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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贝萨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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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床上曰:且操且珍惜!----鬼首天龙

每天上网浏览各种信息,时而自言自语随手扯蛋,不过是因为闲得无聊,消磨寂寞而已。我是一个不喜欢网上聊天的人,不管是群聊还是私聊,不论是帅哥还是美女,因为聊着聊着就出事儿了,不是出那样的事儿就是出这样的事儿。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基本上不会马上回复,我是故意的,不想养成有问必答的好习惯,你有空的时候我未必有空。世界这么乱,我真的很忙。

据说今年的七月份虽然很炎热,但是看上去很美。几场大雨之后,武汉人民从自家的窗子里一眼望出去,简直就是无敌海景,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曾经记得,武汉市政府投资一百三十亿人民的币在城市排水工程之上,并信誓旦旦说要告别“看海”,大言不惭说什么就是“一天下十五个东湖也不怕”,到如今,海景仍在眼前,誓言犹在耳边,原来是特么地瞎逼逼,不仅忽悠了人民,还忽悠了伟大的党,我真想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他们死刑,那一百三十亿的人民币,哪里去了?

大武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在网上斗嘴对骂演绎成了一场现实中的斗殴,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也不知道谁是装逼的爱国贼,反正是打起来了。打架这种事儿,说起来不好听,看起来不文明,但是我觉的其实是好事儿。如果每个人都把在网络上的不文明转移到现实中的不文明,打一场架,斗一场殴,被打的吸取教训,打人的受到惩罚,久而久之,这国人也就学会文明了。长期以来,互联网上如同一个战场,不仅有约炮的,还有约架的,约炮的每每能心随所愿,约架的却不能梦想成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

说约架斗殴这事儿,想起了大日本古代武士们的生死决斗,决斗是公开的,事前要向自己的领主申请,请求同意并要求公证,有观战者若干名,一刀一枪一招一式都被被记录在案。决斗者拔刀无悔,死伤自负。一部日本武士的历史,滚滚人头铸就了大和魂魄,每一个真的武士都英雄一般的行走在天底下,死得也如樱花凋谢时一般的灿烂绚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贵的人生伴随着巨大的荣誉感。如今这被称为荣誉感的东西,在天朝是一个稀罕物,二逼们恬不知耻,从来不知道脸面是什么内容。

看到那个被揍的小子身上的伤痕了,我特别愤怒,对于那几个打人的,坚决给予差评:你们特么的下手能再狠一点么?给了这个差评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共青团官方微博表达了立场和态度,赞誉那个在网上寻衅滋事并主动约架的二逼学生为“爱国青年”,几乎就要掀起一场“向爱国青年XXX学习”的新高潮。共青团员的团徽我佩带过,共青团给青年们树立的榜样我都学习过,在度过了青春期的二逼岁月之后我发现,团组织所树立的一个个榜样和模范基本都是残疾人,不是身残的就是脑残的,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节奏?

鸡鸡复鸡鸡,木兰当户吃。贾玲版的木兰传奇我在网上看到了视频,感觉这个小品对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重新演绎得很好,构思不仅巧妙,而且合情合理。万没想到这个小品惹恼了一干闲杂人等,他们义愤填膺强烈要求贾玲道歉。第一次听说在中国还有一个什么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如果不是贾玲把花木兰给演胖了,还真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个二B级别的单位。这帮二B级别的研究员们谴责贾玲恶搞花木兰,简直是丧尽天良!如果没有贾玲的这个恶搞,谁会知道天底下还有他们几位的存在?他们连出来装B的机会都没有,只剩下傻B的功能了。这帮傻B欠贾玲一个感谢!

上中学的时候学习《木兰辞》,非常喜欢这首诗词,背诵起来朗朗上口,感觉特别给力。“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瞧这节奏,平铺直叙,铿锵有力。当年花木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蒹,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次鞭”,我觉得这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假如在某一天,我可以“东市买长刀,西市买弓箭,南市买机枪,北市买导弹”,我特么就牛逼大了,假如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大的牛逼,这国家能不牛逼吗?我认为,一个牛逼的国家肯定是由一个个牛逼的公民所组成的。装逼的奴才和傻逼的奴隶只能构建一个二逼的国家。

亲戚里有个傻逼,或可以说傻逼里有个亲戚,我叫她“万人坑”。这丫很奇葩,五迷三道于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骗子在她这都能显灵,这丫泡过红茶菌,练过鹤翔庄,吃过屎喝过尿,给秃驴上过香,被活佛开过光。上了一当又一当,还特么痴心不改。丫每傻逼一次,我就骂她一次,并告诫我的家人对丫要严防死守,坚决不能跟丫傻逼到一个锅里去。丫在背后说我极端,说我无知,说我忘本。随她去了。

同学圈里有个傻逼,也是一架战斗机,丫是个普京迷,就好像普京操过他屁股一样,天天在聊天群里赞扬普京的鸡巴有多硬,一口一个“做男人就要像普京那样”。记得俄罗斯文学家高尔基先生好像说过:傻逼也有梦想,给傻逼一个天空,让他展翅飞翔,然后掉下来,啪嗒一声,被摔死!有一次我真不耐烦了,问他:你知道蒋经国吗?他说怎么可以跟普京比啊?我说蒋经国先生把自由还给了人民,不比普京牛逼么?这傻逼发了个一脸茫然的表情,应该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有人问我:你身边怎么有那么多的傻逼啊?这是新鲜事儿么?作为一个中国人,谁身边没有几个傻逼?即使你本人不是傻逼,也有被傻逼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把你变成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傻逼。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走出国门,顶着个傻逼的脑袋无法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对话和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有教育,还有中国教育。

看到聊天群里同志们在聊骗子与傻逼的话题,我弱弱地问了一句:这个世界上是先有傻逼再有骗子,还是先有骗子再有傻逼?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掀起了一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最后得出科学结论:“骗子是检验傻逼的唯一标准”于是群主提议:与聊的同志们请起立,注目遥望南窗,向王林“大师”表示敬意!

