明白就会安静地出来,不再闹腾。此时面对孩子我们一定也要有积极的态度,比如温柔地拥抱,陪孩子呆会儿再继续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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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化城阳
作者: 文化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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