记得在很久以前,一说“大师”这个词汇,心中充满敬意,脑海里会浮现出米开朗琪罗和梵高、达芬奇和毕加索、徐悲鸿和卓别林、贝多芬和莫扎特、爱因斯坦和牛顿等等艺术和科学巨匠,认为这些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等到中国各路“大师”横空出世之后,这“大师”的称号就特么被糟蹋了!与“大师”同样被糟蹋的名词还有“专家”这个曾经的光荣称号,在“专家”前面一加上中国二字,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了,基本就是骂人的话了。中国二字,是玷污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定冠词。

美国有个人绰号巫师,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神乎其技,西方还有几个魔术师,他们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这些人要是在中国混“大师”的生活,估计连你大大他老婆你大婶都得给开了光。可是人家就说那是魔术,不带骗人的。说王林是骗子,很多人不服气,说特异功能这种事儿还是有的。有个朋友对我说:“当年气功热,很多知名人士都对特异功能给与高度评价,其中还包括著名科学家。”我说:世界上有科学家,还有中国科学家。

关于王林的传奇,据说每次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出蛇来,有没有过变出来过其它的动物?犀牛和大象,长脖鹿和北极熊,都到哪去了?我觉得“大师”如果真的牛逼,这个可以有!一个在印度街头乞丐的把戏楞让这国一线明星排着队等着给阴道开光,我操!有人说读《论语》能陶冶人的情操,从书架上找了出来,翻了几页,其中有一句,子在床上曰:且操且珍惜!

前些日子去泰国出差,在曼谷机场逛免税店,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女的,对我身边的男人说:老公,给我钱!我要把刚才那块手表买了,那傻逼服务员看我的眼神不对,让我别扭,我感到受到侮辱了,必须争这口气,为咱中国人!不就是贵么?我尼玛就是贵族!那个被这女人称做老公的男人一点都没含糊,非常给力的说道:败家娘们,滚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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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藩:人造牛市必然带来血腥股灾!

昨日在微信群里看到一段跳楼的视频,据说是发生在深圳,应与股市暴跌有关。一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我感觉十分痛心!已属于外行、基本不公开评价中国股市的我,突然感觉无论是对错,都得说两句,否则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最近股市由5178点下跌了20%。几次暴跌,已经使很多股民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被血洗。大热天的,据说很多普通家庭里氛围冰冷,空气紧张。现在一些高层建筑的物业公司也都很警觉,加强了监控,有的上楼顶的通道都被临时封死了。

在股市的震荡中,很多人财富大缩水,或被套牢,股灾正在发生,甚至可能引发整个金融系统风险。证监会、央行等众多部门联手护市,似乎也无能为力,我猜高层也紧张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还是学生的我和女朋友(今天家中的另一位教授)借助大商股份和大冷股份上市的时机,从股市里赚了2万元,拥有了4万元金融资产,一度成为校园里最富裕的学生,但随后我又将所赚全部亏掉。当时看了一些对外国股市的介绍资料,对比了市盈率状况,我感觉中国股市完全是赌场,于是抱着戒赌的心态离开了股市。我绝对不是因为自己输了就否认证券市场存在的价值,我恰恰一直将其视为完备市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我接触股市后不久就发现,中国的股市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怪胎”,其凶残、贪婪、别有用心和不规范性决定了股民必输,大部分庄家也是一样,赢的只是政府、券商和上市公司。这是制度、文化两个方面多种原因决定的结果。事实也一次次证明了我的判断。

天则所有研究者前些年曾对全国(湖南、湖北、北京、广东、云南、四川、河北、广西、上海、浙江、江苏、山东)12个省市的200位有10年以上炒股经历的股民做过调查、分析,其投资回报结果如下:

(1)这200个股民在2004年股指最低点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赚了钱;

(2)截止2007年6月25日15:00时,还有31%的人净亏损,61%的人10年平均赢利率仅为0%-6%(不含6%),只有8%的人年平均回报率在6%以上。这16个年平均回报率在6%以上的人,平均回报率为10.1%。但他们在计算年平均回报率的时候完全没有计算自己10年来的工资及投入资金的利息——若算上这两部分,就没有几人赚钱了。

这一调查结果,任何人可以随机再找200个有10年以上炒股经历的股民做调查,基本可以验证。网传29位第1代股神近况调查也再次验证了这个悲惨结局:5人入过狱,3人赔光了,7人逃亡了,8人生活窘迫,1人被禁入,3人转行告别股市,1人胜利了,1人失踪了。中等和好的结局是转行、胜利,只有4人,只占13.8%,其他都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资产的保值增值与财富安全等问题,在我的课堂上,比较各种投资方式的特点、成因和结果,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多年来有大约10多万董事长、总裁和普通投资者听过我的课程和演讲,我一直劝诫普通市民远离股市、积极买房,大家都知道我的主张。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劝了大家十多年,很多人也因此受益了。看看股民们的命运和这十多年房价的上涨状况,我的理论被验证为“无比正确”,这也是我拥有很多“铁粉”的原因。

中国股票投资者的命运已经充分说明:中国的股市与价值投资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与经济形势的基本面、发展预期没有关联。GDP高涨时股市可能是低迷的,这一年来GDP增长率一路下滑,经济衰退严重,股市却高歌猛进,意外亢奋起来。

我今天不是想讲理论或者评价中国的股市性质,我想说的是:最近的这场股灾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经济形势很差,看看连续40个月下滑的PPI数据,看看东北、内蒙古、山西等地经济状况,完全处于危机中,股市有什么理由一路高涨?憋久了就该一路高涨?真是笑话!

大家不觉得这一轮股市上涨的启动不可思议么?不觉得最初的推动力量很神秘么?不觉得证监会去表态股市该涨还是该跌与其身份严重不符么?不觉得在实体经济运行效果不断恶化时引导百姓进入股市,有些不可思议么?

在这轮暴涨暴跌过程中,我们看到,为刺激市场,号称一向反对过分投机和高杠杆化的监管部门,搞出所谓的融资融券业务,允许有关通道发行结构化私募产品。当市场高涨,担心失控时,又多次提出要“去杠杆化”,将自己烧红的火钳扔入冰水中。

在这轮暴涨暴跌过程中,我们看到监管部门一会儿表态“牛市刚刚开始”、“牛市远未结束”,于是新股发行无度,肆无忌惮,所有的公司都想上市,有个概念就想上市圈钱。一会儿它又表态“股市不理性”、“严惩暴涨凶手”。赵本山这一年很沉静,股市监管部门出来忽悠大家了!

在这轮暴涨暴跌过程中,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不断发表社论,一会儿提示风险,一会儿鼓励股民“挺住”。当多军不断溃败后,源于媒体和学者的“阴谋论”又大行其道了——“股市里发现‘恐怖分子’!”“股市里发现‘西方敌对势力’!”“多空对峙,买股救国!”

为什么要建设证券市场?因为要发展经济,借此完成并购、转型、治理、融资等改革目标。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是希望人们过得更富足、有尊严。但如果改革的成本都借助证券市场转嫁给老百姓,变成了对老百姓的洗劫,这个证券市场便成了压榨百姓的机器,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在这轮暴涨暴跌过程中,我们看到监管部门一会儿通知公募基金不许砸盘,一会儿逼着私募大佬进行爱国表态。但岂不知这些做法反而会加剧市场恐慌,让更多机构、小散拼命逃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次高涨原本就不该有,原本就是虚假繁荣!

做空的政治势力究竟有没有?来自哪里?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明知道普通百姓在股市里是不会有回报的,却把他们引导到这里,让嗜血成性的大资本伺机屠戮,不管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

这场人造的牛市必然带了灾难,正在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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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国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国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You in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国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国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国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人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国,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国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权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人出来时,民众会相信他们,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吗?
- See more at: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4%B8%BA%E4%BB%80%E4%B9%88%E4%B8%AD%E5%9B%BD%E4%BA%BA%E4%B8%8D%E9%81%B5%E5%AE%88%E6%B8%B8%E6%88%8F%E8%A7%84%E5%88%99%EF%BC%9F.html#sthash.w50YlAmv.dpuf
来源: 
杨恒均的博客
作者: 
杨恒均


#反腐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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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贝萨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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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o Terman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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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贝萨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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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贵,到底在吃什么?
当你消费人均800元以上的日本菜,实际上是在为你吃不到的部分埋单。

日本料理在餐饮界是个异类。虽然有一些餐厅也看起来富丽堂皇,但总体而言,它不像中国餐饮业里高消费的那些餐厅,除了吃还显摆张扬的聚餐环境和一瓶瓶茅台酒。高级餐厅往往和‌‌“办事‌‌”、‌‌“宴请‌‌”以及‌‌“商人‌‌”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在腐败吃喝被打压之后,多个以公务员为消费对象的餐饮名企都遇到了收入锐减的问题。

但这个时候的高消费日本餐馆,客人的数量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在大众点评网上,上海的日本料理店有2213家,其中人均消费超过800元的店有9家,从选址的类型上便可一分为二,一类是开在外滩这样地段的豪华餐馆,另一类则似乎都以‌‌“不引人注目‌‌”为终极目的:位于东湖路的Sushi Oyama深藏在一个不放任何招牌的小楼二层,永嘉路的奈良本寿司要走到一个酷似居民区的小巷里才能勉强辨认出来,而吴兴路的割烹雄也是一样。这些店铺的内在也毫不起眼,昏暗狭小是常有的事。

目前,割烹雄每天接待20余人,大山寿司每天最多接受40人的预订,为了保证食材供应和服务质量,他们都要限定顾客数量,如果是割烹雄的包房,你需要至少提前一周预订。

要总结这些餐馆昂贵消费的原因,关键词有两个:细致和服务。

几乎所有这些高级日料在中午都不营业,其原因是为了保证食材足够新鲜。因为最新鲜的鱼都需要当天从日本长崎空运至上海,因此它们抵达的时间基本是在每天下午的一两点钟。长崎是日本水产品最主要的市场,距离上海仅800公里,从2005年开始,长崎鱼市一周三次为中国空运海鲜,2012年出口量为100吨。如果是北京的日料店,大多数鱼也需要从上海转运。这意味着一家店声称是日本当天空运的鱼生,那么中午提供的可能是隔夜剩下的食材。因此有经验的食客会告诉你:不要在中午去吃鱼生。

决定高昂价格的主要是被刻意挑选之后的食材。这不仅仅关乎食材的新鲜程度,还得讲究鱼身上的不同部位。关于这一点,绝大多数日料店都已经做过普及,比如金枪鱼最好的部分是背部和腹部的肉,而腹部叫做Toro的那个部分,又分为‌‌“大脂(0-toro)‌‌”,代表脂肪最多、但是里面还是有筋络的部分;‌‌“中脂(Chu-toro)‌‌”没有那么多筋,但口感又不如多脂的部位那么好,因此,最好的日料店会选取介于‌‌“大脂‌‌”和‌‌“中脂‌‌”之间的部位做寿司,至于背部的肉,因为偏红,更适合做刺身。金枪鱼的种类必须是顶级的蓝鳍金枪鱼,综合下来,一条100公斤的鱼最终可以被选取的部位大约是十几斤。食材的成本大约会占这些日料店总成本的40%,而整体的利润率大约维持在10%至15%之间。

一个声称了解日本料理精髓的人总是会对这样的知识津津乐道:金枪鱼是不是蓝鳍,寿司使用的大米是不是来自北海道,芥末是不是以新鲜的山葵根部缓缓研磨制成,海苔有没有在炭火上两面翻烤……甚至还有人讨论水。正如任何一种美食都有人争论做法是否正宗一样,品尝日本料理的人总希望自己可以购买最正宗的料理服务。事实上,关于用米用鱼并没有刻板的讲究,为了保证寿司饭的黏性,用新米和陈米混杂煮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诸如北京Nobu这样的餐馆也想试验本地食材,只要符合质量标准,并没有产地讲究。

日本料理或许有种种复杂的奥义,但让它举世闻名的寿司却是一种再简洁不过的食物:鱼片外加米饭,最多再刷上一层酱汁。最普通、也是最正统的江户前寿司是来自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握寿司。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如何保存鱼肉是门很难的技术,人们用醋、盐腌制,用海带包裹,放在米饭里让米饭自然发酵产生的乳酸延缓鱼肉变质,后来人们发现米饭加醋能加快发酵,用手挤压寿司也能减少发酵的时间,就形成了现代手握寿司的做法。

把这样一种食物做好,成为从事日本料理的厨师最大的考验。而如果仅仅向消费者提供这一种食物,则代表了一种自信。人人对美食的定义各有不同,不同厨师即便处理相同的鱼肉和米饭,做出来的寿司也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你在购买一份高质量寿司的时候,你也在购买制作寿司的人为了训练这门手艺花出的所有时间。

奈良本健史将在东京银座经营了30年的寿司店搬到上海,取名奈良本寿司。‌‌“切鱼的时候就要考虑尺寸,太厚的话鱼肉会有残留,太少的话又变成吃饭团了。每种鱼的形状都不一样,必须根据食材来调整不同的切法厚度。‌‌”奈良本健史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展示了一本自己累积了30年的做寿司的纪录,每一样食材,买来的分量,实际使用的分量,可以做多少个寿司,都有精确的纪录。根据成本核算,确定每一份寿司鱼肉和饭团的比例,假设需要鱼肉15克的话,一刀切下来就是15克。

无论是米还是醋汁,都有一些说法。煮饭人人都会,但要能煮出适合制作寿司的米饭,每位寿司师傅也有自己的独门秘籍。Sushi Oyama的米饭来自日本北海道,将陈米和新米混在一起煮,醋饭的制作使用的是昆布出汁,让蒸好的米饭有昆布的鲜味,好的醋饭,不能沾手,也不能过硬,醋饭颗粒要做到松而不散,恰恰能黏住刺身,闻起来有淡酸味,吃起来有淡甜味,并且绝对要保持纯白,这都取决于调料的配比和水米的平衡。

打开鱼身加工也是最考验功力的地方。鱿鱼寿司是奈良本店里的招牌,身兼料理长的奈良本健史在鱿鱼表面的中间部位用刀尖划出一道道细纹,每道细纹之间间隔很小,目测大概一毫米,每道细纹的长度深浅都几乎一致。还有一些鱼类,需要腌渍才能激发出美味,师傅依靠的是长期的经验把握盐醋的比例和酱汁的选择,在剖开鱼后迅速对肉质进行判断,以此决定腌渍的时间。

一位寿司师傅能够独当一面至少要花费10年学习的时间。奈良本健史从15岁就开始学徒,前三年都只是在做杂活,即便和料理有关,最开始做的事情也只是拿到做竹叶刻花。这些都过关之后,师父才让他从刮鱼鳞开始一点点接触鱼。

大量的接触是一个人了解寿司最主要也是最可靠的途径。就好像从业超过30年的寿司师傅Kobayashi Tomohiko说的那样,‌‌“寿司的好坏来自于制作者的经验。为了做出好的寿司,你必须不断试吃,你得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然后从身体上和心灵上都能领会这一点。‌‌”

Kobayashi Tomohiko是全球最知名的日本餐厅Nobu的寿司长,很多人曾经在这家餐厅学艺后开设自己的餐馆,但即便能做出一样的菜式,口味也不完全相同。‌‌“无论是米还是鱼,我们用手摸就能感觉到它的质量。‌‌”Kobayashi Tomohiko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到这一步为止,你吃的还是‌‌“正宗‌‌”,而经营Sushi Oyama的大山武雄会告诉你,高级寿司和普通寿司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正宗与否,更重要的是根据顾客口味喜好,为不同的人做不一样的寿司。

2009年,大山武雄在上海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寿司店Sushi Oyama,之前他已经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的五星级酒店和日本料理店做了12年寿司。在他的店里,寿司吧台只有8个座位,包房也只有6间。

大山武雄会鼓励你坐吧台。每天晚上,他总对坐吧台的顾客提出这些问题:‌‌“你从哪里来?‌‌”‌‌“喜欢什么寿司?‌‌”‌‌“最爱吃什么鱼?‌‌”‌‌“喜欢怎样的口味?‌‌”吧台不设菜单,如此边问边做,可以随时调整寿司的种类和细节。多年的观察让他把握了一些市场规律,比如香港台湾人喜欢吃大脂,中国女孩喜欢吃中脂,美国人喜欢吃赤身(红色的鱼肉),法国人则喜欢吃三文鱼。

他建议顾客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着吃寿司,因为寿司作为唯一一种直接用手做的料理,也只有用手吃才能更好还原其温度、形状。一般他会这么跟客人说:‌‌“我把心放入寿司,用手做成的寿司,你用筷子一夹就碎了!试着把寿司拿在手里,就像我们手牵手一样。‌‌”

而割烹雄年轻的主厨寺田洋平把这种定制变成了十道菜品。割烹雄其实是Sushi Oyama的一家分店,只不过做新式日本料理,这和寺田洋平在Nobu东京店的工作经历有关—他学到最多的就是不强行向客人推销所谓传统做法,而是‌‌“做出适合客人的菜单‌‌”。

十道菜每月一换,寺田总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耐心地介绍每道菜的讲究和作用。在他的考虑中,顾客每吃一道菜,都会有不同的心情起伏,整套菜尝下来,就像体验一首完整的协奏曲:前菜,是要一上来就让客人感觉不错的好开头;烤物,在外形和摆盘上花心思,客人心情持续上升;刺身,作为期待中的传统料理,自然是高潮;然后是一盘新式做法的菜,作为和传统料理的对比;天妇罗,现炸现吃,让心情保保温;接着是一道爽口小菜,虽然很不起眼,但作为油腻料理后的降温,是有必要存在的,就像寿司中的甜姜片一样,为重新起步做准备;上小锅,再一次的惊喜;铁板主食,最后的高潮;现做手卷寿司,根据客人需求量现做;最终以自制甜品收尾。

‌‌“这里面很多菜,都是根据中国顾客的口味进行改良的。‌‌”寺田举了个青花鱼味噌煮的例子,作为传统的日本菜,本来应该把鱼皮炖得很烂,但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于是他把鱼皮烤脆一些再放入汤中,原本又甜又咸的汤底,还加入自制XO酱进行调和,广受客人好评。而这些如果以传统料理的标准来看,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但是时代变了,人们的口味变了,所谓的传统也要跟着时代变化。‌‌”寺田和大山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点。而一月一变,不仅是给料理师傅一个适应过程,稳定练好一种菜式,也是吸引客人下个月光顾的营销方式。

‌‌“割烹雄每月固定菜单的模式,可以控制成本,对食材的用量计算比较准确。‌‌”逸品鱼生的副总经理杨浩铭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逸品鱼生是一家主要做刺身的日本料理餐厅,主厨来自香港喜来登。

一般情况下,这样细致的服务在餐厅规模化运营的时候就成了奢望。它要求的不仅仅是一种个性化服务,而是情感的维系和交流,在日文的说法里,也叫做‌‌“绊‌‌”。在总结全球各地的Nobu餐厅为何都会受到欢迎的时候,Kobayashi Tomohiko没有把原因归结到创始人松久信幸引以为豪的创新日料上(松久信幸早年在南美工作,把南美的原料融进日本料理,传统日料中芥末辛辣,松久信幸便将南美小辣椒与之结合,改变日本料理的清淡),而是简单地说:‌‌“我们让客人快乐。‌‌”

或许你觉得难以置信,快乐还包括最后刷在寿司上的那层酱汁。一般来说,寿司在完成之后需要食客自己在酱油碟子里蘸取调料,但Nobu直接在鱼肉上面完成了这个步骤,调料也不再是酱油,而是特制的酱料。

你很容易通过日本料理感觉到经营者对客人表现出来的尊重和谦卑。在割烹雄的店里,进门就可以看见一个红色的面具,那是一个日本传统的叫‌‌“天狗‌‌”的人物,以长鼻子代表骄傲的性格,但是割烹雄的这个面具却拥有很短的鼻子,寺田介绍说这代表了他们永远不会骄傲,以顾客为第一。店内穿着和服的服务生,一直服务客人到把他们送出门外。

根据大山武雄的说法,来的客人很多不懂日料,他们注重的是这种体验,虽然也注重质量和服务,但更在乎这种就餐体验与身份和购买力相匹配。另外,来的客人女孩居多,如果是日本、新加坡和欧洲的客人,会比较喜欢坐吧台,大多数中国客人都更倾向于包房。

中国顾客喜欢热闹,因此希望环境明亮的包房,但因为很多人希望谈事情,又必须做到安静。大山尽管不解,但还是把包房的灯光调亮,装寿司的盘子用彩色俏丽的,更能衬托出食物的色泽;日本或欧洲顾客,就用简单轻薄、带有中国风的盘子,更受他们欢迎。为了让客人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寿司,每个包房会有一个寿司师傅现做寿司,随身还携带一本介绍日式料理的图文小册子,向顾客展示不同食材的来源。‌‌“如果不给客人普及这些信息,他只是几口就下肚了,最后买单说一千块,这样客人是无法接受的。‌‌”大山武雄说。

Kobayashi Tomohiko在全球各地的Nobu分店工作过,在他看来,全球消费者对待寿司都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有时候中国食客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桌子。在北京的Nobu,你明明为他们定好了位置,但他们会左右环顾,总是在找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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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Sushi Oyama使用的调味料,其中削尖的是新鲜山葵,用来制作芥末
来源: 
第一财经周刊
作者: 
姚芳沁


#美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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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相似

深刻 | 人民为什么支持了希特勒?

2015-05-25 景凯旋

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德国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这反思却与民族性无关,而是因为有了公民政治意识。在战后一段时间,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其实充满谬误,尤其在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上。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小人物,他们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

正是由于这一点,二战刚结束,美国记者迈耶就重返德国,在十年居住期间,他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其答案正如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书名: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一战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希特勒上台前,这十位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在他们的回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纳粹靠着使德国强大和富裕的承诺赢得选举,上台后即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仅仅三年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并且实现了共同富裕,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

纳粹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却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

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支持纳粹。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就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

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划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解放意识。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哪怕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很不公平,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一位银行职员则认为,应当让犹太人的经济下降到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他们渴望社会公平,但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

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

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犹太人佩带耻辱的袖章,却视为理所当然。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此事他们也都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穆勒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也没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言:“先生,你们的‘人民’是一只巨兽。”

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多数普通人只有二选一的简单思路,一位收账员曾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的希特勒的名言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给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解释: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不懂得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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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贝萨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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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2015-05-31 精英的文史哲 山东兄弟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我国的灯谜,大多也是靠着偷换概念来实现。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情况,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二、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与非集合概念相对的,反映由同类分子有机构成的集合体的概念。如:“中国共产党”、“森林”。在某一思维对象领域,思维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结合构成的集合体,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对象组成的类。对象集合体与对象类的根本区别是: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不必然具有;对象类具有的性质,组成类的个别对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分别是对思维对象集合体、对象类的反映。集合体的根本特征,决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如中国共产党是由千万个中共党员构成的集体,概念“中国共产党”只反映党的整体,不能说个别党员是中国共产党。

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三、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五、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像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来源:《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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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会思维吗?

黎鸣

就像是孩子发现了“皇帝的新衣”,突然间,我发现了中国(文)人的“旧衣”。这件“旧衣”,就是“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痛苦的结论。

我们中国今后(包括今天),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教育,是道德,是生存,是温饱,是发展,是公平,是民主,是自由……,是所有这一切?

我的回答,我认为更根本、更深入、更普遍,也更一针见血,是中国人的大脑不会思维,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大脑不会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上述的所有一切问题。

看过当前大量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的比较资料以及中国本身的调查资料之后,我不能不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我的年轻的同胞们直告我的忧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可是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的文明指数却倒退了。我们中国人反倒更迷信了,更盲目了,更丧失了主体的自信、更相信命运了。



看过我的书的朋友知道我的观点,因为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叫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用一本书来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绝对不是仅仅发发感慨,表表情绪,而是经过了全方位理性分析之后的痛苦之声,因为这个观点与我的希望实在太背道而驰了。令我更恐慌的是,统计资料还告诉我,如果仅按目前的态势而不作任何实质的改进,中国人今后只会更愚蠢,更难以自拔。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能是:中国(文)人不会思维,或者说中国人的平均思维能力普遍低于西方人,乃至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低于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台湾人,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同胞的华人。中国(文)人不仅不会思维,而且还反思维,倒退思维,这种趋势更突现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体的传播之中。

究其原因,最深的根依然在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无视思维能力和思维工具提高的问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连中国最有文化的人——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等等天天在思考、在写作的人们,也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思维。他们知道吗?我深表怀疑。

古人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非常正确。可是古人却不明白,人的大脑也是器,而且是更重要的器,而大脑思维的理论则更是器中之大器。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根本差别:“19世纪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他指的其实就是思维的理论工具(器),一切工具中的最伟大的工具,器中之大器。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缺乏一切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没有器中之大器,而且连大脑思维这个器本身,在中国的历史中,也遭到了最严重的无视甚至最恶意的扭曲。正是因此,而造成了在漫长的历史中,直至今天,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严重的历史性的愚蠢的后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这三类思维类型再解释得更详尽一些。

思辨型思维是从最基本的可作为公理的原理出发,严格按照逻辑原理、程序进行概念的定义、判断、推理,更进行一丝不苟的因果分析、类比归纳和直观综合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者基本上是一群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怀疑型思维是只承认实践经验为真实,并因而直接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真理的思维。这种思维者主张怀疑一切,惟一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与经验,他们质疑一切既存的理论、观念,尤其质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穷究人世间的真实的善。

独断型思维是崇尚感性直观的顿悟和灵感的思维。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维和怀疑型思维同在的基础上思维的话,这种独断型思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验直观综合的富有发现、发明和创造性的思维,但如果缺乏思辩性和怀疑型思维的参与,而仅仅孤立的独断型思维的话,则只能是简单的黑白型思维,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是标准的党同伐异的武断型思维,乃至非理性的无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紧步“大人”、“圣人”之后的无主体型思维,实际上是无思维;到了近现代,又加上紧步“洋人”之后的无主体思维,同样是无思维。

实际上,上述的三种思维类型,也应是融合于一切人思维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应是一切人的全思维过程。人类只有在全思维的过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实效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成就。西方人类近代在全思维领域首先做出了“发明”,乃至“发明”的“发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显比东方人,比我们中国人聪明。这是明白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必要学做“鸵鸟”而羞于承认。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属于独断论型。或许,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维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维中不仅有思辨,还有怀疑,但孔子的思维,基本上只有独断。

上述的三个人,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三个可称得上是全人类级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本体论思想家,他的“道”将可以在今后的世纪中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和希腊人的“逻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的“大道”。关于这一点,我曾发表过一个“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维领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东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来改造老子,同样也借老子来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东方发起一场人类全新的思维革命、逻辑革命,这是后话。孔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目的论思想家,他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伟大观念为全人类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远为之导航的灯塔。墨子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但实际上,他的经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比亚里斯多德还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国人自己把他几乎永远地遗忘了。


上述的三个人,其实很早就共同地为中国人创造了人类全思维过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庄子,后来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涝了;墨子索性被中国人几乎彻底遗忘了,所以没了;孔子空了,是因为他的思想被历代极权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华丽的遮羞布。秦汉之后,中国人便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允许思维,从而也越来越变得不会思维的极其可悲的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了。

汉武帝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汉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三纲五常”的伪神学,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进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兴天理,灭人欲”的伪哲学,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终究只是毫无思辨、毫无怀疑的独断论型。秦汉之后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独断论者。一直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均可悲地成为完全的独断论型,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怀疑天命、大人、圣人。从此,中国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会博闻强记、食古不化、鹦鹉学舌,根本不知真思维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连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灵直观的起码的自我主体人格也丧失殆尽。这基本上就是近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状态。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除了术,不可能有学(除中医学之外),除了术的发明,如所谓的四大发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学”的发现和创造。一句话,中国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只会独断,不会思辨、不会怀疑的不会全思维的民族,这种劣根性更是特别表现在中国文人的卑鄙和无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码的主体人格,永远只服从天命、大人、圣人的威,无能是指其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全思维的能力。除了独断,还是独断,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有怀疑一切的勇气。

与中国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确定性、判断的规定性和推论的合理性的基础,具有了为学术而学术、穷究事理的思维类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仅继承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辨,而且也继承了希伯来人的圣经的纯应然的直觉顿悟的独断论思维,更自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了笛卡尔、休谟、康德这样怀疑一切的切入问题深层的逻辑思想大家,从而全面地建构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聪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遗憾的是,即令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维方法教育,也即哲学教育中也产生了不应有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国人,特别中国文人不会思维的传统痼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只教辩证逻辑,而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然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思维是更根本的形式逻辑,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不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辩证逻辑思维。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干,是基础,后者是枝叶,是花朵。丧失了主干,枝叶、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样,没有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基础,辩证逻辑便完全变成了诡辩逻辑、骗人逻辑、说谎逻辑。长期以来,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殊不知,丧失了“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起点、深度、高度,何来联系、运动、全面的思维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独一无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独断论思维的传统需要。到头来,中国文人的思维依然是惟一的独断论思维。不说远,就拿今天中国文人们的作品来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的独断论产品。靠这样的文人和这样的作品,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怎么去从事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的伟大的工作呢?须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借助于全方位全过程的全面的思维才是可能的,仅仅靠独断的吹牛、说大话、讲梦话、喊口号、情绪大爆发等等,是不可能会有任何作为的。

我对中国文人的这种只会独断论思维的批评由来已久,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对中国文人的批评,也显然是符合事实的。远的不说,就拿目前中国的“思想界”来说吧,我认为,基本上分两大类四大派。两大类是指接近官方类和接近民间类。每一类又分色彩浓淡的两派。完全属于官方的文人还暂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我认为他们显然只会独断思维,包括完全官方的媒体,这是喉舌,将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类的浓派,我认为是新左派,反映这一派思想的媒体远比其他派多,当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这一派文学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另一些杂家。这派出名的刊物有《读书》、《天涯》等,他们崇尚的主要理论,是从西方舶来的“后现代主义”,或许再加上一点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色彩。汪晖是这一派中理论色彩最浓的人物,因为他有厚厚的思想专著,他也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然而我认为,此君有点食洋不化,在中国歪用洋理论,除了会玩用一些舶来的理论词汇之外,实际上不过是个“山间竹笋”和“墙头芦苇”式的浮滑的文学人物而已。汪晖先生虽有博士头衔,还被人们目为著名的“思想家”,其实,他的思维方式惟一只有独断论,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思辨和怀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这两种思维的痕迹。且不论这一派人的某些观点何其错误,例如诋毁民主、自由,歌颂旧政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侠文化等等,只其思维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大可质疑,读者慎记。

接近官方类的淡派是现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谓“南蒋(庆)北陈(明),又有原属自由主义者的盛洪、秋风、王怡等人出来助阵。秋风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刊物是《原道》(陈明为其主编)。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主张是,开展读儒经的运动,以“复兴中华文明”,而南蒋北陈,也被人们称(或他们自称)为“大儒”。恕我直言,这是两位食古不化的人物。虽然我也赞美孔子的“目的论”思想,然而,我却诅咒汉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伟大的思想为极权专制者织造华丽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径。在我的批判中,汉儒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神学家,宋明儒则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哲学家,而从根本的思维的意义上看,他们没有丝毫创新,依旧是孤零零的独断思维。在他们的著述中,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气、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获得准确性定义的混沌观念,因此,根本无从思辨,即无从准确判断,无从准确推理,更由于“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传统,同样也无从怀疑,也不敢怀疑。而且,他们的独断论比之孔子的独断论,还更缺乏主体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汉儒和宋明儒,则完全变成了极权专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对今天的青少年适当阅读一点孔子原著中的少数维护仁爱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坚决反对在青少年中恢复对历史上鸩毒中国人主体人格的传统“儒经”的诵读,更反对使之成为“运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青少年的大脑重又推进历史上的蒙昧黑暗的死泥潭。这是犯罪,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说汉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维类型也只是单一的独断论型。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难道要我们的子孙永远只成为读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维为何物的可怜虫么?我敢说蒋庆、陈明两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们同样缺乏人类全思维的能力,不懂思辨、怀疑为何物。蒋庆、陈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欢迎在中央电视台或互联网上面对面展开辩论,让全国的青年朋友参与评判。蒋庆先生自称“大儒”,有人称其“欺世盗名”(见《书屋》杂志,2005年第七期),我认为一语中的。

秋风先生,我很遗憾,这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青年,却思维混乱。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便成了以哈耶克为偶像的信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有偶像崇拜,这本身即是观念糊涂;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要开展信奉儒家的“读经”运动,思维就更混乱了。

其实,哈耶克并不值得中国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错误和正确一样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他对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结论是相当有害的。人们对他的“伟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独断的误解。当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的人们把他视为歌颂自由的圣徒之时,其实他心里真正骂的并不是东方的专制主义,而是凯恩斯和罗斯福;而当他把自由从精神、文化的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之时,实际上,他是在把人类的未来愈来愈推向无穷无尽的灾难,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劣的态势,即与此理论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哈耶克的理论用来作为东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向导之时,人们会发现,事实却是背道而驰。他要求人们在“自发”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构”,他要求人们维护“传统”,而不要去反对传统。秋风先生的从自由主义滑向维护传统的“读经”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这叫什么?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东方,人们可以在“自发”的传统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到来么?这不是梦呓是什么?秋风先生的思维完全被中国传统的“独断”套牢了,连起码的一点思辨精神和怀疑精神都没有。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为秋风先生惋惜。

接近民间类的浓派,为势所迫,后来都几乎成了公开的反体制派。他们热情地疾呼民间疾苦,抨击时弊,言词直接诉诸政治,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由于现实的原因,这派人士显然缺乏自己的媒体阵地,甚至连自己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国外的互联网上,偶尔也见于国内的互联网上。这派人士的思维独断论的色彩固然仍旧深厚,倒也常见怀疑论型,但却难见思辨论型。也难怪,这派人士是斗士,甚至是烈士,惟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辨之士。此外,这派人士的观点,或许因为立场和独断思维的惯性,易于过度袒护美国当局的政见而显得偏颇。

接近民间类的淡派即通常人们称谓的自由主义者。这派人士最杂,也最良莠不齐。既有真正的学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学术骗子:或靠拉帮结派而显示学力,或靠吃一个“洋人”而成“大家”,或靠当“主编”便成了学术权威,等等。虽然这种情况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中,则更带欺骗性,也更误导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义素养的人士中,的确显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维的能力,也有怀疑的道义勇气,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的人们仍旧只有独断论思维。这没有办法,两千多年独断思维的传统,加上近现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独断论哲学的教育,以及媒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独断论文献的宏涛巨浪,能不被独断论的洪水裹挟而去,甚至完全吞没,也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中国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如何呢?现在网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败的文章,腐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条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不会思维,乃至根本无思维,只由感性的情感、欲望引领着胡作非为。

我的结论:除纯粹的自然科学界还可能有一点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之外,其余各界,都几乎处于独断论思维的意见的王国。无论是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大学里的博士、硕士、大学生,总之,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人,都被独断的意见笼罩着,不会怀疑提问题,更不会思辨求真理。在中国,根本就极少有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为美而美,总之,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的思辨论者;也根本找不到怀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实践经验为准绳的真正的怀疑论者。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基本训练的人们,装着满脑袋的辩证法,只会变成最讲眼前功利、目光短浅的诡辩论者,以及毫无主体信念的机会主义者。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是纯粹的独断论者,想不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人依然只是改头换面的独断论者。过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伟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伟大的文明精神,几乎完整的全思维成分的萌芽丧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独断,而且还是丧失了主体性思维的独断。现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没有学来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怀疑精神,却偏偏学来打着唯物辩证法招牌的新独断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水平,不仅没有在传统的独断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还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枷锁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锁,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广大的青少年中,还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为“食今不化”?即面对现实,一切均以回归本能,即回归原欲和原恶,回归本能的物欲、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欲、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懒惰、本能的嫉妒,处于几乎完全无思维的状态。今天的年轻人,所关心、所倾心、所迷恋的,都只有“欲”,而没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独断的思,而毫无思辨和怀疑的思。只有浮躁愤怒的意见,而没有静观求实的问题,更没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广大的青少年中,他们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躁动之星(如木子美、芙蓉姐姐等),这里依然反映了中国人的无主体、无自我思问的传统。中国人永远都只是从权、从钱、从众、从潮。诚如鲁迅先生文中曾描述过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后蹲下来死死盯着它瞧,立即会引来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一起跟着瞧。至于瞧什么?为什么瞧?不知道,也不问。结果,路被堵死了。事后,人们最多也不过哈哈一笑。中国人就这么活得无聊。今天的木子美、芙蓉姐姐,与此有多大不同呢?

无论学者、文人们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是广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于不会思维。常言道,“三思而后行”,可惜,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么意思,却被秦汉以来顽固的传统导向了只有惟一的独断的思。正是这惟一独断的思,使得中国永远都只知道独断出意见,而不知道怀疑出问题,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国成了意见之国,并且最后永远都只剩下代表专制权力的“圣王”的意见。所谓汉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宋明儒的“兴天理,灭人欲”等等,他们的宗旨,也都在最后只能剩下“圣王”的意见,也即圣王的意气之见。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不知问题如何出,永远都只有意气、意见,而且最后绝对都只服从“圣王”的意气之见。这正是西方哲人对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永远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惟一的自由人,即圣王,也就是皇帝及其专制。这既是中国人惟一只有独断思维的根源,也是中国一切历史的最后可悲的愚昧无思的结果。惟一的独断思维是永远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的禁锢的“套”,中国人就是永远的套中人。中国人要在新的世纪“崛起”,必须首先解除这个套。这个套也即我在前面所发现的中国(文)人身上永远的“旧衣”。新的时代将要求每一个中国(文)人自己给自己解套,从此脱下那件禁锢你的“旧衣”:冲决惟一的独断,增加思辨和怀疑,让自己的大脑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可以称之为人的人。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须在上述三种思维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停滞,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独断论思维的方法之中,而且这种方法还远不如最早的圣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样具有主体性的能动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显不变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圣人、(以及后来的)某某洋人说:……;

二,现象的描述,证明大人、圣人、洋人之说;

三,再述某某大人、某某圣人、某某洋人的解决困难之方;

四,深感大人、圣人、洋人的高明、伟大,于是,诚表心悦臣服。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变化,但要素是不敢变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证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国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质疑,去自己思辨、怀疑、独断,并最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立即给自己解套,真正从此解放自己,壮大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会思维的人。

思辨力不足对个体的影响:①影响交流:对别人的观点常常做出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在同辈、上下级之间会产生误会,影响生活和工作;不能在对别人个性的认识上,准确的了解和评价别人;影响表达,在表达观点时,往往缺乏逻辑性、条理性、不能清除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分析问题不合逻辑,让别人难以理解。②影响决策:错误决策影响人的一生。

思辨力不足对群体的影响:国民的思维决定了国民的性格,中国人的许多劣根性就是因为思辨力不足造成的,它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科技发达,现在却很失败,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了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莱布尼兹在《中国近事》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清政府老打败仗,不是因为装备太差,是自己的脑子不行,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武器装备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战略战术用的好,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为什么还是有不少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恐怕不单单是时间和思维能解决的),中国的许多法规政策逻辑不严密,表达不清晰,漏洞百出,用语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现在的中国,除了资源危机,人口危机,道德危机,传统文化危机,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思维危机。(有些是思维问题,有些可能是背后的利益驱使)。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我们在教育上做功夫。

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不善思辨是因为受到儒家思维的不良影响。中国教育厚古薄今。明恩溥说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的探索精神,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德里达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顿悟式的天才想法很多,但是缺乏深入和论证),中国思维的这种特点是中国统治者们最愿意看到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有太大的变化)。

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

中国人的“四化”思维:表面化:容易产生错误认识,它会使人爱慕虚荣,死要面子(我们的讲面子是很厉害的,上至政府机构,下至平民个人,做了很多不明智又浪费的事情,还导致心情不好,人际关系出问题)。使人只注意把自己表面打扮漂亮,不注重内心的修养,以貌取人等等。迎宾小姐风气之盛让老外觉得是种浪费。片面化:就像盲人摸祥的故事,看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只看到一面,认识不到事物的多面性和多边性,片面的就下结论。这样也会导致极端化,看问题偏激,形成二元化的思维。有人反对茅于轼质疑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的说法并说“不保护耕地,耕地就会被占用,被浪费,没有了耕地,中国人吃饭怎么办?”我想问的是:不设红线难道耕地一下子就没啦?(而后甚至有人还大骂,这就是后面说的情绪化)。简单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强,轻率地下结论。(想当然地就发表意见,我个人认为是大家说话、做决定之前缺乏严密地思考、推理和这种意识)。简单化的推理常常是预先立场、先入为主造成的。情绪化:就是缺乏理性,带着情绪看问题。容易冲动,偏激,盲目,敏感,易怒,变化无常、、、林语堂说中国人的思维女性化,情绪化就是女性化的一个表现。相比西方人,中国男人的思维也偏向女人,缺乏理性,过于敏感,认识世界常依赖直觉(恩恩),西方人和中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一步小心就会弄伤了中国人脆弱的自尊心。(欧美的父亲在他们儿子的小时候就有意识的锻炼这些男孩的勇气,坚持,独立,和理性分析,这是我们中国父亲可以学习的。)敏感往往来源与自卑,有些被认为是辱华的电影可能并不是。“四化思维”的典型应该就是愤青了,他们一般有这几个方面:思维的情绪化和非理性;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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